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让妈妈回到年轻时像林青霞的样子，可她还是老了 | 三明治 · 非虚构短故事

文 | 张睿

编辑 | 龚晗倩

我妈正试图翻过最顶上的窗户进我的房间。

这是屋子里仅有的一扇窗，门被我反锁了。椅子倒在书桌前，撕成碎片的试卷散得到处都是，通往阳台的门为了抵御东北冬天的风寒而封死。

我妈两只眼睛布满血丝，一只脚跨过铝合金窗框，头已经伸了出来，两只手扒着窗沿维持平衡，也方便使力。她的右手再推一次，上身就可以完全探过来了，然后一只脚就能踩到窗户下我的书桌上。接着她会跳下桌子，抓住我，将我暴揍一顿。

她在窗口如同一只即将出洞的野兽，我的眼前早已浮现出胳膊上紫红色的掐痕，像一只被勒住了脖子的鹅一样，我绝望地发出一声哀鸣，颤抖着把门锁打开了。她抽回了脚，身体从窗户里缩了回去，然后从卧室的门走进来……

因为一件小事，她正准备打我。

那一年我读高二。

初中时，去过我家的小伙伴都会跟我说：“你妈妈好温柔啊。”过年聚会时，姑姑也不止一次跟我半开玩笑说：“你姑父总拿我跟你妈比，说你妈多温柔，才是女人。” 

的确，姥姥有四女一儿，数她最漂亮。手机里一直存着张她年轻时的照片，大概不到二十岁，虽然是黑白的，但仍能从眉眼里辨析出一个略微惊艳的容貌，她眼睛看向照片外，自然优美地笑着。

姥姥下嫁给贫农老爷，家境已经颓靡，拉扯供养五个孩子读书更是艰辛，能照一张半身像想必她当时也是非常兴奋吧。年轻女孩儿的眼睛大都是憧憬，这张照片也就成了我和朋友吹嘘“我妈年轻时长得像林青霞”的证据。当我一个人独自和照片里的她对视时，仿佛站在一个长长的时光轴的这一段，回头问道，你知道你将要步入的一生会颇为辛苦而且不会有太多的赞赏和荣光吗？

听姥姥说，妈妈从小喜欢数学，不做农活时把时间都花在研究数学题上。当时姥爷只想供小儿子上学，对四个女儿上学一事横加阻拦。性子暴烈的二姨执意反抗，姥爷才微微松口，准予放行，到了妈妈考大学的时候，情况已经大为改善。她平时学习虽名列前茅，可高考时却连续三次失败，最后去了中专，遇到了我爸。

当我唤起童年的记忆时，总能朦朦胧胧看见一个穿碎花长连衣裙有纤细腰肢的女人。八九岁时，读到儿童小说里形容英语老师“睫毛又浓密又长，像洋娃娃一样好看。”我便对着镜子反复观察，想知道自己会不会是一个“好看”的人。照镜子的那个小女孩儿已经开始认识到，有的人漂亮，有的人不漂亮，这是从娘胎里就决定的，自己没法再改变了。当时我瘦得像野猫一样，三毛一样的蒜头鼻，留着寸头，男女莫辨，只能在对未来“人生”的担忧中忐忑度日。但暗暗骄傲的是，妈妈比其他小伙伴的母亲都好看。

我一直希望，她是最好的样子。        

可日子渐渐混沌起来。

小学四年级以后，我寄宿在姥姥家，渐渐发育的我开始被二姨和姥姥“严格”教育：不能开腿坐，不能脏兮兮的出门，不能不洗脸，不能把汁水吃到衣襟上；末了他们总会加一句：“得从小养成习惯，不能像你妈似的。”

在我迈向青春期的整个阶段，妈妈的身材日益发胖，渐渐地，衣橱里一件裙子也没有了。我一不留神，没看住那个穿碎花长裙的妈妈，当我再扭头时，只看到一个肥胖、邋遢的女人。

有一次回家，我一推开家门，她睡在沙发上，两只袜子褪了一半，帽子一样戴在脚趾头上。腿上盖的薄毯一只角滑进旁边的垃圾桶里，上衣下摆卷进腋窝袖管里，露出一块肚皮，两只手枕在脑后，头发蓬散开。爸爸不喜欢她这样直接睡在沙发上，绒面沙发的纹理里已经穿插着她积年累月“编织”进的头发，清理不出来了。

