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思孝: 35岁终于写出一部还算是拿得出手的小说
《Hello!树先生》
直到长篇小说《王能好》的出版，魏思孝才觉得自己十多年的写作生涯终于有了一本让人满意的作品。此时他刚刚35岁，经历了疫情中乡村的封控，对自己有了一个阶段性的交代。
王能好的原型是魏思孝于2019年意外去世的表哥，他一生未婚，行事与一般村人不同，是十里八乡的名人。魏思孝早就想以表哥为原型写一部小说，死亡加速了这个进程，村人王能好跃然纸上。
与一些作家不同，魏思孝并不避讳谈论自己小说的原型，他认为来源于生活的真实是与读者建立信任的一种表现，但在这个过程中，作家需要进行取舍和加工。这考验写作者的整合、观察的能力，以及语言和叙述上的技巧，他并不担心因此被人质疑。
对魏思孝来说，真正应该阅读自己书写乡村经验小说的人恰恰是这些被他当做原型的村人们，他希望自己可以把这些被人忽略的形象记录下来。
在长达十多年的写作中，魏思孝并不畏惧他人质疑的目光，他以自己的家乡——位于山东的一座人口不多的村镇为中心，勾勒出一副副当代乡村人的生活图景。对他来说，之所以可以坚持写作，背后是对文学的热爱。他说：“热爱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需要十几年踏踏实实去做。”
这是2022年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名单作者访谈第四期，对谈嘉宾是入围作品《王能好》的作者魏思孝，请大家持续关注后续更多作家访谈。
魏思孝: 我尽可能站在小说中每个人物的立场
01.
真实是建立信任感的一种表现
文学奖：《王能好》的写作原型来自你已经去世的表哥，能否请你介绍一下这部书的创作背景？
魏思孝：2018年，我当时想写一个中篇小说，是关于一个在劳务市场打工的农民，由他七天的打工经历串联起乡镇生活的图景，设定的主人公一开始也并不是我的表哥。但是2019年7月1日，我表哥突然出车祸去世，我才想到可以把他作为原型。
其实我表哥的死亡谈不上对我有直接的影响，他比我大十几岁，算是差了一辈，但是他的去世会让我觉得生活有了一个空缺，我一直想把写成小说里的一个人物，但我没想到他那么快就去世了，他的死亡加速了我将他写成人物的进程。
文学奖：你一直想把表哥写进小说的原因是什么？
魏思孝：他是所谓的典型人物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有两类人，其中一类人像海绵，生活加给Ta的东西，Ta就像海绵一样把水分都吸进去，外表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影响。但有一类人像橡皮泥，任何外界强加给Ta的力量都能非常直观地表现在表面上，一看就是特别有故事的人，我表哥就属于这种。
他不是特别常规的一个人，从世俗观念来讲，一个人，尤其是从乡村出来的人，起码要有一个稳定的家庭，要结婚生子，他却属于跳脱常规界定的人。这样一个人，虽然不是乡间的名流，也算得上是一个知名人物，十里八乡都知道他。
文学奖：你之前《余事勿取》是以你的父亲为原型创作的，我发现你好像习惯于从身边的亲人、朋友身上寻找写作素材，并且不讳言谈论这点，但也有一些作家不愿意让人将自己的真实生活和小说进行联系，你的考虑是什么？
魏思孝：我这个类型的写作者可能都需要在现实当中找到一个模板，这样才能给自己一个信任感。
做一个对比的话，《余事勿取》里面的卫学金是一个没有太多故事的人，他就像海绵一样，所有生活的经历都埋在心理，也不太愿意跟人说。所以面对这样一个不是很文学化的人物，我就把他放在一个特别极端的环境里，写他在患癌晚期生命中最后三天的事情，王能好算是一个比较文学化的人物，我就把他放在一个更平常的环境里。
我身边的人其实都不太看书，我以他们取材作为原型，也不会对我自己产生太大的困扰。大家都知道我写东西，但是好像没有太大的兴趣要看，我觉得这个挺好，看了以后可能会增加尴尬。
这几年唯一比较认真读我小说的村里人，是前阵子才遇到的，他比我大四岁，现在已经移民到西班牙了，算是我们这个小村子里跑得最远的一个人，他可能刚移民到西班牙比较思乡，知道村子里有一个写小说的，就把我的“乡村三部曲”都看完了，看完以后还跟我讨论每一个人物的原型是谁。
文学奖：你是怎么平衡虚构和真实在写作当中的占比的，或者说你是怎么将一个真实的人物进行文学化处理的？
魏思孝：说起来比较尴尬，别人有时候会对说“你的小说很真实，就像真的一样”。对我来说，这算是一个褒义的赞扬。我对小说的理解来说，我首先看重的就是能不能让读者产生一种信任感，这应该算是一个前提。
