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哪里人？”“广州人、汕头人、地球人。”

阿嫲坐在我的对面，佝偻着，慢慢地嚼着板栗。她脸上的皱纹匍匐蜿蜒，下垂的肌肉吃力地起起伏伏。

厨房里热气腾腾，三姑还在锅前忙忙碌碌。阿嫲抬起手挥了挥，颤巍巍地用潮汕话喊：“三妹啊，来吃饭！”

这是一个平常的中午。我从小学放学回家，抓起勺子埋头扒拉板栗炒饭。突然，阿嫲叫我：“小先啊！”我不情不愿地应了一声，几乎就要猜到她下一句说什么了：“你是哪里人？”

果不其然，又是这个无聊又令人窝火的问题。

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阿嫲日日重复地问同样的问题：你是哪里人，你有什么什么亲戚，你爸是谁，你妈是谁……仿佛每日我们都在初次认识，自我介绍似的。

而最令人抓狂的是，这道问答题，是没有正确答案的。

起初刚从汕头老家搬过来，我听到问题后就用潮汕话一板一眼地回答：“我是汕头人。”

此时她会立刻反驳道：“你怎么是汕头人呢！你住在广州，你可是广州人呀！”我那会不过三四岁，对待任何谈话都严肃认真，便坚持说：“我是汕头人！”

她嘴边噙上了点笑意，故意撇着脑袋逗我的趣：“你不是，我不承认！”

这句话对于年幼的我来说简直是崩溃绝杀。小时候最讨厌被别人怀疑的感觉了：她怎么那么喜欢和我对着干？可又想不出办法证明自己说的是对的。

下一次，我学乖了，知道本题正确答案是“广州人”，于是便换了模式。她一问“你是哪里人”，我就自信飞快地抢答：“我是广州人！”

洋洋得意之时，她出乎意料地皱了皱眉。“你……怎么能说自己是广州人呢？你可是在汕头长大的呀！你是汕头人！”

我不知所措，怎么……答案又换了？

想了很久，也经历了无数轮相似的谈话，我知道，自己被阿嫲戏弄了。

只要回答“汕头人”，她一定会说“你是广州人”；说自己是“广州人”，那她绝对说“你是汕头人”。

后来，阿嫲问这个问题时，我都直接跑去厨房，指着阿嫲大声对三姑告状：“三姑！阿嫲她又问了！一遍又一遍，她真的好烦啊！”

三姑正忙得不可开交，炒菜的油倾泻到锅里，猛烈的热流扑面而来，巨大的爆炸声几乎盖过了她烦躁的声音：“哎呦，你阿嫲，老年痴呆了！”

初中的时候，我成了一名住校生。周末回家，阿嫲还是在饭桌上问同样的问题。

“你是哪里人？”、“你是哪里人？”、“你是哪里人？”……

这时候的我开始慢慢隐忍阿嫲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因为自那次知道了“老年痴呆”这个名词后，我慢慢了解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病，专门吞噬人的记忆。它能让人每天、每分、每秒，都在忘记事情，能让刚刚发生的事件在脑中流逝，如手间的浮沙，断断续续，混乱不堪，而自己浑然不知。

它叫阿兹海默症。

大家提起这个病时都难掩烦躁。是的，很多人家中都有个这样被冠上了“老年痴呆”名号的老人，他们记忆的衰退对亲人来说更是一种折磨：刚收拾完碗筷就听到她坚称还未吃饭，刚提醒她吃药就转头睡觉，刚打翻了汤碗便矢口否认说根本没见过这个碗……

大家更爱把“阿兹海默”称作“老年痴呆”，似乎这能发泄他们被这个病间接折磨的痛苦：是那些活得太久的人痴了，傻了，连自己的记忆都搞丢了。却没人说，这个病魔是多么狡猾，专门挑这些头发灰白，脸上挂着和蔼笑容，走到生命最后的人下手。它有魔法，能让他们依恋上过去；它把“现在”从他们脑中快速地抹去，成为空白。

阿嫲忘了很多事，但始终对她儿时的记忆有着执念。长时间的习惯在她的身上被无限放大，包括这个，只对着她孙女的五字提问。

“你是哪里人？”

捋起校服袖子，手上的筷子不停，我露出一个狡诈的笑，尔后驾轻就熟地回答：“地球人。”

