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不回家，我把家人接到上海来过年 | 三明治

文 | 胖粒

毕业半年后，我终于带着我妈与弟弟在上海享受了一次现代化的春节。

我妈打电话通知我她到上海时，我正在医院抽血，大衣贴着我的半个身子正缓缓离去，我手拿着棉签摁住针口，把手机用肩膀夹在耳边接听了电话。三个小时前，她从义乌乘坐火车而来，相比动车，火车更便宜，四十多元，虽然乘坐时间要多两倍，但对于我妈来说，金钱远远比时间重要得多。

冬天家里的茶园没有收入，我妈便从老家来到了义乌，试图在那里谋求一份工作。但社会的劳动市场对于她这样——文化不高、没有技术、年轻五十岁上下——的女性显出了最残酷的一面，一份保育员的工作以年龄过大为由拒绝了她，一份月嫂工作要求她必须事先交几千元培训费，我妈认为投入过大就放弃了。最后不得已，她来到了我爸与叔叔开的那家没有什么生意的按摩店打打杂，这份工作就等同于她没有了收入。

她在火车站的出口等了我一个小时，由于不会乘坐地铁，因此所有的乘坐程序都由我一手主导。这使得我体会到自己与母亲之间的角色发生了真正的转变，我开始成为那个更有权力的人了。我已经两年多没有找她要钱了，去年我妈生日我买了一部手机作为礼物送给她，她显出那种假装责怪你乱花钱但又十分高兴的状态，于是转头她便立即买了一个手机套，把手机挂在胸前生怕遗失。

弟弟在次日零点达到上海，我给他买了一张机票，他从恩施赶来，错开了春节出行的高峰，机票反而比动车票还便宜。

我与我妈坐在去往浦东机场的地铁上，我妈感叹，乘坐地铁无法见到上海的美丽夜景。我可以想象她对上海充满着好奇：东方明珠是不是有一百层楼？《情深深雨蒙蒙》里依萍跳河的大桥在哪里？那个大上海舞厅还在不在？上海，对我妈来说，是小地方的人们所仰望之地，是富得流油的灯红酒绿，是不敢靠近的富有者天堂。

但上海并没有吓住我妈，我妈热衷于去楼下的菜市场与不远处的超市走动。她感叹上海的消费水平没有人们言称的那样高，“我去超市买两把菜才三块钱。”也喜欢加入那些上海本土熟食店排得很长的队伍，仿佛在其中找到了某种认同感，“上海人也精打细算嘛，都是吃这些。”哪怕我带她去了外滩，感受了这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现代化成果，她也只是感叹那些楼房要是停电了怎么爬上去。

上海春节相比老家可能并不热闹，没有鞭炮与猪叫，但也不冷清，除了路上少了一些车辆，其他的一如往常。住处附近的商场大年三十也在营业。不过这一天的地铁似乎不再强制安检，做一个假动作——你看我下包包——就会被放行。地铁上的乘客不多。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他一个上午只接了两单，平日里一般要接六单左右。如果选择在上海过年，除了点外卖不太方便之外，其他的一切都趋近完美：空荡荡的地铁，多辆显示“待运”的出租车，一切如常的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不会涨价的电影票。

我带弟弟与我妈去看了两场电影，我妈非常不理解为什么要花几十块坐在那里看别人蹦来蹦去，她的反对意见是“干嘛不买点吃的呢？那个东西看完了什么都没有。”禁不住我的坚持，我妈最后不情愿地去了电影院。看完电影，她似乎忘却了电影票的价格，饶有兴致地谈论起那部电影的制作，不过还是关于钱本身，“那个要花好多钱吗？”“上亿吧。”“黑死个人，就这么两个小时啊，还不如拿来修房子。”我妈是一个是实用主义者，这源自于她较为穷苦的生活，我想有时候“金钱至上”并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结果，如果有更好的方式，金钱在人们的价值序列中并没有那么重要。

弟弟这次来上海，不仅是为了过年，也为了参加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类招生考试。因为学习成绩不理想，他与当年的我一样，选择了艺考这条捷径。四百多分就有可能考上重点大学。早在几个月前，还是夏天，弟弟从老家拖着箱子来了上海。出于家庭条件的考虑，昂贵的艺考培训费无法负担，于是我承担了给他辅导专业课的责任。最初我信心满满，认为自己是播音主持专业出身，专业功底不比培训机构的老师差。但事实上，弟弟在上海的一个月里，我几乎没有教他什么专业知识。

我们相处了三十天已经把彼此都弄到崩溃，我控制欲似乎很强，性格也急躁，在他不按照我要求去做时，我常常忍不住发火。弟弟往往用沉默对抗，他不说话，但也不改变，索性什么都不听——玩起了手机。接下来便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因此我没有给他教授什么专业知识，九月初开学了，他便带着那些几乎是空白的暑假作业回了老家。