再一个比较尴尬的是，他们还会问“你这些真实性都是真的吗？”，觉得你写的都是真事。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对写小说的人来讲，可能降低了我工作的价值，要是都是真的，直接记录下来就可以了，没有太多虚构的成分。以《王能好》为例，这部小说虽然确实有原型，但从细节来看，它的确都是虚构的。
我很看重自己笔下的小说是否与读者建立起信任感。阅读小说的过程中，真实是建立信任感的一种表现。尤其是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所谓的真实并不是对现实的照搬，这显然有些看低写作者的作用。打个比方，现实如同一团乱麻，写作者需要找出线头，进行捋顺，再编织出一个物件。
其中，需要进行取舍和加工，这考验写作者的整合、观察的能力，以及语言和叙述上的技巧。拿《王能好》来说，人物虽有原型，但“七天”以及他所经历的，都是基于日常观察后的虚构，小到王能好在工地上，将几条搁浅的小鱼，放进水洼。大到他被人抓进黑工厂，死里逃生的这个过程。我尽可能站在小说中每个人物的立场，去揣摩他们的内心，将“假”写“真”亦或将“真”写“假”。唯有一点可以确定，王能好这样的一个人物，在当今的乡村，既独特又普遍存在。
02.
希望把被忽略的人物形象记录下来
文学奖：你刚才谈到“乡村三部曲”，写到《王能好》已经是第三部，你之前也写过一篇文章谈到直到这部小说出来，对你十几年的写作算是一个交代，这句话怎么理解？
魏思孝：这个意思是说我对之前写的小说都不太满意，写了十来年，终于写到一部自己还算比较满意的小说。和前两部区别的话，《余事勿取》和《都是人民群众》在写作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不足在《王能好》里面都得到一定的弥补，两本小说的优点也在《王能好》里面集中表现出来，因为我才感觉35岁终于写出一部还算是拿得出手的小说。
文学奖：在主题上，这本小说和之前的小说的关联是什么？
魏思孝：小说的主题可能还是乡村人物，王能好这个人物在《余事勿取》出现过，只不过不是这个名字，他是卫学金的外甥。
这三部小说算是在同一个地理环境和语境之下的延伸和扩展，前两部出现的很多人物都在《王能好》里面出现。
文学奖：这本书的结构很特殊，除了主线人物王能好，还有他身边的各色人物，有的人还有自己单独的篇章，这么安排的用意是什么？
魏思孝：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想得很全面，长篇小说很难在写作的开始就把每个细节都能照顾到，结构是在写作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以王能好的视角出发，他接触到的乡村人物就都串联到了。
在原本的设定当中，他死后对周围人的影响还想继续再写一部分，后来觉得再写这部分整个结构会失衡，还是把最后的结尾定在他死亡。按理来说，王能好死后的部分可以另外再写一个小说，但放在这部小说不太适合，就没再继续写。
文学奖：这本书非常细致地描摹了乡村社会里的人情世故，关于这个部分你有什么样的观察？我也注意到王能好的原生家庭相对来说比较冷漠，跟我们想象中非常强调宗族和亲情的乡村社有一些不一样，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魏思孝：这个问题先设定一些前提，我写的只是我熟悉的乡村——山东一个平原的乡村，不是山区或者其它比较偏僻的地方。它虽然是一个乡村，但是周围有许多工厂，人们不需要在外面打工，就可以在附近工厂上班。比如王能好就算是一个失地的农民，他的地被工厂占据了。
这样的乡村环境中，人情世故却还是延续改革开放之前比较贫瘠的状态。或许因为乡村是一个贫瘠的社会，生产资料有限，大家生活都比较拮据，有时候人的交往之间有种“不占便宜就是吃亏”的心态，难免带来一些摩擦。因此虽然是熟人社会，但是面对具体利益的时候会剑拔弩张。
同时，也因为是熟人社会，人和人之间的交往非常紧密，在特定情况也会特别和睦，比如八十年代普遍盖砖瓦房，整个村庄的砖瓦房都不是一个家庭就盖起来的，需要相邻的村民一块帮忙，帮你盖了这一家，你再帮其他人盖，都是共同协作完成的。
时代变迁对整个人情有非常大的影响，以前有生产队和公社的时候联系比较紧密，大家一起出工，好像都认识。等到改革开放之后，贫富差距显现，就会出现另外的问题。
至于宗族观念，现在越来越淡了，在所谓经济的冲击之下，所谓的婚丧嫁娶各个方面的民俗都在变淡，当然有些习俗可以算是陋习吧，没有也不会觉得可惜。
文学奖：乡土文学曾经是中国文学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好像这个传统有些式微，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魏思孝：一方面，城市题材和乡村题材这样划分比较容易归类，乡村题材式微是难免的，几十年前中国还算是乡村社会占主流，很多作家都有乡村生活经验，但后来这几年经过城镇化发展，作家大多生活在城市，一个写作者还是要写自己熟悉的地方以及人事，必然写城市的就会多一点，这也是难免的。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个人也不是特别赞同城市和乡村的划分。归根结底，我们描写的都是这个时代中人们生存的境遇。而且现在城乡差距确实没有之前那么大，乡村作家想要融入城市生活比之前容易。
