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姥姥叫米香菊，这名字是她自己偷改的 | 三明治

姥姥做什么事情都讲究，讲究好看，更讲究规矩。比如逢九时，过年三天不出门。我印象中那一年正是姥姥逢九的日子。在东北，从室外回到室内，衣服得脱好半天。那天是大年初二，屋子里吹了很多气球。姥姥没和我们一起出门，回来时向我们说着：“气球都扔在地上不好，大过年的挂起来多好看，我下午全挂起来了。”

末了补了一句，“快挂完的时候给摔了一下，碰着了头。”

妈妈听了说给姥姥做头部按摩。60多平米的房子里，我爸在厨房做饭，油滋滋响，一股股的猪油香飘过正在重播春晚的电视，飘到我鼻子里。而我在房间磕磕巴巴练着琴。

“妈，这后面好像是嗑出来个包，要不你去躺会，一会吃饭”，我听见妈妈的声音。

可是谁想到，姥姥那一觉睡的可真的太沉太长了。从天黑到天更黑，饭也没吃，一直没起床。

后来家里又来了好多人叫她，有医生拿针扎她，她还是不起床。血压计越来越紧的声音，啪啪拍血管的声音，我妈跪在床边一声声地叫“妈，你醒醒。”太多人挤在房间里面，地板发出吱吱的抗议，医生们没脱外套，好几件大衣蹭在一起沙沙的响，担架出门时，撞到窄窄的门框，铛的一声。

然后，突然一切都安静了。60多平米的房间里，只有十一岁的我、厨房没吃的菜、卧室没合上的琴，以及顶柜上五颜六色的气球。

我既怕黑，也怕浪费电。翻出来好多蜡烛，点在客厅和卧室里。在那个漫长的夜晚里，没人告诉我另外一边在发生着什么。烛火一闪一闪的，冒着黑烟，和我一样，又小又没用。

从我出生，只要姥姥住在我家，就是和我一起睡。我靠里，她靠外。那晚，我依旧靠里躺在自己那一边，我看见姥姥的枕头下面，压着她年前新买的裤子。这是她的土办法，裤子要提前一晚压在枕头底下，穿的时候平平整整，裤线利利落落。那时候，我根本想都没想，姥姥再也不会穿上那条裤子了。

我姥姥叫米香菊。这名字是她自己偷改的。原来叫米兰竹，我更喜欢这个名字，有君子硬朗之气，但当年流行女孩的名字里有花。而米香菊是个紧跟潮流的人。

米香菊出生在河北行唐县一个叫米霍口的村子，快十岁的时候，村子里有了穿大头靴，带钢盔，拿刺刀的日本大兵。可是扎着两条黑油油麻花辫的米香菊没怕过日本兵。反倒可以从他们那里骗来糖。干农活的手裂了口子，还能让日本大兵给她涂点带香味的雪花膏，“那种雪花膏后来都没见过，舔一舔都是甜的”。当然，转过头来，也是同样一批日本大兵拿着尖刀指着她的哥哥们在农田里挖弹药坑。讲到这部分的时候，姥姥就会改口叫他们“日本鬼子”。

米香菊从不服输，她左边和脸分开的耳垂可以作证。那是打架的时候，被人拽坏的。

在米霍口村，女孩叫“小妮子”，不招人喜欢的女孩就是“脏小妮子”，米香菊的种种表现，基本属于“脏小妮子”。这也让她失去了读书识字的机会，“能识文断字了更要上房揭瓦了”。

米香菊有八个兄弟姐妹。她的爸爸是当地小学的校长，当家里其他孩子去上学的时候，她在三四米深的地窖里纺线。后来比她小两岁的妹妹因为认字，得到了一份工厂的工作。米香菊好几年不和这个妹妹说话。

不到20岁，米香菊结婚了。嫁给了她从来没见过面的邻村青年，并随这个青年，离开了家乡，到了山西一个叫轩岗的小镇，投身祖国煤炭事业的发展。米香菊爱干净，但她的爱人是一个煤矿开拓队的队长，每天一身煤灰回到家，米香菊很嫌弃，“爱干净你去面粉厂” 她老实巴交的爱人也很无奈。