出于愧疚与期盼，两个月后，我还是给弟弟找了一个辅导班交了钱。想起他曾经对我说的话：“不希望你来教我，我学不进去。”我现在似乎明白了，学生时代，那些父母是老师的同学总是说自己的父母不会教授他们太多，以前我认为这是一种虚假的谦辞，现在我才体会到某种合理性。

一个上午，他打电话来称要考上海戏剧学院的播音主持专业。我立即反对，在我的认知中，这所学校招收的都是外表与家境都较为优越的那部分人，对于我们这样的贫穷县城小孩来说，知道自己的位置选取适合自己的学校才是应该做的。

我没有想到我会有这种想法，似乎突然变得庸俗而市侩。我想起2011年的冬天，我在武汉的杨杈湖，穿着一身别扭的西装去考了中国传媒大学。不出所料，初试都没过。我翻了当时写的日记，我写，“我知道这只是徒劳，但我只是想做，想去试试。”我想起自己时不时鼓励别人的话语都是“人总会死的，不要顾忌太多。”但是在弟弟这里，我成为了一个现实主义者。

弟弟对我的劝诫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他给我写了一封信然后拍照发给我。信中，他控诉我对他的不理解，也陈述了成长中所遭遇的一切不公，总之，我像一个我所讨厌的强权者形象那样占据着他的生活。这封信带给我很大的震动，我反省了自己的行为，同时也感到十分委屈。如同这次带他们来上海过年那般，我要承受着本不该承受的压力。也由此，在他们面前我表现得像一个有力的大人，尽量给他们带来一种一切都很安全的幻觉，但我没有意识这种强装也可能是一种压迫。

某种程度上，不回家，也是为了躲避家里复杂而糟糕的关系。我生长在一个大家族，奶奶的三个儿子会在一起过年，他们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暴戾，在我爸身上体现为对小家庭的蔑视，他对待我与弟弟以及我妈的方式常常是冷漠与无视。“爸爸”二字我很少说出口，一家四口在一起吃饭的日子也是个位数。我妈负担了我们姐弟大部分的学费。而在外面，他那种随和与友好的性格却能够轻易展现。我奶奶认为这是他与我妈的婚姻属于包办而没有感情的原因。我妈对此种说法不以为然“对我怎样是一回事，两个孩子是他的吧？他都这么不关心吗？学费都不出吗？”

我爸把他的大部分钱都用在自我享受上，比如与朋友吃喝或者买名牌衣服或者名牌手机。他热衷于将那些衣服挂在衣柜，把我妈妈的衣服放在另一个小柜子里，早晨他打开柜子，像一个将军检阅部队。

有时他的钱花光了，就会去找我妈解决经济上的窘迫。由此我妈热衷于“藏钱”，鞋底、衣服口袋与棉被都是她认为上好的藏身之处。但恰好我爸又擅长“找钱”，他的技术让人怀疑他为什么不去做一个侦探。我妈把一部分钱用胶布粘起来藏在卧室那张李小龙的海报后面，等到她想把钱取出来时却发现背后早已空荡荡。我爸承诺要把这一笔钱补上，事后他甩给我妈一张银行卡，并把密码写在卡的背面。我妈认为他有药可救。但几个月后，我妈去银行取钱时，发现存款为零。

以往过年回到家，满眼尽是西南地区特有的萧索，山是灰色，草并不黄，整体显示出一种烦闷与无聊。在外打工的人回到家，并无事干，但再也不似往年那般围坐在一起抽烟打牌。人们的关系变得客气充满了距离感。人们热衷于通过盖房子来获得新的身份认同以及优越感。家乡村子里几十户人家，绝大部分都垒起了两到三层的石房子。而我家，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房子。这被我爷爷认为是最丢脸的事情。

“我有三个儿，还有个儿子是大老板。怎么连一座房子都盖不起呢？”爷爷没有意识到，他的儿子早已不是大老板了，周围的人比我们更先意识到这一点，春节几乎无人再往家中送肘子了。叔叔去年还沉浸在他曾经的城市新兴中产的身份中，他甚至带着某种猎奇的口吻说：“老房子也很好嘛，少数民族的特色建筑。”

