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地狱”练瑜伽 | 三明治

原创珍妮三明治

作者练习的瑜伽音乐，可以配合音乐阅读文章

文章 | 珍妮

编辑 | 鸽子

/ 1. 刺激的决定 /

早上七点，温哥华大街上还亮着路灯，我抱着刚买的瑜伽垫，坐公交去卡玛瑜伽学院上200小时瑜伽老师培训。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睡了四十分钟，听到报站，车门打开，尿骚、油腥、大麻味像一盆凉水，把我惊醒。又突然想到，到教室之前，得穿过这些味道，穿过半条后巷，穿过“那些人”，我怕了。

“那些人”大多吸毒成瘾，没有工作，无家可归，整天游荡在市区东边（Downtown East-side）。只要从超市偷一把手推车，或者旧旅行箱，他们就能塞进所有家当，拽到后巷，沿着大垃圾桶旁边，吃喝拉撒，用附近诊所发放的一次性注射套装，毫不避讳地往胳膊里打药，根本不在意自己会不会因为吸毒过量死掉。标准注射套装有一个针筒，两个针头，POCKY饼干一样，装进蓝色小袋子。对于共用一管药剂的人来讲，不换针筒，起码可以换针头，避免交叉传染艾滋。卡玛的门口有时候会散着些用过的针头，橙色接口，耳钉一样细小，一不留神容易踩上去。

不看“那些人”，市区东边是个旅游区。经常有端着相机的人四处跑，因为温哥华一小半十九、二十世纪初的老房子还留在这里。造房子的人死了，现在，房子里填满国立银行、公立医院、世界名校、连锁超市、美术馆、图书馆、昂贵的餐馆；银行白领、跨单车的学生、穿制服的餐厅服务员，忙碌地来去；“那些人”混在其中，很醒目，单看他们歪歪扭扭慢条斯理的走路样子，就知道病得不轻；有些人走着走着忽然停下，扯开旅行箱，从里到外换一遍衣服；或者，几个人为几毛钱的烟头、25分钱在十字路口大吼大叫打起来；几个警察不得不轮番在街角巷尾盯着，没什么事，也得靠着警车喝咖啡。

过去三十多年，“那些人”已经成为温哥华乃至整个北美的经典。《温哥华太阳报》写过一个报道，称这批人占领了DTES（Downtown East-side），并把它变成“四条街的地狱”（Four Blocks’ Hell）。

一开始，听说那边还有个开了五年的瑜伽学校，我很吃惊。那种地方怎么好练瑜伽呢？

我点进卡玛瑜伽学校的网站，头条就写着“申请奖学金，有机会免费参加200小时瑜伽老师培训”。我好奇地填完表格，一键提交。过十分钟，校长Andrew回邮件请我去面试。

Andrew个子好小，十五六岁少年的样子。他把我领进办公室，指着一条长凳让我坐上去。长凳有一半掉了黑漆，露出底下肉色的木头，我把屁股靠上有漆的那一半。Andrew跳回自己的扶手椅，抱牢两个膝盖，语速很快地跟我讲话。

“我们不赚钱的，公共课都免费，高兴给钱，随便给多少都行。日常工作、家具、房租全靠义工、瑜伽老师培训和DTES社区支持。社区也指望外面的人能扔掉针筒，进来练练瑜伽。总之，全市找不出比我们更便宜的200小时瑜伽老师培训课啦。等等，我现在帮你查下哪一种奖学金还有位置。”

他“刺溜”转过电脑椅，“噼啪噼啪”打开电脑文件夹。我四下看看，这个房间，像厨房、像仓库，又像宿舍。水槽龙头上套了个白色净水处理器。紧挨水槽，一个双门大冰箱也是白的。两个白的东西在房间里显得最值钱。七八卷墨绿的瑜伽垫、十来个灰突突的瑜伽砖，横在Andrew身后的架子上，架子底层摞了两张挺小的单人折叠床。我看看Andrew，想着他大概没有房子，一个人住在馆里。这两张床像是比着他的尺寸买的，大胖子很难睡进去。这时，窗外发出一阵叫声，那种大型哺乳东西才有的吼叫，警笛随之“乌拉乌拉”。

