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被调剂后的第八年，我决定转行｜三明治

我的第一份工作在外企，职位是“可持续金融顾问”，工作内容是为全球顶级的私募基金、多边银行、跨国企业等客户提供咨询服务。我的日常有点像电视剧，在甲级写字楼办公，跨时区开英文电话会，全国各地飞来飞去，出入五星级酒店，和大佬互递名片。

2019年11月，我辞掉了这份做了一年的工作。

从决定辞职到提出申请，我准备了四个月之久。我选择的下一家公司，比这一家规模小，待遇差，风险高。但为了实现为自己定下的职业规划，我决定铤而走险。

那时我没想到，6个月后，我能找到一份打算干到地老天荒的工作。

提交辞职申请的午后，我从公司写字楼走出来。阳光很好，蓝天白云映在25层玻璃幕墙上，煞是好看。打扮精致的东西方面孔们在余光中匆匆闪过，只留下咖啡的余香萦绕着我。好像没有一个人能像我这样驻足一秒，抬头看看写字楼倒映出的蓝天。

如果回到七年前，对备战高考的自己解释这份工作，只怕17岁的我难以置信。那时的我，做了九年播音员，担任文学社社长和校杂志主编，高中起爱上采访、拍照和制作视频，梦想的专业一直是新闻传播。

填报高考志愿时，我报了两所学校，分数差很大，但新闻传播专业在全国并列第一。可生活总让人啼笑皆非，我被分数高的大学录取，但专业掉到了第三志愿，就这样在一所人文社科学府学了四年环境工程。

我很快发现自己对理工的热爱走到了尽头，本科毕业后第一次尝试向人文社科转型，到欧洲攻读环境与社会研究。暑假回国，在藤校同学的内推下，我通过面试进入了咨询公司实习，然后顺理成章地拿到了正式录取。

父母虽然不太懂我具体做什么，但对我这份“大楼和工位很漂亮、名片看起来很专业”的工作十分满意。希望女儿稳定落脚的他们，唯一的遗憾是觉得公司没有北京落户名额——但这一点我没有很在意。我无意以所谓的“城市入场券”为目标，来寻找一份工作。在我看来这实在有些本末倒置。我希望工作有意思，有意义，能让我变厉害，顺便能养活自己，就可以了。

听起来不太难，但我很快就发现，“工作有意思还有意义”是个很高的要求。

你可能会好奇“可持续金融顾问”是做什么的：我们为投资者或开发商提供建议，以帮助他们尽量在投资和开发的过程中，考虑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性。也就是说，帮他们赚钱的同时，不要破坏环境、侵犯人权、损害生态。

我一直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直到我慢慢懂得什么叫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们不会铤而走险触犯法律，但工作性质已经从“替客户考虑如何做得更好”变成了“帮客户规避掉法律责任和风险”。印象最深的一次，客户跨国投资一项巨型重工业项目，在我们陈述如何做好环境保护时，他说了一句：“能符合当地法规就行了。我们也不想没事找事。”

“没事找事”四个字在我的太阳穴上跳动，我感觉一条青筋鼓了起来。

人一旦开始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没有意义，就会千方百计找各种缺陷来佐证这份工作的不好。这也许不够理性，却很真实。理想层面，工作没有带给我“让世界更好”的成就感。现实中，它也很快有了纰漏：某一天，工作十年的高级顾问不小心透露，上一次升职，薪资只涨了不到10%。旁听几位前辈的聊天，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发现工作十年的薪资，可能和一个互联网大厂的应届程序员差不多。

理想和现实的房子一起塌了。我好像一瞬间开了窍：那些光鲜的东西，全都不属于我，而是公司为了维护客户打造的一副漂亮皮囊。我们的工作听起来和金融相关，但技术上做得越好，就越是和赚钱背道而驰。也是因此，我们对做好工作的定义，从让环境和社会更可持续，变成了让客户更开心。

这套真相一旦打通，我便下定决心：是时候离开了。

放弃“可持续金融”后，我的下一份工作没有职位名称。

这是一家5人的小公司。我在这里，项目、产品、募资、传播……什么都做。我选择它的原因也很现实：因为没有相关职场经验，连续投递传播岗位无果，于是决定先做可以接触传播工作的综合岗位。

朋友说：“你真的很有勇气，我很羡慕你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她知道我即将拿着更低的薪水，做更冗杂混乱的工作，目标就是一步步实现转行。

