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纽约读MBA的日子 | 世界药丸

原创扑妹三明治

文章 | 扑妹

编辑 | 龚晗倩

插画家笔下校园边的华盛顿广场公园，图片来源：NYU校友会

2016年的8月，我入学了纽约大学的商学院，抛下国内的一切，开始了两年在异国他乡、零收入的生活。

我在上海出生长大，本科毕业落进了金融业的坑。去纽约读MBA前的四年时间，我在固定收益投资交易这个领域努力耕耘、任劳任怨。

这是一个有数万从业人员、代表市场上的几千家金融机构、每天进行债券和利率、信用以及外汇即期、远期、掉期买卖的“世外桃源”。

我曾经也有研究市场着了迷的时候，也说出过“我不关心这政策是对还是错，也不关心这经济是好还是差，我只关心明天的市场是涨还是跌”这样的话。但后来日益发现，其实这一行和农民很像，靠天吃饭。市场只有两种：涨和跌。但每一位投资经理、交易员、分析师，都相信自己有可以战胜市场的洞见。

几年后，看到自己越来越钻牛角尖，也看到我26岁时的办公室和26年前出生的医院，相隔不到一站地铁，因而决定退一步海阔天空，到纽约读MBA，在成年以后、成家之前，有两年离家独立生活的机会，待休整后再次前行。这是我念MBA的初衷。

作为一个在西方超过百年历史的学位，今天的MBA已经变得很模式化和同质化。

职业教育上，除了新兴的创业族群会选择硅谷附近的斯坦福、伯克利，东海岸的众多商学院如芝加哥、沃顿、哥伦比亚以及我后来选择的纽约大学，都以金融著称，培养的也大量是进入投行、基金的打工人士。而对于本科没有修相关专业、毕业也没有从事这类工作的年轻人而言，MBA可以算是转行的最后一张门票。从面试礼仪到办公室政治，整个职业培训事无巨细，对于学生的期待，也正是能言善道、所谓的“领导力”超群，或者通俗一点讲，派对动物。

/ 在商学院，我依然内向，依然宅 /

纽约的天际线

但纽约这座精彩的城市，并没有改变我宅女的属性。刚到纽约的时候常常有人问我纽约和上海有什么不同。我绞尽脑汁，最后说，对我来说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宅”而已。

和大家印象里典型的MBA不同，我是个内向的人：可以跟人侃侃而谈但偏爱一个人待着充电；事情不偷偷做到100分不轻易告诉别人；上海的书架上还摆着《内向者优势》等等给自己打气的书。

而在MBA的校园里，只要有人，必然是人声鼎沸。平时在学校的课间休息，如果不和左邻右舍互相问候、进而热烈地交谈，而是选择一个人发呆、或甚至敢趴下小憩，必然会有热心的同学关切地把你拍醒，问你身体还好吗需不需帮助。

既来之则安之。抱着尽力融入的心情，我开学之前就买了一本商学院生存指南——《Case Studies & Cocktails》。作者是两位分别毕业于哥伦比亚和西北大学的商学院毕业生，想要填补市场上只有教人如何申请MBA而没有人教大家怎么念MBA的空白而出版的商学院生存指南。在这本书上，我学会了FOMO（Fear of Missing Out）、YOLO（You Only Live Once）这些词，以及商学院“睡觉、读书、谈恋爱只能三者选二”之类的传言，都一一铭记在心。

开学第一天，从开学典礼礼堂外的自助早餐开始。

礼堂外的早餐，小小的百来平米，要容纳四百个新生，四百个“能言善道、领导力超群”的新生，让旁边人听清自己讲话的难度，不亚于在动次大次的夜店。

于是所有的交谈缩减为四个制式化的问题：你叫什么？你做什么的？你从哪里来？你住哪里？这样即便听不清问题，也可以猜个大概、对答如流，对方一般也不会较真，而是假装感兴趣地直点头。

