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 杨扬 陈晶晶
走进已有近40年历史的台北兄弟大饭店，踏盘旋而上的楼梯到二层，远远有人向我们招手示意。《太平轮一九四九》的作者张典婉比照片里看起来更瘦，络黄色的过耳短发下，架起红色边框猫形上翘的眼镜，虽然是夏日，但身上仍然披着乳白色长款针织衫。从她自然深切的露齿微笑里，很难看出前些年她曾经历了一场大病。
“来，点了一些经典的台菜，都是当季的食材，一定要尝尝。”这一次采访，张典婉邀请我们加入她和几位好友的饭局。随和温暖的生活气息，在杯盏碗碟碰撞声里涓涓流露，张典婉的过往在一蔬一饭、一字一句间变得更立体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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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张典婉出生于台湾北部的苗栗的农村。由于母亲过早离世，父亲不得不将她托付给同村年近六旬的养父母，随养父姓张，名典婉。但这对养父母并不简单。父亲张汉文曾是康有为门下万木草堂中唯一的台湾学生，母亲司马秀媛是上海滩大糖商司马聘三的千金。夫妇二人淡泊名利，过着耕田育果的农夫生活，但家中往来，都是文化“鸿儒”，比如林海音、郁达夫等等。
16岁，张典婉到台北世新大学念新闻专科，毕业后进了《台湾日报》当地方记者。1995年和1996年，张典婉的两部当代报告文学作品《一些大陈人的故事》和《海上女骑士》，蝉联两届联合报报导文学奖，这也为她完成《太平轮一九四九》的创作打下了报告文学的基础。
1948年12月，张典婉的养母搭乘太平轮从上海来到台湾。一个月后的1月27日，巨轮在它的第35个航程沉至舟山海底。死里逃生的养母听闻噩耗，默默将从上海带到台湾来的小狗改名为“太平狗”。童年的张典婉是听着太平轮的故事长大的，饭桌上，养母总会不厌其烦地提起，“这刀子是坐太平轮来的，这叉子是坐太平轮来的，这桌布是坐太平轮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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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00年养母去世，张典婉在她的遗物中看到父母早年在上海的私人物品。有她和父亲民国三十五年的上海身份证，记满上海时光的记事本，上面有每位朋友的地址和电话：愚园路、淮海路……电话都再也无法接通。张典婉抱着养母留下的皮箱嚎啕大哭，才意识到“太平轮”对养母和自己而言的意义。这艘永远沉没的巨轮，是养母无法再度回溯的、永远沉默的往昔，也是自己未曾谋面的乡愁。
“冥冥中我就是注定要帮那个年代写一个故事的。”张典婉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2004年，张典婉参与到凤凰卫视《寻找太平轮》纪录片的采访，此后正式开始了《太平轮一九四九》的资料采集工作，一埋头便是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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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轮安平百货
她到台湾和上海的档案馆翻阅历史资料，不放过任何一篇旧报纸上关于太平轮事件的报道。为了采访到与太平轮有关的人物，包括生还者、罹难者家属等等，她在报纸上刊登启事，一有消息就立刻动身前去确认，收集一切可能的记忆碎片。
回忆的过程也是在被访者“伤口上撒盐”的过程，有人拒绝接听电话，有人勃然大怒，有人怀疑她的动机，好几次到了被访者家门口，还是被轰了出去。一年多后，张典婉才等到了《太平轮一九四九》的第一个故事，巨轮沉没后被救起的38人之一，叶明伦，当时已经90出头。慢慢的，其他的幸存者、罹难者家属、见证人都慢慢汇聚过来，最终采访了一百余人。
花了整整5年时间去写太平轮，见证了太多的悲欢离合故事，这对张典婉来说像一场洗礼。“历史没有颜色，只有温度”，她常常用这句话来注解自己坚持做这件事的原因，她不想写历史洪流，只想记录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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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轮》电影
2014年12月，吴宇森导演的电影《太平轮》上映，演员阵容强大，金城武、章子怡、宋慧乔、长泽雅美一众明星加持，讲述了在1949年的那场近千人罹难的“中国泰坦尼克”海难中交织的三段跨国爱情故事。
在真实的灾难中，大部分乘客如蒋经国好友俞季虞，袁世凯的孙子袁家艺，神探李昌钰的父亲都命陨深海，无数家庭的命运因此改变走向。有妹妹一直在打听大哥的下落，将近十年后才得知他想尽办法买到一张退票，登上了最后一班太平轮，有位父亲在登上太平轮前，给已到达台湾的妻子和女儿拍电报，要“与你们一起过年”，从此再也没有音信。
