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乔，从一个“打流”少年到200斤的中年人 | 三明治

阿乔，我的二表哥，原本生而不凡。

88年，生肖属龙；正月初五生，接财之日；辰时落地，合生龙活虎之相。我家在湘西一个不起眼的小镇，镇里有一位坐在石桥头算命的吴瞎子，被我外婆请来给满月的阿乔摸骨，连连摇头：“有大运有大运，既富且贵啊！”为此，外婆特特摸出十几年前存的老金子，给满月的阿乔打了一条小金龙的吊坠。

不过这些事都是我听说的。因为吴瞎子爷爷现在已经不知所踪了，小金龙的吊坠我也没见过，我妈说阿乔读高中的时候把它卖掉了去网吧玩游戏。

可是阿乔的名字就是他最受宠爱的证据。我的外婆养育了两男一女，我的两个舅舅各有一儿，我和我的大表哥都没有小名，只有阿乔的小名是外婆走了十几里地，找了一个隐居乡下的仙娘要来的。阿乔在九岁之前很容易生病，外婆时常弄一些小秘方替他“消灾收魂”：像是认干爹干妈啦，说认了能把坏运过给别人，自己收了好运；又或者是在乡下找几块将朽的木板桥，特地叫人在上头走来走去，边走边叫“阿乔”，这样阿乔就好养活了，不然命格太贵容易被天收走。

光是干爹，阿乔就认了四个；木板桥找了几座，已经不可考。九岁以后的阿乔，的确逐渐好了起来，虽然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事。

1

像是捣蛋的阀门随着他身体的好转被突然拧开了一般，阿乔在如何整我这件事上超常发挥了聪明才智。诸如：“把红药水和风油精混合进玻璃杯，告诉妹妹这是红酒请她喝下”、“壁虎断掉的尾巴真好玩，用妹妹的文具盒来收集吧”、“天好黑啊，在楼梯上装个鬼吓吓妹妹”。我一开始吓得总做噩梦，外婆还替我叫过几次魂；到后来我一见他做的蠢事，就直接告诉我爸让他出面。然而，阿乔很快就发现了我最要命的软肋。

这个软肋在于：阿乔抓到了我在外婆不允许的情况下偷偷藏钱的把柄。

外婆是一个很严格，很强势，生命力也很坚韧的人。她生于战争年代，年幼父母俱亡，六岁时，婶婶把她卖给人做了童养媳后也自杀了。她的第一个丈夫在她十四岁那年就死掉了，于是她的第一个婆婆又把她卖给了外公，她生下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只有十八岁。外公是一个没什么用的懒人，在那个挣工分的年代经常十天半个月才干一次活。外婆养大了三个孩子，干了很多份工，吃了很多苦，最后还靠着开卤味馆把全家十四口人都安顿到了小镇里，实现了从村里进城的愿望。因此，外婆是整个家族当之无愧的大家长，很少有人质疑她的威权。

而在她的概念里，不给小孩子零花钱有利于养成吃苦耐劳的性格。同样的理念她还有很多，比如不许吃外面卖的任何一样零食，比如放学以后超过十分钟不回家就应该挨打等等。

可是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零花钱是多么好的一样东西呀！小卖部里的跳跳糖只要五分钱一包，含在嘴里噼里啪啦麻掉了舌头；“老鼠屎”（现在看来应该是叫盐津枣）要贵一点，得两毛钱一包，不过里头有很多颗；尤其是当时流行的“宠物小精灵”（也就是现在的“口袋妖怪”或称“精灵宝可梦”）贴纸卡附赠在五毛钱一包的干脆面里，全校的小孩子们都在收集。我亲眼在小卖部里看到一个流着鼻涕的小胖子掏出五块钱买走了整整一箱，从里面得到了几张十分稀罕的小精灵卡。

