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爽：回不去也挺好的，那就往前走吧

2019年，郭爽开始着手写作《月球》，在广州写完《离萧红八百米》《月球》之后。父亲病危，她回到了贵州老家，期间经历了疫情爆发，无法进入医院陪护，她只能靠着写作来想象带着父亲暂时离开病房，写作了讲述父女远去俄罗斯旅行的《挪威槭》。在这部小说中，郭爽笔下的两代人虽然依然有隔阂，但他们都在努力理解着对方，不再像前作《拱猪》那样充满伤害。

郭爽感到内心有一个明确的声音告诉自己，不应该再写像曹七巧、祥林嫂，或者是闰土那样的角色了，如果这代人还有出路，一定要写具有能动性的角色。

这种变化和郭爽对世界的看法改变有关，在变动的时代里，她反而觉得不论什么人，只要有行动的愿望，改变就可以发生，她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将既往的伤害视为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的养分。尽管在她的笔下，我们常常能看到一种对失落的怅惘，但她又是乐于拥抱变化的。她说：“让那些旧的人物和旧的自我变成过去，现在的人已经有足够的选择余地。”

郭爽：回不去也挺好的，那就往前走吧

01.

不再去绕开回答“我是谁”

文学奖：你在媒体有长达十多年的工作经历，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对写小说有兴趣？

郭爽：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写小说，我是那种没有去想但直接去做的人。其实我在写专栏的时候就开始写虚构故事了，那是2010年左右，当时写专栏的话，比较流行的是欲望都市风格的，或者是问答专栏，但我写的专栏都是虚构的，就写我在广州感受到的一个个小故事，它们整个是嵌在城市的空间里。后面真正决定写小说是我从德国回来之后，写完《拱猪》以后，我觉得自己其实可以写小说。

文学奖：《月球》是你的第三本书，能否简单谈谈你写作这本书的过程？

郭爽：《月球》这本书是在很多地方写的，最早写的一篇是《离萧红八百米》，接着是同名的《月球》，那时候我还在广州。

文学奖：对你个人来讲，《月球》在你整个写作历程当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郭爽：感觉比之前更让自己满意一点，这种满意是多方面的：写作的技术，以及想表达自己的那种决心，不再回避很多东西。

我记得有位法国艺术家发现很多创作者其实一直在回避对自己最重要的命题，人的本能是会绕开很多真正核心的东西。

《月球》让我不会再去绕开很多东西了。我共情感比较强，我的前两本书更多地是在写想象中别人的故事，到了这本开始找到一种平衡感，也可以说更加勇敢了。

譬如说，我不再去绕开回答“我是谁”这样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也好像不重要，跟我们每天都说“你要爱你自己”一样，听上去似乎很“鸡汤”，但看似简单的两句话，要真正做到却并不容易。

要回答“我是谁”,不是回答身份证上的名字，也不是一串编码，它是一种认知的能力，你能够认识自己到什么程度。如果你是一个表达者的话，在这个基础上肯定有一些最想表达的东西。

比如现在反反复复的疫情，大家都会有切身的感受，当真的被封在家里，或者外部生活被暂停，甚至完全不可控的时候，会发现物质生活不是那么能决定一个人，你只需要最简单的食物和水就可以生存下去，那么，到底是什么在支撑你能够真的“活着”？

我想，是人的情感现实，是人的情感生活，是你的精神构造在支撑你，而不是别的东西。这样的想法可能也直接反映在我写作的变化上。

另外，写作给我带来的改变，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不在意任何人怎么看我，听起来很容易，但对一个女性来说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用桑塔格的话来说，女性无时无刻不处在被观看中，但如果你有足够的能力意识到你在被看，我们的知识结构告诉你在被什么看、在被什么塑造以及被什么决定，当你不在乎之后，这不是指一种态度上的不在乎，而是你有一种能量上的不在乎的时候，你就可以决定自己了。