就这样，一个上午强迫自己背下尽可能多同学的名字，一周强迫自己跟所有新生都说过话，一个月强迫连同上面一级的学长姐和已经毕业的校友也通过邮件知道自己的存在。

然而，随着时间过去，我发现原来MBA也并不只有一种。

第一次见识不一样的人，是一位十多年前从另一家商学院毕业的学长。

“我永远都是最后一个。我就是anti-social（不爱社交）。”

听到有人可以如此泰然自若地面对自己的anti-social，我又惊又喜。从此以后，我四处观察，每一个立志做买方研究的学长，对于自己的anti-social都很坦然，从未强迫我一定要融入，反而常常关心我每天在彭博终端机前有没有待够两个小时。

就这样，随着时间推移，我在学校认识的人越来越少了。

和猫咪一起死宅的MBA生活

玩笑放一边，美国人的热情还是能够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的。这不光是说，即便在纽约，电梯里或马路边，陌生人也会寒暄，也是说发自内心对朋友的关心。

其实这种感觉的强烈或许是因为一直生活在上海。记得2012年，因为工作，我在郑州生活过一段时间。虽然此前也并没有参与对河南人的“地图炮”，但这几个月还是让我对那里的人有了不一样的观感，深深爱上了中原的这片热土。

街边的酱猪蹄店，小姑娘店员可以跟客人嬉笑打闹，活脱脱武侠剧里泼辣的小老板娘。推荐起菜来，或是聊起街区里的新鲜事，也是头头是道、丝毫不怯场，衬着俏皮的河南口音，让人着迷。

回想在上海，可能这座城市的钢筋水泥和声名在外的势利吓坏了打工仔、打工妹。餐厅里的服务生，礼貌之余总是怵怵地小心应对。不知道点什么的时候，问上一句“你最喜欢你们家哪道菜呀？”得到的往往是惊恐和羞愧：“这……我不知道的。我帮你问一下。”

而此时在大洋彼岸，我却在另一种语言里，感受到了久违的人与人之间不设防的亲切。

/ 我交到了印度朋友 /

今天美国的商学院里，越来越多的同学是来自新兴市场：中南美、中国、还有印度的留学生。

印度学生的占比比中国学生更大，在我们学校几乎要达到20%。虽然直接从印度来的同学口音浓重，但毕竟英文是他们的母语、受西方文化影响更彻底，加之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印度人较华人更爱发声，受接纳的程度也就更高一些。我们学校就有位学界著名的印度教授，把公司金融讲得像段子，传到YouTube上轻松收获友校小伙伴恨不得跟他生猴子。

仔细回想，来美国之前，我并没有交过印度朋友。对于印度学生的印象来自于《三个傻瓜》（Three Idiots）。正巧，开学一个月，我报名参加一次去州北部山区的徒步，同行的印度同学小A在火车上和我邻座。

得知他正毕业于《三个傻瓜》里那所地狱般的印度理工，我忍不住丢了一堆充满“刻板印象”的歧视性问题给他。“每年有多少人跳楼呀？”“录取率到底是百分之零点几呀？”“那你岂不是超级天才！”进而衍生到其他我道听途说的社会新闻：“你们那儿真的不抓强奸犯吗？”“你们那儿种姓之间真的不能通婚吗？”

就差问到他是什么种姓了，幸好被列车员检票打断。没想到他见招拆招，全然不觉得被冒犯得喘不过气，告诉我印度家庭对孩子的最高期待仍然是医生和工程师，和电影里描绘得差别不大。说到学习的辛苦和竞争的激烈，我们的共鸣甚至超过了分歧。

这次谈话，也让我多了一些电影之外对印度人更具体真实的认识。小A虽然个子不高，戴啤酒瓶底厚的眼镜，但热爱运动，所以才会在血腥的求职季正要拉开帷幕的时候来登山。所有运动里，他最爱潜水，也试过跳伞，爱打网球和壁球。

