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一个阿拉伯人

原创福阿德·阿贾米理想国imaginist

愤怒的人们烧毁《撒旦诗篇》

当地时间8月12日，75岁的印裔英籍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在纽约州的一次演讲活动中，被一位黎巴嫩裔青年刺了十余刀。根据最新报道，拉什迪有可能失去一只眼睛，肝脏也严重受损。

1947年，拉什迪出生在孟买的一个穆斯林高知家庭，在英国接受教育，毕业于剑桥大学，他不信教，在他的作品中，能看到来自东西方的双重影响。

1988年，拉什迪出版了小说《撒旦诗篇》，被指亵渎伊斯兰教与先知穆罕默德。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国禁止出版该书，当时伊朗的精神领袖霍梅尼更是下达了对拉什迪的追杀令，就连该书的一些译者也遭到过报复性袭击，日文译者五十岚一1991年在东京遇袭身亡。自该书出版以来，拉什迪频频收到死亡威胁，长期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

像拉什迪这样的作家绝非少数，尤其是在广袤的阿拉伯大地上，那里的知识分子一直被夹在传统与现代、世俗与神权之间，他们的境遇也同样充满了争端与危险。

例如埃及的大文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哈富兹（Naguib Mahfouz，1911-2006）就曾在家门外遇刺，用于写作的右手被砍伤。他之所以遇袭，也是因为他的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被认为有“亵渎和冒犯”之嫌。更巧的是，有人认为，正是马哈富兹的这部作品启发了拉什迪写出《撒旦诗篇》。

然而，这些作家的故事并不只是进步与保守之间的矛盾，也不只是正义与邪恶的二元对立。马哈富兹在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曾明确表示，他既反对霍梅尼对拉什迪的追杀令，也认为《撒旦诗篇》侮辱了伊斯兰教的某些传统，是“不可接受的”。由此可见，阿拉伯知识分子对他们生长的这片土地及其社会传统，怀有复杂的情感，既非完全维护，也非完全反对。

这种复杂的情感，源于阿拉伯民族现代历史的复杂性，以及阿拉伯知识分子在这段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从黎巴嫩到埃及，再到阿拉伯半岛，无数阿拉伯知识分子曾为他们的世界构想过一座团结、进步、现代化的梦想宫殿，然而，传统派与改革派的争吵、世俗主义与神权政治的对抗、本土对西方的仇视，以及日趋狭隘的民族主义，最终耗尽了阿拉伯人心中的希望。

浅米色为阿拉伯国家

在《阿拉伯人的梦想宫殿》一书中，黎巴嫩裔学者福阿德·阿贾米从政治、文化、文学的角度回顾了20世纪以来的阿拉伯历史，透过以马哈富兹等阿拉伯知识分子的经历与思想，讲述了阿拉伯民族在现代化途中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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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的梦想宫殿：

民族主义、世俗与现代中东的困境》

本文摘编自《阿拉伯人的梦想宫殿》一书

作者福阿德·阿贾米

1981年10月，安瓦尔·萨达特（Anwar al-Sadat，埃及前总统）遇刺身亡。在萨达特和杀死萨达特的那帮年轻杀手身上，体现着一种弥漫于埃及人的精神和该国历史之中的张力。

萨达特遇刺后，埃及这片向来善待作家、热爱文学的土地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争执。其间，该国境内叛乱频仍，煽动叛乱的正是那些曾和当年那帮刺客怀着相同政治立场和信仰的人。埃及的文化生态微妙且怪异：这里同时存在着世俗主义、现代性、对世俗事务的关怀与神权政治。我觉得，埃及的深邃与复杂远远超乎人们已有的认识。这个国家的真实面貌从未改变。

1981年10月6日，在开罗，伪装成埃及士兵的刺客刺杀安瓦尔·萨达特

早在1935年，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就捕捉到了这一面貌。在外来的记录者中，数路德维希对于埃及的观察最为精准。他在同年出版的游记《埃及的尼罗河》（The Nilein Egypt）中有过一段阐述：“这个国度曾让法老走上神坛，让庞大的工程变为必需。大规模灌溉在这里升级成了艺术，理性思维的原则也在此奠定……如今，酷烈的日头似乎榨干了人们的反抗意志，泛滥的尼罗河水连同无尽的偶像雕塑淹没了哲学的思辨。”

