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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Kinglism
我已经对着空荡荡的文档界面发了一个小时的呆。键盘不同于纸笔，没法把我飘荡的思绪兜起来，沉淀成字迹。以往我会这样安慰自己，然后合上电脑，在脑中幻想着写出了伟大的小说后的场景。
“我写不出来，你说得对，作家就是坐在家里的猪，”我重重地关上电脑，绷紧了身子等待父亲的失望砸在身上。故事开始于几天前。父亲从装卸货车的月台上不慎跌落摔断了腰椎，医生说，得卧床三个月。我接到消息赶到医院的时候，检查结果还没出来，病房里气氛凝重。妈妈坚持要回家给我做饭，带着藏不住的眼泪走了。而我，我没想到会这么快再见到父亲。上次见面时，父亲得知我离职的消息动手打了我。我站在病床前，忍住不去注意父亲刚哭红的眼睛和白了一半的头发。他的喉结往下深深地沉了一下，试图停止抽泣，背对着我侧卧，沉默。“哎，我的外套口袋里，有瓶酒。”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很努力地把头转过来对我说。我摸出那一小瓶威士忌，拧开盖子，递到他嘴边。他用手臂勉强支起身子，抿了一小口，便示意我不要了。随即嘱咐把酒放回口袋里，以免妈妈发现。我以为他还会教训我拿瓶子的方式，顺带着调侃一句，拿瓶拿瓶颈，搂姑娘搂腰。这是初二那年我早恋时，他的现身说法。同病房的年轻人占着遥控看电影频道，音量大得像父亲工作了十几年的水产批发市场。小时候我一直很抗拒去店里，哪怕只是坐一会儿，海鲜的腥味就会让我反胃。为这，他总骂我只知道吃，嫌这嫌那，是个油瓶子倒了都不扶的懒人。后来大了，替妈妈扛各种水产进出冷库，竟然喜欢上了纸箱子被冷藏后的气味，很像冰淇淋甜筒包装纸的味道。我尤其喜欢盒装的螃蟹，分量轻，好码放，不像袋装的鱿鱼，推推车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整摞整摞地倒。在外地工作时我常常想，如果码字也像卸货那样只要卖力气就行的话，妈妈就不会担心我了。半年前我离职，妈妈虽然什么也没说，但我知道她常焦虑得睡不好。我用微薄的稿酬给她买了安神保健品，但她一直没舍得吃。现在，又全搁在医院病房的柜子里了，说是怕父亲晚上疼得睡不好。我留在医院陪父亲的第一个晚上，睡在简易折叠床上，时刻竖起耳朵提防着他要翻身，要水喝。腰椎受伤的人轻易动不得，我只能把住父亲的下肢，一点一点地向他指挥的方向推。每次翻身都像是我和他在一起作战，尽管我笨拙地绷着劲，他还是会大声地叫唤。从小我就没怎么跟父亲相处，他出海，他经商，他跑码头，家里的所有都紧着他。我那时总觉得是我的零花钱供着他穿很贵的衬衣，抽50块一包的烟，所以总是又怕又恨地拒绝他跟我套近乎。我们搬到这座城市以来，父亲和妈妈工作得很苦，一天只睡5个小时。下了班的父亲也常趴在床上叫唤，他不知道，给他按摩的儿子心里有点瞧不上他。医生的报告出来，腰伤不算太严重，我们仨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父亲低声呼号着被医护人员抬回床上，怔着发了好一会儿呆，说，“让你妈给包点馄饨送来。”父亲无所事事地用手机玩着斗地主，由着妈妈往肚子里填进各种食物药物，也不忙着问我工作生活的事了，生活好像回到了儿时在老家农村的状态。平凡也没什么不好，我想着。我知道他要翻身了。托住他的臀部正要往另一边使劲，他却抓着扶手想支起身。他用肘撑起上半身，借我的力，往一侧慢慢翻过去，靠着膝盖和手臂两个支点，跪在床上。“床底下那个壶拿来。”他松了口气，命令我。我这才明白，他要小解。我把那个斗状的尿壶递给他，他艰难地直起身子，用一只手解开裤带，又突然顿了一下。我以为他褪不下裤子，正准备帮忙，他摆了摆手让我走开。我拉上帘子，站在外面等。父亲的尿声依旧隆隆，就像他曾经跟我们讲过的生意梦一样有生机。帘子里安静半天了，父亲还是没叫我。