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迟迟，我打开门窗让阳光跃进房间，一边放着音乐一边收拾起了屋子。从衣橱到鞋柜再到梳妆台，拂去薄薄的灰尘的同时，我发现我已经有半年多没买过衣服鞋子和彩妆了。这一发现让我产生了一丝微妙的成就感，就像一个戒烟已久的人，某一天在抽屉深处翻出半包受潮的香烟，才蓦然发现自己在抗拒诱惑、回归本我的道路上走出了那么远。
我目前处在姑且还能称得上“年轻姑娘”的年纪，做着一份朝九晚六的工作，社交不算频繁但也绝对谈不上自闭。我每天总是要见人的，就算不出门，也要面对自己审美正常的男朋友。但我已经不常化妆了，也不再偏执地每天换一套不同的行头。
大概从2016年夏天开始，我逐渐丧失了逛街、化妆、减肥的兴趣，金钱支出也逐渐从鞋、包、化妆品向厨房用具和床上用品转移。
朋友揶揄我年纪大了，行为越来越像家庭主妇；我妈开始担忧我过早地自暴自弃，不到三十岁就任由岁月将自己蹂躏成了黄脸婆。
然而我心里清楚，我是越活越明白了，我渐渐地把视线转向自己的内心，开始相信“相由心生”。
其实那塞满衣柜的衣服、码得整整齐齐的口红还有叠成一摞的眼影盒，正是我曾在对容貌追求的道路上迷失过的证据。
我花了很长时间，甚至是从出生到现在，我一直与自己内心深处的“容貌焦虑症”作不懈的斗争。
我妈妈长得很美，那是一种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过时的美。她的脸型是整容术也望尘莫及的鹅蛋脸，额头圆润丰满，鼻梁挺拔笔直，眼睛既有东方美人的修长妩媚，又兼具欧式眼的深邃和灵动。无论是同学、同事还是兄弟姐妹的合影，不施粉黛的她总能不动声色地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很不幸的是，我这个独生女丝毫没分得她半点优秀的基因。我天生皮肤黑黄，大小脸，单眼皮，塌鼻子，加之早早地患了近视，看人看物总是眯缝着眼睛，气质里便更添了几分呆蠢。
小时候我父母很忙，无暇照看我，便给我剪了一个短短的很好打理的蘑菇头。他们认为小孩子长得很快，买衣服是浪费了，便把我哥哥穿小了的衣服稍作修改套在了我的身上。直到上小学之前，我都总是被人误认为成男孩子。然而被认错了性别显然算不得什么悲惨的历史，被当面揶揄容貌糟糕才是我童年挥之不去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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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长得像男生
我的故乡是一座小城，小到从城市的最南边到最北边只需要步行半个钟头。在这样的小城里，每一次逛街都可能碰到认识的人，每两个人之间都可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记事起，我妈妈会在周末牵着我在街上散步，走着走着就碰到了她的老朋友。那些老朋友跟她热情地寒暄几句后，目光下移，便注意到了又瘦又小的我。
“这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啊？”我妈妈的朋友问。
“是女孩儿。快叫阿姨好啊。”我妈揪出躲在她身后的怯生生的我。
我用比蚊子叫还细小的声音问了声“阿姨好”。
“这是你侄女？”
“不，这是我女儿。”
“啊？是你女儿？”老朋友大惊失色道：“长得一点都不像啊！你长得这么好看，她却……”
这样的对话在我童年中出现了无数次，每一次都在说了“却”后戛然而止，随后谈话人识趣地转移了话题。“却”之后的话无需说出口，三四岁的我便能敏锐地察觉到成人话语中的同情怜悯和幸灾乐祸。那个“却”字，比任何殴打和辱骂都让我无地自容。
我不敢注视我妈妈和她的朋友，把头压得低低的，脚尖有意无意地在地上画着圈圈。那时的我觉得我妈妈拥有那么美的一张脸，而丑陋如我却像是她脸上横生出的一个黑痣。