我做梦都想要五块钱！于是年仅五岁，读小学一年级的我，被一种神奇的本能驱动了天赋：我偷偷在家中每一个角落寻找偶尔掉落的小硬币，我从每一件待洗的衣服口袋里找寻被遗忘的角票；我甚至在高年级的走廊里捡到过一个钻过小孔的一角钱硬币，应该是一些爱玩的大孩子把它当做幸运挂坠却又抛弃了。我把存到的钱都塞在家中找到的一个废旧卡片夹里，放在自己破破烂烂小书包的最里层。在大人们看电视而我被安排睡下后，借着门缝里透进来的一丝光偷偷摸出卡片夹数一遍。经过大约一个月的努力，我成功地攒下了一元八角五分钱，准备在外婆六十三岁生日那天，找准机会，跑跑腿送送东西，大赚一笔。

但这一天，并不是一个好日子。

首先发现我藏起来卡片夹的是我的二舅妈，也就是阿乔的妈妈。在我们十四口之家，孩子们都是大人相互帮衬着带。我的妈妈很早就要去卤味店进货、清货，所以经常是二舅妈帮我梳头发，送我上学。这天，我有本作业本忘记放进书包里，二舅妈看我还在吃早饭，便帮我放进去。不一会儿，她在里屋疑惑地发出声音：“妹妹，你书包里的钱是哪里来的？”

外婆原本在喂阿乔吃早饭，闻言朝我望过来，我手中的小勺子一抖，耳朵开始发热，结结巴巴地，下意识选择了撒谎：“我……我妈，昨晚拿给我买红领巾的。”

前几天妈妈的确拿了五角钱给我买红领巾，其实批发价只要三角。我一元八角五分钱的存款里头，还有两角钱是来自于买红领巾的余款呢。外婆听到我这么说，随口说了一句：“等她妈晚上回来问问。”便继续给阿乔喂饭，我赶紧低下头，不知道怎么把早饭吃完的，心里一直在祈祷晚上外婆忘记这件事。

可是我怎么忘记了阿乔？他大我五岁，读五年级，是小学食物链顶端成员。我尚且为了一套小精灵卡神魂颠倒，他渴望的东西只会更多。我背着小书包走向学校时，阿乔叫住了我：“妹妹等我。”他像一个好哥哥一样拎过了我的书包，像要和我说什么秘密一样的凑在我耳边：“我告诉你，我知道你那个钱不是买红领巾的。”

我只感觉后脑勺是冷的，还幸存着一两分长期和阿乔斗争的本能在挣扎着回击：“就是……我妈给我的。”

“哼，学校里的红领巾五毛钱一根，姑姑才不会给你这么多。你老实说，钱哪里来的？”阿乔发出了致命一击，我完全败下阵来，只得老实承认：”是我存了很久的。“

也许阿乔就是从这一刻起发现了他总是喜欢捉弄的妹妹还有这样一种不声不响存钱的本领。多年以后哪怕我一再追问，阿乔也不再记得当年究竟是如何想的，也不再承认这件事。可是当年他说出来的话，只有我这个小小的当事人记得清清楚楚，他带着微笑告诉我：“晚上外婆生日，要来很多客人，等她忘记了，我就告诉她钱不是姑姑给你的。你就要被打咯！”

“那你怎么才不说？”我几乎是要哭出来地问道。

“你把存的钱给我，我晚上就不告发你。”

被打的恐惧压过了我本来就发育不全的智力，这一天，我选择交给阿乔一元八角五分钱。也是这一天开始，阿乔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上演一场在大人眼皮底下，长达六年的巧取豪夺。而我，在童年结束之后，仍然没有收集完一套小精灵的卡片。