不会是动物园的老虎跑了吧。我们“噌噌噌”下楼跑到前门，一个胖警察把守在外，摇着胳膊，往卡玛门口拽一道黄色警戒线，说门口的巴士半小时之内要改道去另一条街。我朝外看了看，不仅站台，门口三十米左右的大街也光溜溜的，一个人没有。

“反正有时候会有些情况。不打紧。你先进里头歇歇。”Andrew从容地走回学校里。我跟在他后头走上楼，听着老木楼梯“咯吱咯吱”，不知道说什么好。来上瑜伽课的人陆续从后门进来，Andrew坐到前台工作，我在房间喝了半小时的水。

竟然有这样的瑜伽馆，我要不要来？只是目前我还没拿到枫叶卡，没开始享受保险，万一出了事，加拿大可不会保护我。

“目前还有‘付1700刀，外加35小时义工’的奖学金。不过比起外面的瑜伽老师培训，真的很划算。他们基本都要3500刀。你懂的，对吧。这样，你要来的话，三天之内给我邮件，我把你加进下个礼拜开始的那个班。” 过半小时，他把我送出卡玛。

过两天，我给Andrew发了邮件，转过去200刀报名费，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刺激的决定。真要出事，就当活该。

我们这样进教室。图片来自谷歌。

/ 2. 狭路相逢“那些人” /

我总是尽量躲开那些人，然而，不想遇到的事还是来了。

一个大清早，没几步快到学校后门，一个身影从巷子另一头失魂落魄跑出来，我加快步子。

“我不跟你讲话，不要钱。我就问一个问题。行吗？” 那人停在两米外，冲我说了一连串。

我只好停下来，瞥过去，碰上一双担惊受怕的蓝眼睛。

她十三四岁的模样，一套偏大好几个码的衣裤，穿在身上，脏得看不出颜色，好像唱老生小演员出去瞎混到天亮打道回府，戏服还没来得及换。

“能给我10块钱，看病吗？”她使劲向前伸出右手，生怕我看不到她的恳求。衣袖掉下去，闪出细小的白手腕。五个手指头黑斑斑的，搞不清是淤血，还是烫伤，还是碘酒。

“我没钱。对不起。”我干巴巴的的声音在抖，腿脚僵着，好像站错了队，被严厉的校长发现。

“对不起。”蓝眼睛二话没说，松了一口气，顺着来路跑回去。

忘了自己怎么走到学校后门，戳中八位数密码，拉门，溜进去，关门，扭内锁；直到耳边响起“喀喀喀”三声，我才回过神。

之后，每次想到蓝眼睛，我有点惋惜。她看起来拘谨礼貌，希望不是生存型妓女（survival prostitute）。

根据DTES的女性健康诊所的分析，这里有些女孩从小被家人虐待，不上学，在街头晃荡，有毒瘾，有犯罪记录，找不到工作，做妓女，活不长。她们最怕被嫖客暴力虐待，头破血流，缺胳膊断腿，接不了客，失去最后一点点工作机会。

尽管我完全避免和那些人有任何眼神接触，但一些男人，还是会随随便便来搭话。

一次中午，我拎着外卖回瑜伽馆，一个男人从巷子深处的垃圾桶背后挪出来，脸上盖着墨镜，牛仔裤腰勒着胯骨，低得不能再低，两根裤带垂在膝盖上。像招呼妓女，他朝我走来，扔了个声音：“嘿！麻麻桑！”

另一次中午，我在街边打电话，身边靠过来一股臭烘烘的味道，我来不及躲，就听到粗鲁的声音：“嘿，你，你。你讲中文还讲英文？”瞥了一眼他的脚，从一双脏兮兮的凉鞋里伸出来，右脚没了大脚趾。我转身就走，感觉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相信他们有资格得到爱。

