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身临 | 三明治专题

原创小钉三明治

我清晰地感知到一种新的情绪在这座城市发酵，它充分地整合了所有的个人情绪，重新以一种集体的面貌迎接某种速变的可能，似乎正在经历一个心想事成的阶段，只要你想要，敢于尝试，就有成功的可能。

撰稿&摄影 | 小钉

在2017年世界城市人口的排名中，重庆人口排名全球第二。人们称呼重庆为“抖音之城”。在渝中区的解放碑，这个重庆最为繁华的地方之一，我见识了这个称呼的普遍性。

一个打扮颇为精致的男孩在唱歌。人们围着他。和寻常所见的街头演唱不同的是，他的第一观众并不是周围的人群，而是他面前的手机。一个架子，一只麦克风，连接着一台音响。第一观众是他的抖音账号中的粉丝。他寻找到最佳角度，使手机里的画面与光线都协调后，开始了演唱。眼神始终对准手机，旁若无人。围绕在他身边的人群，拿出手机拍照或者录像，还有人顺势发在了朋友圈。

三月最后一天，重庆下起了小雨。雾气笼罩城市，游客想起它的外号“雾都”。在渝中区的这个天台视野极佳，眼前的景象符合外来者对重庆的想象：错位的交通线与鳞次栉比的楼房夹杂在雾气中，轮船缓慢漂在江面，像一只蜗牛。汽车来来回回在公路上绕圈，而轻轨看起来更为畅快而干脆，一溜烟跑了。

对我来说，重庆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的家乡与重庆黔江区交界，相比州城恩施，它离我家所在的县城更近。大学时，我的火车票优惠区间所填写的站点是黔江而不是恩施。我爷爷常常感叹，要是我们县城被划给重庆就好了，一定发展得更快。我还记得，一位同学的户口在高中迁到了重庆，理由是在那边高考要比湖北要容易得多。

银花，我的这位把户口迁去了重庆的初中与高中同学。银花长得漂亮，性格温柔，在我看来，她唯一的缺点就是名字有些好笑。她看起来比班上的任何女生都要洋气，身子细软，一个马尾辫，五官配合得舒朗。那时，她的QQ空间是我常常游走的地方，我时不时去留留言，“银花，我来了，踩踩。”“银花，记得幸福哦。”银花只当我是普通同学，她只会礼貌性的回复：嘿嘿，你也是哦。

因而，重庆在我年少时就是一个彩虹般的存在。那里充满暖光，人们喝茶打麻将，轻松而愉悦，相比起遥远的北京和上海，重庆让我更向往。我当时的愿望就是在某一天能够去往重庆，在那里找到一份工作，最好能定居下来，成为一个重庆市民。但逐渐，重庆对我的吸引力不再那么强大，它离我太近了，好像无非是一座山和另一座山的距离。“往外走。”要乘船去上海，要北上去北京。

一个人受欲望驱使，向外走，最后又回望出生地，不可避免地美化和柔化好像成为了这几年的常态。

我曾经对他人介绍说，进入重庆最好的交通工具是坐火车或者大巴。穿过一个又一个的隧道，手机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信号，你会感觉进入一个个被隔绝的时空。暂时失去与外界的联系让人感到放松。后来我想，无非是自己的一种事后美化，哪有什么放松，没有网络只会让人焦虑吧。

进入重庆，我不会像一个外来游客说着陌生的普通话，而是用一口类重庆音调谈论着一切。在那个时候，我好像回到了熟悉的环境，突然拥有了进入这座城市内部的通行证。有意思的是，重庆的出租车司机如果碰上讲外地话的乘客，也不会改变它们的口音。朋友将其视为一种“平等”，“不觉得你有啥子特殊。”不过我的理解有所不同，不就是因为“懒得讲”嘛。

实际上，方言对于重庆来说，本身就已经成为被展示的景观。它不像粤语，有着大量不同于普通话的词汇。它与普通话相比，只在语调上形成差异。

在重庆，我和朋友时常变化着语调用“哈批”来表达各自的愤怒或者不爽。

“他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因为他是个哈批。”

“好的。”

我好像理解了为何重庆的方言说唱能让人着迷。乐评人张晓舟曾经在给重庆坚果俱乐部的一本书的推荐语中说道：“长江和嘉陵江上的雾理应令重庆成为迷幻之都，然而重庆火锅实在太入世了，你只能往沸腾的生活里跳！似乎没有哪个中国城市像重庆那样将峻急和闲逸这两极融于一体，因而重庆人宜于说唱——甚至用不着唱，光是说，就已经够带劲儿了。”

