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过年”要花两个月，从东欧到浙江 | 三明治

文 | 莫舟

“圣诞节必须在家里过”是我和先生安结婚前就约定好的。

有孩子前的圣诞节，我们过得马虎；有了孩子之后，大多数时候去安在斯洛伐克的老家和公公婆婆一起过。有几年不去欧洲，外出旅行都是安排在12月24号、25号、26号之前，独独这三天是一定要在家里过的。安就地取材，做简易版的圣诞晚餐；我和女儿则早早地把房间装饰好。可是，在与谁的故乡都不搭边的现在的住处过，怎么也不如去婆婆家过来得有氛围，就像中国除夕，要是一家三口在自己家里过，即使做了一桌的菜，那味道总是缺了一点什么，再灯火通明也冷冷清清。

所以，我们经常从十二月中开始“迁徙”，先往西，去东欧过圣诞节；再往东，回江南过春节。

2018年12月22日早上，我带着女儿和在德国出差一个多月的安一起乘火车返乡，从科隆到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

这是我第一次在欧洲乘火车出行，以为购买了车票就能高枕无忧，可以舒服地坐在温暖干净的车厢里看风景，却在出行前一天才被安提醒还要去购买座位以保证上车能有位置坐。

“外出工作的人都会趁这最后一个周末赶回家去过圣诞，明天没准会很挤。”他告诉我。

于是，我去火车站的乘客服务中心买座位。

一位戴着厚厚的圆形黑框眼镜的上了年纪的工作人员盯着屏幕查了很久，然后有点艰难地用英语告诉我：“没位置了。”

“没位置了？我买的是一等座，麻烦你查查一等座车厢。”我不相信，我明明买了一等座的车票，现在却要站着？

“所有的座位都被预订了，你还是可以上一等座车厢，只是没位置坐。”她又盯着屏幕查了好一会儿后，肯定地对我说。

谁让我想当然地认为买了火车票就有座位呢？！

牵着女儿走出客服中心时，女儿一个劲儿地问：“那我们要站8个小时？”

“没事，我们可以坐行李箱上，8个小时很快就过去的。”我安慰她，虽然心里有点忐忑，但又有些许兴奋，很想看看东欧“民工返乡”的情景。再说了，我是经历过数次中国春运的人，站过从天津到浙江近30小时的绿皮火车，还怕区区8个小时！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坐上了回家的火车。站台上果然都是推着行李箱的人，不少拖家带口的。不过上了火车，竟幸运地看到了没有标“被预订”字样的座位，所以女儿便被安顿好了。车上当然也没有人挤人，寥寥数人——包括我和安——站在车厢连接处，标着“被预订”字样的座位即使空着，也没人坐，等着预订者前来认领。

我既庆幸又失望，庆幸的是后半程车程都是有座位可坐的，失望的是没看到大规模的集中人口迁徙。想想也是，他们人口这么小，怎能成规模呢？！

只有最后一段从维也纳到布拉迪斯拉发的行程，才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许多人一般，火车上坐得满满当当。突然周围人说的话是我听得懂的——这听懂也不是真的懂，而是那语音语调是熟悉的，一熟悉便有回到家的感觉。一路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很快就到家了。

晚上7点多。我们的车驶进婆婆家所在的街道，在熟悉的窗前停下。一边的窗台上亮着蜡烛状的小灯，这是每年圣诞期间才拿出来的；另一边摆着盛开的蝴蝶兰，那是老人家精心伺候着特意在圣诞时开的。

我听到咔嚓的开门声，和楼梯上的脚步声，最后楼梯口的大门开了。婆婆张开双臂迎我们进屋。暖意浓浓。兰姆酒已经倒好放在茶几上，此时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放下行李，端起酒杯。干杯、拥抱、行贴面礼，我们才“被放过”去做其他事。

房子里四处都是圣诞装饰。桌上、茶几上铺着圣诞桌布，桌布中间摆了圣诞松环，松环中立着圣诞红色的蜡烛。墙上、门上也挂着大小不一的松环。这些摆饰是在12月6日“圣尼古拉斯节”就拿出来的，到1月6日“三王节”这日才收起来，包好，等下一年再拿出来用。