/ 3. 海洛因，像上帝拥抱我 /

相比来讲，我的导师倒像天使的化身。

“这一生里，每个人手上的牌都不尽相同。总之，我们能做的，就是学习上帝，爱所有人，相信他们已经尽力，就好了。”Steve几乎当它是口头禅，带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表情提到。好像多加点爱，世界就能和平。

一般，他的闲聊都挺轻松，纯素护肤品测评、怎么靠卖水晶石发家致富、市中心哪家大麻分销商最好（大麻种植今年合法）、熟悉的刺青打孔师傅是怎么成为LGBT艺术节领袖的。只有一次，他谈到政策，有点沉重：“二十岁的时候，我有多动症（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根本坐不住。成天泡吧，喝酒，玩雪板。那阵子我还不认识Dharma Mitta，但有一天，我梦见他了。他在梦里让我去上学。醒来以后，我上网一查，吓了一跳。真有这个人，而且还活着，在纽约教瑜伽。马上，我扔下手里的事情跑他工作室去了。总之吧，我相信命中注定。像外面这些人，他们也并不想这样生活，都是身不由己。很多人是上世纪政府‘那个’政策的实验牺牲品。”

身边的同学立刻炸了。我开始听到“deinstitutionalization”这个词，找Simon在维基页面上帮我翻出解释。

“deinstitutionalization”可以翻译成“去机构化”。要“去化”的机构，是精神病院。

19世纪，西方工业文明快速发展，机器取代大量劳动者，失去工作的劳动者没有工作来源，在贫穷和不稳定的社会地位中，身心失调，变成流浪汉和精神障碍群体。一开始，他们被政府隔离到郊外的精神病院群居，被暴力管制。地方不大，人太多，不讲卫生，引发不少传染病，有时候食物还不够分配，几年里，病死饿死大把人。

后来，哈佛大学一位心理学专家提出，认为这些“不正常”的人如果离开精神病院，融入“正常人”社交圈，能学会“正常”。“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说法一下子很流行。

温哥华政府也觉得有道理，还能省钱。1970-80年前后，关闭了郊区几所精神病院。当时DTES经济衰退，政府就把人安置过来充人气。

那些人得到政府买单的廉租房、慈善机构买单的食物、甚至海洛因替代品。卡玛瑜伽学院对面的West Hasting 诊所变成当时北美最有名的替代品发放之一，有人越过美国西岸边境来注射。

谷歌再一搜“deinstitutionalization DTES”，大把高清纪实照片跳出来。我终于敢盯着那些脸，仔细看看。他们蜷缩在垃圾堆旁边，四脚朝天，帮自己注射，脸上一副上瘾的专心致志，期待一管打下去，自己又能精力充沛地站起来。

在DTES的后巷，有人上一秒还在打针，下一秒就倒下死了。图片来自谷歌。

“我认识一个朋友，他说每一次打海洛因，都像拥抱上帝一样温暖。”在十多个人的七嘴八舌中，Simon 的声音忽然飙高。

/ 4. 更勇敢地发现事情的另一面 /

一天放学后，我打开后门，两米外，有个人，上半身栽在垃圾桶里。没等他直起身子，我赶紧退回来，扑通关好门。是男是女都没看清，眼前就一条拖在屁股尖上的辫子，好像很油腻。

“嗨，怎么了？”Fallon从楼上走下来。

“那个人。外面。”我语无伦次。

她马上从包里拿出一瓶香薰喷雾。

“如果他要伤害你，喷他眼睛。”

我没吭声，犹豫着。

“来，我送你出去。”我躲在门背后，等她握紧喷雾，打开后门。

“嗨。你好吗？”难以相信Fallon在跟那个人说话。

“嗨。你好吗？”一个疲惫低弱的男人声音。

接过Fallon护住的门，我看也不看垃圾桶，快步走出后巷。

第二天，Fallon 跑来约我吃午饭。

“你知道吗，昨天太神奇啦！谢谢你让我有机会认识Poppy！”