“嘞是雾都”的口号被重庆说唱团体GOSH推向了全国。

在九龙坡区的一家livehouse里，我见到了GOSH的多位成员。2017年，在GAI从一个混迹于重庆酒吧的驻唱歌手一跃成为《中国有嘻哈》的冠军之时，我来到了重庆，试图去了解一个更为真实的他。那时GOSH的成员们还没有成为全职歌手，在那个炎热的夏天，每个人对于GAI的成功感到不可思议。我和他们一起去户外拍摄MV，他们看起来有些闲散，呈现一种昏昏欲睡的状态。

布瑞吉也红了。他从一个码头少年突然爆红。那时他对此显现出强烈的惊讶。“就像我说的，会不会莫名其妙快了一点，虽然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我唯一没有想的是，突然一夜成名那种感觉。”那时他的焦虑还在于怎么处理这种突如其来的状况，“我好奇，像李宇春他们当时是怎么做的，是怎么改变自己，怎么来保持自己的呢？”

两年后，他是团队物质与精神上的领导者。他还结了婚，像一个少年突然长大走入了成人世界。

在去年的《中国新说唱》中，GOSH里唯一被大众所知晓的只有王齐铭。我在北京采访他时，他作为一个已被淘汰的选手不用再去面对残酷而激烈的比赛，因而状态已经较为放松。这次我在重庆见到他，他比之前看起来更沉稳，准确来说，也有种失落，那场比赛没有让他变得那么“红”。相对于布瑞吉与GAI，王齐铭的演出机会没有那么多。“被人认出来的次数也很少。”他自嘲地说了一句。

GOSH几位成员在livehouse里排练，他们正在计划着参与一个大型比赛。不过他们也深知，如同闪亮一时的选秀节目那般，节目的火爆似乎无法一直持续下去。王嗣尧感叹自己参赛晚了，《中国有嘻哈》节目组导演曾经找到过他让其参赛，但当时他低估了节目的影响力没有参加。

去年他从加拿大回到了重庆。此前，他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攻读工商管理专业，进入正式的学习后却发现对此毫无兴趣，“我发现自己读不下去了。”没有拿到毕业证，行李也不要了，他决定离开美国，“什么都没收拾。”买了一张飞上海的机票回到了中国。

挫败感一直笼罩着王嗣尧。父亲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清点超市的货物。每天乘坐公交车从一个超市去往另一个超市。发现纰漏，王嗣尧便开“罚单”。“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工作中没有能说上话的人，所做内容也与他想与人交好的想法背道而驰。再到后来他去了加拿大念一个电影制作的专业，又与在加拿大念书的女友结婚生子，迅速成为了一个丈夫和一名父亲。王肆尧习惯于乘坐公共交通，去工作室，去排练或者接受采访，他走上一辆公交车或者是轻轨，然后乐于去观察周围的人群。他似乎能在这种环境中看到人更真实的状态。“他的疲惫与快乐，你能清晰地知晓。”

他讲话很郑重，语速缓慢，每结束一句话后会点点头，很真诚地看着你，显示出他恰到好处的礼貌，既不过分生疏，也不充满着虚假的表演。我问他在在音乐上的目标，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希望能成为重庆的骄傲”。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清晰地感知到一种新的情绪在这座城市发酵，它充分地整合了所有的个人情绪，重新以一种集体的面貌迎接某种速变的可能。如同这个城市发展的节奏一样，GOSH似乎正在经历一个心想事成的阶段，只要你想要，敢于尝试，就有成功的可能。

对我而言，我并不感兴趣于他们取得了怎样的成就，而是在时间迅速抵消了那些令人激动时刻之后，他们如何将自己的位置与作品联系起来。

小艾感到突然被理解了。他所做的事，这种曾经不被家人和一些朋友认可的HIP-HOP，突然在某天成为了大家所艳羡的事物。在一次活动现场，团队乘坐电梯下楼，门开后，小艾看到外面黑压压的人群，这时团队的名字在空中响起。小艾第一次体会到成为不可思议的感觉。“太神奇了。”

王嗣尧曾经满怀信心回到国内，以为不假时日便可以成为一个当红rapper，但赛场往往出人意料，他和经纪人将此总结为“准备不足”。这之后的一年里，除了专注于自己的作品之外，他身为一个父亲的角色占据了他的生活的另外一个重大部分。过去的这一两年，团体里数位rapper走进婚姻生活，包括布瑞吉，那个在众人眼中一直是少年形象要做老大的人，也欣然拥抱了一种在形式上更稳定的状态。

