中国为何能做到减贫贡献全球第一？

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7.7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2013-201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8000多万人。

经过70年的接续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脱贫攻坚，我国形成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实现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惠及人口最多的减贫进程。

“致富不致富，关键看干部。”当年，习近平同志三进下党，九到寿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目前在岗的第一书记20.6万人、驻村干部70万人，加上197.4万乡镇扶贫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打通了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

再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得到历史性解决。这将是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必将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

“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1988年，习近平同志来到福建宁德任地委书记。数年脱贫实践探索后，习近平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提出了“弱鸟先飞”“因地制宜”“扶贫先扶志”等极富创见的扶贫思想。

经过30年不懈奋斗，昔日“老、少、边、岛、贫”的宁德地区实现“先飞”：2018年农民人均年收入从30年前的不足160元增加到16147元，提高了百倍！这是中国脱贫样本中的一个典型。

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7.7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2013-201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8000多万人，每年减贫人数都保持在1200万以上，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1.7%。832个贫困县，已脱贫摘帽436个。

“中国减贫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对全球减贫贡献超过70%，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联合国驻华协调员罗世礼评价。

一个在1949年“一穷二白”、连“温饱都成问题”的国家，何以实现减贫贡献全球第一？

举国体制造蓝图

——不可替代的制度优势

“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是我们的最大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声，言犹在耳。

1996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开启壮丽征程，福建与宁夏结成帮扶对子。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来到“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提议将不宜生存地方的贫困群众“吊庄”搬迁，建设新家园“闽宁村”。

23年弹指一挥间。闽宁村从无到有，从贫到富，逐渐发展成为常住人口达６.6万人的闽宁镇。成片的葡萄园、红树莓园、光伏大棚……昔日的“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闽宁模式”这把金钥匙，打开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之门，更打开了扶贫工作的新思路：闽宁协作、苏黔情深、粤桂“来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到，充分彰显了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为做好扶贫这件大事，中国还集中了哪些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先后选派挂职干部和驻村第一书记1727名，投入和引进帮扶资金713.7亿元……

自2015年“万企帮万村”活动开展以来，已有5.54万个民营企业参与帮扶，帮扶贫困人口数达755.98万人……

财政部数据表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财政建立“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支持贫困地区农业、乡镇企业、基础设施等事业的发展；2001年至2010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财政扶贫资金1440多亿元，年均增长9.4%；2019年中央财政补助地方专项扶贫资金1260.95亿元已全部下达，比2018年增长18.85%，连续四年保持每年200亿元增量。

“好钢还需用在刀刃上。”优化配置全国资源干好扶贫这件大事，更离不开从中央到地方严密的制度性安排：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体制机制，中西部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层层立下军令状，级级传导压力，建立各负其责，合力攻坚的责任体系。形成“五级书记抓脱贫、全党动员促攻坚”的局面，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中国共产党，瓦吉瓦（好极了）！习近平总书记，卡莎莎（谢谢）！”四川大凉山70岁的彝族老人吉木子洛住上了新房子。这句彝语表达了她和村民对党和国家发自内心的感激。

中国扶贫为什么行？“我们有一个举国体制，这是任何国家都学不来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郭晓鸣如是说。

全国各地齐落针

——因地制宜的地方实践

“推进扶贫开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首先要有一个好思路、好路子。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理清思路、完善规划、找准突破口。”习近平总书记一语道明了精准扶贫的落子方向。

“脱贫，关键是要有产业。有了产业就有就业，有了就业就有增收。”河北省滦平县于营村第一书记、人民日报社评论部编辑吕晓勋认为，产业是习近平总书记口中因地制宜的突破口之一。

滦平县是人民日报社的对口帮扶县。吕晓勋挂职的于营村，辖区内85%以上为山坡地，资源匮乏，交通闭塞。在这座有900余人的村庄，建档立卡贫困户将近1/3，村民长期以来“靠天吃饭”。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于营村虽山多坡陡，但光照充足。2017年，由人民日报社穿针引线，一个60兆瓦的林光互补光伏扶贫发电项目在这里落地。目前全村累计已有200多人次在光伏项目务工，人均每天可收入150到200元。

