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香港打“HPV疫苗”这件事是怎样火起来的？ | 症常青年

文 | 高音子

去年9月28日，我跟妈妈说：“我想去打HPV疫苗。”

我妈说：“什么疫苗？”

“HPV啊。”

“不懂。”

于是我给她发了一段文字，介绍了HPV疫苗针对人乳头瘤病毒，能遏制宫颈癌的发病率，所以很多人将其称为“宫颈癌疫苗”。尽管这个说法不严谨，但它确实是目前唯一能预防癌症的疫苗。由于国内迟迟没有引进，只好去香港接种。

“要跑三次，各种费用加起来一万多吧。但我觉得为了健康，怎么都值得。”

“当然。“我妈说。

10月30日，在我出发去香港打疫苗之前，又在微信上跟妈妈提及此事：“我要去香港打疫苗啦。HPV那个。”

我妈说：“什么疫苗？”

“HPV啊。我上次说过的。你要不要一起去啊？”我挺无奈。

她过了很久回复：“打牌呢。”

她爱我，总是赞成我在健康上的任何消费，有时还会主动支援。但是，接种疫苗的意识并没有达到能渗入她内心深处的剂量，这些信息于她而言只是空心透明的气泡，迅速晃过又碎裂了。

我隐隐觉得，代沟和收入都不能完整地解释我和妈妈在健康消费上的差异。由此我也好奇，是怎样的群体，不在意超过一万的支出，也不惧路途劳顿，半年内三次奔赴香港呢？

这个群体或许不是“年轻白领”的标签能粗糙概括的。

我缩在椅子上，脑内小剧场不受控制地彩排着医生可能问的问题：几岁了？有性经历吗？有几个性伴侣？要不要试试我们其他的诊疗项目？

想想我就觉得紧张。自曝隐私和拒绝推销是面对服务业时最让我心惊肉跳的两件事。

等了约五分钟后，护士把我带进一个小房间。医生坐在白色的小桌前，拿出一盒疫苗，用普通话熟练地介绍了疫苗的类型、生产厂家和有效日期，示意我仔细看看。

我点点头。

“您有药物过敏史吗？”

我摇摇头。

“直到打完之前最好都不要怀孕哦。”

“……？”

当我的注意力还在思考医生的话时，针头猝不及防地戳进了我胳膊里。几乎来不及嗷出声，几秒就打完了。医生递给我一张疫苗注射记录卡，确认了接下来两次打疫苗的时间。

这是我去年11月16日，第一次在预约的香港一家诊所打HPV疫苗。直观感受是，这里有一种成熟商业社会的界限感，全过程不到三分钟，不问隐私不套近乎也不推销产品，彻底辜负了我候诊时丰富的内心戏。

图为香港诊所给每一位疫苗消费者的疫苗注射记录

去年我正式工作不久后，把抠出来的剩余工资攒到一起，立马开始筹划去香港打HPV疫苗。

我长期监控自己的健康状况，简直到了有点病态的程度。曾经每次路过校医院我都要进去测一下血压。平时我随时更新自己的体重和心率，那些不在常规体检项目里的性激素六项、血糖、生长激素、甲状腺素我都去医院检查过。我不怕死，但害怕奇奇怪怪的病。

另一个相似的故事来自我的朋友李悦。她从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毕业后，在北京一家银行工作。

同事在体检中查出HPV高危阳性后，李悦觉得，自己打疫苗这事不能再拖了。“我一直想打，但是我妈不同意。”李悦说。很多人都持有和她妈妈相同的观念：大陆没有引进，肯定是因为疫苗不够成熟。

在2016年她25岁时，压着效果最佳的推荐接种年龄线，她决定不管妈妈的意见，预约了香港朋友推荐的全科连锁诊所。 “疫苗本身不贵。但跑一趟香港，不算购物的话至少也有5000元。”李悦说。

对我和李悦这样并未生活在珠三角的疫苗消费者而言，完整的疫苗之旅的步骤通常是：

气喘吁吁地爬完这8个步骤后，一切并没有结束。第二、三次接种要从步骤⑤开始循环两遍。

冗长的准备周期和繁琐的流程，拦截了那些不缺钱和时间，但是怕累怕麻烦的拖延症患者。他们已经在步骤①徘徊了好几年。

“我一直想去打疫苗，但想到这么麻烦，我头都大了。”不少人都这么说。因此，每次念头升起，就迅速被自己踏平了。

而我和李悦这些能突破“拦截”，付诸行动的人，往往有共同的特质——

“我焦虑，焦虑到手抖”。李悦说。

在她二十岁出头负笈伦敦时，有过严重的焦虑期。那时候经常手抖，无缘无故地哭，担心父母的身体健康，担心自己毕不了业，担心所有想象中的灾难。“我一直就是一个思虑过度的人。”

