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岁的张哲告诉母亲他是一名HIV感染者，却不敢“出柜” | 三明治

文 | 吴楠

张哲忘不了20岁的那碗面。

独自。

人来人往的大学食堂的角落。

那面冒着热气。

用筷子挑起几根，塞进嘴里。嘴失去了动作的意识。大脑发出指令，“嚼”。嘴唇开合、牙齿动作，舌头卷着面，推进喉咙。“咕咚”。吞下去。

面烫吗？汤咸吗？溃疡的舌头痛吗？食堂里面吵吗？

触觉、味觉、痛觉、听觉，顿失。

张哲只知道一件事。再不吃东西，会饿死。

吃下这碗面，距离张哲接到确诊书，不过半个月。那薄薄的一张纸，爱出手汗的张哲捏着时，不到一分钟汗就透了纸。短短一行字宣告：

1990年出生的大二学生张哲在2010年，成为一名HIV病毒携带者。

从未经历过的难捱，来的措手不及。

高烧、腹泻、盗汗。HIV病毒在侵蚀身体的窗口期，耀武扬威。

别的同学忙着期末考，张哲蜷在床上。他甚至不敢连续三天去学校的医务室打点滴退烧。去两天，第三天吃退烧药。学校规定，超过三天病症没有改善，要送去市内医院。

 “你得了什么病？”“你不怕挂科啊？”同学关心他，他恨不得用线把嘴缝上。疼算什么，只怕自己熬不住，吐出自己的惊、恐。

见不得光的事情，一旦见光，心会死。

20岁的少年，在空无一人的宿舍，用被子蒙住头，哭，吃不下饭。

残存的理性挣扎着，“不能这样，要活下去。”

活下去才有希望。

一口、一口，把面吃干净。

身体大汗淋漓。

自此他落下了一个毛病：吃面时，总会大汗淋漓。

有些事，脑子假装遗忘，身体永远记得。

他已经夹着肩膀走路好久了。2017年的初冬，断断续续失业快两年、期间有过两次段短暂工作的张哲习惯了把脸埋在领子里走路。

大学毕业临近，已经服用抗病毒药物两年、不会刻意想起HIV这件事的张哲计划着同其他同学一道，选择通过考试应聘，进入银行或者机场，取得事业编制。

笔试通过，成绩不错、英语出众、外形俊朗的张哲通过面试毫无悬念。

但他放弃了。

“你们去挤独木桥吧，我要去大千世界闯荡了。”他语气潇洒地对满脸狐疑的同学们说道。两年的服药经历，让张哲戴上了一个叫做“假装健康”的面具。只要不摘下这个面具，他可以假装不知道，在同学们眼中，每天都需要吃药，是多么的与众不同。他不敢去想，自己已经没办法摘下这个面具了，这面具早已扎进皮肤、融进血肉、刺进筋骨。

刚确诊为HIV病毒携带者，张哲戴不惯面具，跟自己闹别扭。

坐公交车时，他跟别人一样，握着拉手摇摇晃晃，心里却想，也许这车上就他一个人得了“绝症”。在宿舍，偶尔被纸边划破了手，总会有些慌乱地找纸巾、创可贴。也许同学会不太理解，为何一个男人见到出血的手指头，反应上会有一点过于强烈。

张哲越来越不爱吃药。感冒、腹泻、发炎，能捱过去，绝不吃药。只吃HIV抗病毒药物，习惯与病毒共生。算一种微痛的惩罚与提醒。

上课下课，一个人走路的时间不知不觉中多了。他喜欢独自走路，那面具太重了。舞台上的演员，也不过戴着头饰跳一段舞。他要戴到……张哲也不清楚要戴到什么时候。

在男同性恋交友APP上，有专门为HIV病毒携带者开设群组。加入群组时，需要回答诸如感染时间、药物组合等门槛问题。

在与现实平行的世界里，原来有很多人和张哲一样。每个人都可以在群组里恣意谈笑，调侃生活工作上的小别扭。回归现实世界的时候，张哲无法分别。

社会促使面具出现，人人不想成为少数分子，必然学会与面具共存。

张哲终于习惯，只要不用力掀起面具，就不会疼。可以假装没事。

张哲憋屈得舌头起了溃疡，一说话，嘴里都是甜滋滋的血味。

他上网查询了有事业编制的工作的体检要求，也咨询了有过同样经历的HIV病毒感染者。“就算面试过了，还要经过体检。体检的要求里，写着参照公务员体检。”“在公务员体检里，是要检查HIV抗体的。如果发现是感染者，便不会录取。”病友告诉张哲。

