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葬礼当天，父亲没有出席 | 三明治

飞机一落地，我和当时的男友便奔向与母亲约定好的地方。已经是6月，一出机场却遭遇了寒风夹小雨的侵袭，刺骨的冷，我缩着身子埋头往前走，心里骂了一句“妈的”。妈妈一见到我就把事先准备好的外套给我披上，她一如往常的周到细心、毫无波澜的表情和语气像凝固剂一样，让我积压了一整天的眼泪无法夺眶而出。

和妈妈一起来接我和男友的不是爸爸，而是他的老同学杨叔叔，我心里咯噔一下——爷爷都快落气了，我爸到底在哪里？在医院吗？我倒是希望他在医院。爸爸已经失踪了一个月了，每次我打电话回家问，妈妈都跟我说他被公派去外地封闭式学习，联系不上。

最初我并未怀疑什么，但后面几次询问从妈妈的声音中感受到异常。妈妈说爸爸在往医院赶的路上，我稍微松了口气，但那一刻我从车前镜里看到了杨叔叔脸上的表情，直觉告诉我妈妈在说谎，并且大事不妙。我没有再追问下去。马路两边的绿化带在夜色中变成了很深的墨绿色，一棵又一棵青柏树在我眼前出现又消失，像一个无底的隧道。

半小时后我们抵达ICU病房门口，十几个亲戚坐在医院走廊的凳子上，强烈的白炽灯把每个人脸上的神色都暴露在我眼前，我快速回避了每一个人的眼神。二爷爷第一个打破沉默，他一边拍着我的肩膀一边大声说爷爷含着最后一口气在等我。

二爷爷从不隐藏自己的情绪，这和爷爷很不一样，我很少见爷爷大喜大怒，习惯性先把情绪压抑下去，说出来的话总让人觉得事情没到那个份儿上。奶奶哭肿了眼，我一把抱住她，她的身体松软又无力。“快去看看你爷爷吧！”奶奶颤抖着对我说，我点点头便走进了病房。

一进ICU，各种仪器发出的“哔哔”声起起伏伏，我心跳加速。我往里走，病床之间用蓝色的帘子隔开，我打望病床上的人，祈祷那不是爷爷。不到1分钟，我就看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体，那是已经严重变形的，被一层层松散的、像树皮一样的皮肤包裹着的骨头架。

爷爷一直很瘦，但总把自己收拾得精神抖擞，算是很帅的老年人。夏天时他爱穿各式各样的POLO衫——冰丝的、棉质的、针织的，秋天时必然离不开各式各样的衬衣，记忆中他很少穿松松垮垮没有衣领的T恤。

家乡天气潮湿，但他每天都会涂保湿霜，出门前会习惯性地照照镜子。对爷爷而言，“体面”非常重要。奶奶说，爷爷最后进医院之前在家吐了血，在等救护车来的时候，爷爷还去洗手间为自己涂抹了面霜。面子上的体面还远不如里子——谦逊、正直、有尊严，有完整的家庭、有稳定的工作，最好是吃公家饭的。

爷爷深受他母亲的影响。他出生在解放前的一个地主家庭，其母亲年轻时是一个了不起的角色，曾师从刘海粟，在上海办过个人画展。

抗日战争时代，曾祖母一夜之间失去了原有的豪门生活，丈夫和兄弟也在战争中丧生。爷爷不止一次跟我述说曾祖母在人生最艰难的岁月，是如何放下身份和尊严，靠着给人洗衣服和纳鞋底养活他和几个兄弟姐妹。爷爷为母亲的坚韧、正直而骄傲，他希望他的子孙们能继承自己母亲的风骨。

在这个时候进ICU病房，我们都很清楚，其实就是去“鬼门关”前的一个中转站。在病床上他的生命交给了沉重的呼吸机，交给了一滴一滴慢慢进入体内的各种药物。但即便命运已完全不在自己手上，他还是很礼貌地和每一个来看望他的亲人握手，用笔写下“某某，谢谢你来看我！”。即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爷爷依然用自己觉得最体面的方式对待着身边的人，让我们都觉得一切似乎没那么糟糕。