我只好掀开帘子，进去，看到父亲僵直的背影一动不动地躬在那里。父亲没有转身，一只手把尿壶递给我，脸色略微有些尴尬。我瞥见床单上有一小片深色正不慌不忙地染开来。我故作镇定地接过湿漉漉的尿壶。父亲还是一动不动地跪着，深色的部分渐渐地蔓延到膝盖下面。“没事，换了吧。”我话音未落，父亲脸上已经露出一种拉了钩的释然。躺在新的床单上面，父亲的心情好了很多。一会儿要吃个橘子，一会儿又要个插线板充手机的电。我把电脑放在椅子上，跑进跑出地满足着他的要求。“你最近写了些什么？真的想当作家？” 父亲指向我的电脑，熟悉的问题。我选择不接茬，默默帮他调整好枕头的高度，打开床头柜假装翻找东西。晚饭后的药品，温度计，茶杯，随着我的动作发出响来。“你知道，作家其实本身都在围绕着一个主题创作。”他像是根本没留意到我的动作，继续自顾自地说道，也不管这些话能不能飞进我发红的耳朵。“我年轻的时候就只喜欢日本文学，你大伯，陈叔叔他们都看的是苏联的东西，那时候也没办法，大多都是苏联小说，什么《静静的顿河》、屠格涅夫、高尔基还有列夫托尔斯泰的东西。苏联小说写的是不错，但我嫌它们史诗情节太严重，像最近那个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叫什么维奇……”“史诗情节，啧，这种写法，其实中国也有，什么莫言，苏童，也写过特别厚实的书。但是中国的史诗是历史史诗，你知道吧，所有的东西都是放进一个年代跨度特大的背景里面去，人物就在里面飘啊，不得已的，中国人很不得已的，政治也好，经济也好，你以为改革开放了，中国人就得已了？没有。现在的小毛孩动不动创业，什么互联网，看上去好像很厉害，你不要去羡慕，做生意是跟人打交道的，你想得已，他要的是得意，哪里不得让一步啊。扯远了，讲托尔斯泰，苏联人的史诗，是人性的史诗，他们就是抓住普通人在时代里的一种，一种悲剧，你知道吧，什么安娜喀秋莎柯察金，都是这样的。他们不会把年代跨得很远。”我希望他已经讲完了，最好连同接下来的三个月的话都讲完了。但父亲只是伸了伸手，表示要水喝。我把吸管插进杯子里，他俯下头，吮了几口，又开始了他的史诗论。“但是我不喜欢这种史诗类的，太沉重了，不够平易近人。我的口味是日本的，三岛由纪夫那种。那时候的日本作家不像现在的什么村上那么美国，是牢牢地扎在日本传统文化里的。讲实话，我喜欢，也是因为日本人写的有点变态。川端康成，知道吧，他有一本叫《睡美人》，有多变态，他写一些那方面不行了的老男人花钱让小姑娘们陪他们睡觉，小姑娘们是吃了药的，睡得很沉，不知道老男人对她们做了什么。其实，也做不了什么嘛。变态不变态？”病房里的青年瞥了一眼我们，又继续看电视。但爸爸不理会，说到高兴处还比划起手势。
在那个年代，他也是一个文艺青年，把三岛由纪夫的《忧国》奉为圭臬，年轻时的梦想是做一个肯为国家剖腹的战士，顺带还有个愿意一起赴死的妻子。
侧着身子的爸爸用一只手戴上眼镜，努努嘴示意我剥个橘子。自己又开始描述第一次读《伊豆的舞女》时的感受。我把橘子剥成一片片，放在他手边，我得很小心地伺候，以免这段关于写作的言论绕到我身上来。我家在来到这座城市做水产生意之前，是在老家开酒店的。那时的父亲刚刚辞去了在乡镇政府的职务下海，每晚回到家里总是醉醺醺的，但谈兴依旧不减，我和妈妈只好耐着性子听他含糊不清地指点江山。在酒店难以为继的日子里，他喝得更凶，回到家倒头就睡不再有心情演讲。后来全家为了躲债来到这里卖海鲜，受挫了的父亲再也没有这么侃侃而谈过了。“唔，死亡，对了，”他嚼着橘子，说道。“作家都是围绕着死亡在写作。你知道么。有人说文学永恒的主题是爱情，不是，是死亡。创作什么，都是在恐惧死亡思考死亡崇拜死亡中写作。爱情？爱情只是人找到的一种暂时忘却死亡恐惧的方式。那这样一看，写死亡写的最好的是谁啊，日本作家嘛。”“你小时候写作文常常是年级第一，但是你不要觉得你就是写的好，就是可以当作家了。你是在应对考试，这方面你行。你不是写文学，你知道吧。我说话直接，你又不爱听。你，讲故事，不太行。