这次登山拉开了我和同一届的八十个印度同学交朋友的序幕。这时候又无数次反过来觉得，他们虽然也是人，但真不是常人。

学校看重就业，所以开学的第一个月就会要求大家确定大致求职方向。最热门的方向无非是投行、咨询，很多同学会二择其一。但印度同学不一样，他们二择其二。

那天放学回家，我和印度女生小P同行。她也是二择其二的一员。我照例略带嘲笑地夸奖说，哎呀真厉害。然而她立刻换上严肃脸，认真地给我算了一笔账：“找咨询工作的话，我需要练习50个案例，这个学期有12周，这样就算每周是五个，每天就是一个，我找个搭档，我练一遍她练一遍，加上互相点评，一个案例总共花费两个小时。我现在每天睡七个小时，只要改成每天睡五个小时，我就可以在投行之余也申请咨询工作。”我听得脑袋嗡嗡，脑海中浮现出印度阅兵仪式上一台摩托车坐一支军队的表演。

我羞愧得闭上了嘴。回想自己连及时查收、回复邮件，把每项日程标记到日历上，都是观察了别的同学之后才东拼西凑养成的习惯，而“同龄人”却在以极端的自律“抛弃我”。

而就在前不久，小P还号召同住宿舍的另外几个印度同学，一起到我宿舍为我办了一个惊喜生日派对。虽然只是准备了一个小蛋糕，吹了一支小蜡烛，这份用心还是让我在异国他乡感受到难以名状的温暖。

如果这些事体现的是自律，那么有时候他们也有些小聪明、小狡猾。进入十一月，学校的课业压力也开始加重，尤其是我选的课许多需要进行财务报表建模，费时费力。那天晚上，和组里的印度同学M兄一起自习，M兄比我还小一岁，但卷曲的络腮胡和“沉稳”的身材让我们把他当成大叔一般的存在。正当我为了又将迎来一个不眠之夜叹气，M兄说他还没开动。

“这又是什么开挂的玩法？”我心里暗自嘀咕。

“一个模型十个小时，明天下午1点交，所以我可以凌晨3点开始写。”果然又是精确的印度算数。

我心里憋着一句“你不睡觉啦？”没敢说出来。因为据我观察，他们真的不太需要睡觉。

“大不了就去网上找个印度小孩儿，有几亿人可以替我做，便宜又好用。”这时候印度的母语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将近三十年的姨妈，常常抱怨印度人在美国社会爱抱团、又爱表现，因而在主流社会话语权大。和印度同学相处了两年，我看到他们更好的沟通能力和更强的表达欲望，但也看到他们的勤劳和毅力。

来自一个基建破败、竞争残酷、等级森严、公平不彰的社会，印度移民在美国扎根的决心远远强于我们，而相处熟悉之后，他们也并不那么狭隘，对同胞和别人都会照顾有加，那股团结的劲头，或许反而是我们应该去学习。

/ 我的老兵同学 /

而美国本地同学中，有不少是受益于各类diversity项目来念MBA。这也让我接触到了以往不熟悉的群体。老兵就是其中之一。

第一学年的春假，我参加了学校组织去南非的旅行。同行的有一位漂亮的白人女孩儿S，一头棕发烫成了小卷儿，配合着南非异域风情的小碎花裙子。只是在碎花裙子上，她每天都背着一只磨出了线的破旧军用挎包，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那天晚餐我刚好坐在她对面，犹豫再三还是压制不住好奇心问了原委。原来她父亲一生都在军队工作，而她本人，在入学MBA之前，也已经在美国的陆军部门工作了10年，官至中校。后来，整个晚餐，我们一圈人围着她听她说军旅生活。从她习惯性的灿烂笑容里，实在看不出日复一日的体能训练、高强度的情报工作、和对下级军官严厉的作风。只有走路时飒爽的身子和坚定的步伐，让我毫不怀疑她来自军人世家。

边说着自己的故事，她总不忘提到父亲对她的影响，这只已经磨破的军用书包，就是父亲当年的旧物，伴随她的十年军旅生涯直至今日。

后来，我越来越发现，学校里当过兵的同学们身上都有一股如同美国队长一样的独特气质。那是一次体育经济学课上的课堂辩论。

“我从普林斯顿大学的篮球队，打到西班牙篮球甲级联赛。就像你今天去做投行，明天就会去做私募一样，Ian。”辩论是关于大学生运动员到底应不应该领高薪的。退役的职业球员CJ观点鲜明、言之凿凿。