因为妈妈是医生，李悦一直留意医学健康类的信息。如果发现身体有不舒服，她就会自己查文献。在微博上，她关注了不少国外口腔、肠胃医学专家，看他们分享的学科前沿和国外医药前沿。“我有时候觉得无知者无畏。我这种一知半解的最可怕。”她说。

平时，她身上随时都背着一堆药，眼药水、创口贴、止痛片、口腔溃疡药、丹参滴丸、胃药、腹泻药、抗生素……以防不测，“为自己也为别人。”

她对身体的信号非常敏感。只要有疼或者痒，严重点就会去医院。去年装了一颗牙，去看牙科医生四五次，看甲状腺三次。2015年也往医院跑了七八次。

“我发现，去打HPV疫苗的人，都挺惜命的。”李悦给我发了一个捂脸冷汗的表情。

要开始一段完整的疫苗之旅，规避风险的动机只是纤弱摇曳的火苗。它必须伴随着焦虑的情绪，才使人在启动之后，一路持续燃烧。

在外企工作的考拉和丈夫Lin选择了香港发小推荐的私人诊所。Lin是少数自愿打HPV疫苗的男性。他在做HPV的功课时发现，男性感染HPV病毒同样普遍，出于对妻子的负责，即使有了固定伴侣，也尽可能堵住任何小概率风险。

2016年3月，考拉和Lin一起在香港的诊所接种了第一针HPV疫苗。同一天，他们联系了在香港保险公司的朋友，购买了两份重大疾病保险。在接下来20年里，两人合计每年给保险公司缴费约5万。

2016年5月，他们接种了第二针疫苗。在诊所候诊时，无意中翻到了乳腺癌基因筛查的宣传页，标价6500港币。他们考虑到基因测序的成本逐渐下降，6500港币的市场价并不便宜。但是，回去之后就念念不忘……

到了10月份，两人第三次从杭州去香港打疫苗时，考拉最终还是在那家诊所做了乳腺癌基因检测，得到了“未携带风险基因”的简单结论。

“当时确实是肉疼了一下。但现在想着花钱买个安心也很好呢。我曾经做过乳腺结节的微创手术，Lin就担心后续有病变。”她说。

他们曾经看到一张“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右上方“保命的钱”占比20%影响了他们的财务观念。

“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来自网络

去年，两人在健康上的消费项目有HPV疫苗、基因检测、重疾险，以及一年两次体检、健身私教和购买营养补剂，加起来大约八万。

今年，考拉打算要一个孩子。上个月除了常规孕前检查外，额外花了约1000元做了地中海贫血基因的筛查。考拉说，在怀上孩子之后，她会选择去香港做孕检。此外，因为不想牺牲自身的职业发展，他们计划去美国“考察”冷冻卵子和精子，保留35岁之后想要二孩的可能性。

在银行工作的李悦也一直在购买单位的商业保险。每年，补充医疗险、意外险等加起来4000多。不少人在购买机票时，都会刻意删掉20元的航空意外险，但是对李悦来说，“一整年的航空意外险我都会投”。

去香港打HPV疫苗并非孤立、突兀的冲动行为。它是镶嵌在一整套消费链上的一个环节。正如考拉、李悦等有风险意识和理财习惯的职业女性，往往都有其他健康类消费。

如今，人们对安全与危险的感知，被政策、经济形势甚至空气质量等个人无法掌控的因素搓捻着：一个新政能绞杀怀揣全部积蓄买房的家庭对未来的愿景，又一个新政能让一块无名之地成为众人垂涎的金矿；热钱迅速吹起一个个新的行业，把传统、稳固的格局戳得零零散散；而雾霾则迫使很多家庭不惜代价地迁徙，在陌生的文化中重构生活。

 “人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情。有武器能保护自己就得用”，考拉说。或许，健康消费就是我们在风险社会中的一身铠甲。

2006年，第一支HPV疫苗在美国问世。到现在，疫苗已经在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上市。名单里没有中国大陆。

直到2016年7月18日，英国葛兰素史克宣布，其生产卉妍康 （Cervarix）获得国家食药总局的上市许可，有望2017年在国内上市。

然而，已经迟到了十年。

人们往往对抽象的数字无感，但背后有残忍的现实：2006-2012年间，因为9到15岁的女孩未能接种HPV疫苗，可能造成未来中国约21万女性因为宫颈癌而死亡。如果疫苗及时上市，她们是可以活下来的。