其实这个时候我没有任何把握。我不知道转行的目标能否实现，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就此困在小平台，影响前途，最终后悔不迭。我的勇气一部分来自于自我驱动，不想放弃年少至今的梦想，另一部分来自于“我还年轻” 的底气。父母不需要我养老，尊重我的选择。自己已婚未育，另一半收入稳定。这一切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如果此时我都不能追求自己想要的事业，那这辈子还有什么更好的时机吗？

新公司的主要工作是围绕发展议题组织学生国际交流。我很希望有人能在项目和品牌传播上给我指导，但初创公司没有给我太多学习机会，所有人都没有经验，我只能硬着头皮上。公司没有前辈指导，我就自己学。那段时间我下班之后就在网上听课，做案例分析，再套用到工作中尝试实战。入职的第三个月，我负责的账号增长了30%的用户，已经是公司史上最高记录。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遇到了“新冠疫情”这只黑天鹅。

公司所有盈利项目都在线下，海外。1月时我们很乐观，认为项目只要延后三个月，问题就可以解决。到了4月，海外疫情连续爆发，国际会议纷纷取消，我们才意识到，这一整年团队将颗粒无收。

老板在思考怎么转型，工资开始延后发放，我也提前了下一次换工作计划。

硕士毕业时我差点读了PhD，后来放弃时，打算录取我的教授看出我的焦虑，对我说：“不要总是担心走弯路。你最后会发现，人生的每一段经历都有用。”

但我一直认为我走了很多弯路。大学时代，互联网巨头们还不时兴招本科实习生，我也不知道可以申请跨专业实习。即使对环境工程不够热爱，我的整个经历还是绕着环境专业转，没有走出圈子。硕士毕业，我提前拿到了咨询公司的录取，于是没有再参加秋招，又一次错过了转行的机会。直到对行业失望，我试图应聘其他岗位，找回儿时梦想时，才发现“应届生”的身份有多重要。

疫情逼迫着我寻找下家时，我又一次陷入焦虑。我开始责怪自己太过折腾，夜里经常梦到求职被拒绝。我每天工作时都挂着领英，隔半个小时就会去刷新一次。在公众号上看到“招”字会异常敏感，像是形成了应激反应。也是这一阵子，我第一次注册了几个不太熟悉的招聘网站的账号。为了保证收入稳定，我申请了一份与老本行相关的工作：联合国环境项目助理。而简历投出去不久，我突然看到自己喜欢的某公众号发布了一个神奇的职位招聘：气候能源传播顾问。

这份职位的工作内容，是用传播的手段，扩大关于可持续未来的最新信息。它结合了我多年学习的专业领域“可持续发展”和我目标转行的方向“新闻传播”，是一个兼职工作的顾问岗位，每星期工作四天。

工作四天蛮好的，我当时这样想，多出一天我可以练习写作，经营自己的账号。

我快速检索了这家机构的相关信息，发现他们是一家很专业的非政府组织，在环境与可持续领域有多年专业传播的经验。搜索到的在职人员里，更是个个履历丰富，都是专业的新闻传播人。

你有过那种体验吗？发现一个机会，在网上迅速搜索着相关信息，心跳加速，手指冰凉，还没等投递简历，脑海中已经开始幻想如果成功了会多么令人兴奋。看过那么多人的高光时刻，这一次终于到轮到我了。

一件事的重要程度，总是体现在人为它花费的时间上。为了申请心仪的工作，简历要特别修改出“定制版”，删去不重要的部分。动机信要对着职位要求一条条陈述。涉及英文，还要反复查看自己表达是否通顺，有无语法错误。邮件发出前，一遍遍检查标题是否符合要求，内容是否足够礼貌，附件是不是最新版本，然后小心地点击“发送”。

之后的每一天，我早上打开电脑第一件事就是查邮件。最讨厌收件箱里显示一封未读邮件，打开却是广告，让人白白激动一场。

大概连续看了三天邮箱，某个早上我例行检查，突然看到题目里大写的INTERVIEW INVITATION，我接到面试通知了！兴奋了大概半小时，我开始陷入紧张。之后两天晚上，我梳理了自己半年来做过的大大小小案例，总结了一些自认为可以复制的方法，希望能够保持面试时思路清晰。因为不确定面试语言，我专门提前用英语对着墙讲了一遍案例和方法论，以免之后表达卡顿。

