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升初的五道光谱 | 中国三明治×故事星球智库

老魏刚刚年过四旬，鬓角已经有些花白。在夜里九点的上海莘庄外围郊区，我们坐在寂静的星巴克交流着孩子小升初的话题。

“一直在国内和国际两条路之间摇摆，也走了些弯路。”他言语中带着些许遗憾，但更多的是困惑。

对孩子教育，老魏不能算后知后觉。六年前，他以两万块一平米的价格，买入了莘庄的学区房，让孩子顺利就读闵行区一所重点公立小学。

前四年的小学生涯，风平浪静。孩子成绩中上，也学过学而思等数学培训班，但没有参加多少比赛。随着小升初的临近，当年复旦计算机专业出身，身为外企白领近20年的老魏望着小升初乃至以后体制内教育的艰辛道路，盘算着让孩子转换到双语或者国际教育的路径上。

于是，学而思的培训班停了。孩子开始参加上海一些私立学校的转学考试。由于公立小学英语培养的欠缺，孩子在外教面试时吃了些亏，试了几家学校都不成功。直到四年级末暑假前，一家新成立的双语学校终于录取了孩子。

一家人都有些激动。很快交了两万元的留位费和第一学期的学费。孩子也开始和老师同学们告别，大家都给他写了贺卡。老魏还到新学校争取了班车线路，离自己家门口不远设了一站，尽管单程要花费1个半小时。“但其实没几个私立学校到我们小区附近有班车的。”

谁知到了7月底，老魏却有一些犹豫了。

“最近刚换了工作，身体也有些小状况。总体来说，外企是在走下坡路。我们在想，要不要因为孩子的学习让自己家庭背上未来明显可见的几百万元的负担？”

这家私立小学的学费不便宜，小学要15万一年，中学还要继续加码，到高中会超过20万一年。接下来，还有大学出国留学的费用。尽管老魏认为自己确实属于中产，有两套房子，一部汽车，和妻子都是多年的外企白领，寒暑假经常全家出国旅游，还曾经送孩子独立到英国参加过夏令营。他仍然不是很确信自己完全能负担这笔教育投入。

“更重要的是，我们想到与其就这么直接对孩子投入，倒不如让他明白世界有些事情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比如说，他以后能不能自己去申请大学，争取一些奖学金等等。”

决心已下，剧情逆转。但要让心已飞走的孩子能够接受，还是花了一二十天的功夫。孩子的困扰在于已经和老师同学告别，比较不好意思。老魏和他说，因为学籍还没有转，老师和学校都欢迎他回来。最终，孩子接受了。

和新学校沟通下来，第一学期学费可以退还。留位费就不能退了。

现在，老魏又回到了公立道路上的焦虑。五年级已经开学，孩子手头没有任何获奖证书。连原先报名了的上宝中学“小五班”也因为转学的事耽搁了，再回去人家已经不收了。

接下来，只能努力争取僧多粥少的推优名额，或者直接投入到命运茫茫的小升初混战了。

当年从福建考到全省唯二的复旦计算机专业名额的老魏没有想到，自己的小学阶段也没怎么好好学，结果却还不差。今天的教育怎么从小学就已经要“武装到牙齿”了呢？

关于小升初混战，一直是众多年轻父母一头雾水的神秘战役。相比于传统谈得比较多的高考、中考，小升初因其并不整齐划一也不完全透明公开的录取方式，天然具有隐匿性。而矛盾的关键在于，小升初承上启下，前端直接影响到幼升小时家长的思考和选择，后端又直接影响到中考升学和出国路径。

在整个教育道路选择的决定不断前移的今天，小升初已经成为12年基础教育的“七寸”。

之前刷屏的杭州学而思文章传递了一个被广为渲染的信息，如果没有拿得出手的奥数奖项，几乎就没有升入初中名校的敲门砖。这篇文章加剧了家长恐慌感，也成为中国教育的扭曲例证：虽然大家都知道读奥数苦，但家长都在争先恐后地秒杀报名。这是一个死循环。