文学奖：这本书里的确可以看到一些你生活的烙印，第一篇《离萧红八百米》直接提到了南方的媒体，主人公是一位记者，这跟你之前的工作有很直接的关系，多年的媒体从业经历给你的写作有没有带来一些影响？

郭爽：有的，我是一个做传统媒体的人，可能对现在年轻一点的九五后、零零后来说，他们可能已经对传统媒体没有概念了。但另外一边，我自己经常上B站，我发现B站的UP主在做的是跟传统媒体很相似的事情，他们发现一个选题，去寻找很多支撑，然后把它表达出来。

我在媒体工作得到的最大训练是思维上的，它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思维结构，你怎么去处理海量的信息，在这些信息里发现真正的问题。所谓真正的问题不是每天手机弹窗的那些东西，而是埋藏在时代深处的问题，我们怎么去发现它，发现它和自身的关系，这会带来切身的思考。

另外媒体工作需要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如何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学习完全不知道的东西，怎么去更新你的知识结构，以及学会怀疑，不带预设地去看待一个事情。所谓的真相都是一个色谱，它是很复杂的。虽然现在的媒介环境改变了，我们通过手机端看碎片信息，但我们仍然要去辨别自己的位置，这可能是媒体工作留给我的“遗产”。

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你就像化石一样的，经历了媒体的黄金年代，赶上黄金年代的尾巴，沾上了一种荣光，但你们又是所谓的全球化一代的产儿，那个幻想现在也破灭了。他问那你现在干嘛呢？我说我现在做我自己。

文学奖：很多读者对记者出身的作家期待是写一些直接反映现实的非虚构，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郭爽：确实我也认识一些朋友，他们跟我是一样的职业背景，他们现在写非虚构。但我自己还是比较倾向于关注人内心的战争，而不是现实层面的战争，可能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以前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经历平平无奇的人，很正常地努力考大学，找一个好工作，在大城市生活，然后结婚，全部的事情都像是打卡一样地做下来。直到2019年开始写作《月球》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的人生并非没有逆境。就好像我父亲去世这样的事情，我本来以为我会被击垮，虽然他对我来说就意味着一切，但是我没有。其实在我20岁之前，我已经经历过非常多所谓的逆境。在一个国际通行的童年逆境自测量表里有10个问题，问一个人在20岁之前有没有经历这10个问题，经历得越多就是越不幸的人，也就是一是典型的童年逆境的幸存者。那个量表我在不同时间做过两三次，其中只有一项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并没有把这些经历当成会压垮我的东西。

我的人生不是一张白纸，它是经历过非常多的东西才走到如今，我选择一种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表达，不是说没有见过黑暗，不是说没有见过邪恶，不是说没有差点就被摧毁过，但我知道人活着是靠那些好的东西，而不是靠不好的东西活着，一定有人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展示过人可以靠尊严活着，靠一种决心活着，即使经历很多不好的事情之后他还有能量去爱别人，而不是只会索取爱。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就觉得这是我，是我要做的事情。

我前两天写了一篇小文章，讲这两年的写作，最后写了一句话：“阴影来过，罪责来过，邪恶占领过，但这些，在我的世界里都不是那个需全心全意应对的圆心，我要做的、在做的，只是把黑暗覆盖下来时逃逸出去的光的粒子寻回，在时间里织网，在永恒里炼金。人也就可以守护着自己温暖跳动着的心。”。这可能就是我吧。

02.