在我小学期间，阿乔共计从我手中榨取了两百余元，其中最大的一笔高达四十五元。

2

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2004年这一年对整个国家来说有什么意义。刚过去的2003年“非典”造成了内地的普遍恐慌和香港的楼价低迷，那些牺牲的人们的事迹印在报纸上，被小镇的人读过，惶恐一会儿，告诫自己的孩子少出门，自己却依旧汲着拖鞋往茶馆里头打牌。2004年，北京的房价正处于蓄势待发的第一波浪涛，镇里的纺织厂彻底关停；这些本来应该是某种预兆的东西，悄无声息地消磨进了小镇悠长的日光中。放学的孩子们奔跑在石桥头，吴瞎子爷爷还坐在桥边。镇里的人们好像对生活毫无办法，又好像对生活总有办法。

2004年，阿乔十六岁了。我十一岁。

“非典”并没有在我们小镇蔓延开，就像当年日本人都未曾打进小镇，湘西的匪患也不曾渗透进来一般。阿乔突然之间长高了，真像拔节的竹笋似的。我也终于彻底放下了被支配着还钱的恐惧，因为阿乔要离开镇子了。

在童年时，经常拿我做对比，夸奖阿乔比我聪明而我只是念死书的外婆也不得不承认，阿乔没有读书的天份。他或许已经把所有的聪明都耗在了“诈骗我”这件事上，导致学习成绩差到镇一中想劝退他。此时已经念完警察学校回到老家的大表哥，告诉外婆可以把阿乔送到长沙一所高中去读书，说是读两年出来以后，可以直接分配工作。

外婆同意了，还告诉阿乔：“你在长沙好好读书，过两年就到长沙给你买门面。”

2004年阿乔走之前，外婆拿着卤味店多年积蓄的几十万存款，在镇上最繁华的一条街道买了4个门面。她算给阿乔听，清清楚楚：“……你爸爸可怜见的，脑子傻，给他一个；你姑姑和我一人半个；你大舅舅一个，你哥哥回来工作了给他写个名字。”

2004年，几十万可以在北京全款买下一套东四环100平米的房产，或者还可以拆分成两套甚至三套首付；十五年后的今天，镇上一个门面一年的租金两万，4个门面加起来八万块，勉强足够买北京一平米的学区房，买够100平米，需要100年。

阿乔去长沙读书的两年里，是我最幸福的两年。再也没有人和我争外婆的宠爱，也不会有人恶劣地往我蛋羹里头吐口水。甚至也不会有人去我班里压迫那些喜欢我的男孩子——阿乔去长沙之前告诉我，他威胁过我小学班里那个总喜欢给我递棒棒糖的男孩子，叫他离我远点。

阿乔去长沙的两年里，竟然还给过我零花钱。由于他每个学期都有800块钱生活费，寒暑假他回来，都会给我二三十块钱。凭着阿乔给我的零花钱，我也能不时买一两本当时最热门的杂志，校门口五毛一本的租书店也能逛个两三回。东方神起的贴画每在手上多一本，阿乔在我心里的形象也就好一分。而在我对全班最好看的男生产生朦朦胧胧的“喜欢”时，阿乔也恋爱了。

发现他不一样地方的仍然是我。阿乔每个暑假都会回来小镇，他有了一个“小灵通”手机。有一天他把手机落在桌上没有合起来，我看到屏幕亮了，一条短讯跳进来：“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终于抓到阿乔的把柄了！我兴奋地想着，等他从厕所出来就得意洋洋甩着手机问他：“你谈恋爱了！我要去告诉外婆！”

“你去你去，你看外婆怎么说。”阿乔一点儿也不慌张，笑眯眯地回我。

“啊？”我没料到阿乔的反应，一晃神，手机已经被阿乔抢走了。他不紧不慢地靠着沙发打开手机回短讯，我在他身后跳来跳去，也不知是气急败坏些什么：“你要和她结婚吗？”

