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像 Fatema 一样，是成长在多哈的穆斯林女性 | 三明治
在上个月的短故事学院，阿企写下了自己在伦敦念书时的朋友——Fatema的故事。Fatema是一位成长在多哈的穆斯林女性，由于宗教和习俗的限制，在伦敦的校园里和阿企的相识，原本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为相对保守的穆斯林家庭里，无论年龄辈分，男性家属的话语权至高无上。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女性不得不隐忍地失去自我地生活。但Fatema拒绝完全认同这种生活。
文 | 阿企
编辑 | 依蔓
最后一次和Fatema见面是2016的夏天，伦敦牛津街Selfridge百货公司的劳力士表店。
学校的毕业典礼在课程结束后的来年夏天举行，我刚从礼台上领了证书，就收到了Fatema约我晚餐前见面的短信。
Fatema的妈妈和姐姐们每次从多哈到伦敦过斋月，都会在在这家百货公司入口层的Wonder Room流连忘返。我一进表店，就看到整齐穿戴abaya（黑纱）和niqab（面纱）的Fatema直直企在母亲的身后，手上抱着一个黑色纸袋。头纱遮住了她的黑色卷发，见到我，她双眼亮晶晶。
和母亲与姐妹们不同，Fatema的黑纱向来款式简洁，裁剪精良的丝绸长袍罩在她窄窄的肩膀上，省略了繁复的花纹和刺绣，反而让人更专注于她稍显倔强的脸部轮廓。
这是我第二次和她的家人见面，Fatema的小妹兴奋地挽着我的手, 指着母亲手里的两条金表，让我帮她们选择其一。两只表盘周长都镶着钻石，一条白金，一条玫瑰金。从来没戴过金表，也没买过钻石，我笑笑不发表意见。
一年没有见面，我和Fatema以买咖啡为由离开了表店，站在陈列厨房用品的货架前尽情地讲话。防火卷帘门旁，我们一个裹着学士袍，一个披着abaya，好像在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前迷路的麻瓜。商场保安来来回回好几次，礼貌地观察着我们。
Fatema小声告诉我她的双胞胎弟弟脾气更坏了，对她百般刁难，现在要出门一次更难了。
她还说最怀念这座百货公司对面果汁摊新鲜草莓奶昔的滋味。印象里有一个清晨，我们一路疾走到这里时商场还没有营业。于是我们点了一杯草莓奶昔，看着店员打扫橱窗，盼着门童赶快拉开门帘。
草莓奶昔的滋味我早已忘却，只记得当天为Fatema愤愤不平的自己。果汁摊贩对戴了黑色运动hija（头纱）的Fatema视而不见，把奶昔先给了一位比我们迟来很久的白人女生。
Fatema把手中的纸袋递给我，里面是一个小巧的棕色拍立得相机，并祝我毕业快乐。纸袋底部沉甸甸的，她取出一个吞拿鱼罐头，问我，你还记不记得这个？
我点点头，这罐头见证了我和Fatema的初次见面，它是阿拉伯湾区的超市特供，在伦敦从来买不到。
还记得2014年初秋的伦敦，我刚刚入学。某日，正午阳光明媚，空气里照常充斥着洗衣房的味道。在学生宿舍半地下的厨房里，我一个人狼吞虎咽自制的蔬菜卷饼，双手沾满番茄的汁液。
Fatema推门进来，黑纱随意地搭在身上。她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就笑着问我是不是也在减肥。
我擦擦手，点点头。
她踮着脚从自己的橱柜上层拿出几盒吞拿鱼罐头，摆在餐桌上推给我，说自己的好友靠吃吞拿鱼瘦了几磅，所以罐头随她飘扬过海，从多哈来到了伦敦。
我撬开罐头，把吞拿鱼碎卷到玉米饼里，加了黄瓜丝，我一个，也分她一个。我们站在半地下的厨房里，隔着铁栅栏，眯着眼看街道上伦敦人急匆匆的脚步。刚到伦敦求学，课业紧张，虽然学校里中国同学很多，但也没和谁成为可以一起吃饭的伙伴。吞拿鱼微微的咸，搭配黄瓜淡淡的甜，这简单的午餐，和另一个女孩分享，竟然格外好味。
