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所三本大学教写作，我体会到何伟的感觉 | 破茧计划039

文 | 张眯眯

“一本是本，二本是本，三本也是本！“ 院长的声音通过话筒从会议大厅四面的高音喇叭里喷射而出。虽然已是将近古稀的年纪，院长仍然中气十足，每次开全校大会，只要他讲话，台下睡觉的老师，头都立马抬了起来。

“去年我们英语专八的过级率超过一流重点本科！“ 说到“超过“两个字的时候，校长洪亮的声音几乎可以刺破所有的玻璃窗。前排被吵醒的老师立马用食指塞住耳朵，后排也有人啧啧哀叹脑袋受不了。

入校一年后，我也和这些老师做出了一样的反应，但刚毕业进入这个鼎鼎有名的学校教书时，还是为校长宣读的种种丰功伟绩而感到佩服。所以每逢亲戚朋友家里有高考分数不及二本线的孩子，我都推荐他们报考这个学校。

毕竟，校图书馆楼下的告示栏里贴了三大版光荣校友的照片让人相信，这不是一所普通的三本。照片里的校友，要么考上国内一流大学读研读博，身后是湖亭绿柳，名校之中的一隅东方庭院；要么身在海外，有咖啡馆和欧式老教堂，以及往来穿梭的白人为照片背景。

没有一个学生不想成为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是所有学生梦想的方向。

而我，在这所大学里教英文写作。

  院长，你这儿简直就是一支军队

十二月年末，远山山顶都结了冰，远远地看着，仿佛在层层山峦之上镶着镜子，闪闪发光。学校在山脚下，上课的时候偶尔会飘小雪。大一的新生一听说有雪，都望向窗外，不愿听讲了。

我提醒刚入校的景老师，学校新年晚会之前在背后多贴两片暖宝宝。因为，学校要求所有参加教师集体诗朗诵的老师，必须穿学校统一发放的单衬衫和薄西装外套。几乎每次新年晚会后，都有许多年轻老师一边监考期末一边擤鼻涕。我已经连续被系里推出去参加朗诵好几年，暖宝宝越贴越多，还是免不了一开年就发烧。

院长那句“三本也是本”的名言被选入了新年晚会老师集体诗朗诵的台词。帷幕拉开，好几盏大灯“哄”地一下打亮。后排一个老师笑道：“哎呀，这么大的灯，我要回去抹防晒霜！”没有人跟着她笑。挺胸抬头，注视前方是分配给每个人的任务。

台上站的多半都是刚入校不到三年的新老师。学校每逢有什么体育娱乐节目，我们这些新老师就是主力。并不是因为新老师年轻有活力，而是安排活动人员的总是老教师，这种费时费力又毫无意义的活动，分配给新老师我们就成了难以推辞的任务。

12月的最后一周，每天都有不同的领导来巡视彩排。老师们把衬衫西装穿上，还必须每天顶着演出需要的两团猴屁股骚红，从教学楼走到演播厅，在学生的众目睽睽之下穿越整个校园。

12月27日是院长巡视彩排。负责后勤的学生又在彩排前给我们的腮帮子上多涂了一层猩红色。不过，院长对腮红不是特别感兴趣，令他懊恼的是我们朗诵的腔调。

“中间那个部分，'这是一所大学，一个集体，这是一个军队！'要念出激情，要层层递进！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一个学生家长说的。他带着子女到我们学校，看到我们的同学和老师，他说，'院长，你这儿简直就是一支军队'。我说，'谢谢你的赞赏，我这里就是一个军队，纪律严格的军队！'”

院长说得激情澎湃，一个人的声音比我们四五十个老师朗诵的声音还要大。讲完后，全体老师站在台上热烈鼓掌。确实很像军队。

不知夸赞学院像一支军队的家长是否也很喜欢这样的氛围，不过，他大概没有听说过陈寅恪曾在清华大学的一则碑铭中，倡导学术界以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那是1929年，陈寅恪刚刚从欧洲留学回国，任教清华，离现在已经有将近一个世纪了。

