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搬家十五次，我终于为自己保留了一间书房 | 三明治

作者｜羚

编辑｜备备

今年8月31日，将是我来北京整15年的日子。15年前，我拖着一个箱子，买了张坐票，从长沙来了北京。那时候刚毕业，辞掉了国内一家大型快消品公司的管培生工作，留下了一堆书在出租屋里。后来朋友帮我把书寄过来了，好几个纸箱子。

我一直喜欢买书，而且一直想要一个书房，但其实书房是非常奢侈的一个东西，它代表着一种稳定的不必搬家的生活，一种自由的个人空间，一份不错的收入。而现实恰恰相反。

在北京的头十来年，可能搬了十四五次家，最夸张的时候，七八个人住两居室，四个女孩挤一个房间，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需要挤在一个大床上。

我的书也因为我动荡的生活一直在北京的各个出租屋里漂流。不断搬家的过程中，我经历了找工作—裸辞—考研—海外实习的生活变化。在海外的那一年，虽然是拿着津贴，并由维多利亚州当地学校提供住宿，但是我那个学校的校长不是那么靠谱，给我找的homestay也不太靠谱。总之在那边一年，我也搬了好几次家，最后一个住处是我自己出去租的公寓，学校也没办法，只能给我报销。海外实习时，同宿舍的同学都要比我提前毕业，大学宿舍管理员要求身在海外的我搬到别的宿舍，于是只能麻烦舍友们帮我打包了所有东西，包括全部的书。

我已经记不清书籍漂流的顺序了，只能想到最后一次去接我的部分书，是去一个大学同学在北京的出租屋。所有的书用两个行李箱拖着，非常重，那时它们已经因为阳台漏水、借阅等等问题散佚了不少，而且我的男同学是顶着女朋友不高兴的巨大压力一直竭力保留了那些书。他们两人陪我走到车站的时候，他甚至都不敢再帮我拉一下箱子了，所以我的书其实给不同的朋友带来过一些麻烦。

北漂生活告一段落，是在儿子一岁多的时候，我们搬到了现在这套租来的三居。那是我来北京的第十五个住处。

这套房子有一个硕大的客厅，超过三十平米，一间朝南的主卧能在冬天晒到太阳。最小的房间被我打造成了一间书房，窗户装了竹制卷帘，三架宜家毕利书架分别放在窗户两侧的墙边，另一面墙摆放着我的钢琴。

每过一段时间，书架上的书就会因为我混乱无序的生活呈现出杂乱无章的状态，当我没有琐事缠身时就会整理一下，譬如把《西方文明中的音乐》这样的大部头摆在钢琴旁的书架上，《聆听音乐》紧挨着它，辛丰年的《乐迷闲话》、《乱弹琴》这些音乐类的书籍都放在一起，弹琴时一转脸还能看到这些可爱的书脊。不同版本的莎士比亚放在一起，博尔赫斯、北岛、泰戈尔和《新诗十讲》放在莎士比亚的下面。发表过的论文、教学案例、小诗理应在书架上占据一席重要位置，但因为我的粗心大意，总是找不到它们。很多年前买的茨威格选集、张爱玲全集似乎散落在湖南、北京不同的家里，还有《我与地坛》和《风沙星辰》这些年少时就最爱的书，理应放在一起。这些相识多年的作者，需要时时重读。

尽管家里一共住了五口人，但我竭力保留了这个书房，无论如何它也不能变为一间儿童房，或者一间父母卧室。

拥有书房的执念在北京是要付出一些成本的，随着儿子慢慢长大，他将需要独立的房间，而我们可能需要给父母再租一套一居室。在北京租房或买房，钱虽然是一个大问题，但不是唯一的问题。过去十几年，中介带我看过的奇奇怪怪的房子，足以写出一本《北京看房攻略》。那些反人类的户型设计、不肯扔东西的房东、难以称为“社区”的周边环境，让“文艺青年”的理想一次又一次地被捶到了尘埃里。