圣诞树通常在12月24号早上才拿出来，树上的挂饰也是有年头的，很多玻璃吹出来的天使、小鸟和彩球，都是从安小时候就有。不过这次，我们到的时候，圣诞树已经装饰好了，可能是老人家实在闲来无事。

我很快就被婆婆拉进她的食物储藏间里去参观她的圣诞曲奇、姜饼和蛋糕。 她从12月初开始，一天做一些，到了二十几号，便做成好几屉花式口味各异的曲奇，有的加坚果、有的加果酱、有的加巧克力酱，有的松软、入口即化，有的则嘎嘣脆。她像个导游，一屉屉地指给我看，嘴里解说着，并要我尝尝这个、尝尝那个。

23日星期天是圣诞前最后的购物日。TESCO超市前已经摆出了临时鱼池卖活鲤鱼。不同于我们熟悉的英美国家以烤火鸡为主食的传统，斯洛伐克人的圣诞晚餐主食是鲤鱼。23号到24号早上，大超市门口都会摆出临时的鱼池卖活鲤鱼，买鱼的人排长队。不过把活鲤鱼炸成鱼排是项繁琐的活儿，所以很多家庭都改吃加工好的鱼排，我们也是。

对了，超市——即使像TESCO这样的大型超市——在24号早上卖完鲤鱼之后就要关门三天，直到27号才开门营业。这样天赐的假期，连周末都不愿意多干点活的懒人们自然是要拿来享受的。我们恰好在23号晚上去了TESCO，一边超市的广播里不停地播当晚的打折信息，新鲜面包1欧元可以买10个，另一边采购的人们恨不得一手推一辆购物车，那规模，跟我们过农历新年没什么两样的。不过，我们的超市365天全开放，在城市居住的人倒也用不着为过年存多少货。要在圣诞期间大吃大喝的斯洛伐克人，不把后备箱反复装满是过不了超市不开门的三天的。

虽然斯洛伐克的官方宗教是天主教，但是许多人不过是名义上的天主教徒，比如安和他的父母。安虽说小时候受过施浸礼，长大后却是彻底的唯科学论者。公公婆婆也是多年不上教堂，所以圣诞节对于他们来说，只有世俗意义。

就像我们的年夜饭一样，平安夜的圣诞晚餐自然是圣诞节的重头戏。前菜、沙拉、汤、主食、甜点样样俱全。

婆婆在头天傍晚就把土豆和鸡蛋煮好，这两样要晾凉了切成丁放到沙拉中。红豆腰豆也是提前泡好，用来做甜点。24号当天，老人家很早就起床，开始煮酸菜腊肠汤。这一天，我可是被酸菜汤的咸香味唤醒的！酸菜原本就是顶顶开胃的东西，汤里又加了各式腊肉和腊肠，以及秋天在山上采来晒干的蘑菇，真是鲜上加鲜！这一整天，哦不，整个圣诞节，房子里都弥漫着酸菜汤的香，因为汤的分量，是够一家人喝三天的，而且这汤越放越入味，吃到最后一碗时，恨不得把碗舔个干净。主食鱼排是开餐之前才煎的，因为用的是加工过的鱼排，反而没什么特别之处了。

忙完厨房里的，公公婆婆在下午洗头洗澡，把自己拾掇清爽，又要拿出衬衣和裙子熨妥帖了。等天黑后，速速煎了鱼排开餐。不过别急，开餐前还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在桌布下放上钱。这是安最积极的，他把世界各地收集来的货币各取几张放到下面去，仿佛放得越多，来年他就能赚得越多——果然，钱是全世界最通用的语言！

一家人都坐好后，坐在主位的公公先发言，当然是祝大家“圣诞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之类的。大家碰杯饮酒，这时喝的是朗姆酒。第一道菜，吃的是圣诞薄饼。这种饼薄薄的一片，上面印着圣诞树或铃铛或星星的图案，只在圣诞节期间有卖。饼上涂一层蜂蜜，再夹一瓣儿生大蒜一起吃。这酒和饼的意头，想来必定是来自于基督教传统。

