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乡工作，父母让我上交一半的工资 | 三明治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前天晚上，母亲郑重其事地看着我，我极少见到她这个样子，不同于以往我犯错时的严肃，像是大人与大人之间的谈话，“我和你爸想在两年内把房贷还清，不然利息实在太高了。”

那是我们家在柳州市中心一套高楼层的小公寓。房子还在建时，每每说到它，父亲就会诉说他和母亲如何辛苦、努力，才从爷爷奶奶家搬出来，有了自己的两室一厅的房子，再换到现在的三室一厅。如今，除了自己住的房子，还有能力投资另一套房。

他享受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他说这叫“人往高处走”：爷爷奶奶家住在2楼，我们现在住5楼，新房子在58楼。

为了避免贷款周期太长而产生更多的利息，父母想尽快还清贷款，于是向奶奶借了钱。奶奶说：“有得住就得了嘛，还买什么房子咯”，我打心底里认同，私下里和奶奶一致认为父亲“太贪心了”。

父亲曾提议说，新房子装修好后，我们一家人一起去新房住一晚。我抗拒这种听起来温馨的家庭活动，说：“你们这么辛苦装修的房子，应该好好去享受一下，不用考虑我。”

“什么叫不用考虑你？我们是一家人，我不懂你干嘛总是把自己撇开，一点家庭观念都没有。”

后来，这间房子就这么长期空着。到了2018年，母亲工作的公司吃了官司面临倒闭，切断了我们家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滴滴打车盛行后，父亲开出租车的收入也不怎么可观；市场“供大于求”的现状，使这处楼盘里的许多房子都处在“待租”状态。加之房开推出“签约五年，免租两年”的策略，母亲把招租广告上的租金从“2500元”改成了“价格面议”。每个月高达三千元的房贷对一个收入不稳定的家庭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当初“投资买房”、“用房租还房贷”的设想逐渐变成幻想。

“你可以每个月出一千块吗？”母亲对我说。

“什么时候开始？”对于她的要求，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从小不敢质疑和反抗大人的惯性思维暴露无遗。

“这个月开始。”她可能没意识到，自己的嘴角微微上扬了起来。

“你现在一个月工资有多少？”目的达成后，她的担忧才反应过来。

“二千四。”这个工资在一个三线城市并不算高，但没有房租的开销，基本足够生活。

“那你还有一千四，你平时也没什么需要花钱的地方吧，应该也够用了。”吃住家里都有，衣服有得穿，偶尔出去玩也花不了多少钱……这么一想，应该还能存下点钱呢。

一点也不够用，我没说出口。我预见到，若我表示不够用，母亲一定会“教育”我哪些没必要花。比起对结局毫无用处的解释，还不如省下些不必要的争论。

热衷团购同款不同色的休闲鞋的母亲，得意于“才十几块就可以买到这么好穿的鞋”，与我“贵是贵一点，但是好看啊，能穿好几年”的消费观截然相反，她要怎么理解我因为“别致，有质感，认同品牌理念”，而花八百块买一件羽绒服呢？

心里的委屈一股脑涌上泪腺，我强忍着，但话里的哭腔好像把我出卖了。

“够不够用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解决。”一边说着，一边把刚拿到手的工资转到她的账户，我只想赶紧结束这场对话。

起身走回房间，关上房门，眼泪止不住地啪嗒啪嗒往下落。“就当作把母亲给我租房的钱还了”，我在心里安慰自己。

去年刚走出南方大学的校园，被文案包装得花里胡哨的工作乱了我的眼。我固执地认为家乡没有我想做的工作，一心想去往环境更包容的大城市。父母是不愿我到外面“吃苦”的，盼着我回到他们身边。

因为一个面试营销编辑的机会，我来到了北京。这份工作后来没了下文，我却阴差阳错地在一个科普公司旗下的知识付费平台，凑活着一份客服工作。

从公司步行十分钟到大望路地铁站，换乘八通线，出了终点站土桥站，再步行十五分钟，就到了一个小商圈。我那十一平米的小家，就是这万家灯火中的一个。每个月一千四的房租，加上添置生活用品等开销，前后跟母亲借了六千块。说是借，并不是母亲要我还，是我暗自想证明自己的独立。