以上这些关于米香菊的故事其实我并不知道，都是从姥姥口中一点一点打听出来的。比如耳朵的故事，是我俩在车上等我爸下楼，我捏着她的耳朵问，“你的耳朵怎么了”，她才说的。我爱打听的姥姥的事。我问她，“你爸爸叫啥”，“米洛生” ，“你爸怎么叫米骆驼呀”。我姥姥因此好几个小时不理我。

姥姥抱着129天的我

和米香菊初识于我出生两个多小时以后。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个老太太了。当然，“老太太”这个称呼是不能当着她的面叫的。有一次我二舅不小心脱口说：“你这个老太太”，我姥姥站起来问他，“你叫谁老太太？”。

在我的眼里，她就只是个姥姥。之前那大半人生好似没活过一样，她从不是调皮的小妮子，不是追时髦的少女，也不曾是人妻，人母，只是我的袄袄。我上了小学才会叫姥姥。

小时候，每逢周六日，姥姥已经到我家了，我爸妈都还没起床。我爸一手点烟，一手给我姥姥开门，然后就往厕所跑。而我正在尿盆里玩得不亦乐乎。姥姥把我拎出来，擦干净，再准备早饭。她爱看我吃饭。我嘴里嚼着，一手还拿一个饺子，坐在学步车上追着姥姥要。9个月一顿饭就能吃13个饺子，被她当成美谈，处处和朋友炫耀。

我每天午睡起来，姥姥要用一个深蓝色的水瓢给我泡半瓢橘子粉水，是那种颗粒很大，很粗糙的橘子味颗粒，每次泡好她都放在厨房的洗衣机上。午后的阳光里，一双小胖脚垫起来，一双粉嘟嘟小胖手伸向一个深蓝色的水瓢。那种劣质的橘子水成了我备受疼爱的证明。多年以后，我在美国东北某个小镇的后厨打工，负责在晚上厨房关门后清理整个后厨。而用的一种橘黄色清洁剂像极了橘子水的味道。在满是剩菜剩饭，到处油腻且极其闷热的后厨，那种清洁剂给了我巨大的安慰。

姥姥总是在我的生活里。像个旧摆件，不知道从哪来的，反正就在那。这也让我误以为她会永远在那。

我和姥姥在南京

二年级的时候，我们一家从轩岗搬到了大连。我和姥姥有了第一次离别。在车站，我从背后抱住她，才意识到，姥姥快比我矮了。“你快点来找我啊”，我一再嘱咐她。

可是飞机一落地，我眼前一切都是新鲜的。新的学校，新的朋友，我坐公交车上下学，我最爱吃的水果变成了草莓。姥姥被我忘了。我没给她打过一次电话，也没给她写过一封信。后来听说，在轩岗，姥姥抱着比我小6岁的表妹，告诉她，“下水井的另一头就是丹丹姐姐，你叫她，她就能听见”，然后两个人冲着下水井喊我的名字。也不知道她是骗我妹妹，还是骗自己。

还听说姥姥回家了，自己躺在床上也喊，“芬儿（我妈），妈想你了”，那时候我妈都38岁了，除了上大学，从来没离开过我姥姥。所以当时很多人也劝我妈别走，“都是科长了，而且还有老妈”。但我姥姥一直支持她去大连，说自己这样还可以去大连旅游。其实，她把想念和不舍都自己悄悄吞了。我有时会想，但凡那时候，姥姥表现出来一丝不愿意，就没有我如今走南闯北的勇气。

我出生107天姥爷就去世了，但我姥姥不喜欢住在子女家，仔细呵护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她院子里养着十几盆君子兰，客厅里也有十几盆。每天早上她要把所有的君子兰搬到架子上，晚上再搬回地上，说是要接地气。君子兰的叶子，永远都一尘不染。早上六点多，姥姥要去房后面的水塔山上做操，八点多再坐公交车到我家看我。下午四点多她一定要回家，因为和自己老姐妹的牌局不能耽误，十点多回家看固定的电视节目。

