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身在镀金iPhone的中国江湖 | 破茧计划038

文 | 佟依 

2011年，湖南一名高中生为买苹果手机，选择黑市卖肾，iPhone因而在中国有了新的代名词，肾6、肾7……在苹果公司推出冲击视网膜的土豪金外壳之后，国人并不满足于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要的是镀上真金乃至镶钻的土豪手机。

三年前，远在美国洛杉矶的Cyrus Blacksmith——如同他的古老姓氏“铁匠”所指明的家族传统——正在“敲敲打打” 航天级的纯钛材料。

他一心鼓捣一部曾为NASA生产宇宙飞船部件的机器，想用它制造独一无二的纯钛手机壳。然而销售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4000美金高价卖一个手机壳获得了不少业界关注，但完全依靠纯钛还是过于烧钱，十五万美元的投入如坐了火箭一去不复返。

就在Cyrus几乎要宣布他的公司Brikk破产之时，他收到了一封救命邮件：

“您好，我们是中国澳门XXX赌场，我们非常欣赏贵公司的奢侈手机品牌，可谓是目前全世界最为高端、华丽的定制手机。现在我们的VIP客户希望定制外壳镀金的苹果手机，您可否为我们额外加工？” 

Cyrus对这封来自大洋彼岸的邮件十分欣喜，不过他自诩“企业家和创造者”，对 “加工”这个词还是反感了一下。但是接下来的内容，让他兴奋不已。

“至于订单数目的话，我们大概需要两千台。”

镀金，两千台，假设每台赚一千美金，那就是两百万美金。

2014年秋天，苹果6即将发布，香港照例比中国大陆的发售时间更早。这让所有的内地潮人、极客以及黄牛党都眼巴巴地望着国境之南的香港，这个小小的国际化岛屿。

当时我刚在香港毕业，正在找工作。当听说有一个在加工苹果手机的美国人要找个懂英语的摄像师，我立刻同意了。那时，Cyrus的澳门赌场“肾5”订单已经让他将业务重心放到了中国和亚洲。

第一次见面，我们约在香港上水，膀大腰圆的他穿着全黑的T恤和大裤衩，土耳其裔背景给了他浅褐色的卷发以及满脸的络腮胡。然而，打招呼时他面无表情，十分谨慎，搞得我也有些紧张。

他向我介绍，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跟随他，拍摄他的工作现场。

“就像是一个生意现场的真人秀。”

“像那个美国富豪的《学徒》系列?”

“不不，主要是表现的是全球化的今天，多元文化在商业情景中的冲突，特别是在中国发生的有趣的事情。你也知道，中国人扫货是多疯狂。” 聊着聊着，Cyrus兴奋起来，圆圆的眼睛开始友好地闪光。

他说，上个月接到了一个订单，三台最高配置带钻的5s，收货地点竟然是武汉某看守所。“要来买手机的男人直接来我们的临时办公室，拎着一大袋的现金，十几万人民币。没办法，逼我买了一台点钞机！我猜他是要寄给那些监狱看守！不过我都没有敢问，一直闭嘴干活，生怕问他让他不高兴。”

我听完，半惊讶半怀疑，心想，你这个美国佬也够幼稚的，就算客户真想行贿，也不会直接给你拍摄吧。

一个月之后，翘首以盼的“肾6”发售日终于到来。我在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商场拿着摄像机等Cyrus，那里有一个漂亮精致的苹果店。

我看着拥挤的人流在苹果店外兴奋地嚷着，挥舞着手上的白色包装盒。 透亮的落地窗望出去是湛蓝的天空、海水、维多利亚港的天际线、缓缓旋转的中环摩天轮。阳光明媚，巨大的白色苹果标志悬挂在玻璃幕墙上，在闪烁的波浪反光中，映衬着资本主义的骄傲：现代化、速度、智能、简洁、优美、以及与之相关的有利可图。

这时一个漂亮的中亚小男孩走过来，七八岁的样子。后来我知道他是Cyrus老乡的孩子，叫做阿米特。小男孩有极深邃的棕色眼睛， 他亮闪闪的眸子盯着我说，“你是Joy吗， 跟我来。”