可没想到，短短一个多月里，自己内向又慢条斯理的性格与开朗、随机应变的客服特质产生巨大的冲突，加上初入社会的不适，我草草结束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我在这个合租的小房间里，黑白颠倒地睡，偶尔到楼下的超市买足好几天的菜。每个周末和父母的视频通话，我都努力让自己打起精神来。而更多时候，是陷入不知道做什么、什么都不想做的状态。

我开始担心这样的自己，担心自己会陷入抑郁成症。终于在“不想花家里的钱，不愿工作，就交不起房租”的现实下，南下，折返回家。

去年9月27日，火车抵达家乡，父亲特地调了班来接我。我没能一眼认出父亲，隐约看到他时犹疑了一会儿，快速将衣帽、身形、电车打量了一番。他穿着一件荧光绿的T恤，是我没见过的，写着“北海银滩”的草帽和白色电瓶车是我认识的。只是他更黑了，在荧光绿的衬托和草帽的遮掩下，很难第一眼就注意到他。他载我走了一条我从未走过的路，兴奋地跟我说他准备了哪些好吃的。

在家千日好。但日子一天天流走，年长的人对时间更敏感，很快，他们就从我归家的喜悦，转入对我无所事事的焦虑。他们经常在我耳边说：

“你休息要有个时间啊，你哪怕告诉我，你要休息一年，我心里好有个数啊。”

“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下了班你一样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以后的生活也不用担心。”

“其实在报社挺好的，你喜欢写东西，领导又喜欢你……”

无法忍受的时候，我提出反对：“你们所认为的好，对我来说不一定是好的。”

在回家的第四个月，我重新开始了工作——在一家咖啡店做助手。这家咖啡店隐匿在烟火气浓郁的青云菜市口，一座独立的骑楼下。因为没有招牌，常常有客人打电话来询问具体位置，我们一致形容它在“包子店右手边两家，一个黑色的铁门”。因为信仰“可能性让我们变得勇敢和更好”，从英国回来的体验家Jiji和设计师Jerel在这家53平米的小店里，捣鼓出一个多功能空间：一楼有咖啡店、书店、图书馆和设计工作室，二楼是灵活变换的画室、影院、即兴剧等活动空间，三楼则是两位主人的卧室。这些功能的产生，没有很严谨的商业规划，只是因为“想要在柳州吃到英式的食物”，“想要体验专注一件事的乐趣”，或是“外地好多好玩的活动啊，柳州都没有！”，“那我们就自己做啊！”。

我时常提前到店里，也经常下了班不愿回家。我在这里和一个迷你图书馆打交道，听不同的人聊天，或是发呆。可在父亲看来，这些都是没用的、不切实际的。

“你信不信，你们这个店迟早要倒闭，肯定不会超过五年，你信不信。”从未进过单位，一辈子为生活劳碌奔波的父母，羡慕极了体制内“有保障的”、“稳定的”工作。

我没想过这个店会一直开下去，我更没有要在这里一辈子。我看重的是，我得到了包容、尊重和自由带来的归属感。在这里，我一直想尝试的剃头、文身都实现了，也意外地开始抽烟。

第一次抽烟可以追溯到高中时，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吸了一口朋友手里的烟，是一支有爱心形滤嘴的烟，没有想象中的呛鼻，也不理解它哪一点令人上瘾。在店里“抽烟社交”的影响下，我发现抽烟是一剂缓解焦虑的良药，它让我随时恢复到一个较好的状态。所以后来，母亲说我是因为这份工作“变坏”的，也不无道理。

2018年盛夏，母亲第一次发现我抽烟。

她进门时嘴角耷拉着，手里拿着我的钥匙，我便心里有了底：钥匙原是放在我包里的，她八成是看到我包里的烟了。

果不其然，她把烟和火机甩到我面前的茶几上，沉下脸质问我：“你接下来是不是要吸毒了？”她的怒气眼看着就要将我吞没，我像一个受审的犯人，被她的气势震慑得脑袋一片空白。

“这是两码事。”我强装镇定，摆出一副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抽烟而已嘛，又没做什么坏事。