一定要写具有能动性的角色

文学奖：我也很想跟你聊一聊虚构和非虚构的问题，虽然小说是虚构的，但是它们多多少少和你的生活之间存在互文关系，你怎么理解从现实取材的写作？

郭爽：因为虚构比现实更真实吧。我在德国认识一位艺术家，他出国前在中央美院受过四年的系统教育，但他告诉我他出国后学习后，导师告诉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去想技术，要把意识和潜意识打通。他根本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潜意识在哪，意识又在哪里。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小时候在内蒙古的事情，他的姑婆是一个萨满，那里还有很多蘑菇、白桦树和驯鹿，有他和一个很奇怪的小人，他醒来之后就把这些画下来，导师看到这幅画之后说，你好像有一点释放出你的本我。

小说作为一种虚构的艺术，它把作家的本我、自我、超我可以放在一起。如果仅仅按现实层面去写东西，像报道一样去写的话，不会允许里面埋藏着你的梦境、希望、期待、恐惧等等这些东西，但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我们是不完整的。

两个人面对面在路上遇到，可能只会说几句话，然后就擦肩而过，但也许更重要的是没有说出来的话，我选择写小说也是要写出那些没有说出来的话，或者让读者看到他们说了一些话，但更重要是没有被说出来的话。

这时候你就会有所发现，看似已经非常了解的平平无奇的现实，其实你没有仔细去看，真正重要的东西被你错过了，或者说被不留心地擦掉了。

小说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它不是局限于真的1:1发生过的东西，它可以将你失去的东西召回，让没有发生的事情发生，时空全部混杂在一起，更接近我们每天走神时候的状态。一个人每天可能有百分之五十的时间是在走神的，走神的时候不会是线性叙事，你东想一点、西想一点，但你好像感觉到什么，这样的你才是真正的你吧，不是那个跟领导对话、跟同事说话的人。

文学奖：不可逆转的变化，好像成为你小说的主题之一，同时《月球》等等一些篇章又展现出你对家庭结构变换的怅惘和叹惜，能谈谈你的理解吗？

郭爽：有些东西是不可逆的，拿家庭结构来说，可能在我们的祖父辈之前，中国还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大家族生活在一起，不管你居住在城镇，还是居住在乡村，都是大家族，方圆住的是你同姓同族的人，形成蛛网式的人际关系。

到我们的祖父辈，这种结构被打破，人口从那时候开始急速流动，我们这代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有些人可能在不同的省份之间漂，有些人移民了，这是一百年来确确实实发生的，而且不可逆，我们不可能再回到群居、大家庭的生活方式，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现在两个年轻人谈恋爱，你可能不知道对方是谁，我说的“不知道对方是谁”，是说抛开你知道他是你的同学、同事、网友……这些个人层面的东西，但不是所谓的知根知底，而是一种陌生人社会里陌生人的交往，它需要极大的信任，几乎是一场赌博，亲密关系变成是一场赌博。

这时候再去组建一个小家庭，风险系数非常大，比较荒谬和悖反的是，这种情况下人反而会把自己需要的所有情感价值放在伴侣身上去寻求，但这样可能会压垮他（她），也会压垮自己。

把以前一个大家族或者一个大的社群里由不同人承担的角色压到一个人身上承担，可能是我们这几代人出现的价值观巨大变动的原因，其实这个问题蛮严重的，但是没有被放在很重要的地方去讨论。

文学奖：代际关系是你作品挺重要的主题，这本书里也有体现，比如《月球》《挪威槭》，再比如之前的《拱猪》，我想知道你对代际这个问题怎么观察的，作为80后，也是经历独生子女浪潮的一代人，中国式的家庭关系往往是张力十足的，对此你的观察是什么？

郭爽：其实我写的所谓的代际故事有好几种，一种是写父辈的故事，完全是我们父母的视角，比如《鲍时进》之类的，去写他们的故事，想象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东西，这个东西好像一直有在延续，即使到《月球》这本书里仍有父辈人物。

《挪威槭》里父亲有当知青的经历，对女儿来说，她仍然还在好奇这段这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还有一个角色叫老樊，是一个下海的商人，经商很成功，但他失去了自己的独生子，是一个失独家庭的父亲，这些混杂在一个喜剧式的人物身上。