我抬眼看着坐在对面的阿嫲，等着每次她不一样的反应。几年过去，“戏弄”的那个人，已经变成了我。

她常常会愣住一下，似乎是没猜到这个答案似的。

“地球，地球是哪里？”她怔怔地，一脸迷茫。

我指指地板，说，我们站的地方就是地球。就是这里。

她说：“不是这里，不是这里，这里叫广州。我儿子把我接来的。”

我反问她：“那你说，你是哪里人？”

她说：“汕头人。”

阿嫲和我相差七十八岁。

我出生时，她就已经老得不再能带孙辈了。而我爸妈都太忙，只能把我送到三姑汕头的家里，让三姑带我。记得我小时候，爸爸爱带着一家出去旅游，上海、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我把手抬到脑袋上面，就能推着阿嫲的轮椅，一蹦一跳地往前走。但自从她摔倒腿断后，爸爸就不再敢带她出门了，怕再摔着。她在家里成为了一个安安静静，没什么存在感的人，人生中最在意的事似乎就是吃，睡，还有我爸。

早晨有时我去叫醒她，打开房门往往先闻到一股似是死鱼又似是烂苹果的浓重体味（我们称它为“老人味”），猛冲进鼻腔，熏得人几个踉跄，却又无处可逃，只能急急跑到窗边，开窗透气。待她层层叠叠地穿好里衣、灯芯绒背心、毛衣外套、黑色的棉裤，慢慢悠悠地洗漱完毕，拄着拐杖出来吃早餐时，众人已蓄势待发，准备出门赶班赶校车赶买菜。等她吃饱了，家里早已作鸟兽散。这时她又起身，拄着拐杖走三步，到了沙发边上，又坐下来，这样就能窝上一整天，像只不喜动的老猫。唯有冷天下雨的时候，她会颤颤巍巍地爬起来，将鸟笼从阳台拎到室内，怕我家那只虎皮鹦鹉冻着淋着。说起那只鹦鹉，除了乱叫真是一无是处，在家中地位低下，也只有阿嫲还好心关照着他。

她还有个癖好：藏私房钱，非要放在口袋里，手能摸着的，才安心。有时她也会偷偷从杂乱不堪的柜子里翻出一条项链或是戒指，仔细戴上，不让旁人摘掉。

傍晚，我们又陆陆续续从外头回家，带着满身外头世界丢来的喧嚣，灰尘，和明目张胆的疲惫，掏出钥匙开了门。只见阿嫲一个人，蜷在沙发上，依偎着小狗一块儿打盹，呼吸声一起一伏，脚边伫立着那支木木呆呆的四条腿拐杖。猛地觉得，时间似乎静止了——一天一天，时光可能就会这样以温柔怠惰的姿态慢慢过去，宽容这片岁月静好。

因此，最初听到阿嫲进了 ICU 我是震惊的。从小我就没怎么见过她生病，虽然每日懒懒的，动作缓慢，但实际上除了点老年高血压高血糖便秘，也没什么身体方面的大问题。

可那天，她突然被查出肺炎，进了急诊室，然后进 ICU ，又转到普通病房，就再没出过医院。

在病房的那段时日里，她的记忆力已经严重衰退了。每次亲朋好友去看望她，大家第一件事就是轮番站在她面前，凑近了好让她看清，然后指指自己问：

“我是谁？”

阿嫲的眼皮下垂得严重，只能吃力地瞪开一只眼，用浑浊的眼珠迷迷糊糊地瞧着你。想呀想呀，病房陷入一片紧张的沉寂。良久，若是她迟迟疑疑，吞吞吐吐间说出了正确的名字，大家便欢呼起来，直夸她记性好；那个被认出的人则沾沾自喜，高兴自己还在被老人家惦记着。若是说错了呢，大家便懊恼地一拍手说：“哎呀，阿嫲呀，这可是你的 xxx 呀。”她呆呆地，有时也抱歉地笑笑，说：“唔，是你呀，我怎么觉得是 xx 呢。”

大姑、二姑、三姑、四姑、五姑、六姑，数不清的表姑，一连串的表哥表姐、嫂子表姐夫、伯伯婶婶，当然还有我爸我妈，我和我哥，都曾轮番站在她的面前，忐忑地接受她那迷迷瞪瞪的眼神审视。家里人似乎都把这视为了一种游戏，竟也从阿兹海默中寻出了些挑战的乐趣来。