我走之后，Poppy带Fallon去了他的住所。那些政府买单的旅馆。五十元一天。他给Fallon看了自己的唱片、书，告诉她，为了收集能源研发太阳能电池，他必须到后巷的垃圾桶里去找材料。

“我走的时候他哭啦。他说，哎呀，这真像一次约会。你可要再来啊。”

Fallon说着眼睛也红了。

“那下次再去呀，我和你一起去。”我很惊讶自己居然这么讲。

Fallon没回答，眼睛看着餐厅外面来往的人，还在自己的故事里。

“我想啊，如果Poppy真的能约会，他会不会变成另一个人？”

这个问题我没想过，但开始觉得大概有很多人能像Fallon一样，会勇敢地发现事情的另一面，不像我这么小气。

2016年，预防吸毒过量机构的社工正在一些后巷设点，打算支些帐篷，不定期巡逻，帮政府关心“那些人”。图片来自谷歌。

/ 5. 黑帮毒贩的感恩 /

导师Lucy教过我们怎样用另一种方式看“那些人”。

“我们怕‘那些人’，他们还怕自己呢。每天跟那种生活方式较劲，挺受罪的。他们没问我要过钱，也没烦过我。”她笑着说话，抹茶绿的眼睛亮闪闪，像心里藏了糖。

“练瑜伽，也是练习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能量不受外在干扰。你们看我，在卡玛帮你们这些人做培训三年了，每个月少说也要花两三个礼拜挺在这，现在不好端端的？说穿了，谁也不比谁坏到哪去。”Lucy说得我宽心不少。从第一天上课起，任何人都愿意相信Lucy。她说话做事总爱替我们打算。

“我知道不管怎么讲，有的人还是会担惊受怕。来，我们分个一对一的瑜伽死党。互相留个电话，大清早约了一道来。”

Lucy教我们站成一排，按“1.2.1.2”的办法单双报数。单数站出来，排好，跟双数的面对面。像在幼儿园第一次参加集体游戏，大家互相瞅着，一直咯咯咯地笑。然后我们拿笔写了自己的姓名和电话，交给对方保管。

“现在玩个游戏。轮流介绍自己的名字。之后，我们再轮流重复一遍所有人的名字。”Lucy又借机让我们互相熟悉。

“英语非母语的同学可以最后来。”她多补充一句，体现对“少数派”的关注。在培训班里，英语非母语的除了我，只有一个日本男孩Mino。在英语母语国家，很多人聊得高兴，完全忘了对面英语非母语的人可能已经在中途走散。尤其课堂上，一个老师对着一把学生，对话变成抢答，英语非母语的人一般不好意思问太多，听不懂也就过去了。Lucy永远都多问一句，英语非母语的同学要提问吗。讲到瑜伽哲学、解剖和引导语，她把重要概念写在白板上，解释一遍，敲敲黑板，再问，Zhenni,你有不明白的吗？Mino, 你有不明白的吗？

“就我知道的，外面瑜伽馆的培训班，几十个人上大课，老师没机会认识每一个人。在卡玛，每一届培训，连老师，二十个人不到，跟家里人一样，每个人都互相认识。我们从卡玛毕业，又留在卡玛教课。”课间休息，我们围着Lucy闲聊，见Andrew握着杯咖啡，笑嘻嘻走进我们圈子，Lucy示意Andrew坐到她身边。Andrew坐下后，还比Lucy她矮半个头，Lucy正好轻松地揽住他的肩膀，开心地摇晃几下；“外面瑜伽馆的团队，很少有感情这么好的。一切都是Andrew 这个小男人的功劳呀。”Andrew看了Lucy一眼，露出不知所措的害羞，撇嘴一笑，牙齿很白。

Andrew在Facebook上发消息却一点不害羞，每句话结束都要加个挤眉弄眼的GIF。翻翻他的Facebook日志，大部分是一张生活图配一小段感恩的文字。感恩邻居太太送他柠檬派，感恩不知名的瑜伽士送他蜡烛套装，感恩新凉拖让他充分享受阳光沙滩。有一张图收到八百个点赞。

