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太逼仄的地方——自然也有豪宅，半山上低低矮矮的，有铁栅门、狗，停着豪车；更多是西宝城这样长进天里去的富人区，楼宇间挤出曲折的小道。我曾看见自己喜欢的翻译课教授从西宝城里头走出来，瞬时有了今后自己也可以如此飞黄腾达的错觉。不过大部分时候我不喜欢西宝城的存在，它让我每天上学都看不见天空。
我的本地同学Brian也很讨厌西宝城，他的理由很实际，他说从地铁C口出去看见西宝城那些住民，都是一副趾高气昂看不起人的嘴脸。“了不起啊了不起啊？……”这个笃信佛教的男生甚至要非常世俗而市井地说起粗口来了。
他一家四口人刚搬进政府补贴的公屋，尽管要坐近一小时的地铁来赶早课，他依然觉得自己家是最了不起的。“我也更喜欢你家，西宝城有什么好的。”我说。不过这时候他又有些戒备地看着我，好像我在讽刺他一样。
其实异乡人如我在香港，有落脚之处就万分感激，没有嫌贫爱富或是“嫉妒使我丑陋”的必要。我住在一村的何东夫人纪念堂，已是第三年。深夜，我十八楼走廊尽头房间里微弱的光亮，与西宝城的灯火通明遥遥相对——不知富人们在做怎样的娱乐或是为投资的苦恼而深夜不眠呢，我只是囿于一方屏幕庸庸碌碌的矬人，我这一丝光亮很快湮没在不夜灯里。
住舍堂的特色之一就是，每一年都要经历一段不短的，即将漂泊的恐慌。倘若与楼友关系不佳，或是参加活动少了，舍堂的学生代表们抬手就能把人“踢”出去，嘴脸都是很不好看的。
但有时候也有过于妖魔化的说法，让新来的学妹们听在说我已经大三时瞪大双眼，好像我成功熬过了怎样难忍的折磨与凌辱一样。上学期L堂和S堂爆出“下体滴蜡” “生殖器抽打头部”之类的“欺凌”事件，在内地一度被顶上微博热搜，由此牵扯出许多对港校舍堂文化的讨论。如本地生中的“仙制”，如四年级的“大仙”由于资格老，对舍堂的贡献更大，地位高于二年级“小仙”，也由此有了欺压“小仙”的权力。但我询问了几个本地同学，他们又说欺压并不存在，网上曝出的视频是学生自己玩闹过头。如此众说纷纭，事件难以定性，在学弟妹们的嘴里越传越变味，老学姐们竟不知道说什么，只能苦笑。
如果要对舍堂做一个相对规范的介绍，那么以何东为例，特色就是繁多的活动，和每月一度的咨询大会。内地生的第一年是保证住宿的，但由于宿位有限，学生需要积极地参加hall内、楼层内的各种活动来得到下一年留宿的机会。又由于香港独特的民主制度，舍堂学生会会定期开展咨询大会（campaign），让宿生能够更好地提问、质询、提供建议。为保证宿生的充分参加，每人进出会堂都要签到，每场大会必须坐满三小时，否则会影响最终参与度的评分。
这是看似合理、甚至理想化的做法。但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在本来就对大部分舍堂训练队缺乏兴趣的情况下为留宿强迫自己，是非常不舒服的事情。而咨询大会多用粤语进行，很少有人热心用普通话或英语提问，内地生常常是闷头玩手机坐到凌晨一点。于是这样每月一度的“民主评议会”被内地生戏称为“何东大姨妈”。
而我大一大二所做的事情，就是每日对楼友微笑，加两到三个训练队，高桌晚宴全部出席，每月一次听年度咨询大会听到凌晨一点……而已。这里的舍堂文化要求你搏劲无悔，要求你团结友爱，歌颂文化多元，但就是不要求你多去图书馆好好读书。有时候上课上出天地连堂，回来的时候只想睡觉，却被楼里的代表拉着去一起吃晚饭聊天。所有这些打上“想留hall就得做”的标签，便是一种负担了，更何况是一句粤语都听不懂，却还要坐在一旁尬笑的负担。一言一行都要拿来评分，因此胆小如我从来不在进楼的时候如本地同学那样喊着“返唻嚟”，而是悄无声息地踮脚溜进房间的。