杭州的一位朋友和我证实了家长的恐慌现象。她的孩子在一年级的时候，因为成绩好，被班主任老师建议去读奥数，告知他们这样对孩子升学有好处。经过秒杀报名之后，一开始孩子感觉学习挺新鲜的，对学校里的数学成绩也要提高。但到了二年级，就慢慢失去兴趣。这个时候，全家决定移民澳洲。在移民之前，班级群里的很多家长都偷偷加这位妈妈的微信，私下求转让学而思名额。

“如果不移民，孩子明显已经失去学习兴趣，还会不会坚持学奥数？”

微信那头的先生打断太太说：“肯定会学。那几乎是一种惯性了。”

我很好奇这种“奥数第一”的心理是从何而来，但是打心眼里不愿相信，在教育者自身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他们仍然决意采用一个脱胎于30多年前苏联东欧竞赛模式的数学体系来“一刀切”衡量今天的孩子。所以我通过“中国三明治”和“故事星球教育智库”发起了一项“中产育儿调查”。从应征者的故事入手，试图还原小升初乃至中国基础教育方方面面的原貌，并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这一篇，我先从上海的情况谈起。上海在中国教育版图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有过去20年发展起来的强大的民办学校系统，而不像北京那样只有强大的公立教育和发展中的国际学校。而且，上海的国际教育在过去几年如雨后春笋般勃发，以至于传闻教委开会传达要降温和刹车。这为上海的家长提供了更多道路，但也更令他们目眩神迷。

上海多线并进的教育资源，使上海的孩子早早分出数条路径光谱。从我的研究来看，最少有以下五条：

以东西方教育思维为参考坐标

这些光谱具体怎么解释？我在这里先给出大概说法：

这五道光谱已经让人目眩神迷，更何况在这过程中，家长和孩子还可能发生转变而切换路径，使外行人如坠云雾。

在上海提供的教育环境里，这五条光谱基本都有路可走。这更使还未进入幼升小关键阶段在外围观望，以及部分身在小学阶段却后知后觉的家长觉得扑朔迷离，摸不着头脑：究竟选哪一条好？

身为两个孩子的父母，我也被裹挟在这些光谱和路线当中。

孩子教育是当下中国牵动各方面因素最多的社会话题，涉及房子、户口、财产、家庭背景、生活方式……却又是信息最不透明最不对称的领域。处在卖方市场优势地位的名校，无任何义务和动力给嗷嗷待哺的家长提供过多信息，而过于急切的家长则容易受各种小道消息而造成心理波动乃至恐慌，再加上传统中国人情社会说不清道不明的元素，使幼升小、小升初等关键阶段形成了参不透的宇宙迷宫，星云密布。

作为一名写作者，有责任理清时代的乱象。我觉得当下的微信自媒体，乃至部分传统媒体，对小学教育有“笼统妖魔化”的迹象。反而使社会和家长更加焦虑，这和咪蒙的手法并无二致。

为了捋清上海小升初扑所迷离的脉络。我先后采访了五道光谱里各种类型的家长，了解每条道路上的竞争态势和家长思虑。不能说这些采访和这篇文章里呈现的情况有多全面，但至少，一些真实的情况浮出了水面。

朱女士来拜访我的时候，有着40岁左右中国家长特有的严谨。她比约定时间更早地来了，先一个人静静地坐着。从书架上找到一本《单读》默默读着。

她是典型的上海人。2002年孩子读小学的时候，也没多选择。那时择校的风气不像现在这么盛。虽然他们对口的浦东上南地区的公立小学很普通。朱女士的女儿自觉性比较好，学习成绩一直在全班前三名，也没怎么在外面补课。小升初的时候，公办重点初中建平学校西校来招考。女儿考上了。

到了建平西校，压力才真正开始了。一个年级就有950个孩子，其中只有80个名额能够直升建平高中。朱女士的女儿平时大概在年级200多名，发挥得好能在100名左右，离直升还差点劲儿。如果不能直升，得拼其他区重点。

