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十年后出了本新书，我们和她谈了谈写作这回事 | 三明治写作者访谈之五

原创万千三明治

文 | 万千

八月初，结束单向空间驻店计划的最后一场活动，已是下午五点多，张悦然和我移步到了一旁的咖啡店准备进行这一次专访。

刚才排着长队等待着与我面前的这位作家签名的读者们已经三三两两离开。张悦然的神色有点疲累，坐定后，先打开手机着急地回复了几条信息，在扫了一眼菜单后，快速地决定了要为自己点一杯白葡萄酒。

数天之前，张悦然的长篇小说《茧》刚刚出版，距离她上一本长篇小说刚好十年。2000年初登场的一批青春文学作家，十几年过去后，有人健笔依旧，有人悄然沉寂。但张悦然仍然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作家之一。

在《茧》出版、宣传的时候，媒体纷纷用“暌违十年”这样的字眼来加强这本新书的关注度。伴随着新书宣传，张悦然开始在各大书店、展览频频现身，参与一场又一场的对谈。

我问她，适应这样的宣传节奏吗？

张悦然说，不适应。然后就结束了这段对话。

很多人都认为张悦然的写作之路起始于2001年 “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的经历，但是张悦然自己却并不认为那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写作的起点。第一届参加新概念比赛的写作者有很多人，但是直到如今人们还能说得出名字，对其作品有点印象的写作者屈指可数。

得奖后，张悦然首先面临的选择是大学专业。她说在那个时候，“不太清楚是否可以将写作作为自己的职业，也不太清楚怎样成为一个作家。”最后决定去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计算机系，打算仅仅把写作视为一个爱好。

新加坡是一座特别井然有序的城市，但是这种规矩也让张悦然感到格外乏味。她时常感觉到一种拘束，对抗着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对抗着学校的规定。而这种对抗的方式就是写作。在大学期间，张悦然晚上的时间大多用来写作，有时候“写到天亮，我听见鸟的叫声”。

在2003年到2006年，张悦然一共出版了六本作品，并且在2006年凭借300万版税登上了“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她意识到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已然是她职业选择中一条明确的道路。

在从新加坡毕业回国后，张悦然在北京正式开始了她的作家生活，”真正过上了所谓的自由生活”，没有太多生活压力，也没有编辑追着她写稿，自己决定自己要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成为怎样的人。外部的环境或者他人很少再对她施以影响，或重新塑造。

但是没过多久，作家所带来的身份的焦虑开始蔓延。职业写作“这个工作是没有上班和下班的界限的”，有时候作家很容易就陷入某种功利性的创作焦虑中，比如说在判定今天一天过得是否有效时，会想着今天一定要写出来一个东西才行，今天一定要有所产出才行。

张悦然也曾“进入了一种几乎停滞的写作状态”。她发现自己之前所有的对抗之所以存在都是因为有一个对抗的对象，比如说学校一成不变的规矩，比如说不喜欢的专业。而当自己再没有任何直接对抗对象时，竟也一同失去了以往文字表达的张力和内在力量，如同东欧作家在社会大转型之后的失焦一般。

2006年，《誓鸟》出版。许多书评人也将其视作张悦然的转型之作，纷纷表示期待看到她的下一部长篇作品。但其实那时候，张悦然已经开始觉得自己即将进入某种固定的“流水线”，忙碌，但是无力。

“生活不能整天是节目、通告、透支的表达，”张悦然说，“我觉得作为创作者，一定要警惕的是，你可能脱离真实的生活。”

于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面，张悦然决定放缓作品出版的节奏，尝试着做更多能够贴近她所理解的、可以贴近生活本身的事情。比如，在2008年的时候，创办《鲤》系列文学主题书。比如，2012年，张悦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开设了短篇小说鉴赏等课程。

因为父亲是教师的缘故，家人其实很希望张悦然能够成为老师，甚至可能在听说她决定去人大任教的开心程度高于听说她新出版了一本书。“他们在乎的是，你有一份稳妥的工作了。”

张悦然的身上有一股天然的叛逆劲，在父母面前“从来不是一个遵循他们意见的人”。但是她开始觉得成为一名老师是自己能够接受并且胜任的工作。刚好三十岁的那一年，她接受了任教的机会，并将此视为自己和父母之间一种心照不宣的认同，就好像是最后自己用行为默认了父母的期许，“这是你们的希望，好吧，这其实也是我的希望。”

在被问到觉得目前生活中最大的困境是什么的时候。

张悦然思忖了片刻，回答道，“我在想，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要离开北京，去别的地方生活呢？”