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和阿乔没有硝烟的谈话，未曾充满痛苦的博弈和暗藏的机锋，只是天南海北、漫无目的地聊着。阿乔说到长沙凄冷的天气，去网吧打游戏翻墙，还有偷偷开了摩托车。他还提及了外婆的“法力”，言语中不乏畏惧：“哎呀，我有一天刚打完游戏，外婆就打了电话来，问我是不是玩了一夜，说家里供的菩萨给她递了梦，把我吓死了。”我外婆有点迷信，家中供奉着一位家神，平日常常上香卜卦，这也是她威权的另一个来源，似乎她总能探知家中成员一些不可言说的隐秘。

总之，那是一个和平的下午，甚至回忆起来有温馨的味道。那个下午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在夏天微微潮湿的空气中，我们不知道未来可能要面对的死亡、争执、衰颓和流离曲折。我们以为的未来，是闪闪发亮的太阳。其实闪闪发亮的，是太阳周围的云翳。太阳躲在那后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来。

3

两年之后，因为政策原因，长沙那所高中不再包分配。阿乔的成绩不足以转去任何其他高中，我妈妈和外婆托了关系，又让阿乔转去了邻县一中读书，仍旧从高一读起。

过不上半年，邻县一中的老师打电话来，让家里把阿乔接走。原因是阿乔经常去网吧，还在宿舍和人打架。

大表哥此时终于解决了拖延五六年的编制问题，转进了镇上的事业单位。2006年，正式编制在镇里很吃香的，镇里人人都羡慕“吃皇粮的”，外婆走出去也十分有面子。我的成绩也不错，因此阿乔就成了外婆的一块心病了。外婆再次托了关系想请镇一中收下阿乔，但因为转学的手续和档案都要时间，阿乔迟迟没能入学，成了小镇青年“打流”的一份子。

“打流”是湖南的方言，意思就是做流浪汉，不务正业，没有工作。阿乔的“打流”打得很单调，内容只有一项：泡网吧。他沉迷在一款叫《龙与地下城》的网游中，每天热火朝天地忙着弄一套最好的装备。据他后来所说，当时游戏中有人要出6000块钱买他的号，他不舍得，就没有卖。

外婆虽然很宠阿乔，但对阿乔动起手来是丝毫不客气的。这也是她“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理念。二舅妈在外婆“管教”阿乔方面完全穿同一条裤子，甚至动起手来更狠。她们把阿乔一次又一次地从网吧揪出来，像小时候一样，要他脱光了衣服露出屁股来，用笤帚抽上几十下。她们一时忽略了阿乔的年纪，已经绝不是当年那个豆丁，他已经和大舅舅差不多高，比外婆高出了两个脑袋。当外婆再挥舞起笤帚时，他一把抢过，夺门而去。

于是在某一天的深夜，阿乔被连夜送往株洲的一所管教学校。

我在那个夜晚只听到模糊的响动，听到一两声短暂的喊叫和桌凳翻倒的声音。我迷糊地睡了过去，第二天到未来的三个月都没有见到阿乔。多年以后，我看到那些对着杨永信的笑脸膜拜、痛哭和呐喊的父母，回忆起了当年的我已经感受到的悲哀。当阿乔第一封手写的家信寄来，妈妈一个字一个字念给外婆和二舅妈听时，我在她们的泪眼里冷笑起来，不发一言地走开。我的直觉告诉我阿乔是不会改变的，那些在信中的感恩和保证都不是真的。或许外婆和二舅妈也知道不是真的，只是她们在眼泪里感受到了一种不被辜负的慰藉，一种获得希望的宽慰。然后她们注定要再次失望，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

三个月后，阿乔瘦了一大圈回来。那是阿乔最瘦的时候，听说在里面完全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在我的记忆里阿乔看起来并没有受过什么伤。但当几个月后他再一次故态萌发沉迷于游戏，而外婆想要再次送他去另一所管教学校时，他挣开了想要捉住他的大舅、大表哥和我的爸爸，往河水边狂奔而去，像一头被唤起了某种恐惧记忆的小兽。外婆第一次被这种恐惧感染了，她追回了阿乔，不再送他走。

