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体制内的油田生活了25年 | 离开体制内系列No.3

口述：飞鱼

整理：春阳、米娅

今年是我离开体制的第10年。

再之前的25年中，我从出生到成长，再到工作，几乎都没有离开过体制内的环境。

我的家乡是围绕开采石油成立的，在相对集中的一片油井旁建立了生活区。没有来过油城的人大概无法想象，2000年左右，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依然过着类似合作社的生活，上班有职工宿舍，吃集体食堂，分生活用品等福利，拿着不算高的工资，过着基本没有贫富差距的生活，外面的世界对他们来说，遥远的就像另一个星系。

上初中时，政治老师说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时我觉得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难道我们不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吗？

我是家里的独女，而我的同学们多是计划生育政策大力执行前出生、家中最小的孩子，他们的哥哥姐姐都延续着父母的工作。我不能理解他们觉得长大后在油田工作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也觉得我讲理想、讲未来太好笑。

 小时候从这扇窗望出去，有时候看天，有时候看树林

我一直不能明白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我一直和别人不一样？后来我听到一位老师的讲座，他说独生小孩们带着天生的孤独感来到这个世界，会过早思考一个终极问题，“我存在有什么意义？”看到退休的爷爷和外公的生活，我会开始思考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我刚刚读书他们就退休了，每天好像没什么事做，焦点都在我身上，那简直太可怕了。读书、像他们一样继续在油田工作、生活，然后呢？他们要的都有了，还希望我干什么呢？

没有不一样的生活案例，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完全不知道，就这样迷糊着读书考试。

20岁，第一次离开家独自生活

在油田，我从小学一直念到职工大学。2000年大学毕业，在等待分配工作的空档期，我遇见了一位姨妈的同事，她从英国回来，告诉我想学英语可以去北京新东方。于是我在妈妈的陪同下去了北京，在新东方学电脑办公软件使用、新概念、英文电影、口语课，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油田之外的世界。

那一年，油田分配工作变成了不太确定的事，许多同学和家长发起了示威。等我7个月后从北京回到油田时，家人为我准备了两条道路，一条是直接进入硫酸厂工作，另一条是参军入伍，退伍分配时再回到油田获得正式编制。我一听直接留下工作就抗拒，选择了参军入伍，这一条路也许还有能考上军校的机会，比前者拥有更多的可能。

于是我踏入军营，第一次离开家独自生活。在部队里，我学会了进入社会的第一课：脚踏实地做事，热情诚恳为人。只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到极致，不介入关系纷争，就能保护好自己。部队给我提供了一个完全依靠自己成长的环境，也给了我独立生活的勇气，

2年后义务兵役结束后，我有将近一年的等待分配工作的时期。我干脆把它当成了间隔年，回家短暂看望了家人，很快又外出前往长春、北京、深圳各个城市游荡，逛图书馆、文艺街道、展会，简直是被困两年之后重获自由的爆发。

最后我来到了上海。那时我住在新华路，老洋房大多是由匈牙利建筑大师邬达克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设计的外侨别墅、花园住宅，这些房子静静的伫立在路旁梧桐的绿荫下，我仿佛依然看得到曾经住在那里的各国那些文人雅客们。

那时我总是痴痴的想，每天一睁眼的阳光，桌上盛放的玫瑰，留声机里的西洋音乐，弄堂里的油纸伞，仿佛就是生活的全部，时间就像静止了一样。

上海骑的车和每天回到新华路的街口

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份短期的工作，一家卖工业零件公司办公室的文员，身兼销售助理、前台、送货员数职。那是我第一次靠自己的工作赚钱养活自己。在油田每个月固定发工资，我从来没想过“要是不上班吃什么”这么现实的问题，作为独生女更不用操心，饭都会送到嘴边上。

于是生活白痴开始学着生活。每天随着车流骑车穿越交大，到徐家汇去上班，回家又走另外一条路线。磕磕绊绊地学做饭，第一次涮火锅把洗好的一条鱼直接扔热水里煮，这直接导致我很久都不吃鱼，看见鱼就想起那奇异的腥味。

愉快的日子很快结束了，几个月后，我被家人召回家工作。火车一点点驶近油田，我默默地盘算着未来，就要结束这样自在的日子了吗？

二

回到家乡进入油田站，却开始精心策划“逃跑计划”

2004年，我进入了距离家100多公里的油田站工作，上班按周期算，每个周期10天左右。

每个周期的第一天，妈妈会在5点准备好饭菜叫醒我，等我吃完，再陪我一起在呼啸的北风中走一里路，等第一班公交车。一个多小时后，我到了60公里以外的另一个集合地，等班车，再去40公里以外的站上。有几次公交车晚了些，眼看着班车从眼前开走，简直欲哭无泪，我不敢也不愿自己打车穿越几十公里几乎是无人区的区域。