Fatema的妹妹打来电话催促，说要赶去Harrods的夏季甩卖。表店里，Fatema母亲买下的两条金表已经打包好等在柜台上。
出身封闭穆斯林家庭的女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很多人也习惯不选。Fatema望着我，她浓浓的眉毛下，是浅浅的无奈。
离开表店时，我抱了抱Fatema，她的黑纱松松垮垮，我的心里空空荡荡。不知道下次再见，又会是何年何月。
戴着面纱（niqab）的女学生
representitive image, https://alhira.org/
Fatema搬进宿舍的那天，我背着双肩包从厨房出来，急急忙忙地要冲去图书馆。我看到一个戴鸭舌帽、身着紧身牛仔裤的潮男领着一个披着黑色长袍、蒙着面纱的女孩从旋转楼梯下来。男生拖着两个行李箱，女生手上抱着一叠书，他护着她挪进了走廊的另一端。
后来Fatema告诉我，按照风俗，他们家庭的女生不能一人出行。于是他的大哥一路护送她到伦敦，等她在宿舍安顿好后，又连夜赶回了多哈。
我和Fatema常常在公共厨房相遇，又因为分享吞拿鱼罐头的关系，渐渐熟络了起来。她在工程学院读研究生，导师是个吹毛求疵的日本人。申请上研究生之前，她和双胞胎弟弟一起住在伦敦北部的Luton，上了一年语言学校。
学生宿舍和主校区的图书馆只有一条Euston大街之隔，交通十分便利。但不走运的是，我们都被分到了宿舍楼的地下一层。
地下一层沿街面的窗户不能完全打开，被金属铁栏紧紧围住。白日里若窗帘没有拉紧，还常常和街道上的行人四目交对。入夜了，从附近酒吧流出的醉鬼有时会把酒瓶丢到窗边，玻璃酒瓶撞击金属舷窗，接续着痛快的呼叫。几次被惊醒的我并不害怕，反倒觉得这不曾有过的体验格外有趣。
地下室房间的窗台
地下室的采光不佳，环境嘈杂，但租金和楼上的房间无异。写邮件给住宿处的老师投诉了好几次，他们都以房间已满，无能为力，把我调换宿舍的请求打了回来。
有一天晚上，刚回房间拉上了窗帘，就听到有人咚咚咚地敲门。在国内大学集体宿舍生活多年、训练有素的我竟下意识地觉得是违章电器的突击检查。慌乱中我把电热水壶放在双肩背包里，藏在衣橱的上层。一开门，站在我面前的竟然是没穿黑纱的Fatema。她穿着粉红色睡衣，黑色卷发散落在肩膀上，神情紧张。
她说：我床上竟然有一只老鼠，好可怕，可不可以来你房间借宿一晚。
学生宿舍里的单人床不到一米宽，但我还是马上点头答应了。
看着我的小床，她犹豫地说她房间里有一张气垫床，但因为老鼠的缘故不敢回去。
我和Fatema沿着走廊墙壁疾步回到了她的房间，我们一人防一人攻，跳到了她的衣橱前，生怕脚下再次窜出活物。我快手从衣橱里抽出了气垫床，Fatema又迅速夹带了一件厚厚的呢子外套。她说自己的被子和床单都被老鼠污染过了，要马上销毁，不然就会变成滋生出整个老鼠家族的温床。我懵懵懂懂，竟然也相信了这工科学生信手拈来的生物理论。
Fatema的房间在红砖建筑的转角，一面朝向街道，一面连接通往垃圾站的小径。她的窗前点着阿拉伯乌木沉香(oud)，香已燃尽，浓郁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散。她的窗户和我的一样，只能微微敞开一个指头的距离，老鼠应该就是从这个缝隙里爬了进来。
回到我的房间，Fatema和我一起充起了气垫床，她和着呢子大衣躺下，用手机给宿舍老师写投诉信。
我说住在地下室的生活不见日光，确实压抑，自己也给老师写了好几封要求调换宿舍的邮件。
Fatema转头看看我，无奈地笑着说，你有没有发现住在地下的都是亚洲人，白人同学都可以申请到楼上的房间。
我在的这所大学，亚洲学生数量众多，对于这宿舍楼里区域性的人种分布，我却是从来没留意过。收到录取通知书，我早早就申请了宿舍，也在备注里声明了偏好顶层通风的房间。被分到地下室，我一直以为纯属运气不佳。
