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受阻的一生：抑郁症、心脏病和活着｜三明治
2001年，我妈妈给她五妹写信，想告诉五妹，她自己得了一种怪病：浑身上下不疼不痒，不会笑，也不会哭，饭也不想吃，不想管孩子，连衣服也不能洗，看的医生很多，可总不见效。
妈妈担心她自己能否过这一关，“恐怕很难过”。如果熬过去，她会回故乡山西看五妹。
这封信夹在妈妈的日记本里，不知为何没寄出去。而我，再也没机会问妈妈了。
那时，全家人对妈妈的病毫无办法。白天她病恹恹的没精神，念叨着生活没意思。夜里，她被失眠折磨，安眠药的帮助也不大。我们轮番上阵，劝她想开点，也小心地看着她。我在她的日记本里发现两个薄薄的刮胡刀片，藏在日记的封套里。
村里的大夫看不出所以然。亲戚介绍了一个据说针灸很厉害的医生来给妈妈扎针，妈妈疼哭了。没见效。奶奶在夜里12点，对着某个方位烧烧纸。还是没见效。爸爸去邻村请了一个看风水的，是爸爸的小学老师，他对爸爸说，你爱人可能是神经失控，抑郁症。
我老家所在的县城在1994年被评为国家级贫困县，直到2018年才摘掉贫困的帽子。那里的土地冒着白花花的盐碱，干旱贫瘠，人多地少。贫穷损耗着当地的人们，他们劳作一生，过早地死去。我爸爸至今不碰红薯，他幼时吃够了红薯和红薯面的食物。
对于我爸爸的家庭来说，我妈妈，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专门砸到我爸爸身上一样。
我爸爸一周岁得了小儿麻痹症，一条腿肌肉萎缩，此后，他就算不上一个正常人了。有两年我爷爷奶奶四处求医，后来认命。家里先是指望着我爸读书考出去，但我爸屡屡被英语捉弄。复读了几年后，有一天，他不理会我奶奶的眼泪，无论如何不肯去复读。我奶奶又指望着我爸学一项谋生的技能，她把我爸送去学理发。理发学成了，却不了了之。
到了结婚的年纪，腿有残疾，家里没钱，我爸去相亲时总碰一鼻子灰。村里有几户买了外地的媳妇儿，我奶奶也计划着给我爸买一个。就是在这个时机，我爸在北京打工的时机，认识了我妈妈。
1985年，我妈妈从山西北部的一个村子来到北京。我姥爷家是富农成分，他的六个子女便都是黑五类子女。家里也穷，她想买一本小人书要攒很久的零钱。我妈妈说她总被同学排挤。她只读到初二。曾经，她的同学捡到一小块香皂，抵挡不了香气的诱惑而吞下，却诬陷是我妈妈逼她吞的。同学的家长找到家里，好在我姥爷信任她。
我妈妈本可以待在老家，过几年嫁人生子。但她看不惯新过门的嫂子，嫌嫂子什么活儿都不干，两个人吵得鸡飞狗跳。姥爷劝我妈妈出去待一段时间。到北京后，我妈妈在一个军人家庭做保姆。
1986年，我的父母相识。7月15日，我妈妈在日记中写下了对我爸的看法，“不管怎么样，我不能让一个腿有残疾的人作我丈夫，我父亲不会同意，当我们并肩走在路上，看到他一摇一摇地走着，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人，非要他腿残不行，我作不出回答”。
一周后，她决定跟我爸真心相好，她认为我爸爸的精神很是可贵，“到现在为止，我不能没有他”，“我现在唯一依靠的人就是他”，“但愿他不负心”。
她随我爸爸回他河北的家后发现，这里比她村子里最穷的人家还要穷。她最终留了下来，并在1987年结婚。她相信两个人勤奋上进，日子总会越来越好。她一定不曾预见到，这是她一生不幸的开始。
我妈妈被困住了。
“这死气沉沉的村庄，没有书籍，没有报纸，没有电视，一切都像睡着一样。”
她不想在这穷困的地方度过她金黄的年华。过去的生活已然糟糕，眼下的状况只会更难堪。北京打工的时间尽管短暂，却在她心上留下了美好的印记。“我要追求一种八十年代年青人应该享受、有权利享受的生活，我要看电影，学跳舞，听音乐会这些，我一定要得到它。”
婚后，我爸爸独自去北京找工作，我妈妈留在了村子里。日记里写满了她的矛盾。她常常下定决心，如果我爸爸没出息，她会毅然选择别的道路，去寻找人生新的起点。哪怕再回北京当保姆，也比这里强得多。但改天，她又决定留下，“我的出走只能使他更不幸，留下吧，我的心，一切会好的”。
奶奶也极力说服我妈妈留下。1987年3月26日，我妈妈有机会去离家不远的砖厂工作。我奶奶怎么都不同意，说为了名誉，为了我妈妈的身体，无论如何都不能去。奶奶哭得很伤心。妈妈只好放弃机会，“我为了家庭不可能再去砖厂过我所向往的生活”。