他带着我穿过人流，推开明晃晃的玻璃门，走到IFC门口的天桥上。对着面前的景象，我呆住了：这个老外真是不太正常。

半空中一把粉红色的“扇子”吸引着众人的注意，Cyus正拿着一沓人民币在手上扇动着，他依然是黑色T恤衫，用不地道的中文喊着“iphone6"，招揽已经订到货的手机主人和黄牛向他卖手机。

可不是嘛，如果不是从黄牛手上买，他要从哪里购买数以百计的手机，然后送到厂商那里加工？不过他的表演型人格有点过于强烈，让我小心谨慎的中国心立刻悬了起来。

“你快把你行李包的拉链拉上！里面全是现金，你想干什么！”我冲过去拦住他。我谨记着家长的教诲——过于炫富都没有好下场。

“没关系，香港很安全的！”他又兴奋又得意，“嚯”地一下拽开手提包，展示里面成捆的二十万“毛爷爷”。“这样拍，现场画面会比较有意思嘛！” 说着他带上墨镜，更用力装酷，继续卖力吆喝起来。他的合伙人斯瓦特则坐在不远处的行李箱上，瞅着我们哈哈大笑。

不一会，零星的学生党、手拿计算器的中年黄牛都朝我们包围过来，轮番用广东话、普通话轰炸我们。一个大叔跟我说他有大量的货，他老婆则举着计算器，摁一下，给Cyrus看一下。Cyrus摇摇头，又按下另外一个数字，基本是在原价上增加1500元左右。

突然三五个20多岁的大男孩儿出现了， T恤衫和牛仔裤球鞋，每人拖着一个28寸的大行李箱。他们看上去都是华裔，白白静静，小圆脸，一副谨慎腼腆的模样。他们围着人群打量了我们一阵子，我试图用普通话和他们打招呼，但领头的男孩直接和Cyrus讲起英文。

“我们有几十部手机在箱子里面，你想不想看？”

 Cyrus感兴趣了。“你们从哪里买到这么多？”

“澳大利亚。”

Cyrus和我都愣了。“我们进去说。”他们推着箱子走到IFC的电梯旁边。

“你们是怎么买到这么多手机的？”

“我们在悉尼雇了好几个流浪汉给我们在苹果店门外通宵排队，一天20澳元。”

“什么？然后你们打飞的回来卖？”

“对啊，所以其实剩不下多少钱。”

交谈一路持续到了重庆大厦，那里的货币找换店汇率不错。Cyrus兑换港币时，我们坐在一家中东烤肉店等他。

我放下摄像机，试着用普通话问另外一个满脸是青春痘的男生，“你们都是同学吗？”男生用港式普通话急忙和我介绍， “不是，这是我弟弟，他在澳洲上学，他和他的朋友一起买的。” 哥哥自称在北京中关村上班。 “然后你特意飞回来给他帮忙？” 男孩子笑起来，点头称是。

交易很圆满地完成了。

但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么多手机，要怎么拿到内地厂家去加工？算进口吗？

Cyrus挤挤眼睛说，我们自有办法。

除了澳门赌场的生意之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数以百计的零售订单涌向Cyrus。由于一些媒体对Brikk的报道阴差阳错，竟然称他们得到了苹果官方的授权，可以先于苹果官方在内地销售，一时间，全英文的Brikk网站都被中国客户订单刷爆。

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竞相报道Brikk金灿灿的新手机。从事电子产品贸易的港商、服装设计专业的大学生、娱乐产业公关和DJ纷纷晒图，甚至还有赶时髦的艺术院校女生一次拿出了三台金手机转卖。网友纷纷在这些黄澄澄的图片下留言“土豪姐姐”。女生志得意满地回复说，“其实这些一点都不稀奇”。