突然想起自己衣柜里还有一个备用枕头，于是我起身去掏枕头给Fatema，刚够到枕头，装着电热水壶的双肩包就滚落下来，砸在Fatema的气垫床边。
背包拉链半开，窥见背包里的热水壶，Fatema非常吃惊。她说早就听说中国人爱喝热水，果真名不虚传。她说：“原来你每天背个大书包出去，都是为了随时煮热水。”
隔周，再在厨房里再见到Fatema，问她鼠患的问题怎么样了,换宿舍的请求有没有批准。Fatema叹叹气，她说学校第二天就派人来消毒房间，自己也重新购置了床品。老鼠虽然暂时消失了，但是学校老师拒绝了她换宿舍的请求。说是签了合同，就要在这里住到期满，搬家就要交一笔违约金。
她说，老师还在信里写道，你们来自亚洲，平时对蟑螂老鼠习以为常，不值得大惊小怪。
听到这里，我愤怒地摇头，我说如果我是你，就把这封邮件抄送给学校高层和大使馆，炒作成国际事件。
Fatema哈哈大笑，说没必要大题小做，对这种不公平的遭遇，她已经有些习惯了。
后来有一阵子在厨房都没遇见Fatema，再见到她，已经是圣诞节后。她说自己刚从多哈回来，回家住了一个月，然后热情地邀请我去她房间吃从家乡带回来的中东椰枣。
我们坐在她曾经被老鼠污染过的床沿，聊着我圣诞假期的旅行经历。突然她眼眶泛红，说，她来伦敦求学的事，是一个不能让自己双胞胎弟弟知道的秘密。在他们这样相对保守的穆斯林家庭里，无论年龄辈分，男性家属的话语权至高无上，她的命运只能任其摆布。
50年代，Fatema的父亲出生在世界上最大的沙漠Empty Quarter。游牧民族天地为帐，逐水草而居。出生于一个贝都因（bedouin）帐篷的他，一生本该只属于阿拉伯的风沙。
在沙漠生活的贝都因人有不近海港的传统，他们是文明社会的边缘群体。而部落生活里，女性更是边缘里的边缘，活埋女婴的现象十分普遍。
1898年阿拉伯沙漠里的贝都因人
imgage source:mashable.com/2016/09/17/bedouins/
70年代，石油经济的繁荣带动了卡塔尔半岛城市的发展，赶骆驼的贝都因孩子走进了英国人建造的学校。离开沙漠的游牧人民最初以宗族的形式集居在海湾港口附近。Fatema的爸爸在这时候离开了沙漠, 在多哈的码头边落脚。
最小的儿子出生后不久，Fatema的父亲便离世了。根据Sharia Law (伊斯兰教法），一家之主去世后，遗孀只能继承财产的1/8，其父母兄弟以及子女继承剩下的财产。主要原则是，每个儿子继承的财产都是女儿的两倍。
Fatema的姐姐离婚前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母亲和妹妹一生都没有工作，生活靠双胞胎弟弟补贴。
双胞胎弟弟由于母亲的宠溺，性情最骄纵。但也许鉴于全家在多哈的居所是他名下房产的缘故，大家对他百依百顺。Fatema的大哥年纪不小，依然单身，是家族里的异类。加之他在中国的经商并不成功，虽然他对姐妹的要求都尽量满足，但对家庭事务从不发声。
在90年代里成长起来的Fatema赶上了多哈和美国联手打造中东教育中心的热浪，到伦敦读研究生前，她念的是国际学校。Fatema穿着黑色abaya，接受了玫瑰色的西式教育，经历了女性从足不出户，到拥有投票和驾车权利的社会变革。一家几代在中东断崖式的发展背景中成长，观点不同，矛盾重重。
在Luton读完语言学校后，双胞胎弟弟突然没有理由地把Fatema赶回多哈，不让她继续在伦敦的学业。Fatema的大哥不忍心自己的妹妹以泪洗面，绝食抗议，就瞒着弟弟带着她回到了伦敦。圣诞节假期，弟弟从伦敦回家，Fatema也要抢先回去，以免他察觉出异常。
Fatema房间里点着的乌木沉香散着白烟，香味厚重得让我喘不过气来。
五月开始，就进入伦敦最好的季节。此时天光一直持续到九、十点，让对时间向来捉襟见肘的读书人有一种白赚了大把光阴的错觉。