1988年，我出生了。这次，我妈妈有理由继续留下，她要好好带孩子。她在日记里发愁，“愁着累累的债务，看着一年收入不了一千元钱，我觉得我垮了”。
接连几年，坏事不断。先是我姥爷在1990年意外去世，她未能见我姥爷最后一面。当年她没有跟家里商量就随我爸爸跑到河北，她一直觉得愧对姥爷。婚后她也没能寄几次钱回去。我姥爷在我妈妈心中的形象很高大，读书人，善良顾家，疼爱子女。我妈妈不断地怪自己，她说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女儿的责任。姥爷的去世对妈妈的打击尤其大。
1993年，我妈妈怀着我妹妹时，被抓去流产。她被查出有心脏病，不能打流产针。2000年，我大舅离世。妈妈忧心我姥姥，却没有条件把我姥姥接到身边尽孝。
忧思郁结，却没有出口。她想念山西的亲人和朋友，也想念在北京的爸爸，身边无人可倾诉。她的烦闷忧愁一点一点积累，伺机爆发。
妈妈不是没想过离婚，彻底地逃离这里，但她放不下孩子。她跟我说，如果不是我和妹妹，她早就离开了。
2001年，我妈妈自杀了两次。“死了两次没有死，花了好多钱也没治住我的病”。她的病在北京的医院确诊，是抑郁症。
而此前心脏的问题，则出在她的二尖瓣上，瓣膜缺损，医生曾叮嘱她不能过度劳累。我想起麦秋时节，很多个夜里，我们都睡下了，干了一天农活的妈妈独自在窗外磨镰刀，一把接一把，直到它们再次锋利。又或是玉米收获的日子，妈妈半夜起床，穿上厚衣服，一人在露水浓重的院子里剥玉米皮，剥到天空发白。她总是处处考虑到别人，总是忘记她要仔细爱惜她的身体。
妈妈开始服抗抑郁的药物，但她还是睡不好，心里也常常不好受。她花很多时间一个人待在屋子里，想把她自己藏起来。她发胖了，衣着十分随意，还有些邋遢。有一次，我的同学来家里找我，妈妈怯生生地跟我的同学打了一个招呼，没说一句话，她更像一个客人。
“我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干活没有力气，老想睡觉，好像有好多话要对谁说，却总也说不出来。别人的话我老是听不进去。这个家要垮了，我的身体先垮，家庭在不知不觉中也会垮掉。我害怕，害怕极了。”
同年冬天，我爸辞掉在北京打工的工作，回到老家。这意味着我们的收入会变得更少。庄稼的产出有限，夏天收小麦，秋天收玉米，枣树和苹果树一年一挂果，要看行情和老天爷吃饭。妹妹和我都在上学，开销样样不少。
2003年，家里想种菜增加收入。共两亩地，爸爸和妈妈选定了辣椒和茄子，还特地买了一些农业书。辣椒是绿色的甜椒，茄子是圆茄子。暑假我去地里干活儿，摘辣椒、剪茄子，还负责把风，总有人去偷。以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最不想吃的就是茄子和辣椒。
种菜的第一年，村里只有我们一家“大规模”种菜，产量一般，行情不错。我暗中观察妈妈的状态。她看起来更累，而且，她的担忧也更多了。她担心病虫害，担心刮风下雨，更担心价格卖不上去。事情中好的一面，似乎对她关闭了。
为了把价格卖得高一点，爸爸决定跨省卖菜。我们那儿离山东的新庆云几十公里，新庆云有一个给小摊贩交易的蔬菜批发市场。我们在夜里出发，天亮前要完成交易。夜空下，爸爸开得不快，车灯扫过油漆路，一只黄鼬跑过去了。
蔬菜市场的人们打着手电筒交易。他们比着价格，时而犹豫，时而痛快。爸爸挑了一些个头大长相体面的辣椒放在最上面。有人过来问，底上一样吗。爸爸说不一样，下面的小一些。这个回答过于直接，他瞪了爸爸两秒，“你这是卖辣椒吗！”我和爸爸为此笑了一天。
那次卖得不错，回去的路上，我一直想，妈妈今天会高兴吧？
种菜的第三年，村里有几户人家也种起了辣椒，行情越发地不行了。也是这一年，妈妈坚持要盖房子。奶奶说我将来读大学要花很多钱，房子可以缓一缓。妈妈哪里听得进去。
妈妈想要一个属于她的房子，这个愿望是如此强烈，就好像从她内部生长出来一样。此前，她日夜担心钱不够花，房子也盖不起来，她害怕一直期待的新房会是她的坟墓。
无论如何，房子盖起来了。她的愿望，有一样是成真的。妈妈要节省开支，房子不免盖得勉强和寒酸，只有三间半。屋顶的檩条就用水泥的吧，水泥便宜，妈妈坚持。没有人用水泥撑屋顶，人们都是用木头檩条。奶奶为此不安，她要给妈妈买。