“我不喜欢你这样类比。请停止。”老兵Ian明显受到了冒犯，板着脸又说了一次，“请停止。”

美国没有强制兵役。和在中国一样，当兵很大程度上是个人选择：既有西点军校以及其他学校军事专业的优秀毕业生，为了报效祖国的豪情而参军的，也有考不上大学或者家境贫寒为混一口军饷而被迫走上战场的。

退伍后的军人被称作老兵（veteran）。每年的11月11日老兵节是一个全国性的假期。老兵出现在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各家MBA，每年一定有一定招生名额是留给老兵的，并且会为他们提供全额奖学金。大公司也喜欢招聘这一类学生，因为他们能加班、守纪律，虽然有时候有些死板，但对于做好一颗螺丝钉来说简直是完美。

Ian就是其中的一员。从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在夏威夷和华盛顿当了七年的海军军官，随后来到商学院，希望转行投资银行。不仅顺利找到工作，他还成为了学校金融社团的主席。195公分的身高，橄榄球四分卫的身板，全身上下都写着“可靠”两个字。上周课间，他跟大家解释原本金融社团组织的啤酒派对想要鼓励大家带小狗参加，后来因为何种原因作罢了。他结实的身板和低沉的嗓音配上这个话题，很难让一旁的我忍住不笑出声来。

课堂辩论中，Ian也同意大学生运动员领取薪酬。但他提出的原因是，大学生联赛在美国盈利能力非常强，但如果这些利润不由运动员本身赚取，其实他们就是受到了年薪百万的律师等等金领阶层的压榨。虽然他也同意太过年轻就获得太高收入会腐蚀这些运动员，但“压榨”的概念实在和他的原则相悖，让他连连摇头。

我们这一届里，同样是老兵的还有J同学。从常春藤的数学系毕业后，边攻读军校学位，边在空军从事情报工作。J同学来MBA同样要转业做投资银行，但没有金融相关背景，年纪又相对较大。我至今记得一堂战略课上，他的眼镜像老花镜一样掉下一半，顶着光头，认真在一个和他的体格不相衬的小本子上记着笔记，一边还举着手想要提问，活脱脱一个退休共产党老干部的形象。

在外交上，美国的军事战略饱受诟病。但从个体层面，我还是敬仰这群同学，和他们的训练带给他们的价值观。在学校里，任何人都可以一眼认出他们的自律、善良、和有时候有一些格格不入的坚持。

/ 商学院的求职辅导武装到牙齿 /

来美国读商学院之后，发现商学院真真是披着高大上外衣的职业技术学校。找到工作之前，我们的任务是找工作，找到工作之后，我们的任务则是帮助学弟妹找工作。

我们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在商学院之前都是有工作的正经人，特地辞了职来念书，不然也不会被录取，怎么是来学习如何找工作呢？找个工作有那么难吗？

其实，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摸索和演变后，今天的北美MBA项目，既不是事业发展到瓶颈的高级管理层追寻管理奥义的殿堂，也不是非科班出身的小白补充财务会计知识的补习班，而更多是工作四五年后对自己收入不满意的族群，寄希望于通过一张MBA文凭作为转行高收入行业的最后一张船票。

美国不同行业的收入差距固化、也透明。医学院、法学院最难考，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医生和律师的高收入。商学院的目标行业是投行、咨询、私募、对冲基金，薪酬相比其他行业也同样有吸引力，因而让许多年轻人趋之若鹜。

至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为了体验留学生活的国际学生，或是有一些对原先工作已经很满意、只想当做休两年长假的同学，也无法免俗，很容易就会受到周围氛围的裹挟，加入茫茫的求职大军。毕竟，学校的老师同学，见面第一声招呼便是“工作找得怎么样了”，如何能心安理得地放任自己享受生活呢。

于是，在开学第一周的派对、酒精、出海、保龄球大赛（是的，美国人玩的东西真的蛮土的）、夜夜笙歌迅速过去后，九月开始，同学们突然齐刷刷换上西装，以至于大半年后终于看到脱下西装的小伙伴，往往会认不出来。