但是，我需要这间书房，就像是需要自己的生命一样，一间书房，似乎成为了一个隐喻，一个不能撼动的象征。如果失去这个房间，我似乎无法把过去十几年的北漂生活碎片拼凑完整。来北京只是出于偶然，那是口袋里虽然没有钱心中却时时流淌诗意的年纪，在三环的灯流中，在潘家园的合租房里，在早晨五号线的地铁上，在语言大学的图书馆，在北京最最寒冷的冬夜，在魏公村的街道，在学校操场的秋千，我心中燃过炽热的火焰，怀过最美好的憧憬，与不同的朋友们相聚又离开，爱过，哭过，但更多的是迷茫，似乎我的青春一直在找寻什么，难以定义的自我，虚空的意义……这座庞大芜杂的城市在展示了最初的多元和包容之后，也逐渐展露了它残酷、冷漠、无序和作为政治中心的工具化功能。

在这里生活，就像是升级打怪，毕业要找工作，工作要考虑户口，房子带不带学区，幼儿园和学校离家远不远。我也见过无数房东，为了孩子上学辗转在北京不同的出租屋里，他们过着理所应当的“996”生活，家里的杂物堆在各处，父母露出疲惫且匆忙的神情，“都是为了孩子上学。”

怀孕时搬家一次，纸箱子里都是打包的书

书架就放在客厅里的 拆了十几个纸箱

买房子不一定是为了住，住的房子不一定是自己买的。为了找准时机下手换房，不但需要积累多多的看房经验，还需要快准狠地拍板。换房是我挺着大肚子时和老公去看的，签字却是在我临产的前一天，那天我已经宫缩了，中介打电话让去银行排队签字。因为用了我的公积金首套房贷款利率，所以必须我亲自到场。那天我斜靠在工商银行冰凉的金属椅子上，感觉到无规律的宫缩开始一点点攥紧我的身体，但没有一家人愿意谦让，“都是约了很久才把好几方叫来的。”一个多小时以后，签完字，我回家洗了个澡，就住进了产科病房。

我的工作解决了户口，这是一个世俗意义上外地人可以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了，我不用为了孩子的户口、上学问题发愁。然而十年以来，我的下班时间总是被工作大量侵蚀，与家长沟通、备课、准备公开课、写论文……直到我有了这间书房的好几年时间，书房大多用来加班，而书架上的书更像是一些陈列品。

有了孩子以后，书房则成了我规划家庭财务、记账、研究保险、存放五口人的证件、病历等等的地方。书架上出现了《美国儿科学会育儿百科》、《家庭正面管教》等等一类的书籍，而那些发黄的博尔赫斯和海涅诗集，我已经很久无暇顾及了。在为刚出生的孩子办理户口和一老一小医保卡时，复杂的程序我足足记了两页“思维导图”。之后是漫长的养育和工作互相啃噬的好几年。书房里的杂物越来越多，父母总是在不敲门的情况下进入这间房，甚至在我锁上房门后，他们也会用钥匙随意出入。我的生活与理想的初衷渐行渐远，直到有一天，我无法控制地大哭起来，和老公在无数的争吵之后又大吵一架。

“那是中年人的崩溃，一个书房并不能拯救我们的生活。”

写下这句话时，楼上的装修声轰隆隆不绝于耳，儿子和姥姥在客厅里大吵。而这个书房，是并不隔音的。我先生，他忙起来一周在家吃一次晚饭就不错了。

一个书房，也并不能帮我们重建内心的秩序。生活中在这书房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有许多压抑、苦痛无法言说，我的父母、先生、我自己，甚至儿子，每一个人似乎都谈不上多么自由和快乐。当然，自由快乐又是多么奢侈的东西啊。在这样缺乏公共空间因此也必然缺乏个人空间的时代，一个书房，并不必然指向自由的通道。

这几年我一直在读女性主义的书，也是在读书的过程中，我渐渐意识到自己的个人生活是如何被工作和婚姻家庭消弭了边界。读完《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后，一个周六早晨，我躺在床上跟老公讲了自己的想法。我给他讲了“武斗罗莎”，还希望他读一读《到十九号房间去》，女主人公的每一种情绪我都真切地体会过，在很多年育儿生活之后，即使拥有了一间阁楼上的房间，她也无法再找到自己。她要去旅馆的十九号房间呆着，让谁也找不到她。但她终究还是被丈夫发现了。在那一刻，死亡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我告诉老公：“那个故事里的帕克斯太太，就像是我父母扮演的角色，他们无时不刻不出现在我的周围。至于像其它的家庭琐事，比如孩子户口（虽然已经办完了）、幼儿园、小学、家里的账单、贷款、一家老小的保险所有这些事情让我感到无处可逃，我对数字感到厌倦，也天生不喜欢计划，我热爱一切自由的艺术的东西，而天生憎恨这些刻板的计划，话说回来谁又不是呢？难道有谁会真正喜欢这些琐事吗？如果你不是有意避开它们，为什么做这些事情的总是我呢？更何况，你是一个那么喜欢仔细做事的人，你喜欢编辑、校对，甚至在审合同时也可能感到乐趣，这些我一辈子都不可能爱上的工作，对你而言都不是问题。但是为什么到了家庭事务，你的爱好就变换了方向呢？难道你不是在刻意保护自己的心灵不被婚姻生活侵蚀吗？你说每个人对于压力的态度不一样，我总是倾向于焦虑、担忧，我总是对你有要求，这不是我对你的要求，是婚姻生活对我们提出了要求。”