她从没按时上学放学，或者朝九晚五的上过班，但一生都按着自己的时间表，严格执行。

终于到了一年夏天，我姥姥要来大连了，还有我二姨，我表姐，以及那个冲下水井喊想我的表妹。那时候，我们还在租房子。5个大人，三个小孩住在一个38平米的房子，是个开间，中间用书架隔开，成了两个卧室。我爸支了个行军床睡在厨房。天热，我们就拿着凉席躺在楼底下，被蚊子咬到处是包。更有缺德的蚊子，咬了我妹的脚心。她才四岁不到，搞得她走几步就要脱鞋挠脚心，越挠越痒。我就说她“彪”，结果惹火了我姥姥，告状到我妈那，说我怎么这么说妹妹。其实，“彪”是我新学的大连话，意思是傻乎乎的。我的本意是给姥姥展示一下我的新本事。

姥姥迅速适应了大连的生活。她组建了一支十几人的队伍，每天早晨六点半在楼下的广场做健身操。这套健身操她做了几十年，教会了很多同龄老太太，成了她的社交货币。现在我偶尔看到楼下跳广场舞的阿姨们，都会想起我姥姥。想她是如何在一个陌生的城市组建起一支队伍的。应该是很有号召力的老太太吧。

“宴席不招隔席人，隔辈难教隔辈人”，这话对我姥姥不适用。她给我立的规矩非常多，比如筷子不能插在饭里；人不能坐在枕头上；不能在背后说人坏话；不能说饿死了，困死了，累死了等；你说“她说晚点回来”，她立马就得问你“她是谁”，“我妈说晚点回来”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而我有我的规矩，凡是姥姥解释不了为什么的，我都不听。而很多“不听”现在再看都成了遗憾。

从我家到学校有两条路，小路走20分钟就到，但那是一个很陡的坡，走一趟气喘吁吁，所以我一般都坐公交车绕大路走，时间差不多。一天傍晚，姥姥突然让我带她走走我上学的路。我带她到坡底下，指了指学校大概的位置。可第二天放学，姥姥竟出现在学校门口，她自己找到路来接我放学了。但我没和她一起走，选择了和同学坐公交车去买文具。

这是姥姥唯一一次来接我放学，当时我对此毫无知觉。我非常恨自己的残忍。我和同学走了之后，姥姥是什么表情？她转过身又顺着坡走回家时，是什么心情？我从来没想过要问她。直到学到朱自清的《背影》，我才想起这件事。但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问了。姥姥那时候生我的气了么？

当所有的疑问，怨恨，遗憾都丢进了空气里，无论你用了多大力气去扔，都没有反作用力，得不到任何回应的时候，我才感受到失去。就像我一直在想那年的大年初二，最不听话的我为什么偏偏听了姥姥的话没有把所有的气球都踩爆？为什么没有嘲笑她“逢九不出门”的规矩把她拽出家门？我坐在她的病房里一直在想，害怕这多多少少有自己的错误。

姥姥被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一直住在重症监护室里，那些天里，我看到爸妈拿回来一小瓶血，说是从姥姥头里抽出来的。隔几天，又看他们拿回来很多类似装玉镯子的首饰盒一类的东西，说是给姥姥退烧用的特效药。没人有时间给我具体解释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等过了好几天我真正见到了病了的姥姥，最主要的感觉是陌生。

姥姥躺在床上，气管被切开，鼻子里插着胃管，头发也剃短了，嘴微微张着。才几天没见，她的脸凹进去了。更奇怪的是，她眼睛是睁开的，但医生说她处于深度昏迷。我坐在另一张病床上，距离姥姥的床大概两米左右，盯着她正在输液的手看。那是我多么熟悉的手啊，那是我摸着才能睡着的手啊，可是，我碰都不敢去碰一下。

但是看着看着就习惯了。后来姥姥从医院回到了家，还是睡在我旁边。最开始，大人们还担心我姥姥睡在我旁边不安全。因为之前睡觉的时候我经常把我姥姥踢下床，或者总是在半夜钻进我姥姥的被子里，她因此练就了压被子的神功。但这次我姥姥搬回来以后，我睡觉就突然老实了，除了半夜我还是把手偷偷伸进她的被子里。