4

阿乔一直到2009年才高中毕业，以300多分的成绩进了一所大专，读酒店管理专业。一年后，阿乔因为挂科十门被清退，再一次回到了小镇。那一年我终于离开了小镇去海南读书，而后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中辗转。我和阿乔开始缓慢而悄无声息地辐射成两条放射线，把那些遥远的、欢快的、无聊的、炽热的夏天和冷肃的冬天，都渐渐遗忘进了故乡的苍烟里。

2011年的夏天，我在海南迎来了第一个绩点低于3的学期。现在看来这或许是某种预兆，在期末考场上我惴惴不安，没有想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中哀哭一片。等我回家时，大舅早已入了土，遗像上他的脸红润着，微笑地看着我。

是阿乔接我回家的，路上他很少说话，很少笑，我询问他来掩饰我的不安但没有得到回答。家中外婆早已哭得卧床不起，往日里围满人吃饭的圆桌上，只有我和阿乔两个人对坐着。家中的一切都是惨白的，墙是惨白的，嘴唇是惨白的，米饭是惨白的，阿乔乌黑的眼睛像一对惨白海水里漂浮的坐标。

那段时间外婆身边不能缺人，但她常哭得几近晕厥，便不许人在她身边。我站在被她反锁的房门外拍门，心头一片身置海水的空茫与悲凉。每个人都被孤独包围着，外婆在房间内用各式各样的名字呼唤大舅，她的眼泪和悲哀把隔绝我们的房门加固成了墙，只有时间是唯一能越墙而过的贼子。还未等这贼子偷走所有的悲，阿乔突然在此时提出，要离开家中的卤味馆去省城开店。

外婆当场气得几乎晕厥，阿乔原本在家中的卤味店勉强也算劳动力，此刻家中急需有人填补大舅去世的空白。阿乔的行为在外婆眼中无异于背叛，她先痛骂了阿乔，又很快把火力转到二舅妈和他当时的女友阳阳身上。

他们三个人像出狱一样离开了家。这件事唯一的益处是激起了外婆顽强的生命力，促使她很快地从悲伤中振作起来，发誓要把卤味馆开得更好，狠狠地报复背叛者们。她每日要在家神面前为出去的三个人祝祷，为他们卜卦。在卦象显示不吉的时候，得意地证实自己的推断：“我是祝他们出去发财的，这是菩萨不保佑他们！”

或许外婆的“神力”真的起了作用。此后三年里，二舅妈先撑不住了。最开始给她承诺的合伙人在开店不久后就去世了，她一个人支撑不了，很快把拿出去的本钱赔了精光。不得已，她又回了家，然后在外婆的辱骂中忍无可忍，再次离家去贵阳。阿乔和阳阳在离家七八个月后就分了手，阳阳很快嫁给了一个生意人，而阿乔和二舅妈也成天相互推诿起来：阿乔指责二舅妈狡诈吝啬，二舅妈哭诉阿乔冷漠懒惰。两人后来也分道扬镳，阿乔短暂地回家待了一段时间，娶了镇上一个姑娘，然后带着新婚的妻子去了北京。

在北京，阿乔差点陷入了传销。好在他机灵，去“基地”的路上察觉不对，连行李都没要，趁停车时夺路而逃。而后他和妻子在北京餐馆做了一段时间，然后拿着最后的积蓄南下深圳。