我上本科，读的也是英语专业。很少有专业课老师在乎陈寅恪是谁，我也只听过量子哲学选修课的老师提起陈寅恪，以及他的王国维纪念碑铭。

量子哲学老师总是手拿讲义，把厚如啤酒瓶底的眼镜凑到讲义上，背对着教室，一个黑板一个黑板地演算量子物理的理论推导。算了擦，擦了写。讲到哲学章节，又常常是满堂的愤世嫉俗。不过，教室里几乎没有人真的在乎他在说什么，都早早地把最后一排座位占好，就可以睡觉聊天玩手机，随心所欲了。

而我的学生，从来都不会提前抢占最后一排。因为他们的座位全都订好了。每个教室的讲桌上都有一个座次表。班委会按照教室的布局，在表上画出每个学生的座位，然后在代表他们座位的小方框上写下他们的名字。这样，如果有人没来上课，或讲话违纪，老师就一目了然，知道谁是谁非了。

不过让我感到很幸运的是，我上的写作课是好几个班合在一起的大课。我的学生都需要从锁定了他们座位与姓名的小教室，抱着课本，背着包，一路走到大阶梯教室来上我的课。每次看到他们，总是面色红润，有的走太快气喘吁吁。封锁在一个教室里上了一天的课，他们终于可以在不同的教学楼里走一走，很幸运，我可以因此看到学生更多的生命力。

开课之前，一个学生委员走上台来问我，他们班的学生应该坐在第几排。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我说，“随便坐。”学生委员一脸诧异，然后略有茫然地向我道了一声谢，回到了她自己选的座位上。整个学期我都没有点名，而近一百人的教室总是坐的很满。

  写作课，用摇滚歌曲来上

“老师，我每个星期都盼着上你的写作课。以前要喝咖啡才能打起精神上一二节，现在周三上你的写作课再困都很有精神。”这是一个学生写给我的圣诞卡片，我把它仔细地收在一个铁皮盒子里。如同青春年少，珍藏来自恋人的情书。

我的课总在上午一二节，秋冬之时，走进教室，天还没有亮透。教室里雾蒙蒙的，许多学生都还保持着刚才床上爬起来的表情。

十一月上旬，正该讲英文长句与短句的修辞。我不叫学生翻书，给他们播了一段视频，是1986年皇后乐队的演唱会。弗雷德莫库里拿着话筒大呼:“we  will, we will rock you!”，温布利球场立即沸腾。而我面前那一双一双肿眼泡，和恍如梦中的眼睛也都突然被点亮，跟着唱了起来。

歌唱完，那些刚起床的学生也醒了过来。

我问:“会不会唱这首歌? ”所有人都大喊:“会! ”然后齐整整地唱:“we will, we  will rock you！” 还有学生兴奋地跟着节奏拍桌子。

我又问：“后面的呢？”那些大喊会唱的学生又稀稀落落笑了起来，他们只会唱那一句。前面那两段又唱又快的rap别说唱了，听懂的人都不多。他们捂着嘴笑，为自己的半吊子英语感到惭愧。

我说，没关系，其实除了皇后乐队自己，全世界大多数人都只会唱那一句。因为短句给人强烈震撼的感受，而长句却让人感到拖沓而不好理解。趁学生还没睡醒，我直接用一首摇滚把长句与短句的修辞效果甩给了他们。

之后，又给他们看了2012年总统大选中，奥巴马与米歇尔的演讲。奥巴马用语简短有力，堂堂一个雄武总统的作风。米歇尔则一段一段地用长句，排比句，温柔缓慢地把夫妻二人白手起家的故事讲给美国人听。听得所有人泪流满面，第一夫人的温情牌就交给长句子打了出去。

学生在教室里看，也跟着各个民族的美国人叹气，跟着他们笑。

最后，我给他们读了一段海明威用语精简的《战地春梦》，和一段纳博科夫字句繁冗的《洛丽塔》。

问他们：“哪一个风格更硬朗？”他们都大喊：“海明威！”

“哪一个读起来更绵长多情？”他们把眼神落到《洛丽塔》的选段，有些不屑道：“纳博科夫。”

课后的作业很简单。写一段话，句子要有长有短，以自己的方式展现长句与短句截然不同的修辞效果。

  一次写作公开课引发的讨论

那一周正好轮到我讲公开课。我就心里暗自揣着一点窃喜，把学生口中如同“咖啡”一般提神的课拿到系会上又讲了一次。

公开课结束，一位高年级的写作老师先站起来评价。他是三本院校里难得的副教授，每次开会总要听他讲许多。

副教授一来就表明了他的专业态度：“这堂课完全不像英语专业课，倒像是视频鉴赏课。给学生看那么多视频，对他们的学习并没有什么好处。”副教授讲完后，又有一个老师十分善意地提醒:“你布置的作文是不是应该定一个题目?大二的学生经常不知道写什么，老师帮他们定一个题目他们写起来会好一点。” 