那是一块装在盒子里的手表，像ZARA那种快时尚的设计，镶着水钻，。图片配了一个长故事和一个2006年的新闻链接。

那块表来自一个黑帮毒贩。当年，警察围剿，他没跑掉，被击毙；Andrew是他的同伙，在他身边，看到他死去，就“主动自首，表现出有尊严的良知”。法庭允许Andrew服刑赎罪。出狱后，Andrew改名换姓，搬到温哥华，从披萨店后厨慢慢做到店长，开始练瑜伽，做老师。

“过去十年，我不敢回想。直到今天无意发现这件礼物。谢谢当时最好的兄弟和家人，和多年前发生那件事时候死去的其他人。谢谢你们爱我。”

底下很多人留言：我们也爱你，瑜伽教父；你好棒；这故事对我太有启发了；没想到你的过去这么丰富，我们什么时候约个饭聊聊呀……

这三年，那些没钱又想当瑜伽老师的人，通过Andrew的帮助，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们的成功是Andrew对过去最好的感恩。

/ 6. 每个人都在克服毛病/

参加瑜伽老师培训的义工主要做前台轮班。一天三四班，两个人一班，每班两小时。上课之前帮人登记，课后扫教室，给饮水桶接水，时不时去洗手间看看，擦擦地上的水，往水槽的瓶子里灌满洗手液，确保架子上至少有两卷纸巾。

干完这些，其他时间，轮班的两个人正好凑在一起八卦。聊多了，我发现，在这帮瑜伽老师里，自己的脊柱侧弯根本不是见不得人的大毛病，有些人也不光像外面看起来那么光鲜潇洒。

Abe 是典型的美国女孩。头发漂了全白，披下来，一个像日漫里美少年那样的鼻子，从头发中间伸出来。她的身高至少一米七五，一弯腰，两颗圆润的乳房几乎耸出瑜伽背心；走路时候，她直用前脚掌着地，小腿纤细的肌肉在后面紧绷绷的。我一直很羡慕她飘逸而有劲道的样子，然而，有一天，她跟我说“两年前，医生告诉我我得了胃癌。我吓得不轻，辞了工作，在家等死。有一天，我突然想通，反正快死了，死之前，不如帮帮什么人，死了以后，他们还能记着我。我找到了卡玛，来上瑜伽课，做义工。结果，到现在也没死成。”

Abe在卡玛的时间最久，一年多了。Andrew很不好意思，索性有偿雇佣她。如果没人有空来义工，Abe从早上八点呆到晚上九点。

“去年冬天有一天，晚上九点，外面下雪，我打算回家，走到后门，门推不开，像被锁了，但外面是密码锁，没人能上锁。再一使劲，扑通一声，门往外弹开了。地上倒着一个人影，背上满是积雪。我赶紧打电话，等警察来把他抬走。据说最后那人没死。我感觉自己在这儿，卡玛在这儿，说不定能救人命。”

胃切除三分之一后，Abe吃半流质。我跟她从晚上七点到九点呆在前台，见她捧了一罐自己做的蔬果糊当晚饭，过好一会儿才吃一勺，吃了一晚上。

Mellisa也喜欢自己做蔬果糊，喜欢泡热茶喝。我们在一个周五晚间搭档。下大雨，没几个人来，好一阵功夫，我们盘腿仰倒在沙发上发呆，不时看看对方，笑一下，但一句话也没有。

我注意到她哪怕喝茶，肩膀上也挂着包，像时时刻刻提防身边每一寸空气。为了打破无聊，我用开玩笑的态度问她为什么在这里，就我们两个人，她还包不离身。

“啊？”Mellisa睁大眼睛，愣一下，又把眼睛一眯，完全不在意地笑起来。接着，像是下定决心说实话，她的语速又快又急。

“因为，因为，嗯，因为我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安全感。”她抚弄着右边肩膀上的包带子。

“哦？”我有点内疚，感觉不小心碰了别人的伤疤。

“过去我当过记者，一直心烦，应付不了，后来查出得了焦虑症，才来加拿大读心理学和社会工作。一边学习，一边自己治疗。”她看了一眼自己眼前的茶，却从包里掏出一个大水杯，喝了一大口，恢复了眯眼一笑的神情。