5

2015年底，我和阿乔在深圳见面。他的店面开在宝安区一条僻静的巷子，店前堆积着垃圾，还有淅淅沥沥渗漏的污水。店里面只有七张桌子，我看了一圈，注意到店里没有设卷闸门，右边的玻璃门下用胶带胡乱贴着一块不规则的铁板，像个丑陋的补丁。阿乔的妻子从二楼下来，告诉我阿乔上午出去跑快递，下午进完货才会回来。我安静地听她絮絮说着：城管罚款拖走的桌椅、高额的门面转让费、其他人的恶意竞争、自己肾结石没钱住院只能打点滴……总之生活里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搞得定。阿乔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憔悴的胖子，坐近了身上散发出一股油烟的气味。我问了问他之后的打算，阿乔显得很烦躁：“交了一年门面费，租又租不出去，得把这一年熬过去吧。”他说店里只能卖夜宵，白天没人来吃东西；也不敢卖得很贵，一份饭超过八块钱，就没有人来吃了——“都是一群叫花子！”他愤愤地说着，全然没有注意到自己棉短袖破了一块指头大的洞，洞口垂着一块布条晃呀晃。

我有点心酸，却又略觉安慰：如果人生也像电影一样有“高光时刻”，这一刻的阿乔，不太体面，依旧愤懑，却终于看起来像个成人。

尽管彼时我亦飘零困顿，但我还是给阿乔留下了800块钱。阿乔送我到地铁站，摸着后脑勺，剔着手指甲，我已经进了地铁，才听到他说了一句：“那就谢谢你了妹妹。”地铁迅速地开远了，他把头扭到一边，我看不清他的眼睛是不是发红了。

阿乔最终坚持完了一年，虽然这并没有给他带来财富上的转机。他的妻子即将临盆，却没有住院费。2017年初，他不得不又一次回到了小镇。

世上总有人年轻着，但那年轻不会总是我们的。阿乔近十年的生活，在反复中，一切力气、野心、不甘都逐渐被消磨，时间默不作声地，像一把不停刮着蛋糕上奶油的刀，抹平了许多的可能性。在我们家，无论以何种方式实现自己的叛逃，那似乎都已经是年轻时候的事情了。某一天，“回家”突然在心中清晰起来；深夜在街头游荡时，不会再有一种想放声大笑的痛快，反而觉得自己是一条无家可归的狗。

阿乔带着妻儿从最便宜的大巴上跳下来，在大巴扬起的烟尘中，两百斤的体型清晰起来，面如土色，无喜无悲。

总归还是外婆的“神力”灵验了，阿乔一家，都没有发财。

只是这回阿乔融入家中都有一些困难了。疾病和衰老快速地瓦解了外婆的威权，哪怕她在五六年前还可以硬生生扛过丧子之痛，却在时代的巨变中，再也没有任何多余的能力为自己的后代筹谋更大的蛋糕。阿乔在镇里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卤味馆里帮忙。但卤味馆只有一间，外婆和妈妈又早将大权给了大表嫂。于是阿乔一家和大表哥一家无可避免地陷入了矛盾之中，说不清楚哪一个更委屈些。不仅如此，外婆强硬的脾气和阿乔的妻子也日见不合。同住一个屋檐下，阿乔的怨怼甚至慢慢追溯到了遥远的2006年，他将当年未能分配的原因归结于大表哥的作祟；还有他两任女友的分手也算在大表哥头上。他怨怼家中未能像关照大表哥一样为他谋得一份带编制的工作，怨怼分到的门面位置不如大表哥，怨怼家中养育大侄女的精力远远多于他的儿子。他抱怨一切，全然忘记了小时的事情。我回到家中，亲眼看见他冷笑着推开大侄女，把抢来的玩具塞到自己儿子手里。他在深圳稍稍学习到的一点成人的血性，又在镇子黏腻的空气里消散了。

我和母亲都意识到这样下去早晚将兄弟阋墙。母亲想出的办法是帮阿乔在市里立足：动用家中的存款，她很快给阿乔一家在市里全款买了一套房；所幸是个四线开外的小城市，房价还没有上涨到离谱。她又资助阿乔买了一辆车，原本是准备买台轿车，但阿乔最终却选了一台耗油的国产SUV。等到这些都搞定了，最大的问题是阿乔的工作。

