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平的 | 三明治在地计划

文及摄影 | 赵景宜

七月，在上海最热的时候，我跑去了重庆。

第二天清早，我和朋友们去了通远门。古城楼上，有人坐着喝茶，有人打着太极，他们在享受着为数不多的平地。茶摊老板娘过来倒茶，每人六元，免费续水。她说，生意刚做几个月，为了生活。

“不像别的，茶水不需技术。” 她指了指前面的小面摊，“我亲戚开的。” 重庆人也爱喝茶，走进公园，经常能碰到闲谈的中老年。相比于成都的龙门阵，前者更讲究“茶”，而重庆人更在乎“喝茶”。这也是重庆人的性格。

我碰到一对中年人。他说今天正好来这谈些事情，“重庆有九个城门，这是唯一的陆门。” 打小，他就住在这块，很多东西都有了变化。除了妇科医院和城墙，还有一处垃圾堆外，这里什么都变了。

其实重庆有17处城门，从蜀汉开始，明代基本成型，1929年拆毁。历史总是复杂的，重庆有太多的变化：巴南古都、长江码头、抗战陪都、直辖市......当地人也很难把自己的历史讲清楚。外界的事情总让人疑惑，倒不如耍自己的事，多了解些辣椒的品类。

当天，我吃了一种灯笼椒，一口咬到口里，带微辣的汤汁让人满足。我有些沾沾自喜，等朋友带我吃火锅，直称不太怕辣。红汤滚滚，酥肉、鸭肠、豆腐，几口下肚。我没有吃出到记忆中的辣（急地蹦蹦跳跳，连嘴唇都不舒服）。但获得了新的体验，辣味好像变成了抽象的符号，打进了我的体内。我四肢发软，冒着冷汗，看着水蒸气从锅中不断冒出。

“我得走了。” 我说道。

地铁送我回家，它有时跃出地面，穿行在楼房之间。这让我能朝着窗外看，长在山上的高楼，嘉陵江水面，以及一辆汽车从我眼前驶过，马路和轻轨线此时几乎平行。这些都能代表重庆，迷幻、密集与空旷、摇曳、雾色。

乘客们，七星岗站到了。

只有在重庆，我才喜欢坐地铁。在非高峰时间，车厢感觉像移动的麻将店。

许多人在聊天，有的还拿着摇扇，闲适极了。地铁常会露出地面，过江穿楼，迎接着日照。某种意义来说，重庆的轨道交通更像独立存在的，环绕在城市里，与它共生。不像其他地方，地铁线如钉在了城市般。

三明治重庆在地成员采访“棒棒”

但在站厅，体验并不太好。很多乘客都没有交通卡，无人售票机总处于排队状态，即使是这样，很多机器也处于“暂停服务”状态。我投下五个硬币，不巧都被卡住了，工作人员要我去服务厅，我换到了一张票。在队伍过长时，会有人引导，“往前走，服务窗就可以买票”。

这也许和“外来人口”有关，就像长江一样，重庆是一个流动感的城市。从行政来讲，它有8.24万平方千米。重庆主城区只是其中一个很小部分，它散布着38个区县，常住人口多达3000多万。从城口县到渝中区，坐大巴车就得六小时。

除了游客外，拥挤在站厅里排队的人，大多来自这里。从许多生活习惯来说，他们和重庆市人还有些差异。我在虾米音乐听GAI的《天干物燥》时，看到了下面的评论：“重庆话一点都不标准，区县口音吧?”

在九十年代，重庆有多达30万的“棒棒”，他们大多都是区县人。随着市区交通日益方便，棒棒们几乎消失了，留下的多为五十多岁的人。我在路上遇到一个棒棒，穿着黄色的广告衫，坐在地上等着活。他说，生活费花不了多少钱，五百块就能付每月房租。坐在他旁边的同伴稍年轻，四川人，几年前开始改沿街收废品。他的小孩在当地读大学，他告诉我们：“很少来看我的。”

他们脚下都穿着绿色布鞋，二十块，每两个月就要换双新的。棒棒说，一天能有十单就很不错了。我没有问每单能赚多少钱。有天，我在街上看着一个棒棒背着三箱空啤酒瓶，一共36瓶。想一想酒瓶的成本，能赚多少显得很直接。

这些异乡人在构成着重庆市。走在街上，总能看到小贩挑着新鲜的水果，不论男女，皮肤都被太阳晒得黝黑。有几次晚上，从两路口站下车，小贩们会聚在站厅里卖水果。我买了一斤无花果，五元，新鲜又便宜。

离这不远处，有西南地区最高的天际线，热闹的解放碑商圈。看着这些高楼的名字，很容易让人迷失了自己：大都会广场、时代广场、环球购物中心、环球金融中心、帝都广场.....