张典婉的作品《太平轮一九四九》出版于2009年，耗费五年心力，与同年面世的齐半媛的《巨流河》、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并称为台湾女性写史三部曲。得知电影《太平轮》即将拍摄，许多朋友都以为是张典婉的书要改编成电影，纷纷跑来恭喜。这让她哭笑不得，因为电影情节并未使用《太平轮一九四九》书中记录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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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着太平轮来的黄金是早年大家逃命钱
开拍前，吴宇森曾约见张典婉聊天，张典婉讲述了许多采访到的动人爱情故事。吴宇森听完后久久沉默，那时电影剧本已经完成，无法更改。最终电影借鉴了书中对历史碎片和场景的还原，这让张典婉感到很郁闷，“连太平轮的受难者家属都没有见过，就拍了这个电影，这样有点对不起那些遇难者和家属”。
2011年，《太平轮一九四九》简体版在大陆出版，和台湾版一样，她将版税全数捐出，用于太平轮纪念和记录的相关活动。如今，张典婉与不少太平轮事件的诉说者仍保持着朋友般的关系，时常惦念，偶尔探望。言语里每谈及感人的细节和命运的奇妙之处，眼里都有光。
太平轮事件是乱世中人性的灯塔，它覆灭过，现在被亲历者用意识点亮，重新照亮了过往。当读者说这本书写得好时，张典婉总觉得不是自己文笔有多好，是那个时代讲出了自己的故事，她只是个记录者、代笔人。就像她在书中自序中说的那样，“逝者受苦的魂魄需要祈祷安息，幸存者及后代们的暗夜哭泣需要被聆听。”
岁月潜行中，张典婉仿佛也成了一条船，将那些无法自言的往事，渡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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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在书中，您印象最深，最有感触的是谁的故事？
张典婉：是我找到的第一个幸存者，叶伦明老先生。从我在香港认识他，再到福州再到他的葬礼，我跟他是建立起很深的情感联系的。
他其实有悲剧色彩，但生命里有很有韧劲。老先生27岁坐太平轮出事后被救起，留在了大陆，太太留在台湾，当时17岁，后来改嫁。我没有写在书里的是，他前妻后来生了三个孩子，怕他无后，让第一个孩子姓叶，你看她很有情有意，听说现在他们还住在南部。她90年代还去福州找叶老的家人，留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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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福州与叶老一起发布新书
我在福州办新书发表的时候，他也去了，连市长都要来，全部爆满，叶老先生很开心，后来他也参加了我组织的太平轮海祭。再后来我去香港参加了他的葬礼。他人生的后半程是为自己而活。为了纪念太平轮，他后来还成为马拉松跑者，为自己跑，也为遇难者跑。我每次去香港看他，90多岁的老先生早上还要去帮我买牛奶，陪他慢慢跑一圈，每次都要买水果让我带走，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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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书中说到有不少遇难者的后代都去了美国发展生活，他们的故事有没有因为更大的地域跨越，变得更有戏剧性？
张典婉：太平轮事的件采访对象确实有不少在美国。2014年书快写完的时候，有一个采访对象突然出现，我就在书的增订版里写了进去。
她很特别，三岁时被留在天津，妈妈怀着妹妹先到台湾，爸爸就在太平轮遇难，哥哥在美国。这个女生就一直留在中国，她和家人始终没有在一起。她妈妈后来改嫁去美国，尼克松访问中国时她写信给尼克松，要找她的女儿。当时这个女生被下放到新疆乌鲁木齐，也没念书，人家说你妈妈写信来了。这个女生就带着自己两个小孩，到了天津，拿到妈妈的信。她妹妹1949年出生在台湾，很小时候被邻居抱到法国不见了，长大后也回到台湾找到了妈妈。最后哥哥写信来告诉这个女生，全家在某年某天要在香港的希尔顿酒店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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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典婉和一位受访者合照
那时候中国刚改革开放，她带着孩子坐绿皮火车去香港，周围的人都说，你们去吧，去美国就不要回来不要回来，她当时就流泪了。到了香港也很神奇，她看到和她穿一样衣服的人在大堂，那个人就是她的妹妹。
后来她妈妈已经是一个老太太了，把一家人迁移到威斯康辛，他们就成了威斯康辛第一家中国移民。再后来他们又去纽约，在唐人街租了个地下室开始做手工奋斗人生，他们其实就是“北京人在纽约”故事原型。我实在纽约第五大道采访的她，那时她叫伊丽莎白，开了一个舞蹈教室教国标舞。看到她时，真的觉得这样的人生好戏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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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访问太平轮家属，她身上承载着许多故事