功课压力很大，预初时候每晚至少写作业到9点。到了初二，10点、11点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学校里的音乐课、美术课也经常被占用上主科。压力最大的还是“周周练”，各科基本每两周会测验一次，然后公布全年级排名，包括单科排名和综合排名。每个学生都非常清楚地处在动态变化的排名体系里面，如果一个学生波动过大，班主任就会找他谈话。

朱女士说女儿从小在艺术类私立幼儿园读过，但长大以后基本已经没有什么时间练习艺术。“她自己会觉得学习挺苦，也知道还有更苦的高中三年在前头等着她。所以有时也需要通过一些方式来宣泄。”听音乐是女儿主要的宣泄方式。

初二的时候，朱女士突然发现女儿头上有一块地方掉了头发。赶紧带女儿去看医生，医生说是因为精神压力大引起的斑秃，也不用吃什么药，缓解精神压力就自然好了。

像很多有海外亲人的上海家庭一样，朱女士也不是没有机会带上女儿到国外求学。她从小品学兼优的姐姐，现在一家生活在加拿大，一直劝她带女儿移民过去。

移民的念头在朱女士的脑海一直盘旋，她和姐姐关系挺好，也想让女儿少受点苦。可是丈夫极力反对。他就是觉得不想生活在祖国以外的地方。以前，他在物流行业的货轮上管事，看管着所有人的护照。直到今天，他仍然觉得看好莱坞的电影也是一种美国式的洗脑。

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朱女士终于下定决心想带着女儿移民。这件事上升到了不得不和丈夫谈离婚的高度。但她和丈夫的关系除了移民这个话题，一直很好。丈夫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去，那就去吧。也不能空着手去，那我们就把房子卖掉，钱全部归你。我跑到云南支教就行了。”

朱女士的内心交战剧烈。究竟是孩子的教育重要，还是给她一个完整的家庭重要？听着丈夫说出这样的话，她知道他是爱她的。于是她下决心，不再在家里提移民的事了。

久而久之，移民的话题在朱女士的家庭里好像成了一个禁忌。即使她的妈妈去加拿大看姐姐，回来和朱女士女儿说，加拿大多好多好，大姨的两个孩子读书多轻松。女儿会说，外婆你不要说这些，我不要听。

所以，在《小别离》热播的时候，朱女士看到里面琴琴的故事深有感触，觉得和自己很像。剧中，琴琴的妈妈为了让她到美国读书，差点让她过继给自己的姐姐。到最后，因为亲情难舍而放弃了。

朱女士从小读书也不错，但一直在姐姐的阴影之下。中考之前，她本来有报考重点高中提前录取的机会，但却阴差阳错地让给同学。后来她中考失利，只能读中专。尽管经过十几年的职业生涯，她成为物流行业的一位成功的财会专业人才，她仍然会对自己没有真正的大学校园经历而遗憾。

对于女儿的期望，她说，希望她能考上复旦吧。最少，也应该是华东师范大学这样的，因为女儿也喜欢做老师。

而事实上，在上海，从公立道路考上复旦这样的名校，机会大多垄断在几家重点高中手里。这些重点高中的名额，很多已经被民办初中的孩子提前预定了。能通过传统路线，厮杀考上重点高中，是上名校的前提，对于公立初中的孩子已经非常不易。压力就这么一级级地传递下去。

这种以前伴随着朱女士这样的传统上海人成长起来的最传统公立教育路径，我称之为“最东”模式，正受到家长们越来越多的审视，以及被越来越多样的教育道路所取代。比如说，对“最东”模式的修正，就是中学一直要上民办。这种打鸡血版的修正模式，我称之为“偏东”模式。