怎么能让那么简单纯粹的心愿还掺杂别人的施舍和意图呢。水泥檩条的屋子建成了，完完全全按照妈妈的意思。厨房通往卧室的门，直愣愣的，无法向后折叠，这也是妈妈的意思，这种门便宜。
盖房的那段时间，妈妈担心家里丢东西，她担忧得睡不着，半夜三点起来写日记。她的腿也浮肿了。摁一下，腿上一个小窝。
2005年秋天的一个周末，我回家后发现妈妈不在。她出去打工了。
村子里有人在天津打工，她也跟着去了。她打电话回来，告诉我们她在一个食品工厂。虽然累了一些，但工资会按时发放。她说，生活终于有了奔头。她每天撬开栗子壳，拿出完整的栗子，或者捡出大颗的葡萄干，偶尔也会捡核桃仁。为了保持食品的新鲜，她工作的车间温度常年开得很低，还有一股很浓的消毒水味儿。有的女孩儿半年没来例假。
那年冬天，我和爸爸给妈妈打电话。我们有近一个月没联系了。妈妈接电话时很生气，劈头盖脸地朝着爸爸一顿骂，“你没事儿打什么电话呢”。后来我们才知道，妈妈那次得了重感冒，她睡也睡不好，呼吸也艰难，只能半躺着。她要起床走一段路，才能到传达室接电话。每一次感冒，都会加重心脏的负担。
爸爸在妈妈去天津的第二年，也去了天津。他们租了一个小房子，事实上，只是一个车库。
房子在街边，街的斜对面是厕所，为此一直不能开窗。房间里摆设简单，只有必要的生活用品。妈妈常常擦洗这里，它看起来除了心酸，也小而清爽。
妈妈不再提生活无望之类的话，只是累。偶尔，她也发现周围的惊奇之处，比如几十个男男女女住在不远处的一个院子，可能是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可能是传销。对这种白日梦想家，她十分鄙视。那时生活的信念重新回到妈妈身上，她再三强调，只要付出总有回报。到天津后，她不再服用抗抑郁的药，只吃助眠的。
我上大学后，她在天津那边租了不再寒酸的住处，有三间，中间是厨房，两边是卧室，还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枣树，妈妈种下几行玉米。夜里，万物生长的声音变得清晰，和着草木的香气，一齐从窗子涌进来，让人心安。
即使这种生活也太难了。我大学总归会毕业，我总归会有一个不错的工作，隐隐约约的希望挑逗着我们。妈妈对当下的生活更能付出，更能忍受，她把自己往可怕的境地又推了一步。
这是我后来听说的。荔枝上市的时节，妈妈想吃荔枝。她上班前对爸爸说了。晚上回家后，她看到两斤新鲜饱满的荔枝。问过价钱后，她跟爸爸发了一大通脾气。
还有那只叫菜菜的小狗。它一天要吃3个馒头，妈妈觉得它太能吃了，馒头也要花钱。她让爸爸把菜菜带到农贸市场去，不想再养它。过了两天，妈妈听说菜菜在农贸市场被踢来踢去。她心疼了，又让爸爸把菜菜带回家。
一直到她去世前，她都在不停歇地工作，她在小饭店做过服务员，在养老院和私人家里做过保姆。她知道她的身体就要垮掉，却不肯让自己停下。
不知道在她外出打工的哪一年，她写好了遗书。
妈妈走后，我把她的日记陆续带到北京。近十年了，我现在终于可以平静地看下去。我不断地想起我小时候，她在院子里给我讲故事，星斗满天。我想起她节衣缩食，几年没给她自己买过新衣服，却给我买郑渊洁童话小说名著。我想起她对我的期待，希望我读书考出去，人生的选择能够多一点。
她死在2010年夏天的一个夜晚。那个白天，她身体疼痛，几乎无法站立，我们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心脏病人嘛，天气热，气压的原因，透不过气，不舒服，是常常有的。妈妈在医院不再疼痛，医生也无法推断之前发生了什么。
我们回家去。叫了一辆车，因为司机热情而贴心，妈妈在下车时，叮嘱爸爸要多给司机5元钱。一想到这里，我又要哭了。我的妈妈一生天真善良，却不断下坠下坠。
下车后，爸爸站在路边，搀着妈妈，有那么一秒，他们紧紧依偎。我想起了他们刚结婚时的照片。妈妈和爸爸站在老家的麦田中，也是紧紧依偎的姿势，风吹起他们的头发，他们笑着，那时生活似乎还有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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