住院一年多后，我升初三，准备中考。周一到周五依旧住宿，但每逢周末都会跟着爸爸去看看阿嫲。她老了好多。缩在病床上，只有小小的一团，竟有点像刚发育不久的胚胎。颧骨深深地凹陷，皮肤褶皱，头发稀疏纷乱，干枯的手上插了各式各样的输液管。身旁床头柜上放着护工用搅拌机搅碎的午饭，是浓稠的米糊，混了点旁的东西，黄黄的，专门给吞咽能力差的老人吃。病房里唯一的娱乐是一台小小的电视，挂在墙上，苟延残喘着，不时蹦出几个雪花点来。

我们走进去和她打招呼。她垂着的眼睛慢慢抬起来，叫出爸爸的名字。有时也能叫出我的。

我们常常和她一起玩她扑克“钓红点”。那是她唯一喜爱也唯一会的扑克游戏，“很小的时候和哥哥一起玩的。”她说。

这扑克游戏规则极其简单，只要把牌凑成“ 10 ”就能得分，但她乐此不疲。以往还在家的时候，她常常发三副牌，扮成三个人，自己陪自己玩一上午。有时在病房里，我也会坐在床上，捧起她的手，掰出她缺力的食指和中指比个剪刀，趁动作还未绵软下去，马上举起相机给我俩自拍。一番美颜相机、p图、加上各种搞笑的配饰贴纸，再洋洋得意地拿给她看。她抬起下巴，很认真地观察一番手机里的自己，表情愣愣的，也不知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更多时候，是爸爸陪她聊天。我在一旁，只是听着，鲜少参与——自从家里再无人操乡音后，我本就磕磕绊绊的汕头话急速退化。虽然仍能全部听懂，但已经没有办法再进行日常口语交流。

只有三句话还记得清清楚楚，“汕头人”、“广州人”、“地球人”。

因为她总是要问的：“小先啊，你是哪里人？”

“汕头人。”我表情一本正经。这段时间，我开始乐于被她戏弄，便故意回答那两个错误答案。她还依旧是那个老套路——只要回答“汕头人”，她一定会说你是“广州人”；说自己是“广州人”，那她绝对说你是“汕头人”。我便故意装作生气的样子，逗她开心。

兴致勃勃地一问一答完，她常常突然沉默下来，头低低的，看不清表情，似是在发呆。许久，她抬头问我爸：“阿弟，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

爸爸握紧她的手，安慰道：“妈妈，你现在住院，病好了就能回家了。"

她摇摇头说：“不是回去那个家。是回去。回赤窖去，回新乡去。”

赤窖和新乡，阿公和阿嫲的家乡。自从摔断腿后，她已经整整 12 年没有再回去了。

我爸愣了三秒，与我和妈妈对视了一下。我们心里都清清楚楚，“回去”，在她有生之年，已经是没有可能。

不过很快，爸爸就回答道：“妈，你怎么啦，傻啦！这里……这里就是新乡呀！你看看窗外，远远那边不是有条河。”他领着阿嫲的手指着珠江，嘴里振振有词：“不就是莲阳河么！还有，旁边这树，喏，新乡屋外头的树嘛，都长这么高了……”

她努力睁眼，随着手指的方向，仔仔细细地看了好一会儿。突然，她撇回头不再看了，只凝视着爸爸的侧脸，认真而温柔地看着，看着。爸爸浑然不觉，还望着外头的景观忘我地口若悬河，她笑着轻轻打断，“阿弟啊。”

“嗯？” 爸爸回头，嘴上的喋喋不休戛然而止。

“别骗我啦。"

此刻的她清醒得不像是阿兹海默。记忆消退十五年多，关于“你是哪里人”，还从未有人能骗得了她。

知道阿嫲去世的那天，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傍晚。离中考还有不到三个月。

妈妈照例在周三下班后带着我最爱的 Family Mart 寿司来学校看我。我按约好的时间走到校门口。我看到学校大马路对面她的银色小轿车，几乎要和阴郁灰冷的空气融为一体。车窗徐徐下降，一只手从里头伸出来挥了挥。我穿过那条空旷的马路，径直到她车边。互相打了声招呼，她“砰”一声关上车门，接过我手上提的袋子——里面是一些学校里穿脏了来不及洗的衣物。