“爷爷。”从小到大，我每次见到他都会先叫他。这一次，他只能用眼神回应。爷爷带着氧气面罩，连接着一个巨大的蓝色呼吸机。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天花板，不停地转动。几秒后，爷爷才瞥向我，转瞬又盯回了天花板。后来，姑姑告诉我，爷爷从近ICU开始就一直看天花板。妈妈说人在临终前眼前会闪现过去的一生，医院的天花板就是爷爷的电影屏幕。

那年的春节他已经病得很重了，男友和我去看望他，因为男友和他一样喜欢历史，和他聊我们家过去的故事聊得起劲。

爷爷让我去卧室找一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讲述我们家祖辈的故事。我找了半天找不到，原本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的爷爷竟然起身去楼上亲自找。我想，在爷爷临终前，他应该仔仔细细地回顾了自己家族的历史。

在爷爷的病床旁，男友和我一人一句地对爷爷说我们在成都过得不错，就这样说了好一会儿，爷爷才把目光转向我。我说自己在成都挺适应的，男友补充说我找到的新工作还不错，是一家总部在广州的公司。爷爷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狠狠地盯着我，他的眼里有千言万语，快把我穿透。

爷爷示意护士给他纸笔，他在纸上写下——“等我好了，和奶奶来成都找你”，字迹竟然十分清晰有力。我看到字条，竟然不悲伤。可能是因为眼前的爷爷太陌生了，他的样子、神态和举动让我感受到恐惧。那是我对死亡的恐惧。

十几分钟后，我们按规定不得不离开ICU病房，还没走出病房就被妈妈叫到了护士的工作间。

“女儿，我要给你说件事儿。你爸爸其实不是去学习了，他被抓了，因为他收了不该收的钱。”我妈语气平静地对我说。

考虑到还在病房里，我努力憋着哭声问：“几年？”

“4年，不算太糟。”妈妈回答道，“别憋着，想哭就哭吧。”

爷爷是第二天下午走的，我和妈妈从家里赶到医院时，爷爷已经去了。我跪在爷爷的病床前，用歇斯底里的哭泣和爷爷做最后的告别。

半小时后，我们便前往殡仪馆。殡仪馆是父亲工作了大半生的地方，他的办公室就在爷爷灵堂斜对面的白色办公楼里。他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事业和成就，也在那里毁掉自己的前途。爸爸大专一毕业就进入老家的殡葬管理局，并成为一名干部。二十多年没有离开过单位，他送走过无数过世的人，最终成为单位的一把手。

爸爸出事的那年年初，《人民的名义》热播，我还在家庭微信群里给爸爸推荐这部剧。在我心目中，爸爸是正直又善良的，总为旁人着想，舍不得牺牲别人的利益，对遇到困境的朋友也是倾囊相助。

他外表胖乎乎的、圆脸大鼻子，架着一副方眼镜，和谁都是笑呵呵的。我完全不认为他是会做出受贿行贿这类事情的人，差得太远了；在家人看来，爸爸是个老实人，发不了财，但日子过得也算滋润；在爸爸的员工心目中，他是一个为员工着想的好领导，大家都很拥护他。爸爸被捕入狱的事实，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

殡仪馆爸爸的同事们虽然对爸爸的事感到意外，但依然对他给予很大的认可，闲聊中常常念叨着他的好。在我们赶到殡仪馆时，灵堂内的各项事宜早被安排妥当。灵堂很大，爷爷两年前在海口拍的照片挂在墙上。照这张像时爷爷已经生病了，相片里的他穿着他最爱的绿色条纹POLO衫，笑得很开心。

爷爷常年哮喘，老家的冬天十分湿冷，他容易犯病。几年前，做生意的大伯就在海口和琼海给二老购置了两套房子，一入冬爷爷奶奶便像候鸟一样飞到温暖的海南。虽然在旁人看来爸爸是事业单位的大领导，风光体面，但爸爸很清楚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做生意的大伯相比还差得远。过去他也常常念叨说上班根本发不了财，这种时候他总是长叹一声，眉头微皱，最后一定会说一句”不如做生意去算了”。