所以诚实地讲，通过第一轮面试我不意外。但最让人头疼的部分第二轮笔试，要求根据一篇学术论文，结合具体情境，设计两个方案。我连着一个星期的晚上读资料、查数据、码字，像是回到了留学的日子——还是白天要工作、晚上上夜校的那种。最后一晚，我提交了自己很大胆的方案，开始忐忑地等待结果。

我是很容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人，而且经常会做噩梦。任何事悬而未决时，我总会梦到坏的结果。那天晚上我梦到自己迟迟等不到回信，追加邮件询问，得到自己已经被刷掉的回复——这些碎片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成了蒙太奇镜头，不连贯也不清楚，但有几个画面依然印象深刻。我还记得我在梦里，难过得太真实，一下子醒了过来——所幸做噩梦最好的地方，就是醒了之后会很开心。

等待通知时，我收到了联合国岗位简历通过的通知，将要进行笔试。我已经快忘掉自己的申请了，但联合国这时发来的笔试邀约，给了我极大的心理安慰。我发现自己正在经历强烈的自我怀疑，需要外界的认可来镇定情绪，并“证明自己没那么差”。我在放弃和崩溃的边缘，准备好了“实在不行就回去干老本行”。

我还是等到了第三轮面试通知。那时北京的疫情已经好转，三位面试官约我到办公室线下面试。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未来共事的前辈们，聊到最后竟然有一种相谈甚欢的感觉，差点忘记了是在面试。结束后告别，负责人对我说，期待以后的见面。

第二天我接到电话，运营总监说，想为我提供一份全职offer，因为几位面试官都对我的表现很满意，向伦敦总部申请把“传播顾问”职位升级成了“传播官”，我可以做一名正式员工。

虽然失去了每星期多一天的“假期”，但显然正式员工是一个更加理想的职位，我会和团队有更紧密的联系，也会有更完善的福利待遇。挂掉电话后，我收到正式的offer邮件。北京总负责人说，非常认可我对互联网传播的理解和对可持续事业的热情，期待我加入团队。邮件的附件是岗位所提供的薪资待遇——相较于我的第一份工作，有50%的涨幅。

这一切太过惊喜。在我的预期中，以为“传播官”能和“金融顾问”平薪已属难得，只要完成转行，我的目标就算达成。没想到一封邮件给了我这么“奢侈”的回馈，从言语称赞到岗位升级，再到实打实的薪资，都透露了对我专业能力的认可。

我终于不再是那个“想搞传播的咨询顾问”了，也不再是一个“想做文字的工科女”了。一瞬间回忆纷至沓来：高考时我被制度限制，远离了喜欢的专业。毕业后我被专业不对口限制，想转行却求而不得。自学艰难，求职无门——这中间有很多我不够坚定、随波逐流的因素，也一次次加重我的自我怀疑。

但就在阅读新工作offer的那十分钟里，我庆幸自己即使犹豫也没有放弃那个微微闪烁着的梦想，也庆幸在某个被客户激怒的夜晚，我辗转反侧下定决心离职的那个瞬间。

因为疫情，我入职起便远程办公，除了见过几位面试官，我和其他同事至今保持着“网友”关系。新工作的主要内容是阅读大量国际上最新的学术成果、新闻资料，融合整理成文章或段落推广出去，有点像一个专注能源的科普博主。

工作中，我意识到同事们都在传播领域深耕多年，文字能力非常专业，英语可以达到母语水平，让我有一种蹦跶在凤尾上的感觉。我年龄最小，是团队的“忙内”，又跨行而来。入职的前两个星期，我不得不坦诚面对一个事实：这份工作难度不小。曾经因前途迷茫造成的压力消失了，自己不够优秀的压力又涌上来。可见“压力”始终是一件无法摆脱的事，还好如今的压力更良性一些。

压力之外，我也能明显感受到一种和谐的氛围：我们像一个因为关心共同话题而聚在一起的兴趣社团，大家的目标和兴趣点始终一致。做事的第一考虑，是信息的科学性和传播的真实效果，而不再盲目追求好看的数字和客户的笑脸。