自己开了育儿公众号，在亲朋好友中对指点教育小有名气的莫先生，属于目标特别明确的公立小学家长。

莫先生的孩子在徐汇区一所第二梯队的公立小学读书，当初他也让孩子考过民办名校，但没有考上。于是就进了家门口的公立小学。他认为，公立小学的教育，基本要靠家长。靠不靠家长差别巨大。因为公立学校有一些地段生，因为家庭阶层的原因，父母并不那么看重子女教育，基本放任自流，学风也不太好。也不想民办小学那样有考奥数拿奖，争进民办初中的氛围。所以要自己抓紧。“班里考奥数的孩子，也就20%-30%吧。”

“孩子很聪明的，很快就知道，自己如果要去到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拥有更优秀的学习伙伴，就必须通过努力来离开现在的学校。”

莫先生家学渊源深厚，祖父毕业于清华大学。父亲和自己都毕业于浙江大学通讯工程专业。妻子是医学博士。一家是明显的理科背景。他一手包办了孩子的学习辅导乃至起居饮食，甚至都不怎么放心妻子插手，因为“妻子的理科还是和自己有点差距”。他平均每天要坐在孩子身边辅导三个小时左右。

从小学低年级起，莫先生的孩子便进入了学而思奥数班，很快又进入了学而思的提高班。但莫先生仍然觉得学而思的奥数教得比较基础，15-20人的学而思培优大班教学并不能保证自己的孩子在各种杯赛中获奖。于是，他和一批相熟的家长找到一位杯赛经验丰富的奥数老师，私下又组织了一个提高班。这样周末两天，孩子要各上一次奥数课。

有了这每周两次奥数课的底子，公立小学的数学课堂成了莫先生孩子的“表演舞台”，因为太简单了，孩子觉得很有自信，经常举手回答问题。

每年到了年末，是各项奥数杯赛扎堆开赛的时候，每项比赛一般都分预算、决赛等。一股脑考下来要10几次，所以在年末，莫先生的孩子基本每个周末都在考试。

“孩子自己也不觉得苦，也是对他的磨练。有时他自己能感觉状态好，有时感觉这次没考好，这都很正常。”

尽管在小升初之前，孩子仅仅取得了几个杯赛的二三等奖，但这些证书加上简历，使孩子免面试直接进入了民办西南位育初中。莫先生感到满意。

现在每周两次的奥数课还在继续，加上学校自己还组织了一些数学尖子生在周中放学后培训。这样一周的数学三练虽然让莫先生自己也有所感叹，却也已经习以为常。现在，他平时晚上还给孩子自己教物理。“因为初中要冲的是，高中公立名校的自主招生考试。”

妞妞的类型属于偏西，即父母比较明确喜欢国际化的教育方式。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即使是中产阶级家庭，让孩子早早明确走国际化路线，也是要承受经济和舆论上一些压力的。

Christin说，她的家庭为孩子教育做选择，肯定是经过经济考量的，不会太为孩子牺牲生活质量。但是，在为孩子最终选择了一年学费15万人民币的协和中学国际部之后，她也不会在外面随便说。因为很容易被人标签为“富人家庭”，其实自己也就是外企中层的工薪家庭。她甚至连自己的父亲和弟弟都不想告知。

甚至连妞妞自己，都在中学开学的第一天早早醒来，问妈妈，我们家真的能负担我的学费吗？Christin也觉得妞妞开始在平时不随意要求妈妈给她买东西了，因为她知道自己的“学费很贵”。

有一些家庭因为经济条件较好，父母本身也明确想让孩子走国际化的道路，所以路线一直比较明确“最西”。

在古北一家星巴克，我和三个孩子的妈妈风燕见面。她的15岁的大儿子和12岁的二女儿都在包玉刚学校就读。小女儿正是幼儿园大班，也想争取进入包玉刚学校。

在上海，包玉刚学校是不多的能够提供国际路线教育而又不需要学生具备外籍身份的学校。当然，现在新办的学校，如赫德、诺德安达等越来越多也属此范围。

风燕说，包玉刚学校的孩子，走在学生群体里面是能认得出的，因为他们很纯粹、不世故，就是孩子，对事物保持好奇心。

这个学校在一些年级不设班主任，取而代之的是每七八个孩子有一个tutor。当然这也可能带来问题，比如tutor可能因为不给孩子授课，而对孩子缺乏足够了解。所以现在学校规定tutor每周要花一定的时间和孩子一起互动。同时，学校对音乐体育美术等所谓“副科”很重视，没有主副之分，还有很多课外活动。