之后，我还学会了给姥姥翻身。把压在身子下面的枕头抽出来，胃管放到另一边，胳膊放在胸前，腿弯起来，用垫子帮她翻45度，把两个枕头从肩膀垫到胯骨的位置，胳膊和腿放平，检查胃管和尿垫，盖上被子。那时候，我和我妈走在外面，一看到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就说，“到时候你姥姥能这样，推着她出来也好呀”。姥姥身体底子好，我们也一度看到了希望。

为了方便照顾，大概一年后，姥姥被接回了轩岗。我们又开始回老家过年。我姥姥一年会给所有的晚辈织一件毛衣，一条毛裤。所以我从小过年都有一个仪式，就是年三十上午，去我姥姥家接毛衣的袖子。姥姥生病后自然是没有新毛衣了，但姥姥在就是过年回家的全部意义了。更让人惊喜的是，姥姥又会说话了。有一回，我妈喂她吃猪头肉，问她好不好吃，她说“一股半吊子味”， “为啥是半吊子味” ，“因为你就是个半吊子”。我已经完全接受了姥姥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姥姥回轩岗后的第二个大年，我们买了大年初一的火车票。因为回去的有点晚，我给姥姥打了个电话，她说“我等你们回来”。

“那一刹那稀松平常”。多年以后，看到琼·狄迪恩的这句话，觉得一刀插进了我的心。

“我等你们回来”是多么普通的一句话，谁能想到这是姥姥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如果我知道那是姥姥唯一一次接我放学，走多长的路我都会和她走的。如果我知道那是最后一句话，我绝不会挂电话的。

那天晚上，我按照扫除的顺序应该打扫客厅的工艺品架子，我妈下班顺路去超市买火车上和带回家的吃的。唯一反常的是，我二舅打了好几个电话，每次都问我妈到家了没。直到，我二舅又打了一次电话，说：“姥姥不行了”，我记得我问：“‘不行了’是什么意思”。二舅嘱咐我去公交车站接我妈。我拿上钥匙就出门了。没时间认真想“不行了”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家和公交车站间隔着一条泄洪用的河，我在河的这边就听见我妈嚎哭。

我看着她朝我走来，穿着一件深绿色的呢子外套，手里提着两大袋子从超市买的好吃的。袋子是白色的，在我记忆里，特别刺眼。

我一直没时间哭。我要照顾悲恸的妈妈。在家里，后在上了火车，我都要照顾她。是她没了妈妈，而我只是没了姥姥，我不能哭的。到了轩岗，回到那个姥姥带我长大的家里，我坐在那个曾经和姥姥一起睡觉的小床上，听见我妈在隔壁放声痛哭，我还是没有哭，我希望自己懂事一点。

一个很黑的晚上，我们被大人带着，走了很多蜿蜒的小路，没有路灯，路面沟沟坎坎。我明明知道要去哪，但我还是问我二舅，我们要去哪，“太平间”。进去之前，大人告诉我们，绝对不能哭，眼泪掉在姥姥身上，姥姥会走的不安心。我没哭，甚至有点兴奋。姥姥睡在一个抽屉里，被拉出来，脸居然是粉色的，脸颊平展，光滑，熟悉极了。我特别想摸一摸，就偷偷碰了碰她的手。我不记得姥姥的手是凉是热。只记得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哭。什么是永远失去，什么是死亡，我还都没想明白。

火化姥姥的前一天晚上，我把姥姥平时总带的一对金耳环变成项链坠子带在脖子上，因为大人们说要有金器保护，小孩子才能去火葬场。但是第二天早上我起来，大人们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我的项链给哥哥带上了，他是男孩子，年纪还大，可以去那个地方。而我和另外的两个表姐一个表妹被留在家里。我还是没有哭，只是生气，他们没带我。