独生子女的小家庭往往会导致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过于紧密，不管是过于紧密的爱，还是过于紧密的控制与伤害，但这都是阶段性的，随着多胎政策的出台，中国的独生子女这拨人的经验不再复现。

另外，我写代际之间的沟通，两代人之间的张力。如此的不可理解，又切不断，《拱猪》《九重葛》《月球》都是这样的。到了《月球》这本书我发现，虽然我还是在关心和思考这些东西，但是它在变化。比如《月球》同名的《月球》这一篇，抑或《峡谷边》《挪威槭》，你会发现由于代际的隔阂或者不可理解造成伤害的比例在压缩，或者变得不重要，不再像《拱猪》中的母女，她们的生活里占最大的是伤害。反而变成他们在试图拯救对方，试着去理解没有经历过的东西。

这些东西说起来非常复杂，我们的历史教育让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放在公共空间去讨论，也没有办法让后辈有一个可以公共化、透明化的记忆，这种记忆会解决掉历史遗留下来的很多伤痛问题，而不再像一个遮遮掩掩的秘密。

但是对于80后、90后来说，父辈的历史，除非你自己非常想去了解，不然你就很难知道。我想去了解是因为，这些事情决定了一部分的我是谁。

当我发现自己写作的变化时，意识到过去我认为人被困在历史的困境里挣扎，只能发出一声呐喊的景象，现在对我来说已经不是这样了，变成说，不管他是谁，不论年纪，只要他想，都可以认知所谓的真相是什么，都可以改变。《挪威槭》《峡谷边》《月球》都是如此，他们还在那个困境里，可是你会发现，即使是父辈也有所谓的能动性，他在努力，没有被动地等待着那个重锤。

从一个作者的角度来说，我们都在文学的传统里面写作，肯定都是受到过往作家的滋养的，但是我心里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声音告诉自己，不应该再写像曹七巧、祥林嫂，或者是闰土那样的角色了。如果这代人还有出路，一定要写具有能动性的角色，而不是只能在黑压压的铁屋里等着被迫害或者迫害别人的人。

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是互联网带来的，它让知识平民化、均质化，一个人想了解东西的话比过去容易得多，他想改变自我的认知也容易得多，他就可以去做出决定和改变，自我疗愈。

我刚才说时代回不去了，这个回不去也挺好的，那就往前走吧，让那些旧的人物和旧的自我变成过去，现在的人已经有足够的选择余地。

女性也是这样，我常常感到兴奋，现在年轻的女孩能接触到的知识以及支撑体系和我刚毕业的时候差别太大了，那时候如果你是独立自主的年轻女孩，你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赢得一个工作养活自己，才有选择说“不”的权力。

现在年轻女孩都有一种自信，或者说有一种本能，她知道我就是可以说“不”的，我可以对自己说“不”，也可以对其它不对的事情说“不”，并且不需要我去证明了自己才能说“不”， 甚至我们也会看到年纪大一点的女性，哪怕五六十岁的，她们也在普遍地觉醒，这点让我作为一个女性作者会觉得挺开心的。

03.

女作家只能从女作家身上学习

文学奖：女性文学是近年来讨论度比较高的话题，你会介意被打上类似的标签吗？

郭爽：现在的女作家普遍都写得很好，但从历史的存量来说，过去百年所有领域里女性的比例太少，不只是女作家数量远远低于男作家。所以，即使现在这拨从20岁—40岁的女作家都写得很好，女性作家仍然会被先看作一个“女作家”。但如果这个量一直往上走，女作家的确就是写得好，呈现出多元化的创作，她们也能坚持下去，这种情况就会改变。

很多女作家到80多岁还在写作，像阿特伍德，或者门罗，中生代的可能像裘帕·拉希莉，或者日本的很多女作家，你就会看到一种希望，女作家不会是昙花一现的消费品，所以我不介意说我是女作家。不是说我不为自己做争取，而是没有办法控制别人对你的误解。