2019年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在人民日报社新媒体大厦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媒体平台调研时，与身在于营村的吕晓勋进行了连线交流。“扑下身子、沉下心来”，总书记的嘱咐被吕晓勋视为因村制宜的基本功。

驻村一年多来，吕晓勋挨家挨户走访，绘制了“于营村引导图”，制作了各户信息表，摸清了每一户村民的情况和想法。如今，他代步用的电动车行程已超2000公里，相当于从北京到滦平六个来回。

落实发展光伏产业之外，吕晓勋详细研究了村里的地形、土壤等条件，组织村民种植了秋葵，发展了小果园、小花园、小药园等“小产业”，实现了 “种出好产品，卖出好价钱”。目前于营村仅剩1户2人未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的36.11%降至0.22%。

于营村村民和收购秋葵的超市工作人员。霍腾达摄

在大凉山扶贫的张凌也一心盘算着如何因地制宜帮村民增收。

大凉山是全国深度贫困地区，地处大凉山腹地的昭觉县三河村，是典型的彝族聚居贫困村。

今年是张凌任三河村驻村第一书记的第五年。他和其他村干部摸索出一套“短期+中期+长期”的特色产业模式：种植马铃薯、花椒、核桃，养殖西门塔尔牛、乌金猪、蜜蜂，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以花椒种植为例，贫困户户均种植达3亩以上，预计3年后见效益，每户年均增收15000元以上。

三河村的一处养蜂基地。黄钰摄

此外，为改善村民居住条件，三河村根据村情实际、群众意愿，于2018年将全村151户贫困户纳入易地搬迁项目。今年2月，距习近平总书记慰问三河村群众整一年，29户村民从低矮的夯土房搬进了明亮的新房。有活干有钱赚，村民吉好也求感觉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三河村的一处易地扶贫安置点。赵艳红摄

“病有标本”，“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者，是谓妄行”。只有开对药方，才能拔掉穷根。贵州大数据扶贫，青海拉面扶贫……因地制宜的扶贫智慧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在全国各地传承实践，恰是脱贫攻坚战役“怎么扶”的精彩注解。

“在因地制宜方面，中国可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减贫）的模范。”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驻华代表戴文德评价。

社会力量添颜色

——汇聚一处的各方能量

“人心齐，泰山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脱贫致富不仅仅是贫困地区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

夏末秋初，贵州丹寨，上千亩经过精心打理的扶贫茶园在阳光下焕发勃勃生机。陈敏、张晓龙、马布里……茶园小径两旁伫立的名牌，格外引人注目：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贵州省慈善总会会长，《甄嬛传》里太医温实初的扮演者，国际篮球明星……他们来自全球各地，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丹寨万达小镇轮值镇长，为同一个目标汇聚——扶贫。

丹寨扶贫茶园。赵艳红摄

这还要从一次牵手说起。2014年万达集团与丹寨县政府签订包县扶贫协议，先后捐资21亿元，通过长、中、短期结合的方式对丹寨全面帮扶，其中3亿元建设职业技术学院、13亿元建设丹寨万达小镇、5亿元设立产业扶贫基金。

自2017年7月3日开业，仅用半年，丹寨万达小镇就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除大量投入资金，万达还引进了市场化的管理制度和服务理念。每晚10点左右，管理人员都会到小镇的商铺记录日常营业情况。店铺招牌怎么摆放合适，商品陈列有什么问题，如何寻找优质的进货渠道……都是万达教给丹寨人的致富经。

万达以小镇为支点，不断撬动全国乃至全球力量助力扶贫事业。如今小镇已迎来了90余任轮值镇长，他们接力用独特的理念和资源为小镇赋能。摄影展、能工巧匠选拔大赛、长桌宴、扶贫论坛等主题活动接连落地小镇。每一位到丹寨的游客，都成为参与扶贫的一分子。

“丹寨居然还会堵车！”从广东打工回乡的罗祖坤没想到深山里的穷苗寨会变成游客超千万的网红小镇，“在家门口就能赚钱。”