接下来就是酸菜汤就类似大列巴的面包吃。酸菜汤和后面的沙拉、主食以及甜点都是来自民间，是从前农民的菜式（peasants’ meal），是世俗的传统。这些菜，都是极其解饱的，比如沙拉，里面加了大量的沙拉酱，甜点里有许多牛奶和黄油，都是非常重。对于我这种中式小胃口来说，每样盛两勺子就能吃撑的。

晚饭后，圣诞老人就悄悄地来了！12月6日，有个叫圣尼古拉斯的老爷爷会给小朋友们送糖，这圣尼古拉斯和圣诞老人其实是一个人，他并不会在平安夜再来。圣诞老人的概念，也是受美国文化影响的结果。总之，圣诞礼物不是我们通常熟悉的圣诞日早上起来才拆的，而是平安夜当晚就拆。这就要求我们给小朋友编个故事，要有人负责在晚饭后把她从客厅里引开，又有人迅速把礼物放到树下去。9岁的女儿至今还未怀疑圣诞老人的存在，她总是在圣诞节前给他写信，说自己想要的礼物。只有在今年，她问了几次“这个礼物是不是你们谁给我的？”问她怎么会这么问，她说：“包装纸看起来很眼熟。”我和安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让孩子相信圣诞老人的故事。作为唯科学论者的他说：“因为我们要她相信这世界上有奇迹。”

圣诞节当日，我又在食物的香味里醒来。这次是一种特殊的烤肉，只在12月25日早上吃。

同样的，各人洗漱完毕，穿戴整齐——与前一晚一样的正装。婆婆把一大盆新鲜出炉的烤肉放到桌上，旁边放了一篮子面包片，还有一壶刚泡好的红茶。每个人面前的餐具和茶杯也整齐地码好了。待大家坐下来后，公公点上蜡烛，给每个人都倒上茶。他上了年纪，又因前几年动过手术，手抖得厉害，可是尽管颤巍巍的，他也是不愿意让我们代劳的。他们还习惯在当天早餐的茶里加兰姆酒，我不习惯在早晨空着肚子饮酒，便省去了这一步。早餐的主要内容是烤肉就面包。

早餐后，这一天剩下的便是走亲戚和吃吃喝喝了，26号也是类似的作用。婆婆家互相走动的亲戚朋友似乎并不多，核心家庭之外的表亲们都是打个电话问候而已。公公的弟弟一家住在南方靠近匈牙利的区域，来回开车将近两个小时；婆婆有个姐姐住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但是他们也不在圣诞节期间上门。有一年，遇到过安的弟弟杨的教母来，那是一个为了照顾母亲终身未嫁的老人，还给我女儿送了当地中国超市买的玩具。另外有一年，安的一位堂弟和他太太上门过，他们都在维也纳工作，所以都会英文，和我聊了一会儿。

安偶尔也带我和女儿去他的朋友家。有趣的是，他们从来不给客人准备正餐。招待客人的都是火腿片、芝士片、腌黄瓜片之类的小食。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吃过别人家做的家常菜。有点遗憾，但是千万不能被婆婆知道。

走亲访友的下午，除了吃小食，还能干什么呢？喝酒啊！以及聊天。他们会一本正经地围坐在客厅里，聊个不停。坐在一边什么都听不懂的我有点无聊，不过他们似乎会意识到我无聊，时不时地问我问题，而我呢，听多了便能歪打正着地猜个大概。

到了26号下午，寂静的空荡荡的、只有金色的街灯闪烁在街的转角，突然有一两家屋里的灯亮起来，那是终于从节日的慵懒里苏醒过来的酒吧，开了门供人换一个地方畅饮闲聊。从此，小镇从平安夜的天赐安眠和万籁俱寂中舒缓过来，积聚着力量，奔向新年的热烈和狂欢。

圣诞、元旦之后，我们回国，短暂地回归正常的日常之后，开始准备另一个方向的迁徙。

我在更年轻时虽说也有过不愿意回老家过年的时候，现在有了孩子、年纪渐长后，却很乐意带孩子回去凑凑热闹。一来孩子既需要了解和经历父亲的文化传统，也需要熟悉来自我的另一脉传统；二来如今的浙江农村，除了冷点儿，实在没有什么不如我所居住的城市舒适的。