“说实话现在感觉好很多。嗯，嗯，嗯尤其最近，每个周末跟你们在一起，我感觉自己放松好多。”Melisa端起眼前的茶杯，咕咚咕咚喝光，捞住掉下右肩膀的包带子，挂回去。

和Candy一起工作最悠闲。我只要坐在前台，她自告奋勇包揽了所有的打扫，因为个子小，她能猫进前台的桌肚里，慢悠悠地把每个角落都撩一遍。

“这几年，我一边嗑药，一边后悔。练瑜伽才让我没那么讨厌自己。”她往前凑，抠着黑暗里一块发白的痕迹，有一搭没一搭跟我独白，背上新做的纹身图案一扭一扭。

“不管了，太难弄。”蹭了好几分钟，她大叫一声，从桌肚爬出来，收拾抹布站起身。

再回来，手里多了盒不知哪里来的冰淇淋。

“现在，我不嗑药，改嗑纯素冰淇凌了。”

她狠狠地挖出一勺，递到我嘴边，坚硬的粉色，我一口吞下去，冰冷的草莓味，把整个喉咙都冻住了。妈的，这冰淇凌究竟放了多久。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张口就吃同学们用勺子塞过来的食物，就像见面贴脸拥抱，习惯用卡玛的瑜伽垫，躺在别人腿上听课。

贴近了，发现每个人身上的毛病，觉得任何毛病都没什么大不了，大大小小，不过生死。

在卡玛的日子让我觉得越来越有意思。这么好玩，有点不舍得毕业了。

我们坐成一圈，学儿童瑜伽。像在幼儿园一样，同学之间靠得特别紧。图片来自Andrew。

/ 7. 你把我看哭了 /

然而，终于到了毕业前的传统节目。

同学们坐在没有自然光的小教室中央。不开灯。地上点着五六根大蜡烛，亮光刚好够到看清别人的眼睛。

Andrew 点的香薰散出一股薄荷柠檬味。Lucy 发给我们一把豆腐块大小的便利贴和一支圆珠笔。Steve弹起吉他。教室里没有说话声。Eye Gazing (凝视)开始了。

我们和教室里每个人一一对望。每一次对望半分钟。二十次对望，像用二十种不同的方式看自己；每个人都在呼吸，和别人步调一致的呼吸，像是二十个自己同时呼吸；我们拿过便利贴，写下念头里的第一行字句，递给对方，二十张纸，像递给另一边的自己；流了二十次眼泪，拥抱了二十个自己，和二十个不同时刻的自己相遇告别。还有什么可怕呢？一切都是自己的。

因为Steve想为我们多弹一会儿吉他，放学后，同学们第一次没有分头回家，而是聚到附近的公园。

我们捡了块清净，在Steve 身边坐下，他却把吉他放一边，从口袋掏出一个小盒子，捏出里头的白色小纸卷，点上。一阵大麻味。悠闲抿了几口，Steve突然站起身，把纸卷递给我，两手一撑，倒立起来。同学们乐坏了，四下张望着人来人往的公园：小情侣摇晃着推车里的小宝宝，依偎在树荫下，啃同一个汉堡；紧抓电话的男人，坐在长椅上，被电话那头的人气得大叫，甩了手里的星巴克咖啡杯；杯子滚到“那些人”的圈子外面，被其中一个人捡了，放进圈子里；圈子里有五颜六色的零食、饮料，和一个坐轮椅的人；坐轮椅的人手里抱一口音响，放出平克弗洛伊德的《Wall》专辑，一个用铁链拴着自己脖子的人，光了上身，只穿马甲，抖动弯弯曲曲的脊椎，贴着轮椅跳舞；有人吹响口哨，有人停下鼓掌，有人拿出手机拍视频，有人走出商店，向公园跑来……

临近夏天的夕阳，暖暖的，平等地照在每个人身上，我高兴地想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