市里不比深圳，没有任何集群的产业。买房以后，阿乔先是做了两个月快递，后来又去一家米粉店帮忙，然后又去一家4S店做销售，每日奔忙，所得收入却不足以糊口。因为学历只有高中，一些企事业单位哪怕塞钱也进不去。阿乔的妻子和他学历相当，生育后又没有调养，只能在咖啡馆之类的地方打零工。两个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地过了几个月，孩子大病一场后，阿乔车贷也还不上了，只能又由母亲出面来还贷。

2018年的春节，有钱没钱，阿乔总要回家过年。从前阿乔总是习惯性地笑着，年夜饭的桌上他却一直背过身流泪。他对外婆举杯，一度哽咽：“……孙子没用，没赚到钱。”他的羞惭无处遁形，惹来一家人也都唏嘘不已。不过阿乔总有一种那样的本事：他悔恨的泪水并没有持续太久，整个春节他在麻将桌上赚够了全家的钱。或许大家是以这样的方式默不作声地援助他，总之阿乔离开时，全身上下的口袋里，都塞满了红色的钞票，这足够他一家人过上两个月了。

6

最近一次我和阿乔的对话，已经是2019年的除夕了。

我深夜才到市里的高铁站，阿乔开着车来接我。他有一点得意又有一点感慨：“今年我存起来两万块了，信用卡也还了。”

阿乔从前从不知道什么叫存钱，有一花二，我点头：“那就好，多存点。往后你自己撑起来一个家了。”

阿乔这时候停下了车，说下去买点烟和槟榔。他拿了一包槟榔，一包芙蓉王，一瓶红牛，回来了给我看零钱：“你看，五十块钱，就找回来这一点。钱太不经用了。”他自顾自地点了一支烟抽了几口，沉沉地说：“我知道，家里也不大看得起我。”

“也不能这样说。”我微微有些不自在，在座位上挪了挪：“家里该给你的也没少。”

“我晓得。也不怪人家看不起。”他吐出几口白色的烟雾，看着后视镜，像在凝视着什么：“我没读成书，爸爸又是那个样子。现在这个工作也是做哈事（湖南方言：意为不过脑子的事。），公务员我是考不起的。说句不好听的，家里还是偏向老大。”他虽然这样讲，语气中却没有多少怨愤：“不过和那些更差的比，起码我不用为了房子车子愁。好歹我在市里不在镇里，以后我崽能读出来书就好了。现在我只想好好工作，多存点钱，以后早点退休。”

《无名之辈》里说：“路走到了尽头，所以就有了桥。”福至心灵一般，在阿乔的车转入小镇的弯路后，我忽然意识到，我从来都以为阿乔的乔，是南有乔木的乔。就像阿乔本以为，自己是生而不凡的天选。可是许多年前，我那不识字的外婆，或许只是带着小孙孙健康成长的希望，用木板桥的名字，来为她心爱的小孙孙命名。也许阿乔，只是“阿桥”而已。

也许是靠在车窗上睡过去的缘故，我总以为我做了这样一个梦：桥下的河水在黑夜里闪出苍冷的皱纹，我们都被河水流淌着带往悠远的过去。那个晚上是观音娘娘的生日，外婆在敬祝神明；大舅和大表哥在叠着烛火钱纸，熊熊焰火卷起飞灰，我和阿桥的脸红扑扑。他在河边礁石缝隙间的泥土上一笔写出了繁复的“龙”字，我悄悄告诉他，刚刚我从家中混砖的二层楼上翻了下去，跑过下一个街口，却望着岔路哭了起来。一切都充满着希望，有温馨的光；烛火与纸钱燃起来，我和阿桥去接散开的灰烬，像抓住一把又一把飞散的蒲公英，我们也飞起来，与河流一同走远，忘记了倒映在河水的波纹中，故人们忧伤的面孔。

哦，对了。我还记起来一件小事。往常阿桥来接我，总是要两百块钱车马费。这一次我迷糊睡了过去，忘记给他。直到春节结束后，阿桥也没有再问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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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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