我提着无花果，沿着中山三路，上上下下地走到了快捷酒店，它在一栋公寓楼的下面。进了屋，我赶紧关紧门窗，打开了冷气。酷暑与嘈杂声被关在了外面。

从这一次算起，我去过四次重庆。最早的时候，还没有通动车，硬座火车要坐十六个小时。车开到宜昌后，基本都在山洞中穿梭，手机常无信号。

去年，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坐船去了趟重庆。2012年，长江客运全线停航。如果要搭船，只能选择游轮，三峡游早已成为成熟的旅游产品。不久前，我刚好采访了《长江图》导演杨超。他多次沿江旅行，告诉我：“你可以逃离到唐朝，你看到的三峡那段的江水和夜晚时的月色，和李白、杜甫看到的是一样的。”

带着这种想象，早上九点多我登上了船。码头在秭归县，三峡大坝的上游，这省去了好几小时的过闸时间。船要开上一天，经过秭归、巴东、巫峡，最终下午六点多抵达重庆奉节县。

船上的乘客都是参加两天一晚三峡游的旅客，他们目的地是白帝城，第二天早上经由公路回宜昌。我和朋友是唯一的散客，不过一整天并无行程，只是坐船。舱内冷气充足，我们加钱买了卡座，靠在柔软的沙发上，吃些烤肠与草莓冰沙，两边的荒山从窗外驶过。

太阳不晒的时候，有人会走到甲板上，对着远处的山、过往货轮，手机咔嚓一下。最多抽一根烟的功夫，便接着回到充满冷气的舱内，如此往复。坦白说，一路景色几乎是重复的，无尽的荒山，鲜有人烟和房屋。

偶尔，能看到一片黄土泼洒在山面上，导游会介绍，这是某年某月发生的重大泥石流。一天之中，也会经过几处县城，它们都很类似：一片视野可及的山头，房子长在了上面。我总能看到正处在修建的楼房，总会有不真实的感觉。这时人们出来，举手，手机对着咔咔。除此外，还能吸引人的还有，船开始驶过巫峡、西陵峡时。

这是我碰到过最寂寞的旅途了，江水几乎静止不动，没有波涛，船上的人也出奇地安静，好像整个世界都已看过了一样。在水底下，有许多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沿江的古栈道，以及长江三峡也曾有过的波涛汹涌，藏在了十来年前。

我们推得更远些，也是因为无尽的荒山，和急湍又危险的三峡，让重庆成为了重庆。简单来说，这些得以让川渝地区形成自己独特文化，朝天门码头则成为开埠后的城市中心。

当然，这些都是旧故事了。

如今，去朝天门成了不讨好的事，可以说是渝中半岛的交通孤岛。

五年前，我第一次去这儿，就看到工地围挡写着“来福士广场”，以及计划开通的“朝天门地铁站”。这一次，我旧地重游时地铁已经还在建设，几栋高楼已经建好，处于外立面施工中。在建筑外围下，只留有一个车道，往下坡去就能跳进长江了。

真让人捏一把汗。码头上，停靠着大型邮轮，最远的会开往到洞庭湖，极少会开往上海，都是动辄几千元的旅游项目。有很多观光客，会花15元坐船去洋人街，离这儿十多公里的大型本土游乐园。如果你想去江北，车票只需一元，不过每小时一班。

不同于武汉与上海，轮渡在重庆几乎没有实际的交通意义，就像热门的过江索道一样。与此同时，重庆主城区有13座长江大桥，28座嘉陵江大桥，数量远高于称有“万里长江第一桥”的武汉。

在朝天门，有一个叫做重庆城市规划馆的地方，我为了乘凉进去参观。进入第一个展厅，里面出现第一个人物雕塑是个女人，上面写着“巴寡妇清”。《史记》只记载几十个字，大意讲的是：这个有钱的女人，给秦始皇捐钱修建了长城。我很惊讶，重庆这么早同中原地区有着紧密联系。

“巴寡妇清”，重庆长寿人

从武汉坐动车到重庆，出了湖北地界时，要经过好几个站。当停靠在涪陵北站时，我特意往窗外看了看，天空晴朗，还有一条在地图上无名的小河。何伟写的《江城》里的故事，就是在这发生的。那时去重庆市还得靠飞运。