2008年的正月十六，过完年，大家都要从县城回去工作的地方。那天下着大雪，叔叔与我爸摇下窗摆了摆手跟我们告别。院子里都是雪，底下那层黑乎乎，有点脏，这天又刚下了点，火炮的红纸被雪轻柔覆盖着，红色纸皮和着白雪斑斑驳驳，像脸上的麻子。我爷爷拿出一挂炮火，用烟头点燃，使劲儿甩到空中。这时雪花有点大了，炮火噼里啪啦地炸着，红纸和雪花漫天飞，我爷爷说，好兆头，指不定明年就能盖新屋了呢。但十年过去，新房子不仅没盖，爷爷的三个儿子差不多都离了婚，我的父母只差一纸证明而已。

就在前两天，曾经是千万富翁的叔叔找到我，表示他过了一个很艰难的春节，身上只有一千块钱了。他问我能否解决这个难题，我无奈地表示我也没有多余的钱。他又继续问道，那你的信用卡能借给我先用着吗？或者你也可以帮我网贷一笔款。我震惊得不知道说什么。

我生长的这个家庭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统领的，他们以身上散发的男性气概为豪，纵使他们同样痛恨爷爷的暴戾与霸道，但他们自身却拒绝反思并认定自己的失败是身边女性的无能造成的。

我回到家倒并不会被催婚，而是成为他们眼中“不合时宜”者被大加指责。“你看你，一个女孩子，穿个破洞裤像什么样子？”“女娃儿烫个爆炸头是要飞天吗？”每每回家我都不得不换上多年前的旧衣服，以证明自己是一个“好女孩”，但内心深处我对这种“暴力”与自己的妥协感到愤怒。我尝试去反抗，比如穿着整个膝盖都露出来的破洞裤子，但一觉醒来发现奶奶用针线把破洞缝上了。

我妈在我上海的住处，表现得小心翼翼。早晨她轻轻地起床，把家里上上下下打扫一遍，然后坐在沙发上静静等候我和弟弟起床，她不会再如往常在家里那般催促我们早起。我突然像一个主人，多出了许多行使权，而我妈突然像个客人那般，变得不知所措。她无意中对我说，以后还是要过自己的日子，不能跟儿女一起住。我能察觉到，尽管我们相处看起来十分和谐，但这是在她的隐忍之下所换取的，她也希望过上不用照顾任何人的舒适日子吧。

除夕当晚，我回到住处与弟弟和我妈吃了一顿简单的年夜饭后，就与朋友去了酒吧。朋友也没有回家乡过年，她认为春节没有什么特别，团聚与否也不重要，因此选择留在上海，一个人更加轻松。酒吧老板吧台边看着春晚，店内人不多，几个外国人喝着啤酒谈论着什么，大家看起来平静而无聊，我点了一杯度数最高的啤酒希望能喝醉，我想，一年的最后一天一定要肆无忌惮一次，结果，我喝了第二杯就醉倒在地。醒来已是农历新的一年了，朋友认真看着一部纪录片，讲海鱼的，她说这个鱼的肉肯定很好吃。

和我一样的很多年轻人有了新的过春节方式，哪怕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城市中，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途径来消解某种孤独感。比起无处可逃的家乡，在上海，我们可以去酒吧，也可以继续穿破洞裤，还可以在清净的早晨醒来看一部纪录片。

我妈更喜欢看《乡村爱情》，这个春节她把这部电视剧的第十一季看完了，时不时哈哈大笑。我为这种时刻感到高兴，她终于可以不用去做那些繁琐的待客之事与家务了。此时我无比感激人们口中令人倍感压力的“超大城市”，它们的出现让人际结构松散了许多，纵然偶尔感到失落，但生活本身是艰辛的，只要有那么一个缺口能让人短暂逃离就已满足。

春节话题基本上围绕我爸展开，如果不是嫁给了我爸，我想，我妈的生活可能比现在幸福。我们感叹道：“怎么会有我爸这样的男人呢？”遂又安慰对方，“没事，我们靠自己。”我妈不是没想过离婚，但她总认为离婚对孩子不好，因此才拖到现在。

一天早晨，我对我妈进行了一次不正式的采访，我问她如果让你给女性一个建议，你会说什么？我妈想了想说：忠于自己。

大年初三，我们去了上海植物园。我妈为了省钱，表示不要买四十元一张的套票，十五元的大门票已经足够。上海阴雨许久，这天天放晴，有人在草坪边放起了风筝，一只“蝴蝶”一条“章鱼”缓缓升起。很多家庭一起出游，搭起帐篷，铺块布，躺在上面晒太阳。我妈拿出手机拍下这一切。有人吹起一个个泡泡，它们向我们这边飘来，我妈伸出双手试图去接。在蓝色的天空下，泡泡们让周围一切显得不太真实，像是幻觉。它们缓缓飘过我们的眼前，飘过我们的头顶与帐篷的最高处，飘过天上那些风筝，也可能飘过上海的街头，最后在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悄悄破灭。

*文中图片来自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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