从大学毕业后，张悦然就没有离开过北京，甚至连想要去别的城市定居的念头都不曾有过。她说她经常看到北京的媒体人毅然决然去到别的城市，就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对这个问题的反应不敏感呢？”

唯一可以和“逃离”搭上关系的经历是在201４年，张悦然在《茧》的写作上遇到一个难关，去云南生活了三个月。她在那里并没有熟悉的朋友，生活基本上是隔绝的。每天都在客栈阳台上写作，写完了会出去走一圈，买一个法棍面包或者在外面用餐。白天会固定去一家人少的咖啡馆，看着店里的姑娘做菜肴和各种点心。

虽然最后在云南写的文字全部都没有出现在最终版的《茧》当中，但是张悦然感觉自己离生活更近了一步，“我学会了做很多饭。”

在单向空间的分享会上，张悦然说以前会排斥参加太多活动，现在的心态平和了，觉得自己也可以从每次的活动中学到很多，“我们不应该对生活攥起拳头，充满抗拒的心理。”

在结束采访之后，我看着她匆匆走向电梯口的时候，忽然意识到，如果我在北京街头与张悦然擦身而过，或许并不会像我之前一直想象地那样笃定，以为自己可以认出这位一直以来都备注关注的80后作家。

虽然她为无法融入真实的生活而倍感忧虑，但是当一个作家走进了人群，也就无可避免地消失在了人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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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大学毕业之后，你就成为了一名备受关注的职业作家。那段时间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

张悦然：我在北京生活，非常自由。很多人去上班，他们的公司或者单位会塑造、影响着他们。但是写作不一样，你可以每天呆在家里，自己选择读什么样的书，看什么样的电影。所有的东西都是你选择的，是你自己要塑造你自己的过程。一开始的时候，我对这样的生活还是有点措手不及，感到责任重大。那时候开始意识到，以后完全是自己在为自己负责。

三明治：在过去没有出版长篇小说的十年里面，你都在做些什么呢？

张悦然：我写了一些散文和短篇小说。其他时间，就都在写《茧》这本长篇小说。我从来没有停止创作，我只是不想再那么迅速地出版自己的作品了。我希望自己能控制节奏，从容地去写这本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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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站在现在的角度，回望过去的时候会觉得说是自己放慢了节奏。但是身处在这十年中，因为你并不知道自己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完成作品，会不会有非常焦虑的时刻？

张悦然：我觉得在写作这件事面前，谁都没有信心，因为这是一个充满着自我否定，充满着挫败感的职业。作为一个严肃的创作者，这种挫败感是无法避免的。过去十年里，挫折肯定有很多。但是主要是来自于写作内部。我其实很少去考虑，外界是否看待我，读者会不会离开。我只是希望写出一本令自己满意的、少一些遗憾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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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以前读大学的时候，你常常会通宵写作。那么现在的写作习惯是怎么样的？

张悦然：现在我基本倾向于早上写作。上午九点起来开始写作，下午用来阅读。有时候下午也可以外出或者见朋友。但是很多时候，我特别需要长久浸没在写作当中的感觉。所以有时候要一直在书桌前守到下午，才忽然之间有特别强烈的写作欲望。但我从来不觉得，之前等待的时间是浪费的。我把那些等待、放空、缓慢思考的时间看作是写作的一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把自己放置在小说的场景里，和你的主人公待着。但是有些时候，你的主人公不说话，甚至没有表情。你只能陪他们待着。忽然某一刻，你感觉到小说的主人公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表达欲望。他们开口说话了。你需要的是倾听他们说话，然后把它记录下来，而不是让你替他说话。

三明治：在你的文字中有一些描述是偏阴郁的。写这类文字的时候，你自己的情绪会受到影响吗？

张悦然：写作的时候，我一般情绪很平稳。可以有一点消极，有一点忧郁，但太兴奋和特别悲伤都不适合。不管怎么样，保持理智和客观是特别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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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你主编的文学杂志书《鲤》，在早期的时候，无论是选题还是里面的文章，都很侧重文学性，但是到后期慢慢偏向于文艺。你怎么看待文艺感和文学性之间的差别？