别人总比他多一条路，可选。张哲要放弃的，不仅仅是工作，而是人生的一种可能、一种走向。

图片来源：infographiclist.com

张哲在心里期待着踏上的这条路，真的是他自己堵上的？

20岁，和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的男人缠绵。男人说，“爱我就不要让我带套。”年纪小，好面子。虽然这面子经不起推敲，虽然那一夜既不温馨也无快感。

天真到傻，只隔着一次默许的悬崖。

张哲错在把不计后果当做真爱。

可又有几个人能预测未来？

张哲错在当赤裸裸的歧视没有血淋淋地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永远无感。

事后，他怕。不敢去医院直接化验。他去献血。

如果献血通过了，说明他是健康的。那时，张哲还不知道窗口期内存在对HIV抗体检测不准的情况。

三天后，接到短信，告知血液合格。悬着的心刚刚放下，手机响起来。这铃声和随后电话里传出的话语，炸雷一般，把他的过去和未来一分为二。

那是2010年的夏季，张哲在沈阳故宫实习，担任讲解员。他是为数不多的英文讲解员之一。开朗阳光的性格让他接待了几乎所有的外国观光客。

血液中心打来电时，辽宁省外事办到故宫参观、由张哲接待的几位美国客人已经到了故宫正门。HIV 病毒的消息让张哲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可能看到我登记的资料是在读大学生，对方措辞特别委婉。一再可能是化验结果不准确，再去医院化验一下。”

一次又一次，化验结果都是阳性。

他接受不了，反复央求。血液中心的主任去北京出差，带着他的血液样本上了火车。几天后传来的消息击碎了张哲苟延残喘的希望。

在校大学生成为HIV病毒感染者的比例逐年增高，其原因与不清楚安全性行为有关，更与碍于面子、追求“真爱”密不可分。

中国HIV病毒感染者的学历分布

2015年12月1日百度搜索在第28个“世界艾滋病日”公布的中国艾滋病数据报告

HIV病毒在日常工作中传染的概率几乎为零，更不会让病毒携带者智商降低、变傻变蠢、无法工作。用人单位不会大胆到以此作为不录取的原由，只会简单地给出“体检不合格”的答复。

愤愤不平有用吗？

一气之下他选择在不需要检测HIV病毒抗体这个门槛的五星级酒店工作。

五年内，从前台做起，一直到大堂经理。尽管接受了标准而严苛的工作训练，大堂经理依旧成为他的职业玻璃天花板。

酒店管理工作需要值大夜班，连续工作十二个小时，再休息十二个小时。张哲的肝脏因为数年服用抗病毒药物，已出现轻微受损的症状。他不想再从事熬夜的工作。

宁肯失业，不愿妥协。HIV病毒好像寄生生物，张哲每天都携带着它，与之共生，和你我一样为了生活而奔忙。

张哲有个习惯，算是职业病，大概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遇到尴尬或者不知道如何回答时，小麦色皮肤的他不会脸红，而是发出两声干笑，“呵呵”。那笑声的尾巴还会有点俏皮的上挑。

只有被逼到走投无路时，他会大汗淋漓，额角、脖颈尤其明显。至少要用五六张纸巾才能擦干。

面对失业，如同20岁时面对那碗面。不知不觉间，大汗淋漓。

张哲的目标是拥有自己的一个房子，和一个属于自己的爱人。俗称“家”。

有家之前，流浪。

将病毒植入张哲体内的男人，没有成为他的爱人，但爱上另一个人的能力不会因为感染HIV病毒而消失。

人的天性同样很难改变。比如张哲，天真、执拗。

大四时，张哲迷上一位酷似朱军的舞蹈演员。“他快四十岁，看起来却很年轻。”张哲甚至每晚给他洗脚。舞蹈演员的脚，是最需要呵护的。不到半年，舞蹈演员说要去重庆，提出分手，甚至为了甩开张哲的纠缠，改签航班，提前飞走。