比那个“却”字更刺痛我、更令我无法原谅的，是大人们恶意的玩笑。我不知道我的容貌在形成我内向敏感性格的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但很小的时候，我就极度害怕陌生人到我家做客，每当我妈妈的同事或朋友来我家时，我便躲进小屋看书画画，连一句“你好”都羞于说出口。但成人总是不太轻易放过小孩子的，他们每每聊到兴起时，便把我拖出小屋“示众”。除了年龄、爱好和算数口诀，大人们显然对我的“身世之谜”更感兴趣。
“你知道你是怎么来到世上的吗？”我模糊的记忆里，有一张泛着油光的脸不怀好意地问我。
“我从我妈妈肚子里出来的。”我大概是这样回答的吧。
“不对不对，你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
“才不是！”
“怎么不是？人家亲生的孩子都长得像自己的父母，但是你长得一点都不像啊。”
我憋红了脸，不知该说什么，过了一会儿，眼泪啪嗒啪嗒掉了下来。
“哎呀，叔叔跟你闹着玩儿呢，你还当真了。”我妈妈把我推回房间，带上了门。我缩在门后，一边掉眼泪一边用铅笔在简笔画册上描摹着八仙过海等中国传说故事。描完一幅画后，我就把半透明的临摹纸撕下来，对着阳光看。在阳光下，何仙姑罗袜生尘，翩若惊鸿，头发绾成云一样的发髻。“真美呐。”我在心里喃喃叹道，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把头发留到可以挽成发髻的长度，也能穿上长及脚踝的轻纱长裙。
青春期后，身体的变化、情窦的开启让少男少女们更加在意自己的外表。我也不例外，就像再丑的丑小鸭心中总会藏着一个变成白天鹅的梦想。
那时候校方要求男生头发不能长过耳朵上缘，女生要么剪成齐耳短发，要么扎成马尾。我初中后便蓄了长发，再也没有被错认成男生，然而这并不代表我的外表有了什么蜕变。相反，青春期时暴涨的食欲让我在短短一年内就成了一个如假包换的胖子。我的臀部和大腿上堆积了厚厚的脂肪，牛仔裤穿不到半年大腿内侧就被磨出了洞。
我最怕上体育课，我害怕我跑步时迟缓又愚蠢的姿态暴露在众人面前。我的家人也毫不忌讳谈及我的肥胖，我的表兄妹们每次来我家时都要就着我的大腿品头论足一番，我的表弟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称呼我为“小粗腿”。
然而一颗想要变美的心还是悄悄地在心底萌芽了。
我每天只吃一顿饭，把父母给我的餐费偷偷省下来买了劣质唇彩和睫毛膏。我把唇彩、镜子和睫毛膏藏在书桌里面，每天趁着午休的时候给自己化妆。
没多久，我的嘴唇就开始因过敏变得鲜红肿胀，活像吃了一块全生的牛排。我的眼睛也因为卸不干净睫毛膏，时常干痒难耐。
但最严重的后果还是我因节食而导致的严重营养不良，有好多次课间操，我都因血糖偏低体力不支而晕了过去。
但身体发出的警告都被我一概无视掉了，在变得更美一些的憧憬面前，健康的体魄对十几岁的少年来讲简直不值一提。当时班里有一位叫姚的女孩儿，她家境殷实，成绩从来是班级倒数，但她是全年级最漂亮的姑娘。高挑的个子，白皙的皮肤，立体的五官……得天独厚的基因优势让姚无论走到哪里都自然而然地成为人群的焦点。班主任是很不喜欢姚的，也许是因为她拖了班级平均分的后腿，也许是她的好运气让人嫉妒。每当姚换一个发型或换一身衣服出现在班里时，班主任总要指桑骂槐一番。
我和姚当时关系不错，她常常分享给我一些减肥美白的小窍门，但这段友情很快就被我妈妈和班主任终止了。在师长的眼中，好学生不能和差生产生友情，漂亮的女孩子一定会把好学生带向歧途。再后来，我藏起来的唇彩和睫毛膏被我妈妈发现了，她苦口婆心地跟我说：“你才多大啊，就开始用这些东西。我活了这几十年，从来都不化妆，不是也过得好好的？人应该讲求心灵美，尤其是学生阶段，更不能搞这些歪门邪道。”
但尽管如此，没有女孩子会抗拒变美的诱惑，就像春天无法抗拒花朵的绽放一样。
高二那年冬天，我鼓足勇气穿了两个耳洞，我想通过耳垂上些许的改变让自己变得自信起来，同时想通过这一带着疼痛感的小小仪式来迎接我的高三。
打耳洞那天恰好是我妈妈的生日，我带着两个还渗着血水的耳洞去赴她的生日宴会。我到饭店时她还没有到，于是我打电话给她，带着一点兴奋和喜悦告诉她我穿了耳洞。
放下电话后不久，我妈妈赶到了饭店，我笑着上前去迎她，她却突然甩给我一个响亮的耳光！
我捂着脸，耳朵嗡嗡作响，眼前好像有一盏高瓦数白炽灯照得我看不清周围的东西。几秒钟后，我的视力恢复了正常，我刚想张口解释时，又一个耳光扇在了我另一边脸上。我的委屈、愤怒汇聚成大颗大颗的眼泪，砸在了地上。我梗着脖子跟她吼道：“凭什么打我？我打耳洞怎么了？”她怒不可遏，穿着高跟鞋的脚狠狠踢在了我的小腿肚上：“你还在上学打什么耳洞？不要脸！”
