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转学到加拿大后，那个敏感的中国学生丨少年三明治

三明治

小林坐在我家地板上，嘴角笑嘻嘻的，脸上却在淌泪。“都是看他哭，我才哭。”

“他”，是小林的儿子阿舟，一个在温哥华上小学的孩子，跟我上了半年英文绘本阅读课。今天，他妈妈和他被老师单独请进校长室，拿回一张全英文的学生评估，会中文的助理老师给他们解释，这张评估表明阿舟要看心理医生，做智力测评。

我看了一遍那张评估，上面写着：阿舟从中国大陆转学到温哥华，这一年多，因为发现他有点“不正常”，班主任和心理老师没少操心，但他的英语水平还是停留在LEVEL-1，只会词组，不会造句；他不爱讲话，即便讲话的时候也只有口型，像讲“悄悄话”；课间和午餐时间喜欢独来独往，不喜欢交朋友；情绪不稳定，过于敏感，有暴力倾向，曾经用三角板和剪刀威胁同学。评估表上并没有给出“看心理医生，做智力测评”的建议。

“我认为我的孩子不用看医生。问了好几个人，他们都说我的孩子没问题。你说呢？”小林呆呆看着阿舟，像是问我，又像是问他。

阿舟还是老样子，垂着头，又往下点一点，像同意，又像不高兴搭理。

“我没有不讲话，我讲话的。”过半天，他猛地抬头，满脸眼泪。

热闹的补习班，不讲话的孩子

半年前，我每天下午去珊珊的社区课后补习班，帮五六个五年级到九年级的孩子辅导作业。在这里，大部分孩子都是近一两年里从中国大陆转学来温哥华上公立学校的。他们的爸爸在国内赚钱，妈妈在身边陪读，一年回国两次，过寒暑假。

这些父母在华人区找到房子安家，去大统华超市买东西，和国内做生意，基本不说英文。他们的文化圈、经济圈、自我身份被中文牢牢把守，生活习惯、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和在国内时没有太大区别。他们对加拿大公立学校的教育很不放心：“三点半就放学，老师不怎么管，没国内学习氛围好。”因此，这些家庭愿意每个月再花几百块，把孩子放到华人办的课后作业补习班托管。一方面，班里都是中国孩子，凑一块儿学习，有氛围，方便交朋友；另一方面，老师都是中国人，跟家长沟通方便。“‘老外的孩子’一放学就‘放羊’，但我们语言跟不上，哪敢放松。”“老外”，依然是他们对所有非中国人种的称呼。

学校放学后，下午四点钟前后，这些孩子会陆续驮着书包，晃着肩膀坐进补习班教室。

有的人进来，随即把科学、数学、人文、英语讲义摊了一桌子，自己往桌上一趴，喊一声“老师，我好累。”之后便翻开手机打游戏。

他们在五颜六色的屏幕上熟练地滑动手指，一边跟我争取时间：“老师，就十分钟。”王者荣耀、撸啊撸、吃鸡、旅行青蛙，国内流行的手机游戏他们都在玩。

“老师，你知道吗，有个免费翻墙软件，国内网站随便上，回头我可以发你。”他们会为了感谢这十分钟，很讲义气地给我回报。

“这些孩子情商都很高，跟父母见过不少场面。跟他们相处，你要想办法拿捏住。不能太死，也不能太自由。”补习班“校长”珊珊曾经说过补习班的教育方式——中国特色，北美思维。这些转学过来的孩子已经习惯了中国严格的教育环境，“不盯着，学不好”，但是，怎样给孩子适当的自我发挥空间，避免和本地学校氛围脱节这个问题的，父母们都相信，补习班这些经历过北美教育的中国移民老师比他们更清楚。

这些孩子最不喜欢的作业大概就是“自我发挥”型的，比如做查阅、讨论和公开分享项目。要用PPT完成一个读后感，但他们懒得找搭档，又不知道怎么规划；要他们写摘要，就一句话了事，不愿意找叙事线索。

“老师，今天这个Social作业我没法写。一整节课，我们一大坨人在操场上，我呆在后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下课了。”有个叫Peter的孩子把手机拍下的作业给我看，那是一个论文作业，题目是“谈谈生物多样性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他最得意的是数学，这里九年级的数学，只相当于国内六年级或七年级的水平，这些中国来的孩子在课堂上打着游戏就把作业做完了。