我在美国还约了李昌钰，他的助理开车两三小时从康奈迪克州过来，我们三个家庭一起吃饭。他们的人生太奇妙了，来自不同的家庭，都是太平轮受难者的后代，而我只是一个写书的记录者，我们就这样在纽约相见。在第五大道我从后面拍了他们两人的背影，看到这样的画面很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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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当时写书的时候，这段历史在大陆还不被很多人了解，搜集资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障碍？
张典婉：我觉得还好，那时候两岸关系已经不错，媒体朋友都很帮忙。公开一个寻人信息，就会有一些相关的人找来，与我联络。后来我去了上海档案馆，一份一份资料混着没有打开过，都是灰。很多上海人知道太平轮的事，都是老一辈人的记忆，找过来告诉我们。所以书里的人物年龄跨度很广，有的是经历过的长辈，有的是小时候坐这条船的，各省份都有。他们鉴证了两岸通商，每天50艘班次，很盛世，是个时代的印记，很多人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当时是两岸的禁忌话题，后来就好了。
三明治：您的养母是上海人，您为了搜集资料也多次到上海，对这座城市有没有特别的感受？
张典婉：我还蛮喜欢上海，上海的服装很棒，我以前去上海都会去做旗袍，在董家渡。我最近采访一个老先生，他和我我妈妈年轻时在上海的故事，穿高跟鞋，和他们一起去郊游。我回来讲给我女儿听，我女儿说外婆当年就是现在台湾的孙媛媛，就是名媛的意思。
我妈妈来台湾以后就是个客家农村妇人的模样，但她还带了鱼口鞋，当时穿着拍照，我的朋友看到都说“你妈妈好时髦！”我现在还留着她的鳄鱼皮包，她带来了好多精致珠宝，都是外婆留给她的，现在我再拿起来看，那些复古的碎钻等等，就觉得哇，当年的上海，生活方式等等，都太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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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轮历史资料图片
三明治：太平轮的故事很多是灾难性的，也有负面力量，写作的过程有没有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
张典婉：说到重点！我平时有运动的习惯，我有练瑜伽，打坐啊，会让自己沉静下来。写太平轮也有“哇觉得好痛苦”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在美国的时候，有朋友帮我约写《南京大屠杀》的张纯如，结果还没见面她就自杀了，她就是消解不了这种情绪。我当时心里好难受，我就觉得自己不能变成这样，所以平时会看看电影旅行，去跳跳舞，不让自己在这种情绪里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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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您书写了关于太平轮这样一个大的灾难，会不会有宿命论的想法？
张典婉：我不会。我对这种东西的看法，尤其在写过书之后，觉得有些事是可以改变的。太平轮当时的情况是可以被改变，如果不是宵禁的时候开出去，如果不是超载了这么多人，如果不是晚出发这么久，如果不是处于战争时期，这艘船永远是一个happy ending，很多事情都是偶然的。我不会觉得这是个宿命论，太消极了，也不会觉得这就是“命”，有很多事情无法预测，所以反而要珍惜比如像我们这样的见面，大家有这样的缘分相聚，就是要珍惜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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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关于“自我”和“生命”，也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吧。
张典婉：对，其实我觉得所有人都是共同体，大家都是在一起的。太平轮上承载了这么多故事，每个人的故事都很精彩，但每个生命故事的关键，都在于如何去过好自己的人生。如果像刚才讲的宿命论的话，遇难者的后代都心想“不要活了”，不能好好面对后半生。我写的这些人，我觉得他们都有好好去度过自己生命的后半程。
三明治：您的心态还蛮好的。
张典婉：对，我蛮喜欢做手工，以前自己也种花，逢年过节都会请朋友来吃我做的饭。我还养狗，做社会服务工作，把自己变得更活泼。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很多退休后就都只是生活所示，或者微信转转养生的内容之类，我觉得自己人生不要这样。每一天都要活得快乐，把自己打扮漂漂亮亮，哪里有好吃好玩的都要去试试，说不定哪天这种日子就没了。