不少专家都觉得，埃及的命运迟早会被神权政治的极端分子所裹挟。还好，他们的预测一直未能成真。但神权政治元素确实已在埃及社会当中生根发芽。埃及人担心，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与热诚才获得的现代生活，可能会因此遭遇不测。

埃及的故事就好像西西弗斯一般：这里的人一直向往全民的解脱与新生，却总是难以遂愿。这个国度有着一种两面性——埃及人衷心期盼现代化的生活，却无法摆脱神权政治的魅影。

我上一次造访埃及是在1997年5月，那一次，作为游人的我很是幸运，所见所得远超我的期待。在埃及期间，我偶遇了一位才华横溢的电影制作人。他叫陶菲克·萨利赫（Tawfic Saleh），是大文豪纳吉布·马哈富兹（Naguib Mahfouz）的密友。

1994 年 10 月，埃及文化领域的偶像——年迈的马哈富兹遇刺。歹徒是一位21岁的家电维修工人，从未读过马哈富兹的任何作品。他和他的同伙用刀砍向作家的颈部，砍伤了对方的动脉。马哈富兹幸运地活了下来，但用于写作的那只手却瘫痪了。

马哈富兹生于1911年，198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埃及的国家形象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他是开罗之子，是米思尔之子。他的作品有如史册，记载着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他从不关心国门外的世界（他甚至没有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他见证了埃及经历过的所有激荡风云。

马哈富兹

（Naguib Mahfouz，1911-2006）

他生活极有规律，总是造访同一家咖啡店，与同一批朋友来往。他没有特定的政治偏好，意识形态却变幻不定，先是信奉阿拉伯民族主义，后来又和西方眉来眼去，本来视以色列为不同戴天的仇敌，但这股仇恨也被他暂时放下了。

但马哈富兹始终坚持着他的艺术创作，他的人生与作品就是一面镜子，从中照映出的埃及让这个国家的人相当满意。1932 年，马哈富兹的第一部小说面世，而后他发表了45部短篇小说和数不胜数的散文作品，为自己的国家留下了一笔注定将会流芳百世的文化遗产。他注视着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倾听与书写着祖国的喜怒哀乐与国计民生。

马哈富兹触怒了埃及的宗教权威。他在1960年发表的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Awlad Haratina）因为世俗主义的基调与任意评点宗教象征的情节而被爱资哈尔大学列为禁书。他还称赞过萨达特对以和解的行为。虽然偶尔招来争议，但他始终是个谦和温良之人，没人觉得宗教极端分子会找他的麻烦。以他的年纪，似乎也该得到幸免。

《我们街区的孩子》最初的英文版，马哈富兹借由他的家族史回顾亚伯拉罕系宗教发展的历程

可实际上，马哈富兹的名字不止一次出现在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Omar Abdul Rahman，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的主谋）的愤怒声讨之中——自 1981 年萨达特遇害以来，这位“盲人谢赫”就是年轻一代宗教极端分子心中的“明星”。对于极端分子而言，马哈富兹是个绝佳的袭击目标。他深受尊敬，名声远播海外，得到过异教世界评委们嘉奖的殊荣——对于一场想要改变国家文化样貌的宗教运动而言，马哈富兹这样的标杆式人物自然第一个被盯上。

马哈富兹一生支持现代化，锐意创新；他笔下的人物无一例外也都会为新鲜事物而感到激动，乐于接纳它们。他晚期的作品中涌现出一种痛苦的向往之情（hanin），向往两次大战之间那段一去不返的时光。

1985 年，马哈富兹出版中篇小说《领袖被杀的那天》（Yawm Qutala al-Za’im），用虚构的手法重现了安瓦尔·萨达特遇刺的过程。小说中，一位老人悲叹道：“这片土地，这片土地到处都是顽固不化之人。他们想把我们拉回14个世纪之前。”在这部小说里还有一位人物：长者马赫塔沙米·扎耶德（Mahtashami Zayyed）。他的家在尼罗河岸边，夹在一片高楼大厦之中，“就像是房子里的侏儒，旁边那条河流也变了模样，没了往日的壮阔与瑰丽，没了四季的分别，再不能掀起奔腾的怒浪。啊，这里车水马龙，财富数之不尽，却一贫如洗，无数可爱的人都在纷纷逃离这个世界。”

