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瑞典小镇的“家庭成员” | 童言专栏

原创童言三明治

文| 童言

每年一次探访胡迪城，可娱乐的事情，张开手掌就数得过来。但“夏天”与“瑞典小镇”叠加，交集出的20来天，是一年当中最有仪式感的旅行。因此，就算小镇旅行年年如是，我们依然如虔诚教徒般，把每一项活动都认真擦拭一遍。

一定要带上篮子，钻进森林里采几次蓝莓。

一定要跳进从没暖透过的海水里游泳。

一定要和固定的几个人拥抱，寒暄，喝酒，吃饭——这几个人，就是我先生布生的表姐表哥以及他们的家人。

布生没有兄弟姐妹，却和三个表姐特别亲。他关于小时候夏天的记忆，一定有她们的影子。那时，布生妈妈要上山摘果子再到市集上卖，以增加单亲家庭收入，他就被放到表姐家的度假屋里。

白天，几个金毛小鬼骑车去湖里游泳，到树林里摘野果，晚上头挨着脚一起睡觉。长大后，布生东渡日本留学，生活，三个表姐游学，结婚，生子。干流分出支流，走向东西南北，但总在夏天，在小镇短暂交汇。

认识这套人物，是在从东京到哥本哈根的飞机上。那是我的首次小镇之旅，布生带着自豪的神色，在机舱里逐一倒出每一个人物的故事。缘分就是那么奇怪的东西，它把对的人推到面前，也顺带把他身后串着的一系列人和事，套餐一样，送到我怀里。

瑞典人与人之间的温度，绝对不会热过夏天的21度海水。这样很好，省去很多应付闲言碎语的脑筋。开心的时候，说说话，安静的时候，在草地上占据自己的角落，喝着红酒，想着各自的心事。远近相安地交错，亲等关系仿佛处在同一条直线，我们都是各自的标记。

我几乎忘了身边有这群人，一直站在我与小镇交集圈里。八年来，断断续续的相遇，已经把无数小碎花攒起来，成为一捆美丽的花束，只待我修枝剪叶，放进花瓶里。

用“家庭成员”这个词，还不习惯。那就用小镇人物吧。他们在离圣诞老人很近的北欧大地上生活，和你我一样欢喜，努力，挣扎，成长，不用带望远镜，就可以窥见到。

Caroline

第一次见Caroline，是在家庭聚会上。她上来就给了我一个很紧的拥抱，然后以光的速度，上下扫描了我一番，折出成熟女人一眼看穿少女心思的射线。

鉴定完毕，初步通过后，她露出一个满意的笑容。

“Valkomma！”（欢迎！）

Caroline是四姐弟中的大姐，也就是布生眼中的大表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瑞典，还不是今天发达富裕的国家，大人们为生计奔波。Caroline提前充当起母鸡的角色，确保一群小鸡吃得好，睡得好。那些年小大人似跺着脚，叉着腰的姿态，化成坚强与果断的闪片，点缀在今天柔和线条的鱼尾纹上，嘴角边。

2011年，Caroline被其政党选为胡迪市市长。这是小镇500年历史以来，第二任女市长。走上政客的路，并不是其初衷。作为三个男孩的母亲，她本意是让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因为不满小镇唯一一间小学的师资质量，她加入了家长协会，带领其他家长给校方提建议，设计方案。得到改善后，她加入镇上的教育部门，立志从政策上影响教育。再踏上一个台阶，便成了市长，任期四年。

如今卸任了的Caroline依然热心于其党内事务，她希望以自己的经历，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参与到政府事务来。尽管瑞典以性别平等闻名，全世界都对父母共享16个月产假垂涎三尺，但男女收入依然相差达30%。提高瑞典女性地位，Caroline认为，还有很长很长的路。

Caroline和1米9的丈夫培养出三个高大英俊，文质彬彬的男孩。自己再忙，她一定保证孩子放学回家时第一时间可以找到她，告诉她学校发生的大事小事，烦心事。等丈夫下班回家，她才回到工作上。

2012年，Caroline被查出乳癌，一年后经过治疗痊愈。最后一次化疗结束那天，她在家里办了一个盛大的庆祝派对，家人和朋友都来庆祝她的康复。那天，她头上扎了一条大粉红的丝巾，神色欢喜而坚定地招待每一个客人。

她是不会轻易被打败的。

Gustaf

Gustaf是Caroline最小的儿子。就是他偷偷问我吃鸡爪的问题。那时的他是一个刚发育没多久的男孩，对于身体冒出的各种变化，还不知道怎么应付。不知过了几年夏天，一天，他一开门，孔雀开屏似的雄性之美，劈头盖脸地摔过来，那是一张又俊又俏又带点可爱痕迹的男人的脸。

小时候的他对生活一点都不着力，漫不经心地学过吉他，笛子，心里却一直念着学大鼓。15，16岁，他给两个哥哥时常的派对唱歌助庆，竟然一首歌换来一瓶啤酒，傻傻开心之余，发现自己弹唱得还不错。带着培养出来的丁点自信，Gustsf和朋友自荐到小镇上唯一一个允许未成年进入的酒吧驻唱，幸运地被当地一个音乐人发掘，然后招买女主音、鼓手、吉他手，在2014年成立了叫Selma & Gustaf的6人乐队组合。

两年时间，乐队共发行了7首歌，每首都是Gustaf亲自填词，乐队自己录音混音完成。凭着独特的和音，带点复古的情怀，混合着soul空灵和Americana的随意，乐队很快冲出小镇，闯进了斯德哥尔摩，还赢得了挑选音乐节的自由。其中一首单曲，在spotify瑞典top 50榜单上，“占据第39位20分钟！”