到了工厂就住在宿舍，等工作周期结束才能回家。宿舍离最近的居民区有三四十公里，每天除了宿舍到站上两点一线的生活，再无其他，日子枯燥的就像一杯白开水。

宿舍的大门，隔着玻璃都能感受到冷冷的北风

我的工作是每隔两个小时测一下油温，记录管线内油的流量，漏油时就擦油污。有时会排到夜班，从下午3点上到第二天早上8点。到了深夜，整个世界只剩下泵房里机器的轰鸣声，偶尔听到猫头鹰的叫声。凌晨3、4点的时候，常常困得不能自已，脑袋嗡涨，就像千斤重。室内外有60多度的温差，憋到极致才想去一次室外厕所。

泵房里擦阀门的灰

这一切都让24岁的我喘不过气来。每天下班时就仿佛元气耗尽，下一秒便会就地暴毙。不上班的时候，我便窝在宿舍里看《老友记》，那是黑暗生活中为数不多的美好，就像一束光，也像氧气，支持着我计划自己的未来。

于是我开始精心策划“逃跑计划”。2005年4月，我不慎在运动会上扭伤了脚，便借机请了养伤的病假跑到上海。我在上海参加了成人高考复习班，准备上海成人教育考试，那时我还认识了现在已成为先生的男朋友。

封闭地方的国企没有离职辞退一说，我不断谎称病还没好，偶尔跑回公司露面证明“我还在”，对家里则一直谎称住在公司宿舍，就这样磕磕绊绊地保持“消失”状态，直到10月考完试才正式回去上班。

2006年2月，顺利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我决定正式办理离职手续，并告诉家人要和男朋友结婚的决定。

离职手续没有想象中顺利，倒不是因为流程繁琐，而是从来不曾有人申请过辞职，以至于单位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经验，办了好几天。至于男朋友，因为没有油田工作，也并不被家人所接受。我曾尝试说服他们接受我在工作和婚姻上的决定，但是引起了更多的分歧和矛盾，于是我只能孤注一掷的选择逃离。

离开的那天，一切都格外的安静，风从走廊吹过来，带着北方特有的辽阔和干燥，传来的声音低回，辽远，像一声呜咽，天地间充满了巨大的宁静。

闺蜜把我送上了火车，我在塞满了人的硬座车厢坐了24小时才补到卧铺，一觉睡到下车。

重新回到上海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在男朋友的陪伴下，去学校参加新生入学典礼。还记得那天上海落了小雪，和故乡的雪一样柔和，让我内心无比踏实和安静。我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迫不及待的要开始投入新生活的怀抱。

再见了，家乡，再见了，体制内的生活。

三

我其实是在逃离家族给我规划的人生

如今的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一家贸易公司从事财务工作。我无法想象是否存在另一个平行时空，我依然还在油田基地，在无数个凌冽的夜里醒来，埋头于那些流量、油温的测算中。

十年前我离开家时，留下一封长长的信，在我回到上海安定下来后，请闺蜜转交给了父母。他们明白我迟早是要走的，也接受了我的选择。

当年的十一，他们在家乡给我办了婚礼，爸爸亲自护送我回到上海开始新生活，妈妈也在我怀孕之后到上海来照顾我和宝宝。

结婚了

当妈之后才懂得，父母永远是无条件支持自己的人，他们也许是在观察我的决心够不够大，有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生活。在我选择孤注一掷时，他们也会紧跟着，伸出支撑我继续行走的手臂。

在上海的十年里，我们大大小小搬了八次家，小家庭从最初的五千块家底，到在父母亲友的支持下买房还贷，日子过的平凡而琐碎。在养育宝宝的过程中，我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做个“最好”的妈妈，但渐渐发现只有做好自己，孩子才能做好他自己。于是我回归到生活本身，看见自己的需要，不依赖别人来满足，现在的日子踏实又美好。

现在的油田生活也和十年前大不相同，资讯发达，许多人在工作之外做微商、炒股、玩古玩、做甜点，开私房菜馆，上班聊八卦写材料，下了班才开始精彩生活。我离开不久后，油田站就开通了通往各个住宅区的直达班车，上下班也方便多了。但工作仍然并不轻松，福利也越来越少，岗位的考核会战越来越严格。尤其最近各种人员整合、单位合并，很多人未来去向并不明朗。

回望十年前离开体制内的决定，我发现从为了逃离硫酸厂而去当兵开始，我就注定不会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安分守己的人，不会满足于体制内的朝九晚五。逃离体制对我来说，其实是逃离家族给我规划的完美人生。

如果给我一个机会对20岁的自己说话，我想对她说：不要被体制的框架束缚，也不要被身边长辈金饭碗的光环所洗脑，试着去理解经历过动荡的长辈们的不安。成熟的人应该独立为自己做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买单，你的一生只能由你为自己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