有天和Fatema从图书馆走出来，两人已饥肠辘辘。她一时兴起，提议去吃家乡小吃Falafel（炸鹰嘴豆泥丸子）卷饼。她说小店就在摄政公园的旁边，离宿舍不远，上次大哥送她来学校的时候一起去吃过，味道还不错。
在学校附近的熟食店买过kebab和shawarma，以为这就是中东菜的全部。和Fatema吃了一次Falafel之后，从此对以上两者视而不见。鹰嘴豆泥团成小球，油炸后搭配着酸瓜和乳酪酱（tarator sauce）裹在皮塔饼（pita bread) 里，一口下去，多种滋味层层绽开，回味无穷。
小店里只有我们两个顾客，我们坐在靠近柜台的位置，看着身材丰满的老阿姨做饼。突然Fatema认真理了理头巾，严肃地自拍了一张。我问她怎么突然兴致高涨，平时都很少拍照。她无奈地笑笑，说自己的大哥经常要检查她晚上在哪里，有没有戴好头巾，所以她就自拍一张，当作证明。
斋月开始后，宿舍楼对面的一个伊斯兰教祷告室一到下午的某个时段就人满为患，开始禁食的Fatema神龙见首不见尾。有天半夜在厨房偶遇，她问我周末有没有时间，一起去和她来伦敦拜访的家人吃开斋饭。
这年的斋月，又适逢中东炎热难耐的盛夏。Fatema的大哥带着母亲和两个姐妹来伦敦探望还在读书的双胞胎弟弟，顺便大采购。他们在伦敦塔桥附近租下了一间公寓，打算停留一个月。
Fatema带着我换乘了两次地铁，来到塔桥附近的一间高级公寓前，她先是绕到公寓背后给家人打了个电话，然后放心地拉着我走进了大堂。
在电梯里，Fatema神秘地对我说，双胞胎弟弟还不知道自己也在伦敦。但弟弟由于学业繁忙的缘故，不会来一起吃开斋饭，所以她才有机会和家人团聚。
按了门铃，Fatema的姐妹们把我们迎进了客厅，除了穿着彩色刺绣烫边黑袍的母亲，其他的姐妹都穿着带亮片的裙子。姑娘们的头发都和Fatema一样又粗又亮，眉毛浓密，但所有女眷里，有好看自然卷的，只有Fatema一人。除了双胞胎弟弟外，Fatema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弟。小男孩的英语是所有家属里最好的，我们互相自我介绍完毕，他就很有主见地把Fatema从我身边用力推开，拉着我的手走进客厅，让我陪他看电视上的卡通。
不知谁的手机上响起了悠长的祷告声，大家都兴奋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往厨房走去。坐在我身旁的Fatema高兴地捏捏我的手，说，禁食结束，终于可以吃开斋饭了。
大盘烤肉和热气腾腾的阿拉伯面包被从厨房里接连端出来，姐妹们跟着阿拉伯音乐打起拍子，在空中旋转着纸巾。Fatema的母亲把一个不小的陶罐直接放在我面前，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Fatema揭开陶罐的盖子，翻译说，这里盛着她妈妈拿手的鸡肉Machboos（中东香辣鸡肉米饭），米饭里加了海湾地区特产的混合辣椒粉和黑柠檬调料，百吃不厌。青春期的她就是吃了太多妈妈做的鸡肉米饭，虽然上的是女校，但身材却和小男生一样。她的姐妹们都觉得我太瘦，要多吃点才能嫁得出去。
突然门厅里传来门把扭转的声音，而后门铃急促地响起，姐妹们惊慌失措，朝Fatema的方向一致看来。Fatema的面容有些扭曲，抓起我们的鞋子和手包，拉着我往房间里去。我用眼神示意她桌上我们两人的餐具，姐妹们双手比划着让我们先走，然后起身过来。不放心的我抱起香气四溢的烫手陶罐，和Fatema一起躲到了姐妹房间的衣橱里。
黑暗中Fatema传简讯给我，说家庭里的男性从来不会进女眷的房间，让我放心。
客厅里隐约传来男性的声音，我心里已经做好了沿着阳台水管爬下九楼的最坏的打算。
两分钟后，Fatema手机一亮，她笑出声来，说虚惊一场，原来是她的大哥回来了。她跳出衣橱，光着脚奔跑着，打开了房门。