在重庆，通过交通工具就能领略这个城市的特殊。首先是地理上高度的变化，你能清晰地感知这座城市建立在怎样的物理环境中，同时通过物理空间感知到其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影响，进而去把握此地的内部与外部的气质。

我看到一篇文章里读到一段巧妙的形容：

“在非高峰时间，车厢感觉像移动的麻将店。许多人在聊天，有的还拿着摇扇，闲适极了。地铁常会露出地面，过江穿楼，迎接着日照。某种意义来说，重庆的轨道交通更像独立存在的，环绕在城市里，与它共生。不像其他地方，地铁线如钉在了城市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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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的高铁站，GAI和布瑞吉站在一起的广告牌被安置在较为显眼的位置，他们被视为重庆的一个符号，那句略带表演性质的“勒是雾都”也将重庆的形象传达得更远。人们乐于看到这样的表达，它脱离了普通话的表达秩序，给人们带来新鲜感。它同时满足了人们对重庆的想象，它此地天然携带的意象：火锅、豪气、爽快联系在一起。似乎拥有人们日常无法拥有的畅快与自由。

不过“雾都”一词在不同时空下，却显现不同的特质。

在重庆作为陪都时，重庆的“雾”被文人们影射为政治上的黑暗。诗人徐迟在《作家在重庆》中回忆道：

“那时候,重庆的雾成了一个象征。它不太使人不舒服,而且使人汗毛竖起,战栗不已。风高可以放火,月黑可以杀人,大雾弥漫的天气里可以干一切见不得人的卑劣龌龊的血腥勾当。那时的山城是个特务世界,有人在雾里永远消隐不见了。国民党特务身上好像是有什么‘派司’( 通行证) 的,可以到处钻,横行霸道。”

在今天，那些发生在重庆已经远去的历史事件，最终被固定在纪念馆中，成为一种观看。另一些危险的事物，由于距离太近，忽略或者避免提及是恰当的做法，它最终像这座城市的雾一样，迷离、虚空。

新技术的革命化智能化迅速将资本引入进来，“雾都”快速实现了其商业价值，重庆成为了一个“旅游流量城市”。人们来到网红景点打卡，生产无差别的视觉图像。同时。各类饮食店也力图将“狠劲儿”的重庆话做成标语，来贴合这座城市的“魔幻”、“爽辣”。

对重庆的想象包含着资本的无人格化占有，它清晰地辨认出哪些是重庆特殊的特质，然后将其商业化。当然商业并不是一个负面的词汇，对于生存来说，商业的涌入意味着更多的收入。但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他们的生存状况真的在变好吗？

在解放碑，“棒棒”的形象与背后的繁华高楼形成对比，现在他们更多以零散的形式出现在火车站与旅游景点，同样成为了重庆的符号与被观看的对象。在他们身上，我见到了自己所熟悉样貌。来自农村，缺少物质积累与文凭，只能凭借体力劳动在城市生存，偶尔他们会作为另一种文艺的虚假关怀的“边缘人”形象，被无差别再现。

走在重庆街上，我努力不把自己想成一个外地人，而把这里当做我的家乡。此时它就是我熟悉的地方。那些喝奶茶的年轻人，玩抖音的男孩子，喜欢穿健美裤的阿姨，米粉店的中年妇女，他们不构成奇观也不模糊为某个群体的代表，他们是实实在在的个人，在这里生活着。

熊心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国企内待了不久就辞职了。依托于自己从小会做生意的头脑，他在拥有本金后选择投资来获得物质保障。

在重庆，他的状态看起来很自由。没有了上班的约束，他能在任何时间去这座城市闲逛以及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对咖啡颇有研究，还买了一台昂贵的磨豆机放在家里。他与女友、几个室友以及四只猫生活在一起。

熊心带我转重庆。我们穿梭于重庆的老旧的小区与街道，去独立咖啡店也去他的那些同样做着自由职业的朋友家中。宝轮是一位独立买手，他的家在一个大学里小区的一楼。屋里收拾得干净而整洁，那些来自东南亚与日本的设计品也透露了店主的审美。桌边的小瓶子里插了一只樱花，在重庆，这种样式的樱花随处可见。大家随意聊着，没有固定的话题，有时候谈谈谋生，有时候聊聊东北作家比如双雪涛、班宇的写作。

我们在一个叫两点半的烧烤摊坐了下来。朋友说这里的猪蹄好吃。他们把桌子搬到了店外面。“为莫子人会存在恶？”“为什么人可以对对远方的人苦难如此冷漠？”朋友问。我们吃着烧烤，讨论着那些我们也想不明白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