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有“朝阳群众”“西城大妈”？

2000多万人的首都北京，有着两大响当当的“神秘组织”，声名远播、屡建奇功。

从中轴线往东看，“朝阳群众”举报犯罪、排查隐患，耳聪目明、正义感爆棚，被网友戏称为“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组织”；往西看，“西城大妈”为民服务、邻里守望，成为西城志愿服务的金字品牌。

重大活动中，他们走上街头巷尾，放哨站岗，红马甲、红袖标、红帽子是标志性的“三红”；日常生活中，他们的身影随处可见，就在我们的身边。

今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群众游行庆祝活动上，他们列队“当家作主”方阵，舞动红绸，绽放热情和自信的光彩。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视察北京时，专门提到了“朝阳群众”“西城大妈”。他说：“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管，光靠政府力量不够。北京有自己的好传统，如‘朝阳群众’‘西城大妈’，哪里多一些红袖章，哪里就多一份安全、多一份安心。”

警力有限民力无限：他们，是群防群治的一张鲜亮名片

“朝阳群众”其实早在1974年，就“干”过“一票”大的。组织起来的民兵，与公安一起抓获了国外间谍，抓获间谍的地点就在朝阳区太阳宫地区。

北京警方推朝阳群众卡通形象。北京市公安局供图

2013年8月，“朝阳群众”因举报微博红人嫖娼正式“出道”。2014年开始，“朝阳群众”频繁出现，举报多名网络大V、明星艺人嫖娼、吸毒，并被警方抓获。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是这么解释的：“‘朝阳群众’很神秘，因为警方会保护举报人的隐私，因此就不要刨根问底了；‘朝阳群众’很可爱，因为他们嫉恶如仇，耳聪目明；警方工作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和配合，不论是案件线索收集还是交通、消防、治安隐患排查，大家都可以来做‘朝阳群众’。”

“朝阳群众”很神秘也很真实。据朝阳警方统计，截至目前，朝阳区共有各类群防群治力量23万余人。2017年3月31日，“朝阳群众APP”正式上线，提供举报违法犯罪线索的“掌上”途径、搭建起“智慧公安”服务群众的互动平台。

“警力有限，民力无限，推动城市发展和社区治理还是要以群众为根本，要依靠‘朝阳群众’”。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派出所所长秦东冉对人民网记者表示，“因为‘朝阳群众’是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群体，涉及各行各业。警方破获的很多案件，都是通过他们提供的线索，才得以解决的。”

“西城大妈”是北京西城平安志愿者的代称，是西城区群防群治的名片。“西城大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脚侦缉队”，指的是当时北京大街小巷热心治安监督的“小脚老太太”。如今的“西城大妈”成了西城区的志愿服务品牌。

柳素霞（右）在腊八节为80岁以上的空巢老人送腊八粥。资料图片

66岁的柳素霞，是“西城大妈”的原型人物。柳大妈作为垃圾分类指导员已经有7个年头，在这7年当中，有过心酸，有过家人的不理解，但她并没有放弃。柳大妈每天早上6点起床，给孙子做完早点后，就来到垃圾桶旁边分类处理垃圾。由于胡同比较狭窄，垃圾回收车不能开进来，柳大妈每次都会将分好类的垃圾桶推到马路旁边，等待垃圾回收车的到来。

根据西城区综治办数据，截至2018年，“西城大妈”人数已达81885人，积极参与平安西城建设的各类群防群治力量超10万人，特色团队1452个。

北京市西城区西交民巷社区党委书记谭道亮表示， “西城大妈”模式，就是通过发动个人力量参与到社会建设中，让每个人都投入到对社区的建设当中，最终达到共建共治共享的目的。

顶层设计红色传承：他们，是源自人民的一支群体力量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忘人民，坚持人民立场。另一方面，中国的老百姓也拥有爱党爱国家的情怀，愿意为国家、为人民、为社区付出努力，加之中国人骨子里的热情、‘街坊邻里情’等思想传承。因此，‘朝阳群众’‘西城大妈’的产生并不是偶然，它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 重庆市委党校副教育长、教务处处长，教授周学馨对人民网记者表示。

其实早在1939年，为了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抗战力量，党中央就作出了《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群众工作的决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群防群治”的社会治安管理思路。

1963年，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把“枫桥经验”推向全国。

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枫桥经验”不断发展，分别在就地改造流窜犯、对违法失足青少年进行帮教等方面，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枫桥新经验。

时至今日，新时代“枫桥经验”贯穿“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建设”理念。推动居民自治，倡导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坚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体制机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这种新的社会治理体制，与传统的社会治理体制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强调社会治理的主体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政府、社会、公众要各归其位、各担其责。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重庆市九龙坡区二郎街道“小杨”们与民警检查电动车存放情况。牛镛摄

在重庆九龙坡区金凤镇，有这么一群“老杨群工”，可以看成重庆版的“朝阳群众”“西城大妈”。他们是由金凤镇综治办工作的杨永根在2015年正式创建。一开始工作站只有几个人，经过4年的不断发展，目前组建了1000多名老杨群工的服务队伍，培育和发展了一群“小杨”。“小杨”们来自城市乡镇的各个行业、人群，包含了政府工作人员、社区志愿者、律师、退休党员等。