然而，最西路线和其他路线最大的不同，不仅仅体现在学校的教育里。而是他们注定要走一条最终出国的道路，那么这条道路里，竞争同样激烈。留学越来越低龄化，很多孩子到了高中甚至初中就出国了。很多事情，都需要差不多从小学阶段就系统地早早做准备了。

在一个不全部以学业成绩为衡量的学校申请体系里，孩子的兴趣爱好、经历也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在通常的理解里，申请美国名校，最好要具备一两项体育专长，特别是美国校园热衷的项目最好，比如篮球、冰球、赛艇等等。而且这些专长，家长都倾向于尽量达到半专业的程度，会对申请有优势。

风燕的大孩子刚好对球类这些大项不感兴趣。但是慢慢的，孩子找到了自己喜欢的项目：摔跤。每个周末，他从松江区的学校寄宿部回来，都要到上海西郊宾馆旁边参加一场摔跤训练。因为摔跤他还开始和父亲一起练习散打。

风燕带他去美国参观，他知道在美国，有些学校有摔跤传统，这个项目不像在上这么非主流，经常有各种比赛。这也成为他到美国留学的动力之一。

另一个让大孩子喜欢的运动方式是徒步。在初中三年的每个夏天，风燕都带他到美国加州参加一个徒步夏令营。这个为期七天的徒步夏令营由当地人带领，孩子不带手机，在各条山脉路线中行走。一开始风燕还有点担心。后来发觉孩子很喜欢这项运动。三年下来，孩子甚至和她提出说要去喜马拉雅徒步。

参加美国夏令营，也是一种准备阶段的标配。风燕已经连续五年带两个孩子参加美国夏令营了，每年暑假都在美国呆一个月以上。热门的夏令营，特别是名义上跟名牌私立学校有所关联的夏令营，通常需要提前半年左右报名。但是风燕认为，如果认为参加这些夏令营就能增加名校录取机会，也是有点一厢情愿的。当然，作为一种经历是不错。夏令营的类型也很多种，有上课类型的，有体育类的，科技类的，不一而足，提早为孩子适应美国生活做准备。

除了夏令营，到了申请前一两年的阶段，考察学校也会成为在美行程的主要任务。风燕带孩子在美国东西海岸考察了十几所学校，这些学校都是她提前做好研究并邮件联系的，再串成一个行程。关于孩子升学的各种研究和安排，需要耗费她每天一两小时的时间准备。

随着申请的临近，各种标准化的考试如SSAT、托福等也需要准备起来。中国学生由于是在名校的亚裔名额（通常占5%左右）之间竞争，刷分也开始流行起来。托福不考到110分以上，SSAT不在95%以上不罢休。除非自己有足够的自信和定力，才不会在这方面持续刷分。

然后，申请文书和面试准备，也是梳理孩子个人成长过程和表达能力的重要步骤。风燕和先生以及孩子坐在一起，根据中介提供的一些问题和思路，一起梳理孩子对自己的定位，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等等。

典型的申请通常发生在学生的八至十年级，也即是初二至高一的过程中。孩子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要独立思考，自己以后的志向是什么，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因之带来的结果时，最西路线的学校在这个阶段有很多学生转走，需要不断补充新学生。包玉刚学校小学第一届招进来的学生，虽然可以免试一路留校往上读，但到了高三还留在学校的，比例不到10%。