Peter五年前转学过来，身边70%的朋友是中国人。他有个要好的朋友，“第一个女友竟然是白人，很奇怪。”他觉得其它人种的朋友就算再投缘，也和中国人不一样，也许因为他们吃饭都吃不到一起去。班里的孩子们普遍不喜欢芝士，平时课后买辣条、麦当劳大杯可乐、珍珠奶茶；聚餐、生日都嚷嚷着去附近吃麻辣烫、小火锅、牛肉面。

此外，这里一半孩子都有一个亲兄弟姐妹与自己同班，彼此相差两到三岁，会互相压制。阿舟就有个姐姐，大他五岁。

见到他的第一天，阿舟就是被姐姐带进作业班的。初次见面，这孩子好像《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里的大头儿子。不像动画片里那颗大头很活泼，阿舟的大头却无能为力地垂在胸口。

姐姐把阿舟塞进座位，幸灾乐祸地说：“老师，给他多背点单词。”

阿舟像根本没听见姐姐说什么，从左肩膀褪下书包肩带，又从右肩膀褪下另一根，直等书包滑下椅子，躺到脚边静止不动了，才抬起眼皮。他眼前的桌上摆着几本我从书架上挑出来的英文绘本。“你想读哪本？”我重复了好几遍，阿舟只用两个眼睛死死盯着我，脸上肌肉一动不动，中风一样。

“老师，别费劲了，我来这么久，没听他说过话。”补习班的“老油条”嬉皮笑脸地抄作业题，顺便帮我解围，头都不抬。

最后，我搬出电脑给阿舟看《海绵宝宝》。他就盯着屏幕两小时，表情没任何变化。期间问他，喝水吗？没反应。上厕所吗？还是没反应。

两年前，阿舟全家投资移民到温哥华，在温哥华西边最安静有序的一块地方选了住处。阿舟被教育局分配进学区内一所K8（幼儿园到八年级）学校，读五年级。

“他不懂什么叫移民。当时骗他，说就来温哥华玩几天。爸爸准备回中国的时候，他哭着要一起走，要回学校做作业。” 因为不能再回中国念书，阿舟垂头丧气，妈妈小林发现他越来越不爱搭理人。

“阿舟是有问题。实话说，送到这来的孩子，没有没问题的。”珊珊忙着收拾东西回家，大包小包放停当了，转过身来，靠在沙发扶手上对着我。沙发不大，堆了不少中学数学、人文科学和ESL英语的教材。

“你自己看吧，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让他开口读读书、背背单词什么的。”补习班里相当一部分孩子，是以国际学生身份转学过来的，为了尽快通过ESL考试，进入正常语言班级上课，专门来找珊珊补习ESL。他们的父母恨不得孩子明天就大学毕业，在当地就业，担保自己移民，所以自己的生活精打细算，却不惜重金把孩子送去补习。被家长逼急的孩子，很多确实很“争气”，家长们归功于补习班效果好，马上口口相传，便送来更多学生。所以，对珊珊来说，不怕学生不够，只怕学生太多。像阿舟这样的，来不来对她无所谓。

一点点信任，一点点时间，

等他愿意

不久，我离开了珊珊的学校。阿舟妈妈小林给我发短信，想把阿舟送到我家来上课后补习。

“放在那里没有什么效果，本来我也考虑送他去别的地方。”小林的信息让我受宠若惊。

温哥华的补习机构到处打广告，尤其在中国人密集的列治文。小林可以选择近在家门口的任何“别的地方”，不用开车来回十五公里，从列治文送到我家。

“我觉得他特别相信你。”收到这条，我更受宠若惊了。

阿舟其实没主动跟我说过话。在珊珊那里时，我让他读哪本书，他就读哪本；他发不出“th”这个音，我就让他看我的嘴型，舌尖伸出两排牙齿，一遍一遍模仿，他的舌尖还是找不到位置，但声音像了，我一表扬，他一脸茫然；我让他抄单词、背单词，他就照着我在单词本上写的样子，七歪八扭继续写那几个字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背，花上半小时，也能记住八成。整个过程里，他脸上没有表情，不问问题，不讲无关的话，完全看不出他的感受。

我决定接受这份信任。

“I hate learning.Learning sucks.”他对着我，张口永远是英文。不像老师评估单上写的那样，只和母语中文的孩子一起，爱说中文。

sucks、boring、weird，是他的常用词，几乎用来回答任何问题。

我曾问他：“那什么不‘sucks.boring.weird.’？”他回我：“Video game.”