张哲迅速在网上找到一位在重庆的男人，确立了恋爱关系。两个月后，张哲给父母抛下一句“我去重庆了”、和家里就此闹翻，仍义无反顾地追随舞蹈演员的脚步，来到这个有解放碑、洪崖洞，却再也没有初恋的城市。

他依旧独自在市内生活。所谓的重庆男友生活在郊县。半个月，见上一面。有假期时，张哲出门旅行。男友不会陪他。“我们聊不来。”

在云南大理旅行时，张哲结识了一位开青旅的女老板。她每天都在大厅煮茶，住客想喝，便坐下来边喝边聊。“那茶是普洱，生普，好喝得不得了。”张哲就此爱上茶，回家便购置了茶具。

在一起三年多。重庆男友依旧理解不了张哲喜欢喝茶和焚香。张哲理解不了重庆男友总要在只有四十多平的住处频繁收留其他HIV病毒感染者朋友。

重庆男友终于开口，希望和张志保持开放的性关系。

张哲庆幸，在和重庆男友在一起的三年多，他更加小心地保护自己，因为HIV病毒是会进化的，进化的表现是对药物产生耐药性。

下方有艾滋病毒的动态图片

会感到不适的读者可以快速滑过

每一名感染者服用的药物不同，如果不采取安全措施，哪怕是双方体内的病毒载量测不出，也不能保证对方的病毒会进入自己的体内。对方的病毒可能直接导致某种药物组合失效。

如果说HIV病毒是对生命的第一次攻击，那么耐药性就是对生命的第二次攻击。

一生如此的短，又如此的长。没有那么多种药物组合可以与耐药性赛跑。

张哲干脆地结束了似是而非的感情。像当年离开沈阳时一般，逃离重庆。不同的是，这一次他的生活中有了很多朋友，快递回沈阳的包裹中有很多朋友送的礼物，比如一套餐具，或者一个炒锅。反倒是最喜欢的茶具，张哲毫不犹豫地送了人。

张哲不肯面对也不肯说出的那个字，是“怕”。

20岁时，怕因为感染HIV病毒而死掉，后来他知道，如果按时服药，HIV病毒感染者只会减少正常寿命的三年到五年。

27岁时，张哲还是怕。他怕自己喜欢上对方，对方因为他感染了HIV病毒而拒绝他。他不敢说这是歧视，择业上的歧视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需要一个虚假当做自己的护甲。

于是，无论是舞蹈演员，还是重庆男人，都有一个共同点——HIV病毒感染者。

跟着HIV病毒一起溜进来的，是猛地扎根到心里的怕。

回到沈阳一年多，除了熟识的大学同学，张哲只和一个病友小聚。也许是景况不佳，也许是太过被动。就算在病友面前，他也戴着健康这个面具。和病友分手，他等了很久的公交车，索性在寒风里走回住处。走了快一个小时，脚步迈得轻快，呼吸也跟着顺畅。

怕，成了他性格的一部分。最重的那部分。

压着他。

回到沈阳，张哲遇到过心仪的对象，对方主动提出了交往的意愿。张哲怕尴尬，在微信上同对方坦白了自己的经历。当说完感染艾滋病后，对方“死”了。张哲也跟着“死”了。

人真是有趣。20岁时，怕死怕得不得了。27岁时，死过去可以再活过来。“死”掉两三次后，张哲不想谈感情。

没有选择，似乎成了张哲生命中的常态。工作没有太多的选择，感情没有太多的选择，药物组合没有太多的选择。

张哲发现，连药物领取的医院也没有太多的选择。

抵达重庆的前半年，张哲的HIV病毒携带者管理关系依旧留在沈阳，每半年就需要回沈阳一次，去指定医院领取药物。或者请病友帮忙，将药物快递到重庆。当快递公司不再允许发快递药物时，张哲决定将管理关系从沈阳调往重庆。