因政策和审批标准等因素造成的十年的空缺，滋养了一些暧昧不明的产业。

江苏的一家美容院自2016年3月起开始在朋友圈向熟客宣传HPV疫苗。与他们聊天时，他们暗示自己的进货渠道是香港，价格能比香港便宜五百到七百。疫苗在熟客中非常火爆，最近都断货了。

该美容机构朋友圈画风如下：

在豆瓣“拒绝妇科病”小组，能检索出美华、沃德等私人医院曾经或正在提供未获批的HPV疫苗服务，三针价格达一万二千元，比香港的同类疫苗价格高八千多。

然而，疫苗对冷冻和储藏要求非常高，走私过程中很难保证严格的冷藏环境。何况普通美容机构并没有打疫苗的资质。纵使他们没有用假药欺骗消费者，在漫长的邮寄或私下携带入境之后，真能保证成效吗？ 

今年3月11日，在广州的第三届妇产科HPV国际论坛上，传来国内HPV疫苗上市的最新消息：国产HPV疫苗在进行三期临床试验，预计不久将会投入市场。

但上市并不能一劳永逸——最迫切需要HPV疫苗的，是卫生条件不足、暴露在高危环境中的人们。但是，由于宫颈癌不是急性传染病，即使上市，短期内政府也不会进行补贴或纳入医保。绝大多数人可能无力承担。

而对于有支付能力的人群，他们早已不需要依赖国内的医疗水平和效率。他们有更洁净的信息源和更丰富的选择。

“尽管大陆医疗价格相对便宜，但是医疗资源紧张，医疗体制不够透明，报销范围也狭窄。有渠道的内地中产会选择去香港、日本和美国等地理位置邻近、签证方便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求医。” 

Will在香港读完硕士后，选择留在当地一家保险公司。他的客户主要是30岁左右年收入20万以上、一二线城市的南方人，女性和儿童远多于男性。 

Will说，现在有很多医疗公司帮助客户预定国外的医院就医，包含预约、翻译、机酒、旅游等一系列增值服务。

海外医疗产业包装了各地的“优势项目”：去服务见长的日本做精密体检，去药价低廉的印度治疗丙肝，去医疗水平发达的美国做肿瘤手术……

图片来自携程《2016年在线医疗旅游报告》

健康信息和资源上的不对称，逐渐在不同个体的命运上，悄然刻出了边界。

Judith是一名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女孩。三年前，22岁的她去德国一家诊所体检。在诊所的墙上，有一副醒目的宣传海报，上面写着：HPV疫苗可以预防例如宫颈癌这样的严重疾病，详情请询问诊所医生。

她看到宣传海报觉得“呀，还能防癌！”于是心动了，在体检时顺便问了问。德国医生一脸惊讶：“啥？你还没打过？？？”

在德国，HPV疫苗普及率非常高，小孩通常在9-16岁期间就已经接种了。当地有一些保险能覆盖27岁以下接种HPV疫苗的费用。但由于Judith当时不太了解这个行业，她自掏腰包，从药店里买了疫苗，用冰袋装着去诊所找医生打。三针共花了330欧元（约2400元）。

从此，她就开始向女性朋友推荐了。有走得近的中国留学生，她会告诉她们有关信息。那些聪明、胆小以及比较焦虑的朋友，特别容易接受她的建议。

李悦也是被类似于Judith这样在境外留学、工作的朋友“传染”的。“我周围，在国外上学的上班的几乎都打了。在香港、美国、新加坡上学的朋友，很多都是有医保覆盖，免费打的。”她说。

而考拉得知在香港工作的闺蜜全家都去打了HPV疫苗后，就和丈夫琢磨这件事。在他们第二次去香港打疫苗时，还带上了她的表姐。随后，表姐又“安利”了几个同事……

“去香港打疫苗”是一个非生活必需的信息，它的扩散过程能晕染出这样一条轨迹：受境外朋友的影响——自己去打——推荐给亲友或同事……一个交织着开放观念与信任的人际网络，就这样渐渐成形，并向外延伸。

和父母一代以及留乡生活的同龄人相比，考拉他们的交往脉络不再困囿于血缘、地缘之上的亲属乡邻关系。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上，更多地被卷入业缘关系（同学、同事）和趣缘关系（共同兴趣爱好）里。

而又与身在事业单位和国企的年轻人不同，考拉们的同事和朋友非常多元，蔓延到不同的国家和各类职业身份，并从现实空间穿破了“次元壁”，抵达了虚拟的网络世界。

他们的人际交往结构，是五光十色的琉璃砖砌成的。在信息的新鲜度和人际关系的多元性上，他们是占据优势地位的人群。

“收入反倒不是特别重要的因素。只要年薪十万左右，疫苗的钱就不是负担。”考拉的丈夫Lin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