房间是双人间。室友也是大陆生，算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让我在冷漠的楼里还能感到一些温暖。她爱酒，每天睡前一杯红酒助眠。我们是十九岁经历浅薄的人，却还有两人都不开心的时候——比如她的前女友找了男朋友；比如我男朋友的前女友真他妈太好看了……这时候她会拿出二十度的波特酒。我曾经接近喝空一瓶，一边看1988一遍发微信给我妈，问她我要是没有出息了怎么办，要是我大三告诉她我觉得自己选错专业了怎么办，我真的读不懂理论怎么办……此时适合苦情地流眼泪，但顾及室友，都生生吞进肚子里了，只戴着一脸眩晕的笑意。这时候就会想，还是该有一间单人间，死在里面都没有人知道的那种。
一个完完全全属于我的空间真是难找。我到哪里都好像《花样年华》里，张曼玉进了梁朝伟的房间，外头一有人，就出不去了。明明还没生情，手脚都没有动一下，但好像就是作了不正当的事情一般。我和男朋友出去约会，亲吻的地方都没有——香港是没有树林的。地铁上倒是可以，不过微博上自从有人偷拍嫌弃连续亲吻四站的情侣之后，日渐有了亲两站也要骂的，亲一站也要骂的，亲一下也要骂的……凡有目光的地方就有抬不起头的人，也不是因为心里有鬼，只是被看着就是弱势的一方了。看是一种权力的行使，投出目光本身就是审判。
居无定所的另一恐慌，就是没有资格买书。大一的时候，赶上三联书店特价，一本十几二十港币——读没读是另一回事——搬了几大本回宿舍，满心欢喜地镇着架子。后来放假，打包，一个纸箱里装的全是书，一使劲推不出三公分，只好踢着在狭长的走道上走。觉得拥有一架子书是价格最为低廉的快乐，实在是一种年轻的乐观。而换房间尚且如此麻烦，我也因此打消了一大半搬家的念头。
以前七楼有一个和我关系很好的女孩子，我叫她law神——在港大读法律一定是最最最大神的人物。我每天坐电梯下楼，电梯要是停在数字七，我就很期待开门看到她，顺便约完当天的晚饭。她是爱图书馆胜过一切的人，在舍堂自然住不了太久，今年刚去西营盘高街租了单人间。
“高街闹鬼。”她带我去她家玩，是日暮的时候，街灯还没有开，深夜营业的酒馆也没有开，暗沉沉里她就这么淡定地说，“要么我给你细细讲讲？”——其实有生生死死就有阴阳两界和冤魂，而哪片土地上没有过生死呢。“因为是高街上，又是唐楼嘛，所以租金便宜了很多，水电也花不了多少……”她这一离宿舍，就好像真正走进生活里去了一样，半年前还很小女生地怕下雨打雷，现在倒学会自嘲与鬼为邻了。
房间不大，一张床占了大部分，书桌衣柜偏偏地堆在角落。我看见架子上有两三排口红，各类品牌、大热色号都很齐全。我本来不喜欢口红，却突然觉其可爱了——law神说每天在智华熬到深夜，回去之后实在是读不动闲书，那时候她就对着镜子涂口红，涂了擦了涂了擦，擦不干净就层层叠着，涂上半个小时，然后洗澡睡觉。
拥有一架子口红才是最便捷的快乐呢，搬家时一个小袋子，一把抓地带走。真轻，身心上的轻。law神说，这是漂来漂去的时候很适合的快乐。
她劝我别买纸书了，没家就别买。她说了一句有趣的话：“无谓的厚重感限制自由。”
我和课上的local同学之间少有学业之外的交流，凡能多了解一点点，都得感谢德语课上的课堂展示。那一学期的要求是介绍自己的家。Jason课前请我帮他修改稿子，我说：“厨房的东西肯定是放在厨房的架子上，你这里写Schreibtisch 肯定是不对的呀。”他说不是，他家的柴米油盐就是放在他的课桌上的。