“呵呵……”，Gustaf不自在地笑了笑，短暂的荣誉，吹嘘起来还不适应。

今年22岁的Gustaf放弃上大学，坚决把音乐这条路走下去。他感谢父母和瑞典教育系统，因为在瑞典，无论什么年纪，都可以重新上大学读书。他不着急。

他最喜欢的歌手是Bob Dylan 和Oasis, 当然还有Selma &Gustaf。一次从电台上听到自己乐队的歌，满足而快乐。

有没有想过要征服世界？

给自己打足勇气，他说：

“Yeah！To take on the fucking world！Haha！”

Gustaf的音乐作品

Suzanne & Michel

Suzanne是二姐。她和丈夫相识于以色列。上世界70-80年代的欧洲年轻人，带着浪漫乌托邦思想，自愿到以色列，在社区一样的农场自给自足。一个瑞典妹子，一个荷兰小哥，菠萝摘好了，恋爱也谈成了。两个都有点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回到Suzanne的小镇家乡，落地生根。

Suzanne是家中待我最和气的人。贤惠的脸上，写着一个大大的善字。说话很温柔，考虑很周到，每件事都做得有分有寸。

丈夫Michel刚到小镇时，用“原子弹爆炸后”来形容街头景象——怎么会一个人都没有呢？他也来自一个荷兰小镇，但那里热闹多了。他不大习惯瑞典人，说话都像外交官，不温不火，避重就轻。荷兰人很直接，好的不好的，一句句喷到你脸上。

24年过去了，Michel不仅适应了小镇生活，还喜欢上这里的自然，自由。平时在供热站当技术师，假期就开始自己的小建筑项目，游泳池，桑拿房，都是他亲手搭建起来。

夫妻俩分别从越南和中国，收养了两个女孩。他们坦诚地告诉孩子真相，全心全意地爱她们，保护她们。姐姐今年18岁，瑞典国家拉拉队成员，妹妹13岁，性格外向可人，多才多艺。一家四口隔几年都要回去一趟越南和中国，好让孩子看看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见见好心照顾过她们的人。

Anna

Anna出生在中国广西，在车站一排塑料凳子下被好心人发现。崭新的襁褓里，包着一个哭得喘不过气的新生婴儿，还有一张写有出生日期的纸条，折叠好夹在布条之间。

此时远在瑞典的Suzanne，准备收养一个来自玻利维亚的婴儿，但隐隐约约觉得，第二个女儿将会来自中国。

11个月大时，Anna被远道而来的Suzanne 夫妇领养了。因为已经习惯了孤儿院，Anna竟然在欢送大会上放声嚎哭起来。经历过一次被抛弃的小生命，本能地错觉一切又要重新经历一遍。

Anna今年13岁，刚上初一。在一群金发碧眼中，她显得很特别：弯弯的眉毛，小却精灵的黑色眼睛，轮廓突出的颧骨，秀气的尖下巴，一把又黑又亮的长头发。纯正东方人的脸，但散发的气质，却是彻彻底底的西方。眼睛总会直勾勾地看着你，完全没有亚洲女子的羞涩与含蓄。问什么答什么，干脆利落，自信十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芝士面包加蓝天绿地，就养出一个可以在自家蹦床上翻跟斗，在森林里也不会迷路的Anna。

瑞典中学，下午3点放学，功课只需大概10分钟就完成。课余时间，Anna除了和朋友一起泡youtube，就是上喜欢的艺术课，舞蹈，花样滑冰，小提琴，戏剧课。她想做一名演员，平时在社区里表演过小提琴与话剧。她还喜欢做小手工，家里的画，装饰，都是她的作品。

在学校，她选择中文作为第二外语，因为心底里有根筋还紧紧系在广西那个车站里。但无奈小镇中文老师有限，断断续续学了一年，也只能说“你好”和“谢谢”。她希望有一天，可以到中国，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想过和亲生父母说什么吗？

“我想带他们来胡迪城，告诉他们，我生长的地方很美。”

Simon

Simon来自英国纽卡斯尔，是三姐的丈夫。

刚来瑞典时，在家里和岳父一起看足球。看得入神，Simon情不自禁要和岳父讨论一番，但一个不会说英语，一个不会说瑞典语，两个球迷只能挠破脑袋地使劲在空中画足球，画字母。

如今，Simon说着一口英式瑞典语，语法词汇都没问题，就是把英国人一本正经的贫嘴带进来了——瑞典人哪里会滔滔不绝？！14年的小镇生活，他的英国心依然“嘭嘭嘭”地跳得起劲。人在瑞典，心里总想着纽卡斯尔足球，温布顿网球。每到赛季，管他是聚会还是派对，他和儿子一起，坐在角落，手捧ipad看直播，时不时传来激动的叫喊或惋惜的叹气。

听到我要做采访，Simon很热情，甚至热切。他说以前读新闻专业，做编辑，写特稿他都学过。年轻时揣着的记者梦，现实面前，只能委身于小镇，做兼职网球教练和瑞英翻译。而与曾经的唯一链接，是每天阅读卫报（The Guardian）。在英国最严谨，最与知识分子有共鸣的字里行间，缅怀还没有啤酒肚时的自己。

“小镇不是也有报纸嘛？”

我打趣地说

“哈，有机会吧。”

他挥挥手，没什么人愿意听的秘密，在我面前抖了抖，又赶紧收藏回去。或许，小镇太小，容不下英国卫报那么大的梦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