当时我们在饭店的大堂内，在场所有人都目睹了我挨打的全过程。
我全身发抖，热血直往头上冲去，连外套都没穿就冲到了饭店外的马路上。当时我真的想到了死，恨不得随便一辆车碾得我挫骨扬灰。我表弟追了过来，从身后死死抱住我，我一边挣扎一边哭喊，折腾得没了力气后才任由他把我拖回了屋里。
从那天开始，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爱美是错吗？美是罪吗？
从小我们就会背“商女不知亡国恨”，也从历史书中学到了很多“美色误国”的例子，独立思考能力尚未建立起来的学生在这样的教育下很容易就轻信了“容貌漂亮”与“成绩优秀”之间的对立关系。
我也是很久之后才恍然大悟，爱不爱美与爱不爱学习本就是不相干的两件事，因美色误了国的皇帝就算全世界的女人都死光了，也未必能治理好国家。
我们中学课本上选了那么多鲁迅的文章，却没有选《关于女人》这一篇，很多教师都不知道鲁迅曾经这样写道：“凡是和女性有关的，都成了罪状。仿佛男人都做了苦行和尚，女人都进了修道院，国难就会得救似的。”以此类推，仿佛女学生都灰头土脸面貌可憎，就考得上985大学似的。
中国的教育是流水线式的教育，学校就是车间，而每个学生在学校眼中只是一块待打磨的材料。车间的任务是把每块材料都标准化生产成一模一样的零件，而“变美”与“审美”这两件事显然在流水线之外。世界真的是青睐漂亮的脸蛋的，那些拥有令人过目不忘的姣好脸庞的人，或多或少都比平凡人多了几分运气。可悲的是，学校不肯承认这一点，只有否定外貌不可磨灭的作用，学校才方便在学生中建立权威。
上大学时，我瘦了不少，皮肤也变白了，五官渐渐地有了一些我妈妈的影子，但依旧是中人之姿。大学期间，父母对我生活上的管束宽松了不少。我又跑去打了耳洞，每周都去商业街逛上一圈，但由于经济不独立，买起心仪之物仍是束手束脚。
我第一次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打扮自己，是到北京工作拿到第一份工资后。
那时我薪水很低，留下房租和吃饭的费用，我用剩下的钱买了一盒眼影。那天，专柜的化妆师用柔软的刷子轻扫过我的脸颊、眉毛和眼睑，用柔润的唇膏涂抹我的双唇。整个过程我始终闭着眼睛，直到化妆师对我说“好了”，我才睁开眼仔细端详镜子中的自己。
在化妆灯的照射下，我恍然如梦，我的脸庞变得白皙红润，双眼因为眼线的勾勒变得妩媚动人，塌陷的鼻梁在阴影的作用下挺拔起来。那一刻，我胸膛里仿佛有岩浆沸腾，儿时的遗憾终于在化妆师的魔法之手下得以弥补。
从那以后，我深深地迷上了各种化妆术。我在狭小的出租屋里堆满了名牌衣服、化妆品，刷爆信用卡只为买一条心仪的围巾。那时我工资五千，但买起两千块钱的鞋子时我眼都不眨一下。我每天晚上都要精心搭配第二天上班的衣服，每天早上早起一小时琢磨脸上的妆容。很多次睡过了头，眼看着就要迟到之际，我宁可被扣掉五十块钱工资，也要完整地画完妆再出门。
终于有人开始说我漂亮了，我得意忘形，却更贪心不足。我仇恨我的大粗腿，仇恨我小腹上的赘肉，于是我开始选择一种极端的方式来重塑身材，那就是催吐。
女同事面对一桌美食望洋兴叹时，我却毫不忌讳地把高热量食物送进口中。待到一餐饭结束后，我便跑进卫生间，趴在马桶旁，用手指使劲儿地抠着喉咙，直到把胃里的食物全部倾倒而出。久而久之，催吐这种行为就变成了一种瘾症。我经常用各种美食把自己撑到心慌气短，然后再去厕所吐个昏天黑地，吐过之后，我感到一阵轻松，周身都是天清地明的畅快感。
从最初的偶尔催吐，变为每周催吐一次，最后发展为每天都要吐个两三次才能安心上班。我越来越瘦了，四肢纤细，锁骨突出，肋骨根根分明。但我好像还不能满足似的，我的手一触碰到我的身体，就嫌恶自己身上怎么还能摸到松软的肥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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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吐时期的照片