我当时没有机会告诉那位老师，其实每周一篇不限主题不限字数的作业，学生已经写了一个多月。学生从来没有因为不知道写什么而苦恼过。

有的学生每次都会书写开学以来的思乡愁绪，懊悔自己选择了远离家乡的大学；有的学生在作业里记录看见大一新生军训的感怀，想到一年前的自己，感叹时光流逝。20上下的年纪怀旧哀叹，读起来总有一种特别可爱而纯净的美感。这些，我都没有机会在公开课上展示。我只带了本那一周学生的优秀作文在身上。

话筒在高年级老师的手里传来传去，最终又回到了我的手里。

我尽量把声音压低，不让它听起来太刺耳：“有时，学生的创造力是老师很难想象的。”

系会大厅里，坐满了全系的老师，穿着五颜六色的毛呢外衣，一团一团地冒着香气。而那些毛呢外套里伸出来的头都整齐地低下去，每个人都有许多作业本要改，许多表要填。我看见他们一个个黑色的头顶，决定还是把那一周的优秀作文放回背包，把话筒还给了系主任。

那篇优秀作文，是一个男生写的。他成绩不算好，病句和误拼很多，刚开始教他时，还总是不交作业。不过，每次他交上来的作业都有些与众不同。那次他的作文写的是猪。他是这么开篇的：

猪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人们都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其实不然。猪才是和我们最亲近的朋友，我们的生活不能没有猪。我们用猪肉做菜，拔猪毛做刷子，扒猪皮做鞋子和包。猪为人类作出了巨大功效。我要对猪说一声，谢谢你！

我在课上把他的作文作为范文表扬，用幻灯片展示给所有学生看。《猪》作为一篇短小的议论文，有自己的观点，而且在佐证观点时，短句开宗明义，长句说理有据，是长短句灵活运用的典范。

我表扬他时，他那张四川少年瘦削的脸微微泛红。他大概很少得到老师的表扬，表情显得很不自在，他把头低了一点，一头几乎从来不梳的头发就立冲冲地从后面翘了起来。不过，我仍看得到他试图要藏起来的微笑。他很快乐，因为老师的表扬。其他同学看完他的作文后则哈哈大笑，没有恶意。笑声是对机智文字最好的致敬。他一个人偷偷藏起来的快乐仿佛一股魔力，通过文字扩散开来，传给了每个人。

不过期中考试，他得了59分。考试题目是《大城市适合居住，还是小城市?》。他一来就阐明自己的观点：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不管选择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找到工作再定居是第一位。

可是，从这里开始，他就一泻千里，洋洋洒洒写了两大页，分析大学生就业困难。跑题跑得完全收不回来。

59分是我故意判给他的。他的社会关怀与独立思考能力是很少在其他学生身上看到的。而作为一篇命题考试作文，他几乎没有写到点子上，我不能给他及格。59分的用意，一半在于提醒他今后切记认真答题，也有一半是我恨铁不成钢。

不过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学校的老师是不可以给学生打出59、58这样的分数的。因为学生一看59，势必会不服，找教务处的麻烦。教务处为了免去这个麻烦，就把麻烦转嫁给老师，打59的老师一律算作教学事故。在私立学校，学生到底是消费者，老师仅仅是集团运作的一颗螺丝钉。

而我的学生并没有找我的麻烦。相反，后来我们成了时而交心的朋友。两年后，他毕业进了索尼。他是班上最早找到工作的学生。我见到他就道喜，他已经不再低头，脸还是有一点微微泛红，说:“老师，以后你买索尼的电视找我，我给你推荐最好的。”

  中国式的内敛，通过纸笔表达

春季开学，总是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一出城就是大片大片的油菜花，不知束缚地把怀里的鹅黄色都摊开，散在四川难得的阳光之下。

我的学生还有一个多月就要考专业四级了。上个学期，我给了他们太多自由，不过我知道，关键时刻必须把他们推上去。春节过完，一开学，我就一改作风，完完全全地进入了应试教育之中。