有一次和同事了解业务情况，我问他我们是否有具体的量化目标，类似于KPI的东西？他回答我说，我们的目标就是推动能源转型，数据真实即可，不强求漂亮——我没忍住笑了。在企业工作一阵子后，我的思维带有很强的数字意识，也总是下意识计算投入产出关系。没想到做传播工作，他们不要求我获得多少粉丝，多少阅读量和转化，却关心真正的质性效果。他们一个掺水的数据都不想要，即使最终的数字是惨淡的两位数，也要勇敢面对这“淋漓的鲜血”。偶尔从普遍低迷的数据中找到突出者，我们就要停下脚步具体分析，以求未来做得更好。

我感受到我将远离商场上的谄媚和厮杀，回归到一种平和的坚持中。我的日常也终归要简朴起来，写字楼是老式的，很低调地隐匿在二环边上。我不会再像曾经一样，累了的时候走到落地窗边，从23楼向西望去，一眼看到国贸挺立着的中国樽，或者一眼看到灰蒙蒙浮满天空的雾霾。疫情好起来后，我今后的出差也不会再出入五星级酒店，如果和同性一起出差，也不能再独自开一间大床房，而是要拼住标间。

但是想到这些，我好像也没有什么感觉。还是那句话，那些光鲜是平台的，不是我的。现在这样踏踏实实做事，我心里更舒服一些。金融出身的另一半常对我说，一切都是trade off，有舍有得，自己觉得值得就行了。我深以为然。我有目标，有成就感，能够围绕着我喜欢的东西忙活，觉得很充实愉快。夜晚不再令人焦虑，我也不再频繁思考“意义”和“虚无”这些看起来很大的命题。人们总说有信仰的人是最踏实快乐的，我想对于无神论的我们，有“方向”就已经足够让人安心。

在之前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养成了每天浏览招聘信息的习惯，因为我知道眼前的工作不是终点，应该尽快脱离。而这次入职后，我的习惯慢慢消失，有时惯性地点进常看的招聘公号，一秒钟就退出来。即使不直接做到退休，我短期内也不想再换其他工作了。

朋友说，我这个职位太神奇，如果不是我，真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种工作，像是为我量身打造。我突然觉得找工作有点像找伴侣，磕磕碰碰亲身尝试过一番，才能找到舒服合适的。而且这位合适的，不一定是世俗眼中最好的。那些光鲜亮丽羡煞旁人的选择，可能只有自己才知道有哪些致命缺点。

我曾经的理想是做一个讲有趣故事的人。我想去记录一些角落里很特别的人和事，然后和看故事的人一起讨论为什么会这样。这样来讲，做“能源传播”好像相差甚远，是我在专业和转行中做的一个让步。在应聘时，这是一个非全职岗位，还可以让我在其余时间里写故事。成为全职出人意料，却也有惊喜：在这里，我们也要讲一些特别的故事。一位深山里的农夫如何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成为“气候移民”，不得不另寻土地与住宅。一位快手上记录风光的农民摄影师，如何把冰川的消融展现给百万粉丝。虽然更多时候，我们在分析德国最新的能源战略说明了什么前沿发展方向，但我们也记录着每一个真实的个体，在如何受到庞大工业体系和能源革命的影响。

长达七年的学习和工作时光中，我的脚步踏遍四个大洲，从北极到赤道，从赤道到南极，我看到这个地球上的饥饿，污染，贫困，和不平等。我计算过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碳足迹，目睹过不断后退的冰川线，更是亲身感受过一个又一个更热的夏天，和弥漫在空中久久不散的雾霾。对可持续未来的关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并不想把它干净彻底地剔除掉。以文字和故事为渠道去推动解决我学习多年的问题，让我有了一种归宿感。

工作的第三周，机构发布了我主笔的第一篇文章，并分享给我一份合作教授的联系方式清单。我仔细阅读着文章发出后的评论，一边漫不经心地点开了这份清单。评论还没读完，余光里的一个名字吸引了我的注意。在长期合作的教授里，列着差点成为我博导的那位老师。

我想起他曾经对我说，不要总是担心走弯路，人生的每一段经历都有用。我想起自己学了四年的化学和力学。我想起留学时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做社会研究。我想起做咨询顾问时看上去很美的日常。我想起辞职那天从写字楼走出来时玻璃幕墙反射的阳光。我还不合时宜地想起，武汉解封的那天，我在日记里只写了两个字：重启。

在不同的色彩中，保留一段2020年的生活光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