我记得刚工作的时候，进报社大概一年之后，因为工作能力很出色，又非常勤奋，所以很快提前转正。但在一年之后我的同事才告诉我，当我被招聘进去的时候，他们都是等着看我怎么不好的，因为他们觉得领导又招来一个花瓶。

在我自己的生活中，这种误解处处都在，没有办法控制别人，我只能控制自己，我不会把自己限制在一个性别里面去写作，我不在意别人怎么想或者怎么看，而且大部分人在评论的时候其实根本没有看过。

文学奖：你是否觉得作者是可以摆脱自己的性别立场写作的？

郭爽：我觉得这完全跟题材有关，我自己是可以处理很多不同的题材的。有一个朋友说《红楼梦》，曹雪芹是一个男作者，但是他写黛玉进大观园的时候完全是“黛玉之眼”，是一个女性视角，没有人怀疑过男性作家这样做的正当性。

但是当女性作家用男性视角写作的时候，比如我有时候爱用第一人称，开口说话就是“我是一个男的”的时候，有些人可能觉得被挑衅，但是我不在乎。我可以说一个具体的细节，前两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峡谷边》里面那两个男的在长篇大论地谈话，说男人之间不会这样谈话的，不会通过谈话暴露他们的脆弱。我说你怎么得出男人不这样？你调查多少基数才得出男人不做这样行为的结论？而且，一个男性如果表现出不被规训为一个男性的特点，比如男的都要坚强，不掉泪，不选择脆弱，难道这不是一种性别规训吗？我问他，“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去暴露你的脆弱的时候，其实你是在释放天性？”

很多时候，在我的立场上，我作为一个生理性别是女性的人，去写男性视角的小说，不管他们是作为主角还是作为叙事者，都是一种“为什么不”的做法，这个世界上要允许多元的男性存在，我为什么要放弃去写男性的权力，法律又没有规定女性不能写男性或者女性不能用男性视角，那我就是要写。男性读者或者男性作者如果感到不适，他们如果读多了也就适了。

包括叙事上的特点，我曾经也被一些朋友说我的叙事是辐射状的，是散点的，应该更集中、更线性，故事要长驱直入。最开始，我不置可否，后来发现他们的这种期待，不就是大部分男作者在做的事吗？既然他们都已经那么成功了，为什么我还要那样做？

我想象和构建的世界就是像游戏《纪念碑谷》那样，是不断高低起伏的，是从这个迷宫穿到那个迷宫的，如果我的感知世界是这样，我为什么不尊重我自己？

我忘记是不是伍尔夫说过，她说女作家只能从女作家身上学习。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文学史上的男性作家很多，但是他们的思维和经验，如果硬要去模仿的话会是一种自我戕害，不如就去发散真正属于自己的特点，也许不被理解，但你知道它是存在的就可以。

文学奖：你说过《月球》的主题是“如何证明一个人真的存在过”，这本书已经出版，你觉得找到这个答案了吗？

郭爽：我小说里的人总是在不同的小说间跳来跳去，我觉得他们会一直存在。至于来自于生活中作为原型的那个人，当我决定写TA的时候，TA就已经存在了。

为什么会定“月球”这个书名，是因为我觉得小说是给我的礼物，有一种其它东西没有办法代替的魔力。月球是宇宙的礼物，是人心的树洞，每个人都把自己心里的事情储存在那里，不然不会有那么多关于月亮的诗。我想如果一个人在你生命中来过，TA就是给你的礼物，要把TA存在一个很好的地方。我觉得就是留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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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文学奖主题为“从此刻出发”，评委团的审评焦点，在于作品对现实的准确把握，关注思想层面的深度与人文底蕴，以及作品展现出的格局与野心、勇气与潜力，和作品令人眼前一亮的新颖性与想象力。最终，第五届评委团成员梁永安、林白、刘铮、罗翔、王德威（按照名字拼音排序）经过讨论，依照多数原则表决，评选出以下五部作品进入决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