为了把学生上学期自由散漫的写作风格中拉回来，第一节课我就要解决他们写议论文跑题的问题。

我给他们看的第一个话题，是美国媒体关于“虎妈”式教育的讨论。新闻里，哈佛大学的华裔经济学者蔡美儿就是典型的中国式虎妈。她给两个女儿都安排了高强度的学习计划，考试必须得优，不练琴不许吃饭。这种中国式严厉教育把从小玩到大的美国人吓坏了，甚至有人站出来建议孩子们报警求助。我的学生一边看，一边哈哈大笑。报警投诉自己的父母，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则美国的社会新闻，在我的教室里成了一部情景喜剧。

看完新闻后，我问学生：“你们家也有虎爸，或虎妈吗？”台下看喜剧的热情还没有消退，大家都笑着大喊：“不是！”

这是我最怕见到的。学生的个人经历一定会影响他们写作时的立场选择，而写议论文应该有不同的观点相互碰撞。现在，教室里的学生全都齐刷刷地倒向一边，我很怕关于家庭教育这个话题讨论不起来。

于是，我迅速地在教室里搜索，看看能不能找出一两个家庭教育不同的学生。那些大喊“不是”的学生，声如洪钟，我完全听不见任何一个声音说“是”。只有仔细望向台下，才发现有好几个学生紧闭双唇，默默地点了点头。只是轻轻一点。当我看向别处再看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坐立端正，平静地望着我，有的面带一点羞涩的微笑，有的则面无表情，仿佛世界与之无关。这样的学生并不在少数，只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不吱声。

我又问他们：“那你们认为'虎妈'式的严厉教育很好吗？”这时，整个教室都齐声大喊：“不！”，就连那些刚才紧闭双唇的学生，也把嘴型拢成一个圆圈，发出英文“不”的声音。仍然有几个沉默的，斜眼看向旁边的人，跟着摆了摆头。

我从来不在我的课堂上强迫学生选择任何立场，既然他们都一起选择了否定的方向，就要把这个题目写下去。我就给他们五分钟的时间构思，用立论、分析的方式说服我“严厉的家庭教育不是好的教育”这个题目。

这些大二的学生，当我从他们自己的经历出发，问中国传统的严格教育是利是弊时，他们都认为弊大于利。而若要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具体说明，教孩子应该宽松一点，他们又很难想出具有说服力的理由。

也许，他们的父母与老师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们严厉教育是不好的；也许，那些从宽松家庭出身，并且更自信于表达自我的学生，也暗自相信自己并没有从宽松的教育环境里得到什么好处。

高老师教精读，按照惯例，每次讲新课都要用几分钟，在课堂上讨论与课文相关主题。

有一次，课文写到“爱”，高老师问学生：“你们有没有爱的人？”学生回答说：“没有！”高老师大惊失色，问：“你的家人同学朋友，那么多人，你们都不爱吗？”学生仍然麻木地摇头。这时，一个不规矩的学生在台下大喊：“我爱我自己！”全班哄堂大笑。

高老师气得够呛，课间休息的时候，在楼道里讲给我们听。

这样的情况，对于一个老师来说其实并不陌生。你常常站在讲台上，苦口婆心讲了许多知识和道理，而台下的学生多半只是抬起一张半死不活的脸望着你。如果你再问他们几个是非问题，无论问什么，答案往往是否定的。而奇怪的是，下课后，又往往会有一两个学生站在门口，双臂环抱一大摞书，等同学们都走完了，单独和老师交流。

这是中国人的内敛，我是这么理解的。没有人愿意当众表达积极有力的态度，我自己也曾经作过那个等在门外的学生，我想，如果直接在课堂上和老师交流，同学们一定会笑我爱出风头。

在这样一个录取分数低于多数大学的三本院校，这种情况就更明显了。学校每天都在向学生推销“成功”的范例，而许多学生却羞于在同伴面前表露对“成功”所作出的努力，深怕一不小心就脱离了“差生”团体温暖的怀抱。