我径直回到卧室，一摔门，把她吓醒了，没多久又接着睡了。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母亲是得体的、美丽的、成功的，偏偏她是这样。偏偏她是这样。

再大一点，亲戚间的风言碎语也传到我这里了。爸爸对她心怀不满，常常在外人面前训斥她的不整洁。当时的我甚至有些幸灾乐祸，每当爸爸因为仪容这点小事冲她嚷的时候，她总仓皇地把裤腿拿出来，像一只被闪光灯打中的老鼠样神色仓促。

妈妈从来不用化妆品，没有口红，不撒香水；出门时，经常一只裤腿在外，另一只堆在短靴筒口；家庭聚餐时喜欢边吃边说话，总会不可避免地呛着，冲着满桌饭菜咳嗽。

她喜欢把卷纸扯下长长的一截，随手一团塞进手提包，付钱时零钱钥匙常常洒落一地，皱巴巴的卫生纸也会像舌头一样从包里伸出一段。我只在一旁冷眼看着，从不帮她捡。

当其他的女孩子梳着精细复杂的辫子贴着同样体面精致的妈妈一同上街时，我总是远远走在前面，羞于跟她同行。

她的性格就像她发福了的体型一样温润。她在工作上为人温和，不争不抢。家务做得马马虎虎，她忙厨房里的事，我爸负责家中打扫地板，时间一长，却发现我爸用来擦地的抹布比她的擦脸巾还白。

她没有拿手菜，而且不能对她说：“妈，我想吃上次你做的那个炖鱼。”如果她被寄托了这样的压力，晚饭一定做得一团糟。

我渐渐发现了她身上有些不对劲的地方：哪怕是最轻微的期望，她也会手忙脚乱。单位里升职加薪的同事越来越多，管她叫“姐”的人换了一波又一波，可她工作快三十年了，做的还是中专刚毕业那年的职位。

中考结束的暑假，我去她单位找她。从城里到她上班的地方要坐一个小时的车，途经一大片无人居住的荒地，因为是石油相关，所以单位建在偏僻无人烟的油田里。

去油田的路上会经过瓜地，戴着大檐帽的农妇蹲在自己的瓜摊前，前面蜿蜿蜒蜒伸向远方的公路，左右是一望无际的瓜田，画面里只有她一个人，车子即使驶过瓜摊，她也始终盯着——看车窗里的我们。

厂子里有一个医院、一个菜市场、一个体育场和一群石油工人。妈妈的工位上有一台黑着屏的电脑，几只写不出字的圆珠笔，拉开抽屉里面塞了一大堆成团的卫生纸。

我们俩正在考虑开学后选文科还是理科。“你学文科吧，出去读个大学。”她说，“油田子女回来能安排工作。”我看着眼前黑屏的电脑和空荡荡的办公桌，忽然心生恐惧。是的，假如有一天我会坐在这里，如果不喜欢圆珠笔“可以”把它们扔掉，但我“无法”给这空白的桌面上添置新的东西，我“无法”给这个厂子里的生活添置任何东西，这种束手就擒的感觉叫做局限。

就像我八九岁时时对着镜子拼命地寻找一个答案时，面对这张空荡荡的办工桌，我立刻发现了，有的人忍受乏味，有的人生活精彩，当眼看着会被生活的大网捕获时要赶紧走开，这是可以改变的。

她的工位背对着窗户，窗外外面不分天空和云朵，如同一块灰色的衬布，惨白，树枝直愣愣地戳着。

我说：“不，我要学理科。”我想，可能这样就能出去得再远一点？        

她嘲笑道：“你还想去哪儿？跟你老妈一起呆着吧。”        

我正想着“去哪儿”的问题，居然问道：“你小时候有过梦想吗？”这是一个之前从未在我家里出现过的问题。她摇摇头，没啥梦想。

“一点也没有吗？”

“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不想以后做什么吗？”

“你连一点想要的东西都没有吗？”

我变得不耐烦起来。她终于认真想了想：“我那时想的就是嫁人啊，就想要个女儿。”她狡黠地笑着。然后除了家庭洗涮之外就对着这一抽屉的卫生纸和破圆珠笔吗？妈妈，你小时候的梦想实现了啊，但生活让你满足吗？