暑假来临，合约期满，我如愿以偿搬到了一楼的房间。房间远离街道，窗外是小排房(terraced house)住宅接联的庭院。夜里拉开窗帘，可以看到伦敦人家窗户里的灯火。搬到楼上，我窗帘再也不拉，总是一觉睡到天光打在脸上。
Fatema申请了搬去King's Cross对面的宿舍，那个宿舍因为配套通宵自习室的缘故，虽然价格昂贵，但一直是学生们的热门选择。
搬走前，Fatema的大哥在楼下收拾行李，她跑上一楼来和我道别。她手上提了一个结实的白色帆布袋，我拎了拎，沉甸甸的。她说还有两三个月就要毕业了，送我两套丝绸abaya，以后去多哈看她的时候，一出机场就穿上，入乡随俗。
Fatema坐在窗前的木制沙发上，一缕淡粉色的斜阳滑过她的眼角。此时她的黑袍穿得整整齐齐，微卷的头发一丝不苟地梳进了头巾里。
在我的房间里，她慢慢取下了面纱，露出了有些男孩子气的小巧脸庞。我们趴在窗台上，探出头呼吸着微冷的晚风，她嘴角微微上翘，宽大的abaya下，Fatema苍白的手臂显得孱弱不堪。
玄关角落，帆布袋里乌木的香气远远的，淡淡的。
毕业后从伦敦回到多哈，Fatema得到了一份政府的职位，工作得心应手，收入十分可观。但每次聊天，谈到两年多的伦敦生活，她都会感叹这自由世界里的生活仿佛如短梦一场，梦醒后置若罔闻。
毕业后第五年，Fatema申请到伦敦一所理工学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她淡淡地说，双胞胎弟弟知道这个消息后对她不理不睬，甚至因为一些家庭琐事借口掌掴。家里的姐妹为了讨好弟弟，也对Fatema的年龄和单身的状态更是冷嘲热讽。
反而是Fatema的女上司对她进修的决定十分支持，在她的坚持下，Fatema申请到了企业奖学金并获得了停薪留职的特权。
我想起几年前，在伦敦宿舍的旋转楼梯下，那个被紧身牛仔裤男孩护着的小小身影在走廊的另一头越走越远。走廊末端的防火门往外推开，是邻里小排房连绵不绝的花园，这开放空间是伦敦人家庭生活的中心，庭院里的绿意首尾相连，望不到尽头。
2017年，我也搬到了中东。同年，卡塔尔和海湾各大阿拉伯国家断交，迪拜到多哈本该一小时的行程，变成九小时的转机马拉松。想要探望Fatema，却始终没有成行。
在这里，我遇见了许许多多穿abaya的女性，但是再没有和谁成为交心的朋友。
大家对这传统服饰的意义各执己见，西方人乐于相信的观点是，黑色长袍是宗教压抑女性的工具。传统的教义里宣扬女性的身体散发着魔鬼的火焰，只有用这黑色的服饰来包裹，才不会让男性分心和犯错。
也有人说，服饰是文化的符号，和任何文化遗产一样，穿黑纱是一种对传统的坚持。
Fatema曾说过，真主教诲穆斯林要穿着要朴素。她相信只要对穷人乐善好施，一天祷告五次，在斋月禁食，即使不穿黑袍和戴头巾，也不会下地狱。
Fatema赠我的两件abaya，始终被遗忘在父母家的储藏间里。妈妈有天心血来潮把这又重又厚的丝绸长袍丢进了洗衣机，经历了南方日光的暴晒，abaya上的乌木香气无迹可寻。
今年的斋月里，在家工作的我被附近清真寺宣礼塔的声音打断。我索性关掉了屏幕，打开了窗户，静听这宣布开斋的悠长祷告。日光散去的沙漠尽头，是一轮在雾气中低低悬浮的满月。这里的天空和地面靠得很近，星辰都卑微地垂在云层下端。
那年夏天的伦敦，刚搬上楼不久，失眠的Fatema半夜跑上来陪我煮茶。她手里捧着乌木的香皿，说点一片可以助眠。夜风搅散了乌木的苦味，我捧着茶杯，打起了哈欠。
只记得那夜的星空高而广阔，心绪明朗清澈。再回过神来，身旁的伙伴已枕着沙发的扶手安然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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