这样一个全面而细致的精英培养式过程，需要家长，通常是妈妈的几乎全力投入。风燕说包校的家长中，有60-70%是全职妈妈，其他妈妈有20%左右是时间比较自由的高管。

风燕自己从温州的师范学院英文系毕业之后，工作没几年就成为了全职太太。那个时候，为了让大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他们从温州迁居到上海，在孩子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转进了包校。现在，除了操办大孩子二孩子的出国留学问题，她又开始着手让三孩子进入包校的问题。再加上参加学校的家委会等工作，每天的日程都是满满的。她有良好的英文基础，能够自己做不少海外学校的研究。而一些英语不太好的父母，则需要更多求助于中介。

尽管丈夫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风燕说自己培养孩子并不是按照“接班人”的标准培养的。她和丈夫完全能接受自己的事业以后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他们只是想“培养孩子感受幸福的深度”。如果孩子以后喜欢搞艺术，不想接班，她也能接受。

有些时候，这批最西路线的孩子本身已经生活在非常国际化的氛围里，并不觉得自己一定要出国留学。但是，对于认为美国或者西方教育是最好的选择的家长而言，他们需要慢慢等待并选择时机来让孩子认识到，出国是最好的教育选择。

风燕说，当然家长也不要对出国寄托所有的希望。在中国解决不好的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问题，比如不懂事、叛逆等等，在美国也不一定能解决。不是出国就高枕无忧。

事实上，除了要应对成年人都不一定适应的跨国生活挑战之外，孩子们还要面对各种文化冲突。比如在一个白人主流文化的社会里，有些孩子会觉得作为亚裔是白人文化的点缀而已，不想他们在中国能够自然而然地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需要他们调整心态去融入。

更长远来说，这些孩子在未来世纪，也将面临身份认同的摇摆，包括中文能力乃至东方文化理解力的挑战。

尽管最西路线的竞争是如此“高配”，但是随着对现代教育意识觉醒和要求水准的提高，越来越多不一定能够达到如此财力物力水平的中产家庭也正在从偏西往最西路线过渡，也就是更早明确自己的国际化道路，毕竟竞争已经越来越激烈。留给家长犹豫不决的时间窗口越来越少了。而且本身能够提供国际化路线的学校名额，也是越来越僧多粥少。

儿童教育的精英化趋势和由之所带来的问题，是在新近一二十年登上中国舞台的新中产阶级以前从未碰到的问题。他们的父母也对此闻所未闻，如听天书。

而在国外，精英和平民教育的各自发展，已经存在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时间。虽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问题，但从未像中国这样急剧冲突和狂飙突进。

以自身努力通过传统教育路径迈向成功的中产家长，在完全不同以往的教育时代背景下，内心其实也摇摆不定。最大的焦虑根源，是在潜意识里，每个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都输不起。所以每个父母都想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增大孩子往名校流动的成功几率。

如同我之前写过的《中产育儿是个坑》一文所言，随着未来社会对工作形态和职业定义的变化，中国的中产家长，最终也必将只能接受孩子们的多样化社会发展路径。一个不赚钱的艺术工作者，这条路径在孩子们心目中未必比一个大公司白领差劲。中产家长自己身上整齐划一的名校——好工作的路径，已成时代的过去。

但是，中国仍然身处一个优质资源如饥似渴的时代。中国人在房子、车牌等领域锻炼出来的“先下手为强”的竞争思维已经让他们自然把育儿当做新的战场。先行者掀起的滚滚硝烟更加迷茫了追随者的双眼。但是不管看不看得清，前赴后继的后来者都勇往无前地在迷雾中挺进。

因为，孩子是所有家庭的希望延续。前些天，我在柬埔寨吴哥窟旅行，我包车的司机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坐过飞机，收入随着旅游淡旺季也不稳定。但在旅途中，他不只一次地和我提起，他已经给他7岁的女儿买了一个教育保险基金，那足够支持她读柬埔寨最好的大学。

他的眼神是如此恳切，而我竟有点想哭。

一个刚刚从贫穷中挣扎出来的国度，在大踏步进入中产社会的时候，仍然不忘旧时的窘迫阴影，会把加倍的资源投入在自己的下一代身上。而下一代，其实已经是新的不同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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