我把她毫无成就的一生归结于那个时代的原因，那个贫困什么都匮乏的社会，妈妈不可能会有太多的机会做出改变——直到去参加了那场她嘴里一直念叨的高中同学聚会。

那是一群成功的中年人，聊天间得知他们上学时成绩很差，毕业后没上学机会，便下了海，多年的摸爬滚打后都有了自己的公司。

妈妈穿着一个破旧的羊毛衫，胸前一大块油渍格外显眼，她半茬新长出来的白发像掉在脑袋上的饭粒。席间有人问：“老同学聚会你怎么也不染染头发？”这群人的目光都聚集到她身上，她则不以为然，“染了没多久又长了，总弄它干嘛。”我妈说完话，他们的目光自然转移到我身上，当天是一个男同学的生日，众人叫我起来祝寿，我向来拘谨怕生，那些话磕磕绊绊，惨不忍睹。

终于放我坐下后，一个女人向我探过头，她耳朵上带着流苏耳坠，轻轻一晃就如同阳光直射下的溪水，说道：“你跟你妈可真像啊，她上学的时候老师一叫起来回答问题就站着，半天说不出话。”众人哄堂大笑。我顿时感到羞愤难忍，妈妈远坐在餐桌对面，我从这顿七千块的菜肴上方向她望去，两侧是她体面、富有的男女同学，仿佛看见无数个她本该拥有的可能，为什么她是这个样子？

不，我不要和她一样。

都是因为她，因为她上学时回答问题磕磕绊绊，因为她不染头发，因为她非要穿着那脏羊毛衫，因为她落榜了三年，因为她不去创业，才造成了我现在的局面——坐在一群陌生人中间，忍受着对我刚才致辞的嘲笑。妈妈没附和他们的哄笑，默不作声地在阴影里，显得更加佝偻萎缩。

看着她，如同看着一只酸梅核。

到了饭店外我生硬地提醒她下次注意形象，可她却厉声喊道：“一个女的那么在乎外表有什么用？”她一直想和我强调虚荣是种“原罪”，教义则是，一个长得漂亮的女孩儿，会遇到不幸的事。

高考完一周后，我为表独立和朋友去美发店，这是我第一次和打扮靠上边，只有刘海儿上轻轻地烫了一个弯，一路开心地走到家。月光把客厅分成两部分，她躺在阴影的沙发里，我问她刘海烫了弯，好看吗？她说，好看。然后又轻声脆弱地告诉我，爸爸二十天前去世了。

我站在沙发前问：“为什么不告诉我（爸爸出殡）？”

“怕影响你。”

我站在她对面说不出话来，脑子里一直在思考着，为什么她认为能拥有我的生活，并且能替我判断价值，做出决定。我再也见不到爸爸了，这个女人自以为是地隔开了我对他永远传达不到的告别。

“可我只有一个爸爸啊。”

她慌乱地瞪大眼睛看着我。

赶紧离开这里吧，我要到南方去。

如我所愿，那个一直挂在东北萧瑟的荒原里风干的心灵在潮湿温润的成都吸涨了水。

上大学代表着我从家中独立出来，自由探寻自己生活的开始，最先一步是剥离她的影响，在此之前，我“喜欢的”、“渴望的”、“梦想的”，都是她“允许”的。我一边讨厌别人说我和她相像，一边不停地向她准许放行的生活回归。

这种撕裂的痛苦在大学里终于得到了缓解。她从小阻拦我读书，几乎不给我任何钱买书，从报刊亭中攒钱买的《读者》《三联》成了我枯燥少女生活里的文字滋养。但大学立刻给了我无拘无束的自由，米塞斯读书翻译会、柏拉图学习所、西方艺术鉴赏课、台湾文学研究……

成都被称为“天府之国”，芙蓉花恣意地开满街头，学校附近有一个机场、一个高新产业园、一个中心城区。每次给家里打电话时，这一切让我兴奋的事物对她却无从说起。      

这个家面临着一个日益紧迫的问题，谁来接过主导权。我自认为很占优势，十九岁了，上大学了，到过成都，相比起她窝在那个东北闭塞的小镇算是见过世面了。渐渐地，我俩的谈话越来越以我武断的腔调结尾：“你什么都不懂。”