第一次服药前，张哲是抗拒的。

这不是感冒药、消炎药、腹泻药，吃上几次，也不必严格限制每次服药的时间间隔，只要症状消失，可以自行停止服用。

这是吃进肚子里，就要坚持到死的药——连服药时间都不能随意改变。一旦和服药时间有半个小时的时差，很容易产生耐药性。早上再困、再想睡懒觉，也要爬起来吃药。

HIV病毒携带者需要出门办事或者加班，便需要事先计算好时间，随身携带药物。

如果任性地停止服药，几天后，产生耐药性的可能接近于百分之百。这时必须更换药物组合。而又有多少药物组合是可以更换的呢？

张哲盯着那简单的几片药，迟疑。

医生和自己讲的很清楚。但谁会不纠结呢？一辈子都需要坚持的事，不堪细想。

晚上七点吃吧！张哲对自己说。时间到了，犹豫了，索性推迟到七点十分。然后推迟到七点十五，再然后是……不管了！抓起药片，一股脑地塞进嘴里，吞了下去。下意识地看了看时间，七点二十五。

张哲的服药时间就这样定了下来。

每次换新手机的时候，张哲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更换手机卡或者导入APP，而是设定好两个闹钟：早上七点二十五、晚上七点二十五。

他已经不需要喝水，酒、茶、饮料，甚是空气，都能让他把这几片小小的药物吞到肚子里。

药物是宝贵的。

尽管目前“四免一关怀”政策所提供而药物不是国际上的最新药物，但张哲知道，这看起来很普通的药物，是多么的宝贵。

药物不能多次领取。每一位感染者领取的药物数量受到限制，避免倒卖药物。领取的时候，医院会计算精确到每一天需要多少片。每一位病友手中都不会有多余的药物。一旦快递过程中丢失了药物，张哲面临的是被迫停药，随后而来的是耐药性和更换药物组合。

2012年，张哲开始为调转感染者管理的关系奔波。

本以为沈阳方面在全国联网的系统上发出关系转出，重庆方面进行关系接受，将张哲选择的药物领取医院进行确认，便可以完成的调转手续，耗费了三个多月。

据说，每一名感染者的关系管理，国家是给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应费用的。一个地区的感染者管理关系调出，意味着这部分费用的流失。没有任何一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愿意让本属于自己管理的感染者离开属地。或许也只有在这个时候，被工作和感情抛弃了的HIV病毒感染者唯一一次成为了香饽饽。

张哲去了很多次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办公室，也没有进展。后来，终于被告知，要先办理暂住证，才能办好其他的手续。

到了办理暂住证的办公室，情况并没有改善。

张哲眼睁睁地看着药物，开始倒计时，三个月、到一个月、到一周的药物量，所剩无几，走投无路，几乎绝望。

可以向病友临时借用药物。但谁又会把自己的药物组合轻易告诉给别人，又有几个人愿意冒着自己也没有药物的风险，借药给别人呢？

张哲硬着头皮，对办理暂住证的工作人员说，“您看我也不抽烟，不太懂。您平时喜欢抽什么烟？”对方瞟了他一眼，指了指鼠标旁边的烟盒，“就这个，去买两盒。”

只剩两天的药物时，重庆和沈阳两方面终于完成关系调转。

张哲来不及庆幸，忙去医院取药。

2016年，张哲回到沈阳时，再次开始办理药物关系调转。

这一次比四年前快了一些。但提心吊胆的感觉，没少。

早上十点多，是东北冬季中阳光最好的时间。张哲多半会在这时离开他租住的插间。那个不足十平的房间里，堆满了从重庆快递回来的物品、行李、衣服。唯一的一扇窗，不朝南，没有阳光可以射进来。

这是一幢建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红色砖房。三层楼，细长的欧式窗户。看起来空气稀薄。夏季闷热，冬季寒冷。

租金很便宜，每个月三百元。

张哲买了一只黄头龟，养在鱼缸里。他一直期待着埋在鱼缸底部水草泥的种子能发芽。但那只龟进了鱼缸，便把所有的草籽都翻了出来，吃掉。

他有点后悔养这只龟，它花了张哲70元。

积蓄不多了，但房间里除了他，必须有些活物。

回到沈阳，张哲距离父母近了，联系反而少了。他接受不了太多的束缚，索性在沈阳飘着，也不愿回到农村的家里。

在重庆时，他时常打电话给母亲。他不愿和父亲直接交流。父亲很直白，会把他逼到角落。外婆家的亲戚去世时，他在沈阳，没有来得及赶回去。父亲打来电话，质问他，为什么宁愿在沈阳游手好闲，也不愿回家。