马哈富兹将记忆中的几处片段和对他人的印象串在一起，写成了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自传的回声》（Asda’al-Sira al Dhatiyya）。他在这部作品中为自己创造了一尊替身。他四处游荡，偶遇一位孤身男子，男子吹着笛子，礼赞人间之美。“如果大家能听到你的乐曲，那该多好啊。”流浪者告诉吹笛男子。但吹笛的男子很了解埃及人：“他们可没有那个工夫，整天不是吵吵嚷嚷，便是哭哭啼啼。”这位浪客游历祖国各地，一遍遍重复着自己的过去，倒还挺乐观的：“他们会听的。每个人都有渴望独处的时候。”

埃及电影《碰撞》

这位浪客的名字叫阿布德·拉布（Abd Rabbo），意思是“真主的仆人”。他坦然接受命运的循环往复和人生的多样性——人生就是信真主，就是行乐，世道曲折，同时包容一切。这位流浪者。他狡诈精明，鄙视乌托邦理想，不屑于像神权分子那样，靠狂热地崇拜祖先来麻醉自己。

信仰与俗世并无隔阂，人可以在两者之间轻松来去——这就是马哈富兹想要表达的思想，但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文化遗产。那个时代的世界更为宽容，宗教信仰还没变成某些人手中的武器。

1997年，在萨利赫的引荐下，我得以与马哈富兹结识。这位已经80多岁的作家身体欠佳，视力也衰退得很厉害。当时他正在恢复身体之中。马哈富兹的遭遇恰能代表埃及的现代化进程。同样以坚持世俗化政治为原则的文化人，似乎都有着相同的命运。

为了帮马哈富兹加速康复、提振精神，他的主治医生建议他每天晚间离开自己的寓所，在城里不同的地方打发时光。我参与的四次聚会既是为了促进思想者之间真诚讨论，也是为了当面向这位杰出作家致敬。

其间，我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人：有医生、学者和新闻界人士，还有从事时装设计和市场营销的年轻人。各行各业的男男女女蜂拥而至，争当马哈富兹的座上宾。每一次聚会，大家都畅所欲言，而负责照顾马哈富兹的几位密友则会保证聚会在恰当的时间结束。

衰弱的身体并不能掩藏马哈富兹的强大内心：他对现实保持着关注，他的思想锋芒毕现。他对于自由主义和世俗政治原则有着长期的偏好，引得宗教极端人士无比愤恨。

比如奥马尔·阿卜杜拉赫曼坚信：要是纳吉布·马哈富兹一早就因为他那些宣扬自由的招牌作品而得到“应有的惩罚”，《撒旦诗篇》也许根本不会出现。

但我也曾亲眼见识到一些埃及人对于马哈富兹的爱戴。他们虽然都很年轻，却都感佩他的巨大贡献，对于父辈时期那种更为开明的政治环境更是非常好奇。由此可见，文化与理性在埃及这个国家有着深厚的根基。

电影《开罗时间》

开罗是马哈富兹生活和书写的城市

某天晚上，聚会的一行人乘着凉风登上可以俯瞰整座城市的摩卡塔姆山。当天的宾客足有十五六个，比平时多出不少。大家边走边聊，话题无所不包：有人提到在埃及实施代议制民主的可能性，有人说起埃及的经济，有人谈到过去那个时代资产阶级对于政局的影响力，还有人对埃及的文化现状、埃及与以色列的关系感兴趣。末了，当大家集体和马哈富兹挥别时，看到了他的座驾与贴身卫队：有一辆警车，有穿便衣的安保人员，还有一名坐在马哈富兹身边、荷枪实弹的保镖。

最后一次聚会当天，我自己驾车，陪着马哈富兹一起前往大家相会的那座酒店。我们的汽车驶上一条紧邻尼罗河的郊区大道。开罗的拥堵状况一如既往，四周的司机和行人很快注意到了旁边的这辆汽车，以及车内这位戴着墨镜、举止文雅的老者。那一刻，大家对马哈富兹表现出真挚的敬爱之情。一些司机开车朝我们的车靠了过来，好些车辆则在相邻的车道上紧跟着我们。

有个行人带着十一二岁的儿子正好路过。他往我们的车窗里瞥了一眼，立即认出了副驾驶座上的这位老人。这次相遇仿佛天降的礼物，让他惊异万分。他站在十字路口中央，陷入了一种狂喜的状态，给他的儿子指着车里的作家。但这种温馨热闹的场面往往涌动着危险的暗流：一位魁梧的青年安保人员坐在我的后面，膝盖上放着一把枪，瞪着双眼时刻警惕着窗外的车辆与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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