听说那天下了很大的雪，姥姥的五个孩子跪在大雪里，给她磕头，抱头痛哭。而我，并没看见。我和二舅申请，用自己的72块钱零花钱，买了家人别在胳膊上的孝字牌。花72块钱，是我当时能想到的，为姥姥做的唯一的事情。

我第一次哭是处理完姥姥的后事后回到大连。我坐在书桌前，准备写日记。以前，我在这里写作业，姥姥会坐在后面缝东西或者躺着睡觉。而那一刻，我的背后谁都没有，我不敢回头，对着墙面放声哭。我在日记里写了满页的姥姥，边写边哭。

后来，在姥姥离去的这十几年间，我总是哭。在俄亥俄做梦醒了哭。在波士顿的公交车上，看到一个华人老者带着小孙子，我哭。在北京的火锅店，一个老人抱外孙上洗手间，我哭。渐渐的，我明白了，我不是哭她离开了，是哭我没机会和她道别，没机会好好爱她。

上班以后，我争取每次清明节都能回去看她。我买很多祭祀的东西，衣服、鞋子、手机、汽车，我亲吻那快石灰色的墓碑，跪在前面的黄土上，告诉她我都是硕士了，告诉她我能挣很多钱了，告诉她我上过电视了。除此之外，我又能做什么呢？

每次回轩岗，这个地方都什么变化。因为鼓励环保，这个以出产煤碳为主的小镇在近几年更是逐渐衰败。人们纷纷迁到附近的城市，而他们故去的亲人也跟着被纷纷迁走。在姥姥、姥爷的墓地周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坑。毫无遮掩的黄土坑，野草在里面顺生。这里曾是这个小镇上某些人生命最后的归宿。

去年十月底，我们也给姥姥姥爷搬了新家。二舅找了镇子里会看事的老人，拟了一份环节复杂，时间精准的迁坟流程。姥姥的五个子女，两个儿媳妇，一个孙子，两个外孙女也全都回来了。提前一天预演流程的时候，没有丝毫的悲伤，完全像是一次家庭聚会。大家一边聊天，一边用金银纸叠元宝，直到真的叠出金山银山为止。天黑前，我们又把准备的东西对了两遍，不敢有丝毫披露。

为什么人在出生前没有这么具有宗教意味的流程呢？是对死亡之后的世界有更多的忌惮么？我觉得多半是因为活着的人对离去的人总是抱有遗憾的，存有愧疚的，所有的仪式是做给活着的我们的。姥姥不过是配合我们出演。

负责破土的是两位60多的大叔，这是个体力活。10月底，天还没亮的山里冷得让人发抖，但两位大叔穿着薄秋衣一直在冒汗。大姨二姨没去车里取暖，站在旁边时不时和大叔们说点好话，大概是希望他们每铲子下去都能谨慎些，别碰伤里面的老父老母。

大概四十多分钟后，我看到了土葬的姥爷从旧棺材里被抬出来。本来这是不该看的，但我庆幸我没听话。我看到姥爷躺在红色的被子上，带着黑色的毛毡帽子，看上去没有任何腐坏的痕迹。像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里一个人物，没有一点恐怖，特别可爱。因为我对姥爷并没有实实在在的印象，这一面值得怀念。

之后我看到了被火化的姥姥，她的骨灰盒被抬出来，也放进新的棺材里，可能是因为骨灰盒小，他们提前准备了长长的麦秆放了进去，假装是姥姥吧。怎么我那么活泼可爱的姥姥就成了一捆稻草呢？我站在一旁，与姥姥最后一次擦肩。

那一瞬间不是悲伤的，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副无比微暖的画面。那时候我还没有她的腿高。姥姥拉着我的手，站在快落山的阳光里，隔着她的裤管，我看见后来在书里读到的那种只有光，没有芒的太阳。

我决定把姥姥的故事写出来，我想用“赛博朋克”的精神让她活着。米香菊是那么动人可爱，她该被记得。而且她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在我周围。

迁坟仪式结束后，Y先生在姥姥的墓前向我求婚了。

姥姥。你看到了么，钻石好大一颗呢。

姥姥，我很好，你常来我梦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