张哲被父亲逼得不知如何应对，一气之下去了吉林，后来去了盘锦。

在盘锦，张哲遇到一个对他很好的男生，他可以开车五个小时把张哲送回农村父母家，怕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连车都没有下，走了。男生可以和张哲吃饭看电影，害羞得连手都不敢去拉。

《春光乍泄》

张哲迷上了这种老派的恋爱感。

男生接受了他是一名HIV病毒感染者。张哲问，“在最生气的时候，你也不会说‘你就是一个感染者，除了我还有谁会要你’之类的话吗？”男生点点头。

半年之后，张哲获悉，男生是有男朋友的。他只是个小三。

咬牙离开盘锦。

张哲不能和任何人分享这些经历。但他可以和母亲谈谈他的艾滋病。

2013年年底，人在重庆。他不知道如何直接对母亲讲，便在电话里说，他得了治不好的病的，让母亲猜。

“癌症？白血病？”母亲猜到第三个，便猜对了。母亲认为，那是张哲在读书的时候，被那些外国女人传染的。

张哲过了半年才知道，母亲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每晚都在哭。父亲问她，她也不讲。

张哲的家境在中国东北的农村里并不算富裕。三口人，每晚睡在同一张炕上。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每次张哲回到家里，服药的时间到了，便自然地去书包里取药。父亲认为张哲一直身体都不好，吃药很正常。

母亲除了关心张哲的身体，更关心张哲什么时候结婚。

张哲敢告诉母亲他是一名HIV病毒感染者，却不敢告诉母亲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还能给母亲留有一丝希望。

THE SIGMA PROJECT的HIV病毒携带者的身份宣言

不管什么事，张哲选择知情。这个过程中，不免伤害自己，甚至是把双手伸进火中。但他不忍心强迫母亲同他一样，把双手伸进火中。那并不是温暖。

这或许是他不愿回家的原因。这或许是他内心深处最大的不安全感。

在沈阳，他可以每天只戴着假装健康的面具，回家以后，还要多戴一个假装喜欢女人的面具。

秘密是墙。保护的同时，产生隔阂。

11月的沈阳，气温在零度徘徊。零下二十度的日子还没到来，零上十度的日子已经过去。让人有些分不清算是深秋还是初冬。房间里的暖气让室内很舒适，更显得室外的冷峻。

浏览招聘网站。投简历。看龟。喝口粮茶。背单词。

沦陷似重力，人生需跃起。

张哲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再被这个社会所需要。

沦陷或怀疑，对张哲而言，并非实际的物质，只是缺乏转身的机会。就像黑暗只是缺乏光亮，歧视只是缺乏知识和勇气。

他只有27岁，从未忘记也不会忘记脸上的面具。忘记是一种有意识的决定，不是无知觉的丢弃。忘记是改变自己的过程，为的是克制愤怒和报复心。

最近一周，天气，风平浪静。气温，冷得不留余地。

前两天夜里，张哲躺在床上，目光避开墙上年久失修留下的污迹、霉斑。

他想了一会屋子外面的世界，公用的洗手间、灯光昏暗的楼梯、枯黄的路边野草、路对面歪斜的招牌与灯箱。然后想着自己应该赶紧睡着。

叹口气。按亮手机。又是凌晨一点。

昨天，他联系了关系很好的女生。今天上午，他用两个小时收拾行李。

65元，买一张去河北的火车票。他投奔朋友，考驾照。

行李不多。2010年以后，张哲不再携带很多行李。越少的外在，赋予他更多的勇气和更久的坚持。

身体很重。他的身体里住过2010年之后每一个冬天的雪，住过大海，住过所有的流浪。

也许更多的技能、更高的学历，会让自己有更多的机会。

如果这机会不会因为HIV病毒而望而却步，对张哲来说，就是幸福。

*本文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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