我对拥挤的返乡人群比依旧空荡荡的圣诞节前的欧洲高铁要有准备得多，方便面的气味更是熟悉得下了火车许久还留在心头。平时不怎么吃方便面的女儿一定要在坐火车回外婆家的时候买上一桶，坐定后就急急忙忙地撕开泡上。我坐着看窗外，从广东经过湖南，右转进入江西，最后到浙江。一路山丘起起伏伏，一栋栋新建的西式洋房座落其中，若不是割成井田状的土地不同于欧洲延绵的田野，恍惚中真有置身欧洲的错觉。

我于年二十八的晚上回到家中。妈妈披了大衣从床上起来迎接我们，从煤炉上的大锅里捞出刚煮好的热粽子给我们当夜宵。第二天，我在“铛铛铛”的剁肉声中醒来，妈妈在厨房准备包“素肠”的馅儿——这是一种用豆腐皮包好的,事先炸好、吃的时候用少许青菜炖一炖的菜，是寻常菜，却只在过年期间才能吃到。爸爸在院子里杀鸡，一台只嵌着一口大铁锅的可移动柴火灶放在一边，锅里烧着水。如今农村的新房子不再建有老式的柴火灶厨房，可是过年的炖鸡炖肉，煤气灶上的小锅小火是完不成的，这可移动的柴火灶实在是聪明的发明。

在柴火灶里炖好的鸡和肉，在大年二十九的傍晚，先由弟弟和爸爸放在漆成红色的专用木桶里，扛去家族宗庙里拜过祖先，再放到自家的八仙桌上，谢过天地，最后才到除夕夜的晚餐桌上。当然，这大鱼大肉不是最受欢迎的菜式，豆腐素肠才是，自家种的青菜才是，还有用萝卜做的“肉圆”，可是我的家乡的特色菜点。不过，小孩子们、还加上我和弟弟，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从下午肉圆刚熟的时候就直接从锅里夹了，嘴里的白气混着肉圆上的热气，热腾腾地咬一口，烫得张开着嘴把那一口肉圆在舌头上滚几下。餐桌礼仪在这个时候是被全然忽视的——谁让我们是在自己家里呢？

一家人坐在年夜饭前，桌上的菜式几十年都没有多大变化，都来自本地的自然，同东欧圣诞节里的“农夫之菜”异曲同工。我的家乡不靠海而多河流多池塘，所以年夜饭里只有河鱼并无海鲜，红烧鲤鱼取的自然是“年年有余”之意。从前一年一度的白切鸡和白切肉也是取自自家养了大半年的鸡和猪；最最新鲜的要数青菜，刚从菜园里摘的，意为“清洁无灾”。如今大部分人直接去市场买了鸡和肉，但是如果有外地回来的年轻人买了山珍海味来，大家并不买账。

年夜饭的菜式和习俗一代传到另一代。爸爸接替了从前爷爷做的事情，点蜡烛点香、在门前朝拜；从前不给自家孩子发压岁钱的妈妈给孙子孙女发了红包，还加上已经成年的我们。那些年令人操碎了心的弟弟已经成了慈爱的父亲，叽叽喳喳的小孩换成了另一批。

正月初一的早饭，是我最盼望的菜羹。奶奶将猪肉、鸡血、竹笋、豆腐干等切成丁，用前一夜的高汤，在柴火灶上熬一大锅。盛满满的一碗，撒上胡椒和葱，就着嘴里冒出的寒气一起服下，再冷的冬天也暖和了。这羹只是我家的传统，“羹”与“耕”同音，不外乎是“年年吃羹，年年有地耕”的农耕思想。从前的邻居家正月初一吃泡饭，泡饭与方言里“赚万”相谐音，人家果真早早地进城做了生意赚了许多个万。我们开爸爸的玩笑说他守错了正月初一的传统。

尽管爸爸依旧沉默寡言，我却学会了开他的玩笑。这个从前压抑得我迫不及待地要远离的家，也随着我们的长大生出了温暖。我们终于不用再叛逆，父母终于不用再唠叨。我东兜西转，见识过不同的家的样子，终于明白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一顿年夜饭，即使不怎么说话，也是过年。

回家过年，和回家过圣诞一样，成了我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