尤其从太平轮的故事里可以看到，那么多人有那么多财富和经历，一个船难就都没有了，我们也可能随时失去。所以特别鼓励人们把握当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之前生了一场病，医生说还好不要化疗，我就去旅行，和朋友玩，我的人生一直很愉快，孩子也大了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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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太平轮的故事，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影响很大吧？
张典婉：是的，就有人看完太平轮之后跟我说，觉得很疗愈，觉得自己其实已经比他们都幸福，没有经过生离死别和人生剧痛，这种意外是不可预知的。还有一个长沙的读者和我说，她妈妈不过是一个在江边长大的孩子，看了我的书也一直哭，因为觉得那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故事，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心心相印很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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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轮纪念活动
三明治：齐邦媛曾经提到，一些沉重宏大的命题，很多台湾的年轻作家也不愿意去做了，这样的文字不应该没有人来做，很感慨。您怎么看？
张典婉：是的，关于国家认同或者忠孝节义，年轻人看不下去，所以要用别的方式让他们了解。比如像穿越剧我觉得挺好的，让很多年轻人开始读历史了。我儿子在美国念书，很迷历史，还去看袁腾飞的视频，和大陆网友在网上“大打笔仗”讨论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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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台湾现在有没有对太平轮事件的跟进，或者相关的历史记录？
张典婉：很少，我觉得这方面大陆做的比较好。比如崔永元他们在做口述历史的事。我们很鼓励大家做家族史的记录。现在有一些人和博物馆，在做台湾老兵的记录，我有朋友之前在写一本叫《一甲子的未亡人》，讲组织山东流亡学生赴台的张敏之校长被枪毙后，张校长太太的故事。做完访问后，老太太也过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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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历史新闻
三明治：您做报道文学和非虚构写作比较多，有写过小说吗？
张典婉：也有，没有成集，多是女性小说，我自己也常用小说和散文练笔。前阵子在新周刊，我有在写关于公公的爱情故事，上个月刚登。
三明治：到了三十几岁，写作者会面临很多生活压力，您在三十多岁获得了联合报文学奖，那时是一个什么状态？
张典婉：当时辞了职，刚好也是个机会，专心写作，所以拿了奖哈哈。那时台湾正好是做电视的风潮，我自己又成立了一个传播工作室，接电视台的节目。后来我推动成立了客家电视台，大概花了一两年时间，中间整合很多人、事，做了很多准备，从无到有。还好成果都不错，赚了不少生活费，过的比较优渥。中途我还进政府部门做了两年，2004年我就开始参与做凤凰卫视太平轮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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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治：您的很多作品是报告文学，通常都会觉得报告文学很枯燥不易读，您认为怎样的报告文学作品是好的？
张典婉：我觉得好的报告文学不应该像新闻报道，什么金字塔写法什么的很讨厌。好的报告文学要有小说和散文的基础，这样才能很好地安排人物的出场顺序，不然人的白描速写都没了，很难看。很多报告文学很厚重，把大段历史内容硬塞进去，全部都是资料，那种就不太值得阅读。
三明治：您最近有什么新的写作计划吗？
张典婉：最近有在写一个关于家族史的散文，叫《斗焕坪57号》，因为我的家住在斗焕坪，这个地方就是以前用“斗”来还“坪”的意思。另外最近有和朋友准备开始写关于东瀛列岛的故事。
因为前段时间生病，医生嘱咐我不要工作，所以暂停了一段时间。医生就跟我讲，你就拼命玩，也不要写长篇了，太费精神，叫我写点小短文就好了，不要太费神，尽量出去玩。所以最近好一些了才又开始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