为了应付客户拜访，也方便发货，客户经理翻译龚小姐为Cyrus起了一个接地气又有禅意的中文名字，“赛乐思”。

之后，我们在深圳国贸区租了一间办公室，成为临时指挥部。地面上堆满了半人高的包装礼盒，宣传手册。空气里都是正在挥发中的新鲜油墨味道，刺激着我们的鼻腔和兴奋点。我们逐个把价格3-5万的客户订单打印出来，挨个排列在每一个礼盒上。再根据订单，往礼盒上摆放对应的土豪金、粉金、或额外要求苹果标志被镶嵌钻石的定制手机，在办公室里足足摆了一大圈。

宣传册上的模特是一个中亚女子，眼眶凹陷，银白眼妆，头顶斜扣着铆钉小皇冠，暗色高领蕾丝衫上挂着铆钉项链。黑色嘴唇微张，双手像是托举着圣物一样捧起手机。浓重的蒸汽朋克科幻色彩让我看了半天，这可和国内广告上服务员式的笑容截然不同。而这样的姑娘照片，放在一张张送往全国各地的订单上——北京、上海，甚至拉萨、乌鲁木齐。

一张写有河南某贫困县公安局地址的订单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仿佛《星球大战》里的阿米达拉女王，走错到了《秋菊打官司》的片场。     

“哇，订了三台，估计可能还有正室和小三的感情戏。”

因为人手不够，我偶尔也干起送货的杂务。早起搭乘地铁，穿过地铁出口还没有开门的地下服装店，经过一家“十块钱一斤”的旧书店，到达华强北的手机城。绕过商场迷宫一样的迷你维修站台、彩色LED招牌，找到“百合通”手机店。

老板黄先生是赛乐思的合作伙伴，性格非常豪爽，真诚，声音洪亮，人缘不错的他已经在外面更宽阔敞亮的铺位开了第二家分店。

黄先生见我来了，很热情地招呼我，让我再等一会，还有几台已经加工好的手机由他们组装。我坐在柜台边，看着一个工头在本子上不断记录，原来是每个小工的计件数量和每天的工资，基本是十几块到一百出头。

征得黄老板同意后，我拿起摄像机拍起来。 一个九零后小男孩留着小胡子，把镀上金的手机外壳，小心翼翼地拼装回去。我从他的肩头拍了一会，又转过去，从正面拍他的面部。他头也不抬地说：“你这样我就不好意思啦。” 

不足一平方米的工作台前，他熟练地使用各种工具，把头发丝那么小的零件小心翼翼地摆弄到一起。抽屉里凌乱塞满了微部件，桌子上摆满了大一点的电子器械、工具、甚至还有显微镜。从他的肩头，我看到他的上衣口袋里放了一盒香烟，盒盖上写着三个字，“好日子”。而他拼装手机的左手上带着一块金光闪闪的腕表，表壳上一圈假钻石倒是和手中的真钻石相得益彰。

赛乐思告诉我，第一次他去澳门送货的时候，也带了两名这样的技工去澳门组装。因为澳门方面直接下了死命令——“我不管你们是死是活，明天必须把货交到我们手上。” 不得已，赛乐思把等待组装的半成品手机带去澳门通宵组装。

两个小伙子，叫“乒”和“乓”，第一次来到澳门，见到活生生的浮华世界。从赌场到组装手机的高层总统套房，“一直都是下巴都要掉在地上，嘴巴O型的表情。” 

龚小姐和宋小姐对赛乐思评价很高：“他人非常好的！" 。在2014年初镀金Iphone5热销之后，他给她们一人买了一个Coach的手拿包。在整理办公室的时候，赛乐思更是亲力亲为地给我们每个人装电脑显示屏、插线板。

所以当听到他说，成立公司的初衷是建立一个慈善组织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很惊讶。

赛乐思带我们去了办公室后面小巷里面的穆斯林餐馆，他开心地和老板比划着打招呼，再对着墙壁上的菜单图画戳了戳，要了一份羊肉，一份炒饭。

他说，在他上大二的1999年，土耳其经历了一场大地震。他因为联系不上亲人，立刻着急地停下学业，学习了救护车救护人员训练，再用一晚上的时间从亲朋那里筹得了去土耳其2000美元的路费。