我常常觉得自己比别的老师要幸运一点，因为我教的课程是写作。

不愿直接吐露心声的学生，在面对纸笔的时候，要放松许多。有一次，我讲到日本俳句也可以写成中文、英文，或任何语言。课后，有学生交上来他们自己写俳句：

都写在小小的纸条上，临时从画满四根横杠的英语练习本上撕下来的一角。虽然算不上格式标准的俳句，而俳句精简的力量与诗意都有了。

第二次上课，我把这两首念给了学生听。不动声色地逐字念完，却仿佛向台下平静地扔了一个炮弹。待最后一个字吐出两秒后，大家才从炮弹中醒来，此起彼伏地张大嘴，说：“哇～～”，声音绵长而温柔，眼镜里发出光。他们懂了。这是诗，这是爱。

精读老师看到学生一说“爱”就摇头，真是上了大当了。

  给父母写一封信

有一次，我给学生布置写信的作业，要求必须写给自己的父母。这个要求，只是为了让学生更容易投入真实的感情，毕竟父母是每个人生命中最亲近的人。

一听说给父母写信，学生脸上都露出不耐烦的表情。仿佛我就是那个天天追着他们穿秋裤的老妈。我仍然坚持写这个题目，字数不限，结构不限。一节课四十分钟的时间，写满就下课。

教室里四处响起无可奈何的哀叹声，表达消极情绪是他们最擅长的。而最终都还是慢慢地翻开练习册，打开笔盖写了起来。

大概两三分钟后，教室渐渐安静了下来。所有的人都埋着头在纸上书写，有人偶尔抬起头，咬着笔杆，脸上露出十分复杂的感情。那种表情已经不同于之前厌恶作文题目的样子，他们偶尔抬起头望向黑板，望向窗外，而眼神却仿佛落进了很深很远的时间之河之中。我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尽量不打扰他们在时间长河中的思索。

又过了大概十来分钟，教室里四下传来了擤鼻涕的声音。有的人一边写一边擦鼻涕，有的埋头疾书眼镜红了一圈。还有学生十分体贴，从包里掏出一小包纸巾，自己擦着眼睛，又抽出几张分给旁边的同学。拿到纸巾的人轻轻道谢，擤完鼻涕，继续安静地书写。整个教室里，除了擤鼻涕和鼻头在纸上滑动的声音，再没有别的声响。

这个情况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的作业，我也必须在朦胧的泪眼之中评阅。

有人给爸爸写了一封信：

在这次作业之前，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位写信的学生。如同她对自己的描述，“别扭”，她不仅仅在父亲面前别扭，在我的课堂上也显得十分别扭。当我点名夸奖她的时候，她也是向我投以一个“别扭”的微笑，仿佛不愿意接受，又仿佛非常高兴。

很多学生都是这样，他们总是努力掩藏自己的喜悦，如同要掩藏对父母的爱。

有一个学生在信里说，从上高中起，家里就开始为她的学业投入了巨资：

还有一个学生写：

传统中国家庭都是相似的，把教育看得很重。大概因为读书进考，就有可能中榜当官，进入政府的官僚系统，从此全家“鸡犬升天”。“孟母三迁”的时代已经过去两千多年，慈禧太后也在一百多年前宣布废弃了科举制度，但这些“九零后”的父母，仍然对他们在学校考试之中的成绩给予厚望。

三本院校都是民办高校，没有政府拨款资助，学费总是远远高于公立大学。在我们学校就读，不算额外的补习教材，一年的学费大概是一万二，对于许多农村家庭，甚至城市工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但每年仍然有许多高考失利的学生，全家东拼西凑要来这里读书。虽然高考成绩从一本二本的线上落榜，对很多人的家庭是重大打击，不过前面还有研究生考试，还有专四专八。我们的学校特别擅长给予学生这样的希望。

我问学生：“你们从小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有人说“忘了”，有人说“睡觉”。

说“睡觉”的学生，在一个月后我的古体诗课上写了这样一首五言绝句：

半年前，我在地铁里碰见那个当年给了他59分，在索尼电视销售部工作的学生。

他的模样早已不是大二作文写《猪》的那个小少年了。身材还是瘦精精的，头发理得十分干净，条纹polo衫扎在皮带里，言谈举止间神情自若。

他告诉我，一年前已经离开索尼，现在自己创业开了一家装修公司。列车上，他抓着扶手，有条不紊地跟我讲述创业艰辛，也不忘向我透露如何选择价廉物美的电视机。

他懂的已经比我多太多了。

作者介绍

张眯眯

大学英语教师 坐标四川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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