由于催吐的习惯，我的胃坏掉了，有时只是吃一丁点东西就恶心想吐。晚上睡觉时，胃酸会不停反上来，从嘴角一直流出去。为了不让口水浸湿枕巾，我不得不把枕头垫得很高。
毕业后整整两年，我没有一天是素颜去上班的，我迷恋化妆品带给我的第二张脸，嫌恶卸妆后我的本来面目。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再好的粉底都无法遮掩我黯淡的皮肤，再贵重的眼影都不能改善我眼睛里的疲惫和空洞了。
由于长期催吐，我患上了营养不良和轻度的焦虑症。
我请了长假在家养病。这期间，除了看病、买菜、倒垃圾，我几乎足不出户。
我的心理咨询师鼓励我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每日的所思所想。我从小就对读书写作有兴趣，加之大学读的是中文系，于是很轻松地接受了这一提议。在电子产品大行其道的时代，我坚持用纸和笔记录我的日常生活，我的字虽丑，却在一笔一划的书写过程中找到了久违的心灵宁静。
但真正让我决心以笔为桨、划破生活的晦暗的，是我大学写作课老师的离世。
赵雨老师不到四十岁，身材肥胖，他的课名为文体写作，其实更像是文学批评讲座。他喜欢收集中外名家对于写作这一行为的观点，然后在课堂上抛出有关诗歌、人生、艺术等宏大命题，启发学生思考和想象。印象中的赵雨老师走路总是慢悠悠的，课堂上即使带着扩音器声音也很小。他总是坐着讲课，讲上几句就要喝口水休息一下。
如今回想起来，那时候他应该已经身染重疾了。
我和赵雨老师直接接触只有两次。一次是长春突降沙尘暴，连教室里也是尘埃漫天，呼吸道有痼疾的我顿觉呼吸困难、胸闷气短、说不出话来。上课上到一半时，我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下跑到老师身边，打着手语示意想请个假。老师看着我，轻轻点点了头，便继续上课了。还有一次是课堂作业批改后，老师非常诚恳地给我的一篇散文极高的分数，他赞我天分很好，希望我别浪费才气，把写作这件事当做一项事业完成。拿到如此评价的我虚荣心爆棚，把老师的教诲当成了我炫耀才华的徽章，但至于把写作当成事业完成这件事则被我早早地忘在脑后了。
收到老师辞世的消息后，那些点滴的回忆又重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照理说我与老师交往不多，他对我谈不上师恩浩荡，我对他也算不上情深似海，但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躺在床上哭了很久很久。与其说是在哀悼老师，不如说我是在哀悼我浪费掉的人生。哭够了，我从床上爬起给自己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饿了自己太久，突然就有了求生的欲望。
从那以后，我给自己制定了很详细的读书写作计划，第一次把写作这件事纳入了生命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每晚不再挖空心思想着怎么搭配衣服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模特，而是让文史哲这些有着永恒生命力的东西带给我头脑的灵光。
上学时，我总是嫌赵雨老师课堂所讲的主题太过空泛，但是当我真的把目光从自己的外表转移到文学与艺术、人类与世界这样的庞大课题上时，我才发现唯有先丢掉自我，才能救赎自我。小时候我因为皮肤黑、肥胖、土气而被有意无意地羞辱，我尝尽了自卑给我带来的苦痛。但当我把自己打造得越来越瘦、越来越时髦的时候，我的快乐不但没有增加一毫，我的痛苦却是与日俱增。
我开始不再抗拒连续两天穿同一套衣服去上班，也鼓起勇气素面朝天示人。前者倒还容易适应，后者才真的是最难以攻克的难题。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如果不化妆外出，就必须戴一副硕大无比的眼镜。把自己平凡无奇的脸藏在镜片后面，让我有一种被保护起来的安全感。
现在，我妈热切地想要带我去整容
但我斩钉截铁说了“不”
可以说，写作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的抑郁症状，让我从对外表的焦虑中暂时解脱出来。但我对自己容貌的自卑感，仍像一颗休眠的种子，一不小心就破土而出。