爸爸一辈子在体制内工作，却从没停止过出去做生意的念头。他想挣更多的钱。在我几岁的时候，他开过一次饭馆，失败后他又做好准备加盟一个化妆品品牌，但就在他拿着钱去买门面那天却被告知店铺在前一天晚上售给了其他人。就在爸爸出事前不久，他刚退出和朋友开的快餐店生意。他渴望做生意发财，但似乎运气总不站在他这一边，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

若不是出事，爸爸退休后也能凭着丰厚的退休工资过上富足安稳的晚年生活。或许他自己也不曾料想，旁人艳羡的好日子就这样被自己一手毁掉，更不曾料想一直非常孝顺的自己却未能为老父亲送终。

爷爷第一次收到死亡讯号是在2014年的大年初六，当天我们走在琼海的大街上，街边被各种各样的小商贩占满，卖鱼的、卖水果的、卖小吃的林林总总。

爷爷上街一贯不环顾左右，背着手，头微昂，脚步很快，似乎周遭的世界与自己没关系。那天爷爷像往常一样走在街上，却突然俯下身体，双手捂住腰部，表情十分痛苦。“我太痛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你们逛着，我回去了。”爷爷对我和妈妈说。

年还没过完，爷爷就被告知他肾脏附近有一个肿瘤。爷爷执意不做穿刺检查，一是身体状况不那么允许，再者是对真相的恐惧。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家人带着爷爷在各个医院辗转，找寻最合适的治疗方式。最终，爷爷和家人达成一致——不手术，吃药，保守治疗。

爷爷治病的药一大堆，价格高昂，大伯购买了最好的虫草。爸爸工作十分忙碌，但几乎每天都去看望爷爷，带去各种各样的食材、药品，还常常带爷爷去问诊他四处打听到的著名中医，他说那些中医过去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可以试试。

刚生病时，爷爷对自己的病情还抱有希望。一次他坐在沙发上，眼睛瞪得很大，手一挥对我说：“我一个医生老朋友说我不可能是癌症，如果是癌症人早就没了，这就是一个良性肿瘤。”他积极地治疗，每天用矿泉水瓶装好中药，坚持去家附近的广场遛弯儿。

强大的求生欲、子女们倾尽全力的照料，并没有能击退肿瘤的攻击。肿瘤越长越大，疼痛日复一日地折磨着他，但爷爷不愿让我们紧张，从不在家人面前喊疼，也不呻吟。有时候爷爷会和家人打两圈麻将转移注意力，实在疼得无法忍受了就用手捏住自己的裤子，笔直的西裤穿在身上一会儿也皱皱巴巴。

子女们的悉心照料与陪伴给了爷爷很多力量，他想要活着，哪怕多一天。他常说多活一天就赚一天，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依然一顿晚餐吃两碗米饭，常常在家里唱《问天再借五百年》。

爷爷眷恋着这个家庭，他的子孙们个个为人正直善良，工作上进，令他骄傲。和所有老一辈的人一样，爷爷希望子女可以正直善良，安安稳稳地度过一生。他总是敲打爸爸——“你以为生意那么好做么，别老想着发财。另外，提醒你，不要为了钱去做不该做的事。”每次说这些话，爷爷的表情和语气都很严肃。

爸爸被带走的前一天，他办公室里的皮座椅突然就垮了，这件事后来被妈妈称作是天意。第二天，妈妈被当地纪委通知去问话，问话的内容大概是爸爸每个月给她多少钱，她知不知道父亲的具体收入来源，那段时间她的手机通讯也被持续监控。

妈妈知道了她丝毫未知的真相——爸爸是拿了殡仪馆外一家卖花圈商铺的钱，他们每个月都给，有时候多些，已经给了很多年，加起来差不多有几十万。爸爸所在的这个殡仪馆是企事业单位，虽然几乎全市死者的后事都在这里办。但殡仪馆做生意没法儿完全市场化，民政性质导致单位的真实收益与表面效益有着很大的落差。近几年父亲一直在为殡仪馆的效益增收扩展项目，引进商铺、激活消费成了计划中的重要一步。