重庆市政法委结合新时代“枫桥经验”，助力“老杨群工”规范化、规模化发展，整合民情民意、综治调解和基层群工力量，搭建线上线下双向服务平台，织就镇、村、社三级联动“站室点”，形成“大政法、大群工、大民生、大党建、大和谐”格局，塑造“老杨群工”党建、群工综合品牌。

人民日报曾刊文表示，现代社会，在公共治理的方方面面，群众力量的动员与发挥变得更加重要。如果将社会比作肌体、把危害社会安全的因素比作病毒，那么动员和发挥群防群治力量便是提高肌体免疫力，相比单纯靠公共安全部门监管治理的药物去疴，显然是更优选择。

在浙江省杭州市，武林街道孵化的一个社会组织“武林大妈”在2016年3月16日成立。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精心培育以志愿服务为核心的社会公益组织，构建起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截至目前，“武林大妈”已经发展到4.2万人。

“地铁站一来人多，共享单车肯定也多，难免会出现乱停放的问题；再来，凤起路是中转站，问路的人也多。” 王亦真阿姨笑眯眯地边说边迈着小步上前，将前方路边敞开的垃圾桶盖子盖上。意料之内，地铁站附近的几辆共享单车随意停放，三位“武林大妈”默契地齐动手将车子一辆辆排列整齐。

在四川成都温江区东宫寺社区，徐兵是社区综治中心的一名兼职网格员。2018年7月的一天，徐兵发现一个从未见过的面孔。细看之下，徐兵大吃一惊，这个人他在网格员App里见过，是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徐兵赶紧用App上报并报警，一直跟随并悄悄通报他的位置，最终在一辆公交车上成功将其抓获，广州市花都区特大持枪抢劫金店案正式告破。

56年慷慨激昂，“枫桥经验”从枫桥镇发端，在全国开枝散叶、硕果累累，成为社会治理的典范。

有法可依有理可循：他们，让“平安中国”更加有序、充满活力

“要坚持打防结合、整体防控，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5月的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说。

什么是“平安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授褚松燕说，“它应包括三个层面，社会治安良好，有完善的矛盾冲突解决机制，财富公平分配；国家保证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公共的安全，为民生和公民权利的救济和保障提供公平的制度环境；每个人对自己负责。”

“打造‘平安中国’，群防群治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群众积极参与到平安建设中，既能实现自我的价值，又将大大降低城市的管理成本，为建设‘平安中国’打下坚实基础。”北京工业大学法学教授，亚洲犯罪学会常委张荆对人民网记者表示。

“当然，‘平安中国’建设，更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顶层设计、离不开公安司法的保驾护航、离不开武警官兵的冲锋在前、离不开一线保安的值守服务……”

在2019年8月全国公安机关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推进会透露的信息显示：我国8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保持了连续多年下降趋势。今年上半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总量在连续3年下降的基础上，同比又下降6.7%；8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同比下降11.1%。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发展壮大平安志愿者、社区工作者、群防群治队伍等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化力量，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群防群治工作新机制、新模式。

北京制定《关于提升“朝阳群众”品牌，加强新时代群防群治工作的意见》，重庆颁布《关于进一步明确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依法自治及协助政府工作事项的通知》，四川颁布《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和创新社区治理的通知》，珠海颁发《关于创新社会管理加强社会建设的意见》……各地颁布法律条例，规范队伍建设，通过专业化培训，提升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

由“群众自治”到“共建共治共享”模式的转变，更需要政府加以引导，让“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有法可依，有理可循。

“‘朝阳群众’‘西城大妈’参与城市化社会管理是一件好事，但也是一把‘双刃剑’，隐私权是人们一项很重要的权益，如何让群众生活在安全但又不恐惧的社区里，需要多方一起去努力完善。张荆称，“对参与社会治安管理的群众进行专业化培训是非常必要的。通过专业人士，比如警察律师等，对相关政策、法规进行讲解，告之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为之的。”

在北京市朝阳区，有关部门会定期组织开展培训，总结了“八发现八报告”经验；四川成都市全面完成1.3万名网格员业务培训，编印下发《网格员培训教材（扫黄打非篇）》；浙江开展志愿者增能专项培训会，提升社区各组织成员们关于垃圾分类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上海开展“居民自治技能”培训班，通过一系列培训，帮助社区工作者掌握社区工作的专业理念、方法，学习居民自治的方法、技巧……

这些只是各地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积极性，多方参与共同治理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一个缩影。从“小脚侦缉队”到“朝阳群众”“西城大妈”，从“刷墙贴通知”到“互联网+社区治理”，更多新鲜血液注入协管共管队伍，从城市到乡村，从现实世界到虚拟空间，“平安中国”打通“最后一公里”。

习近平在国际刑警组织第86届全体大会上强调：“当前，中国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是对我国平安建设的最高赞誉，也是“平安中国”最闪亮的标识。

“‘平安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改革开放中阔步前进提供了坚实基础和有力保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形成群防群治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重要创新。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完善平安建设工作协调机制，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中国政法大学原党委书记石亚军教授表示。

“新中国70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奇迹’令世界感叹，同时也引起很多人对‘中国奇迹’背后奥秘的探究。为什么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取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原因固然很多，其中确保社会稳定是根本前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用法治牢牢掌握了社会大局稳定，‘平安中国’为中国稳健发展提供了社会稳定这一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