每天带他念书之前，我会问他今天有没有好玩的事情，或有没有问题想问我。一开始，他一声不吭地摇头。几天之后，他开始扳过我的电脑，找出最新的游戏和鬼畜视频给我看。我问他好玩在哪里，“It’s good.”他痴痴地盯着屏幕。

要他用stable造句，他先东张西望了一会儿，忽然指着窗外：“The tree is stable.”

“这个句子太好了。你怎么想到的呀？树给我们能量，树让我们和自然相联，树帮我们稳定生态环境。”我终于找到理由大力表扬他。

慢慢地，他开始提问题：“上中学、上大学，是不是很难？”“难啊，越厉害的人，难题越多。比如，你妈妈在温哥华照顾你们姐弟，一个人做所有事情，很厉害吧。但她不会英文，出去买东西、跟别人做生意，就是个难题。”他眼睛一亮，第一次脸上有了近乎自然的笑。

我在网上找到温哥华的少儿自出版项目Writer Exchange，想带他一起完成一本书。他看了一眼那些孩子涂抹出来的海报，咕哝了一句“It’s stupid”，伸手就把页面关掉。但看我拿出单词本，以为我无奈放弃，他又眼睛鼻子皱成一团，问我能不能一起做书，“我想做连环杀手的故事。”

我就引导他，问他问题：杀手住在哪里？有什么身体特点？做事风格如何？有哪些朋友？怎样防止被他找到？那阵子，阿舟每次来都会讲这个连环杀手的新进展。他一遍遍地谈灵异和惊悚的东西，语气平淡，有种镇静的好奇心。

他几乎不再碰电脑，张口一串串说下去。后来，我把笔递给他，他摇着笔，画画写写，做了六页纸。

完成以后，我说，快自豪一下，带回家给妈妈看。他突然严肃起来，压低嗓子说：“不要告诉我妈妈，也不要告诉我姐姐，他们不相信我。”

只有说到食物时，阿舟才开始有表情。端午节，他送粽子来，脸上挂着一种责任感，冲进我的厨房，打开电饭锅，手指点着水要放到哪个刻度。还有一次，他磕磕巴巴用英文描述自己怎么煮鸡蛋，突然想到什么，咧了咧嘴，圆肩膀往下一耷拉，从左裤袋抓出一把纸，“明天我想做这个。”那是一张八个月前的火鸡菜谱，他偷偷从学校图书馆报纸上撕下来的。

放假前最后一天，和平常一样，小林开车把阿舟送到我公寓楼下。我穿鞋下楼，她在驾驶座上看着车屁股后面。阿舟又在看猫。

公寓一楼临街的单元有只猫，每天都在窗台旁边的架子上玩。阿舟每次一跳下车就跑到窗口，隔着玻璃，戳那个挥舞的爪子。我想他挺喜欢动物。他也问过我，小狗会和小兔子打架吗？仓鼠会不会咬人？冷血动物是什么？

上楼坐定，他说，今天有点特别。我问，哪里特别。他说，没有音乐。每天和他一起的两小时，我会放一点爵士，只有那天忘记了。被他的洞察吓了一跳，我赶紧放上。

“回国以后做什么？”“吃饭。睡觉。打游戏。”“和朋友聚会吗？”“不。”回答得很干脆。“现在在学校里和哪个朋友一起玩呢？”这对他来说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阿舟抬起眼睛，盯着窗外那棵被他叫做“stable”的树看了一会儿。“我的午饭。”他面无表情。

阿舟放假第一天，就和姐姐、小林一起赶早上七点半的飞机回中国。他们离开前，我答应小林帮他们写邮件给学校，寻求更多关注和鼓励。阿舟的确很敏感，但是很善良，有天分，需要时间适应新生活。

回国后的日子，小林不时在微信上跟我聊阿舟的近况，发他的照片。学校没有布置假期作业，小林就给阿舟在中国请了家教补习中文和数学。上完补习，阿舟还经常组织邻居小伙伴一起打联机游戏。父母去贵州厂家谈生意，阿舟跟着到处玩，没几天就学会了贵州话。他跟小林坦白，自己没有学好英文的心愿，但是要让他回国念书的话那可不干，因为“我是加拿大人”了。

照片上的阿舟，和家人朋友在一起，敞开吃喝，打打闹闹，眉眼笑得皱成一团。午饭不是他唯一的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