我猜任何一个看过《一念无明》的人都会记得阿明的家。上下铺，收起的小桌板，公用浴室，邻里间没有秘密。我把它当作电影的一个背景、元素，而非一个人真实的生活——看了Jason的讲稿才意识到，能有一张伸得直双腿的床是香港多少人的梦想。Jason一家四口住在湾仔的一栋大厦内，本来是四五十平米的“豪宅”，内部再千隔万隔隔出狭窄的两个房间。他为了家里能敞亮一些，哥哥能找女朋友，决定申请二村的舍堂。作为本地生，家离学校距离上又完全没有优势，他整个人都扑在了手球里，运动到二、三节椎间盘突出，换来自己四年在舍堂里能有一张床。
同楼有个女孩，Alex，在舍堂里也很是积极，历经万难竞选上了hall庄（舍堂学生会）。有一天她突然在群里告别，说家里付不起宿费，要退庄退hall回家去了。我对她的印象是一次楼里开会要求互评，我本该是被跳过的人物，结果Alex举手发言，说Sue是非常nice的女生，翻译考试前江湖救急借她词典。告别时她又提起这事。
“小事而已，没必要讲的。”
“帮了很大忙啦。希望明年我能回来住，还能和你做楼友。”
“我么？我大概是不留了……”
“为什么不留？你不喜欢这里吗？那你住哪？”
“那你住哪？”
如果没有law神的搬出、没有德语课，或是没有Alex来敲我的门与我告别，用蹩脚的普通话问我：“那你住哪？”……我大约不会去细想我的住所，细想他们的处境，细心我生活的细节背后都有着怎样一番含义的。
舍堂给了我机会，或者说强迫我，去做一个“住或不住”的，简单的选择。可这个选择背后有很多小小大大的事情。我不知要如何表达对我的舍堂的感情，它给了我落脚的地方，我很感激；我也明白宿位多么有限，我应当去爱这个舍堂，去 “搏劲”， 如堂歌中所唱：“Bring thee lasting glory.”
但也有这样的时候，或许是无意的瞬间。当高桌晚宴时长桌还空了大半，我却只能坐在末端，坐进角落，因为本地生们占座位占足了一长串。当我谨慎着自己的言行怕被挑错的时候，楼里一个女生肆意带着自己的女朋友在公共休息室的沙发上睡觉，厕所的马桶圈上永远沾着几滴液体。当我熬夜到凌晨两点，九点又有课，却必须决定四点要不要和楼友们去吃新兴的早茶。舍堂是民主的，然而早已没有内地生参与的民主，终归还是让一些本地生成了规则的制定者，并自然而然地处在“监察”的地位。他们给大陆生减免了一半的要求，而我们难以承受“被要求”“被评价”这件事情本身。
我也看到一些本地生们别无选择地，在这样的规则里过得如何辛苦。曾有舍堂乒乓球队的同学调侃说，参加活动积极的住hall本地生，学习目标都是过一爆二。但Jason认为这是他的选择，当然部分是出于家里无奈的情况而选。他非常珍视手球队这个家庭，毕业后如果没有工作，他可能会去做手球教练。Brian则非常抵触舍堂，为上学方便住了半年后，他认为是瞎闹腾并自quit了。如今他德语课上分享自己周末做了什么，大体是来回于家和学校，学习和实习，准备政府部门的考试。唯一有一次，那周末降温，他没呆在图书馆。他妈妈在市场摆摊，他去给她送围巾。
也有终于住进单间，不需要为活动头疼的law神。自由的同时，她认为独居生活导致难以自律，很容易睡懒觉。“更何况死在里面都没人知道，多可怕啊，太没存在感了。”—— 离群索居，实在也不是容易适应的状态，她开始嫌我一月一次的拜访太少了。
当何东又一次通知要开大姨妈楼会的时候，我掏出手机在微信上给自己扔了个骰子——单数就去，双数就不去。我于是可以避开选择，同时避开陆港、贫富、个体与社群这些，我臆想出来的命题。
楼里打扫卫生的阿姨在走神，低头撑着拖把站着，一只脚在地上划，见有人来赶紧走开了。我凑近看，原来是水渍在地上画成了一个笑脸——是一个乐观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