我不让她看我的书，不让她看我写的文章，也不让她了解我。这样也理所应当的激起了她的恐惧。我不停地以一种更年轻、更高昂的姿态向她发出攻击，我想告诉她，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不仅你现在错了，你过去以来一直对待我的方式都是错的。

大三时，同寝室的一个女生的父母来成都看她。她母亲脾气温和，皮肤白皙，虽然也有白发，但都一丝不苟地向后梳起，发梢处烫成弯搭在肩膀上。她身穿红色修身小袄，矮圆形立领，胸下到腰处的布面被抻得没有一丝褶皱，粗跟高跟靴在寝室的瓷砖地面上敲打出好听的咚咚声。所有人都喜欢上了这位母亲，而我紧盯着她的样子近乎失礼。她妈妈把好吃的点心从精巧的硬黑皮手提包里拿出分给我们，可我忽然觉得这里一刻也待不下去，我为一个此刻不在这个寝室的人感到羞愧，直接离去，没有理那位“夫人”想和我打招呼的意图，让舍友感到有些慌乱。

独自从寝室出来，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闲逛，我忽然想起，高二的那一天，她想进来打我，门被我锁住，她就要从窗户里进来。

她怎么会想从窗户里进来呢？她为什么不能等我出去吃晚饭时给我抓住打一顿呢？此刻在我们寝室里站着的那位夫人生气时肯定也会教训孩子，但她绝不会要从窗户里爬进去。我还记得自己当时绝望地叫了一声，是因为认清了“这个就是我妈，对于母亲，我再没有别的选择。”

那天我像一只被勒住了脖子的鹅一样，颤抖着把门锁打开了。她便抽回了脚，身体从窗户里缩了回去，然后从卧室的门走进来，手里拿着我打算给《校园》杂志寄出的信，上面是一个苦苦思索“何为人生幸福”的高中女生全部的心里话，她把信团成一团，朝我的脸上扔来。一方面这是我偷偷买杂志的铁证，二来不该把学习时间浪费在这种“没用”的想法上。

我喊道：“这是我自己的生活，你别想管。”

她则愤怒地跟我喊道：“你是我生的，你的生活都是我的。”

我又更加愤怒叫着：“滚。”同时从桌子上拿起电水壶就往墙上摔去，“砰”的一声，水壶砸到墙上，反弹到床上，又滚落到地上。白白的墙上留下一道常常的划痕，脑中的时间好像暂停了几秒，留下一段空白无意识的时间，像是时空错位，总之不那么真实。

电水壶砸到墙上的声音巨大、坚硬、粗粝，又陌生，这种难听的声音从来没有在我家中出现过。我看着地上不停滚动的水壶和摔断的把手，感到既害怕又愤怒，无助地哭起来。像个小女孩儿一般大声嚎哭，既像发泄也像示威，还有惧怕。

她上前一步，拳头一下一下用力砸了下来，嘴里骂着愤怒的话。拳头落在身上感觉每一下都很疼，也激起了我心里的绝望，我的头脑从刚才扔水壶时就一片空白，这时更是没有了任何考虑反抗起来，同样用拳头往她身上打。我不期望能以这种方式让她停下来，只希望自己能使她更疼。两个人完全没有了顾忌，都拼了命似的打对方，当时觉得自己的拳头越来越狠，再这么下去有可能会打死她，一想到这里我便停了下来。她看见我不反抗了，以为自己占了上风，便更用力的打她，掐得我脖子上、手臂上一片一片的青紫。

末了，她也累了，摔门出去了，我在她身后把门重重关上。门外响起她厉声怒吼：“你再关门！你再关门！”我使出全身的力气狠狠的往门上狠踢一脚，木门浑身巨颤了一下，发出一声哀痛沉闷的响声。她不再说话，我往床上一躺，蒙着被子不出声的哭了，眼泪顺着脸颊流道耳朵里，枕头上，脖子里。她翻了个身，面冲着白色的墙壁，在心里把门外的那个女人杀死了一千遍。

临近毕业，她开始让我关注家乡的招聘职位，好一毕业就回去，我则把关于东北青年人口流失、东北经济下滑、东北老龄化严重的新闻转给她看，用毋庸置疑的语气跟她说：“我不会回去的，再也不会回去了。”她则总是抱有一丝幻想，三番两头告诉我，长春某中学招英语老师，石油又开放职工子女名额，她的朋友能托关系给我找到家门口银行的工作。