奉节也离朝天门很远。去年夏天，我和朋友下了船，太阳几乎快要落山了。在这个光线下，长江很美，靠着两侧安静的山。肚子有些饿了，我们点了当地的沸腾鱼后，就叫车去了城区。

这个在山上长的小城，实际上是为三峡移民准备的新城，消失的老城是少有的平地。在《三峡好人》拍摄时，水位还没上来，他们拍时人们正陆续移民，一直到水涨至奉节新城。制片人王彧说：“以前的长江非常暴躁，现在的长江三峡像一滩死水，没了个性。”

十点多时，我就走进了奉节县的夜色，去了人和街。餐厅、副食店都没打烊，台球室、KTV的霓虹灯闪闪发亮，吸引着年青人。我去了一家很大的超市，感到渴：我喝了好几种天友牛奶，但依旧感到口渴。在人民广场，几乎能看尽奉节县城，感觉非常巨大。但实际上，你可以上任何一个摩的，花上六块钱就能去你想要到的地方。

我入住了当地一个老牌酒店，网上预定200元起，我直接问前台标间多少，她说100。第二天，我跟朋友说：你知道为什么这么便宜吗，因为这里发生过凶杀案，就在这一层的最右边。朋友真的信了，出租车司机也说道，“好像我也听过有这事儿”。

我发现，这儿离长江非常遥远，天气炎热也无人游泳。同样遥远的，还有这种小城离朝天门的距离，早无客轮可坐。你需要先坐大巴去万州，沿途都是绿油油的山路，时而越过河流。最后，搭班渝万高铁，花上一个多小时去重庆市。

每次去重庆，都会去见一个老朋友。他租了一个门面，同时开副食店和麻将馆，在人民支路。

其实，我们对彼此不太了解，只只言片语过。他总是问我： “一个人耍有什么好玩的嘛？” 、“多些人一起玩嘛，两个人有什么好耍的？” 、“你是不是每年都要来重庆啊？”

老板精瘦，穿着带着花纹的衬衣，留着平发。他从来都不打麻将，觉得太麻烦了。他递了一只烟给我，这时来了一个女人要泡面和开水，“没有开水”他说道。人走了后，我指了指门后面一排的开水瓶，“太麻烦了”，他吐了一口烟。

副食柜上有个相册，几岁的小孩在微笑。他说，十几年没有出去耍了。我很少看到他和其他人说话，尤其是同龄人。第一次来时，他和一个十来岁小孩打着羽毛球，显得很开心。“我们是朋友。” 他当时告诉我。

“每天呆这儿无聊吧？”

“你说呢。”他又点燃了一支烟。

我没有回答，想到了第一次去重庆，当时去了罗汉寺。寺庙外就是高楼，《疯狂的石头》来这取过景。有个法号叫觉慧的和尚，微胖，人看起来平和。他问我：“你在想些什么哦？” 他看着我，友善，但总觉得就像把我看穿了一样。这个和尚好像能看到人内心里的羞愧、渺小与怯弱。“没什么。”我说道，便离开了寺庙。

面对这样的目光，我多少有些胆怯，那时才十八岁。我刚念大学，放假时买到一张去重庆的站票，车厢里塞满了人。十六个小时里，几乎很难挪动脚步。只记得天快亮时，火车终于快要达到重庆站，透过窗外，能看到山间的雾气，这是我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

在那之前，余华写的短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就让我向往，我想走出教室。今天，我又重读了一遍：“父亲转过身来温和地说：‘不，是让你出门。’‘让我出门？’‘是的，你已经十八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

几年过去了，我重新看待重庆，感觉它正在慢慢失去自己。我也变得年长，新鲜的感官也在变弱。下城的十八梯基本已经拆毁，往下俯瞰再难找到破旧的吊脚楼，人造的洪崖洞如虚构般杵在江面旁。许多本地人开始搬到江北，地势更为平添，尽管生活依旧追寻安逸，空闲时来个夜啤酒。

在较场口，我见到过一个外国女人走在石阶上哭泣，不远处夜宵摊生意正好。“嘿，这里可是都市，在房间里哭吧。” 我默想。我也在想，这个开了十多年副食的男人，会不会有天突然搭上地铁三号线，在江北机场买张票，渴望自己也能够飞出去。

同大多数观光客一样，每次呆过几天后，我就离开了重庆。

嘉陵江开始变得脏了，它会汇入长江，长江会顺着东流，这会一直重复着又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