“当我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那里真的如同战后废墟。而最令人气愤的是，当地政府并没有主动分发食物。我等不下去了，就想办法找了辆车，组织了一些医护人员，挨家挨户去分发药物。

后来我们正坐在地上吃西瓜，突然一下子经历了余震，被大地颠得颠三倒四。我们赶紧爬起来去村里救人，其中一个村子的村长被我们从废墟里刨出来。他告诉我们他的妻子还有未出世的孩子都在三天前去世了。太惨痛了不是吗？他慢慢恢复了神志之后，给了我一个熊抱，说，谢谢你这个美国年轻人，中断了自己的学业来帮助我们。

那是十几年前，估计你都认不出那时候的我。我染着亮绿色的头发，疯狂地迷恋电子音乐。但那个拥抱就是我人生中最接近圆满的时刻，我希望继续那种感觉，所以我回美国之后成立了自己的慈善组织。我也希望利用我的聪明才智来赚钱，之后卖掉公司做慈善。恩，做个慈善组织的聚合门户网站，直接连接到所有公益平台，让每一个人可以很方便地帮助他人。” 

这次聊天不久后的一晚，赛乐思问我，你等会帮我翻译好不好，有个老人家很凶，龚小姐都不愿意去了。

原来他结识了一位中外知名的慈善家Y先生，他是我们租住的办公室，连同隔壁相通酒店的所有人。这位神情肃穆的老人虽然年过九旬，但依然执掌着酒店业务，时不时由孙子或管理人员推着轮椅，从楼顶的套房下到酒店大堂，巡视一番。

等到将近午夜，我们才得到上楼的允可。覆盖几乎整个最高层的巨大套房，显得阴暗幽黑。经过会客室、走廊，我看见沙发旁的一副苍劲有力的书法，“有我无鬼”，一看落款，果然是Y先生。我们沿着黑暗中前方的灯光进入了他的卧室。

他坐在书桌或是餐桌旁，看不清体格。身后的床头内饰是非常简单的木刻雕花，桌面上也是通常老人家里经常摆的瓷盘、小钟摆、以及各类的药品。虽然Y先生的手部已经全部变得紫黑，但是头发乌黑，国字脸面色红润略有暗沉，看不出来是一个已经年过九旬的老人。

赛乐思和Y先生寒暄一阵之后，问起Y先生：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什么慈善组织比较好，我们想先捐出五万块钱。Y先生说，你可以和我一起做好事啊！我有一个慈善基金会，目前已经为家境困苦的白内障失明的病人做了30多万例免费手术，项目叫做“光明行动”。

赛乐思表示感兴趣，甚至想邀请Y先生做公司的慈善宣传人，Y先生显然对赛乐思反应非常满意。

又一次见面时，主人邀请我们到楼顶旋转餐厅一同进餐。餐厅的包房内，电视屏幕上是Y先生的老照片。一身白衣，游轮上的他迎着海风，一副港式大佬风范。老先生拿出了他珍藏已久的会客红酒，包装红酒的木盒刻着Y先生的画像以及签名。

借着酒劲，Y先生开始谈起做慈善的经历，摆摆手。

“做慈善不容易啊。去年，我是湖南人，去家乡做光明行动。本来以为相信，湖南是靠得住的。别的地方我两万例、三万例子都做。湖南，一万例都做不好，做一个（治疗）例子，要给六百块成本费用给他们（当地政府、医疗机关）。

我们的人去实地调查，虽然（证明上）盖了章子，当地的政府也有证明，残联也证明，但是病人的照片也没有，电话也是假的。他们回复说，来不及啦，电话来不及弄，照片也来不及弄。本来我们做好事，结果钱进了别人口袋了。

后来没有办法，我告诉他们，这是欺诈，要坐牢。我去深圳公安局报案，他们马上就还了一百万人民币。我说不行，一百万不够，你要全还给我。他们又一点点还钱给我。不过他们说，还钱可以，但是不可以登报。”