大四还没毕业，我找到了一家在北京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工作。北京房租很贵，实习第一年的工资很少，日子不像我跟她说的那么好过。每当工作上挑战袭来，她总要说：“你在外面待不下去的，最多两年，赶快回来吧。”过年时坚决要我回来报名油田岗位，月薪两千，国企，踏实。“我永远都不会去的，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终于所有的委屈、压力和反感向她发泄了出来， “你就那么想让我跟你一样，一辈子什么出息都没有吗？”我想，她要动手就动手吧。        

这一次她挣扎了几下，没入海底，一言不发的看着桌子上的菜，眼皮有些下坠，似乎很吃力地撑着眼睛，脸上的皱纹随着面颊上的肌肉微微动着。她终于意识到，有一张她一直以来想撒下去的网，被我彻底撑破了。

留在北京后，我与妈妈的联系越来越少，上学时一年回家两次，工作后一年回家一次。

到北京的第二年，因为工作过年不能回家，她托着满箱的鱼和水果坐了一夜的火车过来了。我请她吃日料，席间她塞了满嘴的拉面，一根面条从嘴角露出来，眼睛在大厅里寻找服务员，眼看她就要张嘴。我厉声喝道：“别说话，咽下去。”她如同被一根电棒打在肚子上，抽动了一下，开始嚼面条，咽下去之后轻声问我，能不能拿点餐巾纸。                

到家后，她把行李打开，在手提包里翻了半天，拿出一包卫生巾放在我桌角上。“这是你关姨（我妈的好朋友）给我的，说是蚕丝的，很好。”我瞟了一眼低劣的包装设计，“你自己留着吧。”

她微微低着头，目光朝下。“我再用不着了。”我一时没听懂向她扭过脸，“为啥？”

话刚出口，心口就如同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我看见她的皮肤像砂纸一样粗糙，头发齐刷刷的分成两截，从发根起四厘米到发梢是黑色的，但头皮上的发根处却是雪白的，没有一根黑发。她有些不好意思，嘟着嘴，说：“你妈老咯。”还似乎有些愧疚。

我打字的手停了下来，表情上没表露什么，心里好像有一堵墙塌了。我一直幻想着能改造她，重新得到一个有最好样子的妈妈，那个穿碎花长裙的女人可能有一天会重新回来。

可是岁月哪能被欺骗，爸爸去世了，她也老了。

那些企图在她身上恢复那昔日美丽的努力完全击碎了，我竟然一直想的还是打败她——一个被时光认证了的老人。

她就像一条鱼，我一直拖着她，站在溪流旁，对她说：“那里有大西洋，你去看看吧。”或者“那里有美景，你努力吧。”结果流淌着的河流是我无法阻截的，当腐败的树枝掉了下来，把水变得像她衰老的瞳孔般浑浊时，我才知道，我是该放开她啦。

她靠在我的床上，上衣卷起到肚皮，把手机凑近了眼睛使劲睁大了看，说道：“你好好努力，妈还有五年退休，到时候跟你来北京。”

说完还不放心似的开玩笑般问了一句，“你让不让我来啊？”

我仍然坐在电脑前，背对着床，说：“好啊。”便不能再多说一句，唯恐她听出我的眼泪。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我明天给你买衣服啊，我说，不用啦，我给你买吧；她说你要打扮得漂亮点，得找个男朋友带回去啊，我说行啊，找到了就告诉你；她说，妈妈以后给你看孩子啊，我说，好啊，你住我家给我看孩子，做排骨……就这样一言一语的说了下去，她累了，没多久就打起了鼾。

台灯的光照亮了一小片书桌，她睡在阴影里，模模糊糊，像个渐行渐远的影子。

我意识到，宽容的过程是如此缓慢，要十几年那么久。可又偏偏发生在一瞬，好像按下开关，电流顺着电线打开了灯。

我妈和我虽然是两个不同的人生，且必将不再同行，想跨过这沟壑，死死缠绕对方只能崩裂。但我们依然可以走在路的两边，即使不知道对方心里的想法，也不必感到不安。

她在梦中含混地叫了一声，然后翻过身，接着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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