爷爷是在离世前一个多月前知道爸爸出事的。一开始家人们想努力瞒住爷爷，但时间长了爷爷自己也猜出个八九不离十，最终家人们告诉了他真相。那是爷爷的最后一段时间，他常常坐在沙发上，强忍疼痛，已失去神色的双眼似乎多了一丝焦虑，但他已经没有力气表达自己的情绪，只剩下沉默。

爷爷的棺材送进殡仪馆的灵堂没到半小时，一波又一波的亲友便闻讯而至。

关系最近的亲戚一踏进灵堂便很难克制情绪，哭丧着跪在棺材前，待情绪稍微平复些再给爷爷烧上一炷香；关系较为生疏的亲友则面色较为平常，他们进来上完一炷香，送完份子钱，便坐下聊天或者到灵堂外面打麻将。在老家，人们要在灵堂前打三天三夜的麻将。似乎麻将声越大，爷爷在去往另一个世界的路上便少一些害怕。

我不停地招呼前来的亲戚朋友，给他们倒茶、用婚礼时用来装喜糖的，印有大牡丹花的铁圆盘装满瓜子和包谷花。灵堂内低吟的哭泣声被外面起伏的麻将声和聊天声掩盖，我的脑袋被噪音冲得乱糟糟，无瑕顾及内心强烈的悲伤，只觉得胸口憋得慌。

有人聊着爷爷的病，或者他身前的种种事迹；有人聊着自己孩子的期末考试；有人聊着自己生活里的种种琐碎。当然，几乎前来悼念的人都会问一个问题——爷爷的二儿子在哪里？自己平时忙前忙后，自己父亲过世怎么反而不在单位呢？

妈妈和家人们娴熟地告诉别人说爸爸开车去请道士了，要准备法事的事情嘛，得忙上一阵儿才能回来。但，全家人都没想到，爸爸事件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让人意外的真相。

在葬礼上泄露秘密的好事者是爸爸的一位女上级，50多岁，尖脸高鼻梁，一头黄色的短发吹得又蓬又卷。她带着一如往常的精致出现在葬礼上，一出现就把我妈拉到灵堂外一个安静的角落，说了半天话。当天之后发生了什么除了妈妈，谁也不知道。

因为不希望我难过，妈妈两年后才给我说起当天她听到的关于父亲的事。那天我回家，和妈妈躺在她的床上，床很软绵，整个身子都陷下去了。我们像往常一样闲聊天，聊着聊着就说到了妈妈和爸爸的感情。妈妈说她感到最气愤的事并不是爸爸入狱，而是所有的事情她都不知道，她难以接受做了半辈子夫妻，还换不来坦诚相待的事实。我顺着她的话问她：“你相信爸爸么？那方面。”妈妈叹了一口气，给我说起两年前在爷爷葬礼上发生的事。

店铺送钱给爸爸的事是在一次意外中被外界知道的。当天另一些在殡仪馆附近做生意的人在那家店铺和店主发生了争执，双方越吵越凶，情绪难以控制。最终，对方将这个秘密说了出来。这给暗地里调查了爸爸好几个月的纪委新的线索，但他们知道仅凭闹事者的一句话，无法将爸爸捉拿归案。

爸爸的工作业绩出色，为人一向正派老实。纪委的人无法找到破绽，就在他们都想暂时放弃的时候，又想到了另一个出路——查男女关系。

最终，纪委的人查到爸爸出轨单位一位女同事多年的事实，并以此事作为威胁。如果爸爸不承认受贿的事实，就讲这件事告知他的家人，如果承认，便可保密此事。

妈妈说她完全没想到是这样的剧情，所有人都想不到。在旁人眼里，他们算得上恩爱。早年经济条件较差的时候，妈妈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我，经常分担爸爸工作的烦恼；后来经济条件好了，爸爸从来都是把大部分收入交给妈妈，嘱咐她好好对待自己；三年前，母亲生了一场大病，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康复期爸爸每天用珍贵食材为母亲煲汤，四处为妈妈找最好的中药。

“那个人挑在你爷爷的葬礼上告诉我，我不知道她是什么用意，但我知道我需要压抑住情绪，把爷爷的葬礼办完。”妈妈对我说。“我也是看在他在我病得最重的时候悉心照顾我，算是救了我一命，我才在他入狱后选择继续帮助他、守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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