“我刚和苏老师聊了保证班的事，他说如果第一志愿没录还是能回本校读，不过学籍挂在原校。还没和他们讲考国际部的事。”

我点点头说：“等填志愿的时候再说。”

高跟鞋踩在地上哒哒作响，她绕到车后头，打开后尾箱，把衣服袋子放进去。“哦对了，补习班的老师生病，周五不用去补数学了。改成我们和外公一起吃个饭？”我又点点头。

“哒哒哒”，她走回后门，拿出一个塑料袋，“你的寿司。”

“谢谢！”我开心地接过，忙着解开塑料袋的那个难缠的结，突然听到耳畔似乎漫不经心地传来一句：“哦对了，你阿嫲今天中午去世了。”

我捏着塑料袋的手兀地顿住——脑子仿若突然被什么钝器撞了一下。这几个字，我好像根本没听懂。

我曾在脑中想象了一万种“如果阿嫲不在了，场景会是怎样”的可能。我想象过妈妈突然在上课时打学校公用电话给我，让我紧急赶到医院去；想象过三姑和爸爸会抱在一起哀恸大哭，靠彼此的身体取暖；想象过阿嫲的最后一刻我坐在她身边，眼睁睁看着心电图从曲折变为直线，尖叫声，慌乱的脚步声，抽泣声混杂在一起……

可到头来，这句她去世的消息，只是被混在一堆零零总总的琐碎生活闲聊中，用仿若也是在讲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般平常的语调被说了出来。

但在这种闲聊琐碎的气氛下，看着妈妈镇静轻松的表情，心想，我如果眼圈红了，似乎傻傻的，如果失声痛哭，似乎傻傻的，胸腔里心脏破碎的感觉，似乎傻傻的。克制着全身从头发到脚尖的战栗，我看向远处，拼命地眨着眼睛。半晌从喉咙里冒出一样平常而漫不经心的语调：“啊？哦。我没想到这么快。”

说完又突然觉得，不可能，不可能这样冷静的吧。她是在假装冷漠吗？是吗？也可能是因为是站前面前的人是妈妈；而去世的人，不是她的母亲……那爸爸呢？我不甘心地继续问：“……爸爸怎么样？”

“爸爸？没怎样啊，挺好的。”她边说着，边用手指上下滑着微信界面，”你觉得阿嫲去世很意外吗？你上周去看她的时候，没看到她的样子么，很明显已经撑不住了。能挺到周三，已经是很意外。人都九十几岁了，没什么大病，也算是自然衰老去世，是非常好的结果啦。这个道理你爸、你姑还能不知道吗？平常心看待就好！”

从理智上，妈妈说的似乎不无道理；但时至今日我还是没明白这些人，这些和我一样爱着阿嫲的人，能保持这样出奇的冷静究竟是一种刻意的压抑还是对生死的真正看淡。但不论到底是哪种——压抑还是看淡——那时的我，都完全做不到。

因为阿嫲是我 15 年生命中第一个去世的亲人。

听完妈妈那番话，我木木地点点头。马上和她道了别，转头回学校。

走回去的一路，一次都不敢回头。因为告别后，背过身的那一刻，眼泪立刻破堤而下，滚烫了整个脸庞。

我清楚地知道，今晚势必难熬：第一次丧失亲爱的人的味道，将由我一个人尝完，从前菜到饭后酒。我将痛苦而奇幻地体味那种感觉：实体的，摸得着的，活生生的一个人，突然间就永远定格了。从小到大记忆里有她的画面，将变成我拥有的，有关她的全部，从今以后不会再加上一分一毫。

雨下得刺骨，我抱着凉凉的寿司，慢慢穿过马路。周围还有很多学生仍和家长聚在一起，欢声笑语却好像离耳膜很远很远。我狠狠咬着下嘴唇，全身颤抖着，用力不让自己发出任何一声啜泣，面无表情地在他们之间穿过去；眼泪却在脸上肆意流淌。

我心里默默念着唯一记得的那三句汕头话，“广州人”、“汕头人”和“地球人”。

大概再也不会用到了，我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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