商学院的求职辅导武装到牙齿。开始真实提高实力之前，各种表面功夫的训练已经悄然登场。有两件事至今印象深刻。

开学初的九月，学校请来了一位在Linkedin（领英）客户服务部门工作的经理来为大家讲解如何运营自己的Linkedin账户。听起来没太高的规格，地点却选在了和开学典礼一样的可以容纳400人的礼堂。偌大的礼堂说不上座无虚席，但也坐满了大半。

讲课的内容其实更像广告，告诉大家各种类型的付费账户可以提供何种便利。即便是实践指导的部分，也充满了后来两年里会无数次单曲循环、让我越来越反感的陈词滥调：每天早晨叫醒你的是什么？你希望未来同事眼中的你是怎样一个人？

但当时，本着初来乍到、海绵吸水的精神，我也和邻座的同学一样，聚精会神地记着笔记，结束还不忘整理成电子版，发给因为工作忙没办法到场的兼职班同学。觉得自己既敏而好学、社交能力又高，好为自己骄傲。

一周后，学校的女生社团组织了另一场活动，美国人起名爱押韵，那个活动叫Dress to Impress。向来缺乏衣品的我自然积极报名。来到邀请函上的地址，是两个沃顿MBA毕业的女生在纽约中城开的一家精品服装店。

两个金发的女生一般高，精致的面容在对白人脸盲的我看来像是姐妹。她们一个有投行背景擅长融资，一个有咨询背景擅长推广。当天她们都穿着自己店里的衣服，备好了起泡酒和小点心，以及半个小时对于Business Formal、Business Casual这些基础概念的解释，每介绍几句也会从店里选出一件具有代表性的小礼裙，顺便打个广告。

介绍结束就是自由选购时间。一同去的女生们都乐开了花，端着酒杯、吃着甜点，一轮轮地挑选、试穿、互相吹捧，那塑料的姐妹情仿佛现实版《小时代》。（这是我的猜测，我并没有看过《小时代》。）

一来作为初创品牌，店里的选择不多，我执拗地不愿意跟别人撞衫，二来不知道如何融入这睁着眼睛瞎夸的塑料姐妹情，当然最重要也是被价签实实在在地震慑住了，我找了个借口便落荒而逃。

校园招聘开始后，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叫circle（站圈）。

Circle出现在整个招聘过程的初期。第一学期开学之初，就会收到日历上密密麻麻各大雇主的宣讲时间。本着“投行和咨询工作不一起找”的原则，银行们会把时间错开，但如果同一个晚上高盛和麦肯锡有时间冲突而导致无法两场都参加，学校不负责替学生解释。（当然印度同学们总是能有巧妙的办法为自己解释或互相解释，令人叹服。）

美国文化提倡互动。宣讲的部分往往二三十分钟讲完，然后就拉开了浩浩荡荡的circle的序幕。代表公司出席宣讲会的往往是新近毕业、刚经历过招聘全过程、或做到高位、愿意衣锦还乡的校友，那为什么不能由同学和校友一对一沟通，而会站成“圈”呢？

还不是因为来的校友不够。于是一个校友往往要同时面对五个甚至十个同学的提问，自然地站成了一圈。

学校站圈的规矩很多。例如不许吃东西。例如不许喝酒。这是一件非常吊诡的事情。因为每家雇主办活动，都会花不少钱，请专业的酒席承办公司（caterer）准备精美的食物、酒水，并有侍应生一圈一圈地招待大家。

学校原则的出发点也很简单。如果允许吃东西，保不齐有同学嘴里塞满食物跟校友侃，控制不住吧唧声或是索性喷些颗粒物到校友脸上，或者是吃完点心来不及擦，拿油油的小手就跟人亲热地握了起来。而喝酒可能会惹的麻烦就更多，撒泼耍无赖不至于，就是亚洲同学一个个喝得上了脸也不好看。（在英文里对于亚洲人喝酒上脸专门有个词叫Asian Glow，亚洲光芒）