这年头什么手机、平板，谁都能写啊，你能写得比谁好？靠这个挣饭吃，难！”如果说我还有羞耻心的话，我肯定会面红耳赤地反驳他，但我没有。写东西这条底裤早就被掀开无数次了，所有的父亲都只记得你刚出生时的大小，却没见过你勃起的尺码，不管他是不是个病人，我想我都不会跟他争了。爸爸对我的安静感到有些意外，他扭脸对着我，要求看我写的“玩意”。“你把你电脑拿过来，我瞧瞧，小说也好诗歌也好。”没等我反应，他便努力地向外倾着身子，想去够着椅子上的电脑。长满老茧的手指快要触碰到键盘了，他的额头吃力地爆出青筋来。被压得下陷的床垫上坠下我剥好的橘瓣，生锈了的扶手吱呀着不满。这是我们最大的危机，我，和我用了四年的时间才付完贷款的电脑！我下意识地用身子粗暴地隔开父亲的手，硬邦邦的电脑顶在我的腰上，宁死不屈。我转过头，带着决然的表情望向我们的暴君时，他又狡猾地成了一个病人。扑了个空的父亲正挂在床沿的栏杆上，扶着腰表情狰狞，妄图施暴的动作牵扯到伤口，破碎的腰椎像把音叉，颤得他脸色发白。我忙把他移回床上躺好，被子拉到脖颈，枕头摆正方位。战败了的法西斯也要人道对待才是。“别被内疚打倒”，我艰难地说服着自己，“他先动的手，是他先……”煞了威风的病人慢慢喘匀了气，抗争者的脸上却开始升温。父亲指定要我去看的电影，我从20世纪福克斯的标识一跳出来就开始记录了。但还是没法在100个字里面，完整地把电影情节复述出来。出的什么馊主意，我心里暗骂，好莱坞的故事模式跟文学可是差了好远啊。我的小说开头，得是王安忆那种，长长的环境描写，辅之天马行空的哲思联想。一旁的父亲也没有催促，端着杯茶，还吹吹浮着的茶叶。“你知道，三岛由纪夫是剖腹死的，为了他的武士道精神。可你知道川端康成为什么自杀吗？没人知道。文学是要人命的东西啊。” 爸爸抿了口茶，把杯子放回床头柜上，叉着手又扮演起了讲师。“现在的好莱坞真是陈词滥调了。想当年，卡萨布兰卡，哦，那时候我也还没出生。我那时候，是斯皮尔伯格，恐龙啊，鲨鱼啊，不只是靠的特效，还要有故事让这件事充满真实的质感，说服力，就是这种东西。你知道么，说服力要靠细节的描写。当然，我让你看电影，是去学怎么讲故事，虽然老套，可是主情节次情节，什么时候高潮，什么时候拖，什么时候快，这都是讲故事的手艺。”我在心里向我的初中高中大学老师还有关汉卿萧伯纳契诃夫集体道了个歉，对不起，我居然在这听一个卖鱼的教我写小说。父亲的话还在往耳朵里进，它们或者可笑或者质朴地在脑子里撞翻了好多东西，初中时因为模仿伍尔夫拿了零分的作文，写给初恋的情书，在电视台工作时偷偷码字记录下的办公室政治，在大城市里混吃等死蹭了一身的白眼和歧视。大概今天，是我的审判日。这该死的文学就是我生活的线头，任何人只要揪住它，就能抽出一个残废的我凌虐一番。我抱住身子，咬着牙哭泣，我把我的父亲连同着一床的被子抱起来，冲出去，冒着用雾霾做核的雨滴，踩着南方下过雨夹雪后泥泞的道路。我们冲进电影里，定格每个场景的冲突，把凤头猪肚豹尾全部扯烂吞进肚子里。我们扎进西绪福斯神话里，用神盗下人间的火炬焚烧天庭。我们钻进教堂的告解室，收集所有悲欢离合。我们尾随在马路上踉跄的盲人，放大眼耳鼻舌身意。但是渐渐地，我的双臂耗尽了力气，我这才发现，在吸饱了雨水的棉被里，我的爸爸已经奄奄一息。我想找个地方放下他，却发现跑得太远，已是四处戈壁。我喘着粗气，继续奔跑，僵硬的肌肉散发出酸臭的味道，父亲在棉被里冲着我笑，瘦削的脸上，颧骨高耸，深深陷入的眼窝底下一片青紫。我大笑着冲进城市外围的农田，那里有刚成熟的稻子，金黄的粮食没过我半腰，它们在那里摇曳拥抱，它们把我抛起又接住，它们待我如一个英雄。我低下头想跟爸分享喜悦，却只看到流着血的肩膀上两个黑黢黢的洞。“你知道孩子为了照顾你，多少天没睡过觉了吗，你就不能为我们母子想想……”妈妈责备的声音在白茫茫的病房里飘着。爸的嘴嗫嚅了几下，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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