“总的来说，做管理就是一把刀，你必须要抓住刀把，不容易。做好事也难。我也不想讲太多，吓到你。”  Y先生说。

然而没过多久，我们很难过地读到了Y先生的讣告，以及一则不太愉快的新闻。Y先生生前曾有一份遗嘱，表示希望裸捐所有财产给慈善机构。然而去世之后，老人的次子以及孙辈，突然宣称父亲的遗嘱无效，因为父亲遗产还包括母亲的一部分财产。为了坚持Y先生的遗愿，老人的长孙不得不站出来，和家人对簿公堂。

令人唏嘘的是，新闻画面又扫过了一副老人生前的字画。“子若强于我，留钱做什么？子若弱于我，留钱做什么？”

认识赛乐思之后，一方面我为他的大胆、狂想式的企业家风格所惊叹：他从高端终端机创业，踩准了“智能化”的时代节奏，又撞上了中国人的“拜金”、 “拜苹果教”风口。

但另一方面，我也在质疑，他想对客户进行真人秀拍摄，想在当时人人怀疑慈善组织的中国做捐助网站，简直是不知“水有多深”。我不确定，他的热情是否会在凌厉的现实中消磨殆尽。

果然，慈善合作没有延续，赛乐思也毫无防备地迎来了一场困境。

取悦中国富人和苹果教徒的反响不错，赛乐思自信地将同样的产品往洛杉矶推广，受到演艺界、运动圈美国土豪的热捧。“嘿！Brikk要火了! 我被贾斯汀·比伯邀请去他家作客了！他说我们的手机很酷！”他在邮件里面写道。

没过不久，赛乐思又开始为自己的手机设计新的标志，一个正七边形符号——他说这是能带来好运的神秘图腾。我只是以为是他带有神秘主义的繁复审美，上升到了品牌层面。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被苹果公司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因为Brikk手机的镀金外壳上，还用钻石镶嵌了苹果Logo，Brikk涉嫌侵权，被要求支付巨额赔偿金。

当赛乐思咨询美国版权方面的律师时，才意识到自己惹了多大的麻烦，律师一听到要和苹果对簿公堂，立刻面如土色，直接连说了好几个“No”，伸手往头部上空比划，“不行不行，你要找大牌、大牌中大大牌的律师。” 再一了解，请这样的律师要上百万的律师费，赛乐思更是灰心丧气。

他不断太平洋两岸飞来飞去，一轮又一轮砸重金谈判，和苹果公司拉锯。 “几个月之间，所有赚的钱都用光了”，他一脸苦笑。

所幸，双方达成了庭前和解。Brikk可以继续加工苹果手机，但必须放弃用钻石加工苹果标志，使用自己Brikk的商标。

但此时的赛乐思已经对内地的变化应接不暇了，一个又一个的麻烦开始接连出现。

据赛乐思最信任的中国雇员、有了两个孩子的精明母亲龚小姐透露，赛乐思发现合作商要价不实后，顿时硬脾气和他们撕破脸。龚小姐猜测 “估计他们捣鬼”，澳门的合同没有继续。而随后因为反腐、苹果热潮开始减退等等原因，奢侈手机销量并不是很好。Y先生去世，其孙子接手酒店之后，房租又翻了两倍，赛乐思不得不放弃罗湖的办公室。

办公室位于Y先生酒店的中层，但要经过长长的幽暗的走廊才能找到。龚小姐说得很尖锐，“本来就不该要那个办公室，浪费了装修的费用。位置不好，结构又很不方正，赛乐思又用玻璃门隔了几道，总之感觉‘风水不好’。”  

赛乐思还怪Y先生没有提早告诉他——那一层在租给他之前，是一家倒闭了的妇科医院。

2015年，我没有继续留在内地拍摄赛乐思，回到了香港另寻工作。再见到他，已经是一年半之后。学文化人类学的他性情浪漫，娶了个文学毕业的太太。他把爱妻，以及他的吉娃娃小狗举家带到了中国，在深圳定居。