当然，乡村确实有特殊性，现在的乡村农业越来越不是叙述的主流，起码山东这些村庄，农业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不是靠这个赚钱，它养不活人的，主要还是打工，农民有了很多工厂的经历。
情况在变，书写的题材还是有可以挖掘的地方，很多东西被忽略了，我所谓的“乡村三部曲”也只是粗略地写了一个大的面貌，还有很多角落没有涉及到，像老年人的生存境遇，也是一个没有挖掘的题材，还值得继续再去写。
文学奖：能否谈谈你对家乡的情感？面对乡村的失落，你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魏思孝：十余年里，我们这边一些小山村，只剩下留守的几个老人和石头房子，再过几年村庄也就荒芜了。村民们都去城里打工和求学，在外安家。还有些像我们村，虽是平原上的村落，留在村里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也越来越少。大家都向往更舒服和便捷的生活，乡土衰落是必然的，但也不用为这感到可惜和哀叹。毕竟最重要的是，这些村民通过自身的努力能过上更舒服的生活，有一个更体面的人生。换言之，如果乡土能满足他们对生活的渴求，诸如教育、医疗等资源，也就不会衰落了。
可能因为我一直在家乡待着，并没有产生特别浓重的乡恋情结，但既然我能一直留在家乡，就说明我在这里还是感到很舒服的，我喜欢待在村子里，这点和逃离农村或者不喜欢家乡的人对比，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可以接受在一些人眼中是困扰的东西，比如熟人社会带来的麻烦，亲戚邻里之间的问题。
或许和性格也有关系，我不是那种特别在意其他人对我看法的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工作，大概村民们也会在背后指指点点，这对我的生活不构成困扰。熟人社会有一个好处，见了面都能打招呼，问问最近怎么样，我还挺能融入进去的。
我的小说有时候会写出乡村的一些问题，但我不觉得小说当中这些人有一些缺陷和问题就是不好的人，相反，这样才是鲜活，每个人都有复杂性和特殊性。
我的写作态度就是希望把被忽略的人物形象记录下来，其实更应该看到这些小说的人反而是他们，看了会更有感触，可惜恰恰相反，他们也不看小说。
文学奖：死亡是你作品很重要的主题，甚至会事先“彰扬”一场死亡，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方式？
魏思孝：我的小说可能死亡是比较多，有人反馈说怎么到处都是死亡？不太正常。实际上我真是没有夸大，死亡是普遍存在的，我们村子不是特别大，也就七八百人，每年大概都有十几、二十人因为各种原因死去，自杀的也都有。
城市的死亡没那么“密集”，是因为生活在一个相对松散的人际关系里面，在一个特别大的社区里，有人死亡你也不知道，因为不会特别通知你。乡村不太一样，村里有人死亡你会立刻知道，还要去帮忙。
拿我举例子，我一年会参加两三次葬礼，有亲戚的，有村民的，也有朋友的，这是普遍存在的事情。
文学奖：疫情也是《王能好》的大背景之一，当时是怎么考虑加入这样的情节？疫情对你个人的写作产生的影响又是如何的？
魏思孝：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正好赶上2020年疫情暴发，我在村子封闭了三个月。一开始是很偶然的原因，只是把疫情作为小说里的一个时间点，但现在来看，疫情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已经变成了一个分界线。
我的初衷是想如果以后的人再去看这个小说，看到疫情的部分就会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写的。从我个人经验来讲，如果疫情是一场龙卷风的话，我个人三年以来没有处在中心的位置，只是处在边缘，被不断的波及，我不能说疫情对我个人的生活产生特别大的影响，但在三年中看到很多个体惨烈的遭遇，让我觉得这部小说对疫情的处理还是比较蜻蜓点水。现在回头看，《王能好》对疫情的描写有点太浅薄了。也就是涉及到周东山作为医学院的毕业生，放弃了学医从事教育培训，结果行业受到疫情的冲击，但他看到援助的医疗队还是会热泪盈眶，这些都是我当时的一些感受吧。
03.