刚和男朋友麦师傅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他是被我的“才华”与“气质”吸引。对于此类评价，我心中颇有不满，暗暗将其解读成“颜值不够，便只能靠才华和气质来凑”。
交往不久后我从朋友那里得知，麦师傅曾有一任交往多年的女朋友，据说其女外貌极佳，生一双典型的欧式眼，酷似梅婷或玛丽昂·歌迪亚。这则小道消息后来成为了我们多次争吵的根源。
某次春节回老家，我躺在床上和麦师傅聊天，向他汇报假期这些天读了哪些书。麦师傅随口赞道：“宝贝儿就知识渊博，才华出众。”我脸一沉，不假思索地回了一句：“没有玛丽昂·歌迪亚的脸，就只能努力给自己一个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脑子了。”
还有一次我们外出旅游，行至野外时一只小虫飞进了我的眼睛。麦师傅一边翻开我的眼皮一边说：“想不到你的眼皮这么厚。”我眼泪“唰”地流了下来，一把推开麦师傅，大吼道：“我长得丑，没能有一双深邃的欧式眼，真是对不起您了啊！”此类例子，在我们交往过程中，真是比比皆是。
说实话，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萌生了整容的想法，想通过手术将自己的外貌来一次“一了百了”的改变。我幻想当我拥有一张大众意义上的漂亮脸蛋后，我便能像甩开背上的包袱一样甩开我内心深处的自卑感。然而吊诡的是，我掐灭了我想要整容的愿望，恰恰就是因为我妈妈开始鼓励我去整容。
我工作的第四年，我妈妈满五十岁了。尽管在同龄女性中她仍相貌出众，但岁月还是无情地在她身上留下了印记。漂亮了半辈子的她，终于开始恐惧自己即将容颜不再。
一向不屑于过分关注外表的她，办了很多美容套餐来保养皮肤，还在理发店花了很多钱想抑制自己白发生长的速度。当这些钱都打了水漂后，她把目光投向了时下最火热的微整形。
她背着我爸去了很多个城市，走访了很多知名的微整形医生，这期间她不但收集了许多有关自己脸部问题的整改建议，还顺便把我的照片也拿给专家们咨询。这一年里，除了结婚、买房，整形几乎成了她最热切盼望我完成的一件事。“医生看了你的照片，说你最大的缺点就在鼻子上，如果能把鼻子修整一下，你整张脸都会漂亮不少。要做咱们就用最先进的技术做，风险低，还是永久性的。”
她兴致勃勃谈起我的整容计划，甚至还偷偷帮我存了一大笔“整容基金”。听她说这些时，我未尝没有心动，但回忆起小时候她频频教育我“心灵美”一事，我更多地感到一阵荒谬与可悲。
“把你整得漂亮点，再找个好丈夫、一份好工作，今后的路会轻松不少。”她念叨着。
“不，我不整容。”停顿了几秒钟，我斩钉截铁地说出了那个“不”字。那不是对她说的，是对我自己说的，是我二十多年来第一次与自己的容貌焦虑症正面宣战。
“傻孩子，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姑娘想整形都没钱没机会。”
“我不想整容。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
我现在这样挺好的，不够漂亮，可能这辈子都漂亮不起来了，却在走了那么多弯路之后收获了一颗逐渐清醒的头脑，以及一个愈发明朗的人生方向。
我承认好的容貌的确会带来一些好的机遇，但我一旦开始认定漂亮脸蛋与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爱情以及更好的人生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那将是对我的自尊心与寒窗苦读的亵渎。
我仍会羡慕那些天生漂亮的姑娘，但不会花费大量的金钱和精力东施效颦般挤入她们的队伍了，尤其在读了波伏娃后，我更加确信自己曾对于姣好容貌的渴求不仅源于我童年的匮乏感，也是我不经意间向男权社会下单一审美取向的妥协。
更何况，我深知自己内心远不够强大，未必抗拒得了整容的瘾症，也许垫了鼻子后会想要双眼皮，割了双眼皮后又贪心地想要尖下巴，最终又会像减肥催吐一样把自己逼进一个恶性循环。
整容不能平复我心里的创口，直面自己的平凡才是真正疗愈我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