于是学校决定一刀切。虽然总有那么几个听讲时走神的或者实在控制不住贪嗔痴的，但总的来说控制得不错。于是我们会看到，一圈十个人站着，服务生端着一盘虾球走来，问大家要不要，校友没心没肺地抄起一颗就吃，其他人眼睛直直盯着虾球、咽着口水（也可能只是我）说：不用，谢谢。服务生有职业操守，必须挨个问，于是每一个都回答不用，谢谢后，他才缓缓移步下一个“跪舔圈”，仿佛一场行为艺术。

而学校不忘记规矩上加上一句，不许跟校友说是学校不让吃，要说自己不饿。美国人也挺虚伪的是不是。

最后就是每晚大盘大盘的食物被倒掉，第二天、第三天，周而复始，一个招聘季不知浪费了多少粮食，此为负作用其一。其二，一个宣讲会往往从六点开始，能到九点甚至十点结束。若是会上保证油盐不进，那么除了六点之前拿饼干垫个肚子，十点之后多半会忍不住去吃宵夜。一个学期下来，每个人肚子上都多了两个圈。

当我们终于拿到暑期实习的offer，参加公司举办的新员工欢迎宴，第一次在熟悉的场合可以甩开膀子吃的时候，发现大部分花巧点心的名字都叫不上来。毕竟武装到牙齿的招聘培训里，少了这一课嘛。

/ 毕业是另一个人生阶段的开始 /

帝国大厦为纽约大学毕业亮起标志性的紫灯

2018年5月3日晚上，暖暖的春风里，我来到了MBA生涯（或许也是学生生涯）的最后一堂课。已过古稀的老教授两天前刚动了喉咙手术，没有办法出声，在黑板上郑重写下了一行“See you around.”（期待再见）后，就把我们交给了他的代客教授同事。虽然不像有些同学，在自己的最后一堂课上失控痛哭流涕，我还是望着那行工整的板书，恍惚出神：再见，再也不见。

参加完学校和学院的两场毕业典礼，毕业季算是告一段落。在英文里，毕业典礼叫做Commencement，字面意义并非是“结束”，反而是“开始”，寓意着新的人生阶段的开始。

虽然这已经不是人生中最郑重其事的本科毕业，但两年的学生生活还是让我们对于重新步入社会有些胆怯。纽约说起来是“宇宙中心”，但出于各种原因，大部分同学还是会四散到天涯海角。毕业这一周里，听了超过这辈子加起来剂量的鸡汤。致辞嘉宾加拿大总理振臂高呼，不要害怕变化，要有勇气拥抱它，爱上它！校长殷殷切切，未来的责任落在了你们的肩头，电影学院同学的票房就靠你们商学院的同学了！但四下望去，我想每个人心头的焦虑都会大于激动。如另一位致辞嘉宾所言：二十几年前我坐在你们的座位上，却不知道等待我的未来是前夫出轨前闺蜜，再婚辞职在家带娃，重新找工作丢几十份简历，被同一家银行发三次拒信……

三十岁上下，应了“三明治”上有老、下有小的名字。毕业典礼上听见亲友席里孩子止不住的啼哭、看见国际学生焦急地给父母打电话担心他们迷路，我想每个人放肆的笑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打气。这两天脑中一直在盘旋一段歌词：“在不同的城市努力，偶尔也会想想你。这样的我，那样的你，要很久才相聚。”

最终，和很多这些年去美国读MBA的中国同学一样，我决定毕业回上海。如果留在美国，我大概会去一家某大农村的小对冲基金。这些对冲基金选择落户广袤的农村是因为诱人的低税率和远离尘嚣的舒适生活，里面的工作和《亿万》（Billions）里始终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紧张刺激大相径庭，典型的节奏缓慢而悠闲，和多年前更普遍的留美从事学术研究的华人异曲同工。

相比之下，中国提供焦虑、提供攀比，也提供机会、提供热血。临近毕业，舍不得美国的岁月静好，但也为回国而跃跃欲试。我也快要迎来传说中人生最焦虑的29岁，有太多事可以做，有太多事需要做，有太多事没想明白，糊里糊涂的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