4年多来，万达与丹寨人共同努力，创造税收2.7亿元，每年拉动丹寨县GDP增长1.2个百分点。全县5.65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63%，提前两年实现脱贫。

“万达在丹寨上倾注的心血是任何一个其他项目不可比拟的。”丹寨小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永东说，“丹寨帮扶项目在万达总部享受特权，全天24小时可随时向集团领导汇报情况，任何有关丹寨的事项都可以上总办会讨论，其他项目没这种优待。”

2019年国庆节，万达小镇街头人潮涌动。李隆勇摄

“万达帮扶丹寨探索了系统帮扶、可持续脱贫、旅游产业扶贫、企业政府合力脱贫的新路子。”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谌贻琴评价。

“万达包县帮扶是社会扶贫的重要创新。”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希望更多民营企业参与到脱贫攻坚中来。

今年1月，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公示了2018年企业精准扶贫案例名单，包括“企业扶贫50佳案例”和30例“企业扶贫分领域案例”。

贵州是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省扶贫开发办公室督察专员彭锦斌介绍，“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扶贫精神不仅体现在企业扶贫上，今年以来，上海、广州、杭州、大连、青岛、宁波、苏州、深圳等地纷纷“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带着真金白银”帮扶贵州。截至7月，帮扶各方共召开市以上高层联席会11次，开展互访交流300人次；计划投入财政援助资金27.09亿元；选派援黔干部215名、专业技术人员1330名……

“人心齐，泰山移”的奇迹不仅发生在贵州。在内蒙古有北京16区的“结对子”帮扶；在四川有中央组织部、中央纪委等国家机关的定点帮扶；在云南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的定点帮扶……

工匠精神绣奇迹

——扶贫背后的“绣花”大军

“脱贫攻坚越往后，难度越大，越要压实责任、精准施策、过细工作……全过程都要精准，有的需要下一番‘绣花’功夫。”习近平总书记用“绣花”作喻，生动诠释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点和难点。

下好“绣花功”，离不开“绣花匠”。2017年底，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扶贫开发局社会扶贫科吴贤顺接到紧急任务，负责编制凉山州深度贫困地区扶贫规划。11个深度贫困县都要制作独立的扶贫数据表，汇总的表格有8000多行，打印出来足有40米长。

“表格变成了球形，电脑看起来像是地球仪。”吴贤顺惊慌地发现电脑屏幕变了！原来，连续一个月日以继夜的鏖战，让吴贤顺眼花了。但任务还没完成，困了，只能洗把脸再继续，能睡的时候却因长期过度紧张要靠安眠药助眠……经过一个多月前后30版的修改，扶贫规划终于定稿。

如果说吴贤顺是打突击战，到凉山州喜德县桌古村扶贫的四川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虞洪，打的则是持久战。从村里幼儿园的爱心午餐，到大学生的奖学金资助，从村口排水沟的翻修到扶贫产业的选择，他每天都在想办法解决各种问题：“爱心午餐谁来帮厨？大学生奖学金评选怎么评？公共厕所的粪坑怎么挖……”

“群众事，无小事。”为打赢脱贫攻坚这场持久战，虞洪已记不清错过了家里多少大事小情。有一天，虞洪突然接到电话，“孩子不见了！”妻子泣不成声。从桌古村回成都最快也要5个小时，他强装镇定让妻子报警、调监控。“当时我眼泪就下来了，但不敢哭出声。”万幸后来发现孩子是被邻居带出去玩了。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770多名干部牺牲在了扶贫岗位上，用生命与付出铺就百姓致富路。

“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些默默奉献的年轻党员干部，他们可能原本在省会城市工作，在各自岗位上正崭露头角，却选择了搬到贫穷、偏远村庄，目标就是帮助贫困村民脱贫。”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罗伯特·库恩如是评价。

大批帮扶干部的进驻，不光带给农村资金、技术、产业资源和信息平台，还极大增强了贫困群众的信心与斗志，明显增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提高了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从焦裕禄到孔繁森，从苏庆亮到黄文秀，70年来，一代代共产党人不忘初心，下足攻坚“绣花功”，针针入孔，丝丝入扣，不跳一针，不漏一线，织就脱贫“幸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