张悦然：和最初的“孤独”、“嫉妒”等主题相比，《鲤》后来涉及的主题更具有社会性，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也更密切。在更广泛的文艺层面上，用文学的方式表达，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我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多一些文艺青年也没有坏处。文艺青年和世界有一种边界感，他们还是在对抗，守卫着自己所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应该去嘲笑文艺青年。其实文学还是需要有一个文艺的大环境。如果没有这个大环境，很多小环境都是奢谈。现在文学土壤的贫瘠，也和文艺土壤的贫瘠有关。文艺青年总是遭到攻击，如果一个人四五十岁了还是文艺青年，外界就会觉得他们很怪。他们和社会主流价值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那其实是他们为了坚守自己的东西而付出的代价。我们可能需要更宽容的文艺土壤，才能为文学提供更好的的营养。

三明治：似乎目前文学青年还是会轻视文艺青年，觉得他们什么都略懂皮毛，但不精通。

张悦然：实际上，我们现在对文艺青年的宽容和保护比较少。文艺青年们他们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哪怕有些时候这个标准是偏激的，但是有标准就意味着不随波主流，并试图去对抗外面的主流价值。这有错吗？

文艺青年可能什么东西都懂一点，也就意味着他希望把所有东西交汇到一个平台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恰恰是我们现在每个艺术门类之间都特别封闭，缺乏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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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在主编、作者、教师这几个身份里面，转换得游刃有余吗？

张悦然：我经常感觉到压力。现在是八月，还有一个月就要开学了，我必须开始着手备课。其实小说鉴赏的课我从前也开设过，但是我不喜欢在课堂上讲重复的东西，所以需要重新准备。而且因为我一直在写作，对文学的理解也一直在发生变化。我还是希望能够把自己对文学的一些新的理解代入到教学中。

三明治：父母亲怎么看待你回到学校去教书这件事的事情？会不会当你是作家身份的时候，父母的感觉是“女儿成名了”，而你当老师之后，他们反而是更放心你的生活了。

张悦然：他们确实不在乎你有多大的名。他们在乎的是，你有一份稳妥的工作了，然后这份工作好像还不错。有些时候我觉得我的父母给我最大的支持是他们在我这些年，尤其是我那么多年没有出版一部作品的时候，从未给我任何压力。我想能做到这一点的父母其实很少。因为多数父母还是会想，既然你已经有名了，那就要去经营，去维护。但是这十年里面，我父母从来没有和我说过“快点出书吧”这样的话。我觉得这是他们对我最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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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你曾经提到过，创作新书《茧》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文本结构的形成是来自于你有次回到了自己成长的地方？

张悦然：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边界，我们谁也没有办法自如地跨过这个边界，然后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展现那个世界每一个细致的角落。我们的经验总是有局限。当写作者需要进入陌生的人物和事件的时候，他必须可以开启和召唤自己的经验，把它们代入那个所创造的文本世界。如果你写的事情没有开启你的经验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感动读者的。回到我小时候居住的地方，我感觉到很多童年经验被开启了。它们被注入到小说的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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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除了写作之外，生活中有哪些其他兴趣呢？

张悦然：我没什么兴趣，平时就是阅读，看些电影。我特别喜欢在一种自由、散漫的状态里，可以发呆，或者随便想点什么事情。这样度过一天是最舒服的。

三明治：你的早期作品《水仙已乘鲤鱼去》即将改编成影视作品了，这对你而言，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吗？

张悦然：这些年，除了写作，我还做了一些别的事。比如主编杂志，比如教书。它们带给我很多经验，让我没有变得很封闭。参与电影的创作，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它能使我接触到文学之外的很多创作人，他们的活力和创造力给我带来很多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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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你怎么看待碎片化写作？除了职业作家，大家很难沉浸在写作氛围里面。

张悦然：我觉得这个对写作的破坏很大。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新媒体写作平台上，写作者所发表的作品，总觉得它们缺乏完成度。现在有很多平台，大家有很多发表机会，所以发表变得越来越随意和草率，“完成”的标准越来越模糊。我对于“完成”的理解是，它能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作品存在？它是不是能够印成书？它是不是能够长久地留存？但是这些问题，可能并不是一些写作者会去思考的问题，他们思考的是今天的点击量有多高，有多少人回复。所以很多作品，还在泥胚的状态，就被拿了出来。这样的作品，是无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三明治：《茧》开始更多地借鉴到一些非虚构写作经验。你有计划尝试非虚构写作吗？

张悦然：我觉得在虚构里面特别地自由，有一种很快乐的感觉。如果要写非虚构作品，我肯定会感觉到很多约束。因为有时候，我即便是在写一个随笔，我都觉得几乎快要离开地面，好像要展开想象和虚构了。所以如果让我在文章里面做到从头到尾地贴着地面，我会觉得是一种特别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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