“你看看你现在成了什么样子！天天两三点回家，睡到中午，什么都不做，起来就去上班，这个班有这么好上？现在还学人家抽烟、文身、剃头，我都不知道你在外面到底做什么！你是不是吸毒了？”这些话仿佛在她的嗓子眼堆积了很久，顷刻间喷涌而出。

自从离家念书，父母一年只见我两回。在自我意识觉醒的这几年里，于他们而言，我“突然”就变了。她的眼神里，总是有一种强烈而深切的探知欲，想要知道我的一切，要知道我这几年在外面究竟经历了什么，“怎么会变成这样”。与这样的目光相遇时，我怯懦的眼神习惯性地闪躲，我预设她会否定、无法接受我真实的样子，不是以前听话的“乖乖女”。

“我以前就是太信任你了，你不要以为你文身、剃头，我们不说就代表同意。”

曾有一些陌生人问我：为什么会剃头？是不是皈依了？这个文身图案有什么含义？“想剃就剃了。”“没什么含义，就觉得好看。”我的回答跟尝试新事物的初衷一样简单。“我其实也想剃头，但是没有勇气。你好勇敢。”这样的回应像是冬日里的拥抱，给人莫名的力量。但也有人说：“女人就应该有一头乌黑浓密的长发，那才有女人味。”我只是轻笑一声，在这辆出租车上没再说过话。妈妈也是这么认为的。剃完头回家那天，她戏谑我为“阿弟”，眼神里溜出一丝异样。

“阿爸也抽烟啊。”

“你爸是男的，你是女的，一个女孩子在外面抽烟像什么样子，人家会说你没家教。”

“为什么男人可以抽，女人不可以？”

“没有这么多为什么。我给你三天时间，你去跟你老板说不做了，不然我就去找你老板。”她的命令、威胁，挑衅着我的反叛。

“辞了职你哪都别去了，就给我在家安安心心考公务员。”她语气里的坚决和愤怒吞噬了我说话的勇气，顺带连我决定自己人生的机会也抢走了。

后来让我辞职的事被时间淹没，谁也没有再提。家里又恢复了日常的平静：父亲早出晚归，我则是午出深夜归，母亲的时间最琢磨不定，偶尔早上去老年大学上太极课，下午去处理公司破产之后的琐事，或是到新房跟进陆续购置的家具……或是还有其它事，我很少过问。有时候，看到厨房的锅碗瓢盆一天一夜没变样，我还挺高兴的——他们有各自的奔波忙碌，不至于把注意力都放在我身上。

就在我以为工作顺心，生活有期盼，一切都开始有了起色时，现实的当头一棒又把我拉回到原点。每个月给家里上交一千块钱，让我觉得自己的自由又被束缚了。

朋友回复我说：“我都听说朋友家里给买房，每个月还钱给父母，你帮父母还贷可还行。”话里隐含的赞许，正好将我的委屈和不满妥当安抚。

“你以为我想？我妈都开口了，我能说啥。”

但是在“上交”工资后，家里的氛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知是出于尊重彼此的空间，还是因为“讲也讲不听，干脆不讲了”，他们由着我晚睡晚起的作息，也不愿唠叨我吃得少，不吃米饭的“新习惯”，甚至对我的行踪也很少过问……我也不再像害怕做错事的小孩，努力讨好父母，但凡父母阴沉着脸，就下意识反省自己。即便晚归，我不再悄悄反锁，生怕锁眼扣上的瞬间惊动睡得很浅的父母。我也很少再和父母一起看无聊的电视，而是窝在房间里看我自己的频道。甚至在母亲故意模仿韩剧里的台词，把自己逗得咯咯笑时，我也没有附和这出并不好笑的笑话。我自然而然地把这些变化归结于“对家庭有了贡献”。

深秋的某一天，我们围坐在茶几边吃饭，电视停在CCTV-3，这个频道在饭点会播出精选小品，我们经常可以准确地接上里面的台词。

“我们现在也不管你了，你自己选的路。反正我跟你说，你选的这条路会让你以后很难，是很难很难。”父亲突然提起“敏感话题”，我心里一紧，“你以后休息没什么事的话，就尽量在家吃饭。一家人整整齐齐吃餐饭，才像个家的样子。听见没有？”

我点点头，不愿答应。

“听见没有？”父亲加重了语气。

我又点点头，轻声回应：“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