我也对自己有所期待
文学奖：最初你写作的《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主要描写小镇青年的故事，在当时“小镇青年”这个词语还不具有今天网络流行语的意涵，当时你是如何理解这个词语的？后来，你又为何回头将关注点对准了乡村？
魏思孝：二十来岁刚开始写作的时候还是想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把自己的经历和状态作为原型，所以我开始写小镇青年。没有直接去书写乡村，还是因为从乡村出来的农家子弟一开始是比较回避这个身份的，总觉得从农村出来的人在社会上会被别人瞧不起，最根本的原因或许还是自己的内心不够强大，没有勇气展示自己。
二十来岁想表达自己，也渴望得到认可，想要发声，也想要了解自己，那么就写青年的状态。过了三十岁之后，意识到自己没有那么重要，身边的一些人和事可能更重要。尤其是我二十来岁的时候在城市里待过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乡村，感到这里的变化很大，身边熟悉面孔一个个因为死亡消失，难免就会产生一种感慨。一个人死了之后就像一滴水掉进池塘里，没有留下任何名字，作为一个写作者还是有责任将这样一群人的生活状态记录下来，这是我最初想要写乡村小说的原因。
文学奖：你个人的经历也很有意思，其实你这些年基本上没有出去工作，而是一直在村子里写作，这和大多数80后作家很不一样，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魏思孝：最主要的原因是个人的能力有限，一开始写作的时候就缺乏在城市居住的条件。学习也不太好，工作找不到特别好的。第二点就是个人性格的原因，等到有条件去外面生活，又发现自己是安土重迁的人，待在家乡更熟悉一点。
我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大的要求，在外面生活也是在房间里待着写东西，和现在也没区别。虽然这几年孩子上学，我们在城里住着，但我隔三差五会回一趟农村，我对城市不太了解，自己熟悉的还是乡村的事情。
乡村对于写作者来讲比较好的一点是利于观察，每次回村里，在路上见到任何人，就算是不熟悉的邻村人，眼里看到的也不是他这个人，而是看到背后整个家族的关系。这和城市不太一样，看到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无法了解Ta生活的来龙去脉。
文学奖：你有一篇文章叫《十年写作自叙》，谈到写作让你的人生有了寄托，让你能够避免误入歧途，同时抵御世俗的挤压……这么多年的写作历程，你对文学的理解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魏思孝：我人生的起点算是比较低，不论是家庭环境，还是个人能力，好像除了写点东西，没有其它能干的事。二十来岁的时候，我经常想我以后能干什么，经过一番自我剖析和分析之后，我意识到写作是比较适合我的一件事，不用上班，也不用让人管束，成本也比较低，一张纸、一只笔就可以。所幸，经过十多年锲而不舍地写作，文学还是为我提供了生活的保障。
我的生活有很多闲散的时间，我要学会如何打发时间，从而找到一个寄托。二十来岁的时候，我需要想每天干什么事情，自己才会得到满足感，我发现写作和文学能带给我这种感受，我挺感激文学的。
十几年下来，我意识到之所以能够坚持写作，抛开物质考量，其实就是对文学充满热爱。热爱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需要十几年踏踏实实去做。
二十来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应该能写出一点名堂，现在越写越能接受自己平庸的状态，在接受的前提下，还要能踏踏实实把这个东西写好，越来越倾向于像工匠一样，每天写点东西，慢慢看自己能写成什么样.
我虽然接受自己的平庸，但也对自己有所期待。这大概就是我目前对写作的认知。可能过几年还会有新的变化，因为这十来年经历下来发现，人的文学审美是在变化的，以前喜欢的作家现在不喜欢了，对这个事业的认识也在逐渐变化。希望再过五年或者十年，自己还会继续写，也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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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文学奖主题为“从此刻出发”，评委团的审评焦点，在于作品对现实的准确把握，关注思想层面的深度与人文底蕴，以及作品展现出的格局与野心、勇气与潜力，和作品令人眼前一亮的新颖性与想象力。最终，第五届评委团成员梁永安、林白、刘铮、罗翔、王德威（按照名字拼音排序）经过讨论，依照多数原则表决，评选出以下五部作品进入决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