我们的相识，始于先生对我文字的欣赏。只不过在婚前，“文艺”、“有思想”、“独立性”可能是女性魅力的一部分。但在婚后，过于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对婚姻生活也许不是什么好事。男人们虽然在讨论革命，但是大多数的他们择偶标准没变：性感、漂亮、温顺、服从。就好像“婚前你可能会觉得我写得不错，但是婚后一个女人不应该一直写字，她总要为家庭生活分出一些精力来吧，要是我能成为一个洗手作羹汤的主妇你大概也不会拒绝。”

那一天他说得很少，是他一贯的作风，也试图提醒我他参与了很多的家庭事务包括育儿，但是他也承认，婚姻中似乎男性获得了更多的好处。我想让一个男性主动放弃婚姻生活的红利——不管他是多么称职的丈夫或父亲——去成全妻子的自我，这也许是不可能的事。我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必须开始重建，而这种重建只能是自发的主动的，我的先生哪怕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至少不会阻碍我，甚至给我提供了相当多的支持。

那段时间我刚好也读完了《一间自己的房间》，书房是我的，至少在使用时是我的。因为我睡眠不好，打呼噜有点严重的老公主动提出带孩子去客厅睡沙发床，沙发床很大，儿子很高兴（我以人格担保沙发床很舒服，客厅是家里最大的一间卧室）。

我在夜晚穿梭于书房和卧室之间，现在家里的每一个房间——卧室、客厅、书房都有了书架，我开始用钢琴、阅读和写作重建内心的秩序。

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一直没有太多幸福感，但我又说不清楚最根本的原因在哪里。朋友们可能常常会说：改变不了环境就改变自己。

今年春天，我开始用徒步的方式缓解抑郁，有时我会步行五六公里从单位回家。北京的道路缓缓在我眼前展开，从日坛路到东三环，或从通惠河路到东二环，目之所及，是很多还没有脱离冬日阴霾的植物，光秃秃的，和许多方形的盒子建筑一起与我们共处了许多年。我甚至都没有仔细看过它们，这个盒子和另一个盒子有什么区别？

有一天我走到了庆丰公园入口，就进去看了看。爬到一个小坡上，俯瞰车流人流，我难以相信这是每天都要经过的地方，它们那么没有辨识度，就好像生活在这里匆匆而麻木的每一个人。可以容纳多辆汽车并行的宽阔街道，却并没有给行人留出适合的宽度。在轰轰的车流声中，我早已忘记自己还是一个直立行走的动物，那种漫步于草丛花间，观赏绿芽聆听鸟鸣的节奏，在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

《幸福的都市栖居》的作者说：“我们对幸福有哪些需求？我们需要走路，就像鸟需要飞一样。我们需要他人的陪伴。我们需要美。我们需要接触大自然。最重要的是，不被排斥、孤立。我们还需要感到一定程度的平等。”

在步行中，天桥上空飘舞的形态各异的风筝，和天桥下的汹涌车流包围着的腰鼓队和甩大绳（比春雷更响的大绳）又似乎成为一种奇观，它们展示了城市居民如何在逼仄的空间里寻求一种生存法则，一种娱乐自己的法则。

此刻我意识到，一间书房于我就像是漂泊生活中还可以依靠的一叶扁舟，它是城市生活里，尚未割裂的那部分自我，当我从这匆匆的路途回到它的怀抱，关上一扇门，读书、弹琴、写字、画画时，那个努力保持思考习惯的自己还在，那颗想要挣脱日常枷锁的心灵也没有死去。

在北京保留一间书房，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迷失和找寻，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