在深圳一家土耳其餐厅，塞乐思携妻带狗地和我相聚。他表示选择落户中国，终于让他熟悉了中国人重视人情世故的细微习惯。

比如，他的客户重视隐私，“真人秀”拍摄计划被无限期搁置下去; 他不再拒绝陪客户去KTV唱歌，就算他眼中的KTV文化奇怪无比，他也明白了客户是把他当哥们，才会喊他去一起唱歌；对于新客户，他也不再主动告诉别人，他曾经的深圳办公室因为业绩不佳而倒闭了——中国人不信任主动透露自己弱点的合作伙伴，即使出自于坦诚。

相比起2014年的“盛况”，如今的苹果手机销量受到了VIVO、华为等国产品牌的冲击，但赛乐思没有特别担心。

“我现在真正想为之服务的，只是少数的亿万富翁。这群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我可以给他们全世界独一无二、精益求精的产品。如果一群穿西服的人中间，站着一个穿便装配球鞋的人，那么他很有可能就是那个亿万富豪。

我会和客人一对一交流，赢得他们的信任，有一些榜上有名的富豪也是我的客户。我现在尝试做更私人化的高端定制，汽车零配件、内饰、甚至如果需要我也可以做高端家居。我在和厂商合作，为兰博基尼、宾利等设计纯钛的七边形轮胎，纯钛的成本就要上百万人民币。至于手机，苹果公司的创造性已经干涸了，我已经推出了新的独立于苹果的手机外观设计。” 

他一边吃着土耳其糕点，一边掏出自己设计的新产品给我看。

“认识那么多土豪，觉不觉得他们的消费方式太肤浅？”我问。

赛乐思采取了谨慎的批评态度。

“刚开始我确实会觉得中国人比起西方人更加爱钱。如果一个能开兰博基尼的车主进了工厂谈生意，几乎所有人都会排着队去巴结他，即使赔本也想让他成为座上宾，因为拥有豪车几乎就等于拥有财富和权力。但在美国，很可能会有不少人给出负面评价：这是个喜欢炫耀的笨蛋。

但后来，我也开始有德国的医生客户、欧洲的律师客户，传统来说几乎完全和炫富完全不沾边的高端人群。我慢慢开始意识到，购买奢侈品最根本的原因，是一种骨子里，想展示自己的独一无二以及对品质的追求。中国人或亚洲人选择炫富，可能也是当前文化中最简单直接展示自己不同的手段。”

看着一本正经和我分析中国文化的赛乐思，我觉得他不再是那个拉着我拍摄他针灸、按脚、走在摇曳生姿的赌场姑娘们身后满脸坏笑，到处“体验东方文化”的老外。中国在以更内化的方式，悄悄改变他。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他并没有多大变化，还是个想做慈善的理想主义者，赚钱的同时内心充满矛盾。

“虽然每个产品的销售额数万，但不能真正带来内心的满足感。可也不能告诉客户——你花上万块买瓶酒，买双鞋，你就是个傻瓜，你可以拿钱去帮助更多的人。

不过中国人变得很快，接受能力比西方人快得多。之前大家并不觉得Made in China是一件很酷的事。但近两年，彭丽媛一直在穿着内地设计师的衣服，也让Made in China在人们心中变得微妙起来，变得让人充满自豪感。

所以我现在继续以迂回战术做着慈善，一边和中国本土新兴的科技公司接触，了解网络平台的捐款设计方式，一边也在研究如何‘让慈善也变得酷起来’。”

我们坐在餐厅门口的平台上，餐厅老板中土混血的三四岁小女儿怯生生地伸出小手，想摸摸吉娃娃。塞乐斯给了她一块饼干，鼓励她去喂小狗，小姑娘二话不说，直接把饼干吃掉了。

这样一个五大三粗满脸胡渣的老外，哈哈笑得龇牙咧嘴，怀里搂着个超迷你的吉娃娃小狗，还是一件挺萌的事。

感谢破茧导师张卓（36氪媒体公司助理总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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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佟依

日报采编 坐标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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