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童年的炊粿和爆米香，还有忠哥的烧烤摊 | 三明治

爆米香的滋味是我童年拼图里很重要的一块。

阿公骑着脚踏车载着我，一老一少随着轮轴吱嘎声，从一个偏僻的小乡镇移转到另一个更偏僻的小乡镇，那是阿公出生的地方。小小的我什么都认不得，只知道那里有一望无际的青绿水田。几个月一次，脚踏车会停在一间骑楼下。推开纱门，扑面而来轻佻的发油味道，那是一家没有招牌的传统剃头店。

剃头师傅总是很俐落地先理完我的头发才换阿公。理发、上油、刮胡子、掏耳朵……复杂的程序总得花上好一阵子，常常我等着等着就睡着了。或许是不忍让我瞎等，理完头发的阿公为了表示歉意，总会带着我绕到市场边，找那个爆米香的大叔，买几块米香补偿我。

相隔许久，其实我早就不记得当年爆米香的味道了。不过在某个闲散的早上，我竟然在台北街巷的早市旁，听到了那久违的熟悉的台词……

“注意喔！要砰啰！”

那是个周日的上午，穿着米白色汗衫的老伯提高声线喊着，跟着便扳动了掣钮。轰然巨响过后，米香味便从那铸铁压力炉里飘了出来。他将爆好的米粒倒在一旁的铁制兜网里，稍稍抖了几下，那味道又更浓郁了。我看着老伯利索地将爆好的香米拌上麦芽糖浆，铺上模具，用力压了几下，心里扎实成块的回忆也慢慢浮现。

我躲在一旁看老伯又爆了几轮，忍不住上前攀谈，他很大方地对我解释了爆米香的每一个步骤，烘烤的温度、汽炉里的压力、麦芽糖的黏稠度，还有新米旧米的混和搭配的口感差别等等，详实的程度颇让我受宠若惊。聊着聊着，我竟觉得他慈祥亲切的样子和我幼年时爆米香的大叔有几分相似。

太阳继续往上爬，街巷旁，小市集的人潮也渐渐散去。老伯左右望了望，衡量了一下，便决定也收拾摊位回家。三轮车上的炉具一个一个被卸了下来，整齐地收妥在两侧。还没爆过的生米装在麻布袋里，他紧紧地拉上线头。一切都差不多后，老伯向我挥了挥手，便扇着斗笠骑着车离开了。

我看着他离开的背影，竟觉得有些荒谬。当失却许久的记忆又活生生地回到我的眼前，我却开始怀疑视觉的真实性。这几年流连过这城市的繁荣与发达，我很自然地将在乡下的过往和城市的现在区分开来。原以为这条分际线是如此牢不可破，没想到在这样的一个上午，一切又都模糊了起来。

爆米香的老伯往前骑去，在马路干道的十字路口轻松拐个小弯，转出了我的视线。而我手里提着两袋刚爆好的米香，还怔怔地站在原地，一时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在来米（注：台湾常见的稻米品种，其实就是秈米）泡了大半天，装在白铁水桶里。一样是阿公的老爷脚踏车，咿呀前行。小学的我在后座，把水桶提在手上。镇上有台磨米机，隔夜泡好的米送去，不一会儿就能磨打成浆。阿公的脚踏车缓缓拐过几个弯，我手里的铁桶跟着左右摇晃。他说：“过年，爱来炊菜头粿。”

菜头，闽南方言的萝卜；粿，我们读成“贵”。在我们乡下，年节“作粿”，多以陈年旧米磨浆而成。菜头粿做好后，切成一片一片，猪油煎得两面焦香，配蒜蓉酱油膏沾食。年节吃菜头粿，取其“富贵好彩头”的意思。

而大家族的年，食口浩繁，传备的食物份量总是特别大。这菜头粿一炊往往是一大笼。因此前置准备费时费工，每次总得花上大半天。

小小的厨房，新鲜萝卜、香菇、虾米、油葱酥，原料堆成一座小丘。成筐的萝卜得一一去皮、刨丝、煮软，才能混入米浆。天蒙蒙亮，阿嬷便领着一群小鬼头刨削切炒，等阿公跟我载着磨好的米浆回来，厨房早已飘着香。

萝卜丝已闷得软烂，炉转小火，保持余温。在来米浆分批次拌入锅里，米浆遇热容易凝固，得用锅铲拌炒均匀，搅拌的过程十分耗费体力，即使在寒冷的冬日，常常也是满头大汗。待米浆全部结为糊状，粿浆才备制完成。

因为屋内的厨房无法容纳待炊制的粿体，接下来得移师到屋外的老灶房。六十年前搭建的灶台渐渐被时代淘汰，但伴随多年，阿公阿嬷也舍不得丢。灶台倒老而弥坚，除了偶尔烧煮洗澡水，过年炊粿，更非它莫属。

冒着烟的烟囱，一捆捆码好的木柴。大灶升火，釜内烧水，蒸笼铺上粿巾，倒入粿浆搪好，大火烧开。炉火烧柴，火侯不易拿捏，柴火少热度不够，柴火旺又怕乾烧烧破了锅，所以得有人看着，适时添柴加水。这时，无法帮手备制年菜的孩子，总会自告奋勇地到灶房“顾炉火”。

在年前清扫备办年菜的忙碌时刻里，炉火旁的等待，是少有的清闲时刻。灶房热气氤氲，内里的灯泡昏黄，担心孙子烫伤陪着看火的阿嬷，总忍不住打起盹。灶旁几个嘴馋的小子，灶口劈啪作响的火光闪烁照映在他们脸上。竹蒸笼被蒸汽烫得好香，锅里不时沁出菜头粿的气味。记忆中，最深刻的年味，就是这样。

写完童年，还想写写是忠哥的碳烤摊，和在那里遇到的几件有趣的人事物。

忠哥的摊子食物其实没有太过特别，就是新鲜的食材，简单的烤肉酱。摊子是辆发财车改装的餐车，棚子打开，就是摊子。这个摊子出现得突然，也消失得突然。手机里有留下忠哥电话，但后来打去，都没有回应，随着改建，摊子确定再也回不来了。几年过去，记忆深刻，想做个记录。

那时每个礼拜总有几天，忠哥会把他那台改装的碳烤餐车，停到南港车站前的空地上。棚架拉开，架起几把桌椅，就是他的流动碳烤摊。忠哥不高，瘦瘦的，戴个眼镜斯斯文文。五十多岁的人，一眼望去，却像个二十来岁的小伙。烤肉时，他不多话，但你能从他的眼神流转里，读出洞明世事的聪明劲。上完菜，他会坐回他自己的工作小桌，喝点啤酒、抽着烟，偶尔跟客人聊上几句。

兴许是这样的关系，他的碳火边，总是汇聚不少牛鬼蛇神。

譬如那次恰逢选举前夕，两边胶着拉锯，各阵营合纵连横，情势诡谲多变。选举成了大家叨念闲聊的热点话题。顾客里，有个老小子见我独占一桌，便前来搭话。我闲来无事，索性有一搭没一搭聊起来。老小子肉没点多少，啤酒已经空了几罐。他叼烟踞坐在小板凳上，嚼着槟榔唾沫横飞地，盘道起各种小道消息，神色兴高彩烈。

我笑言，他若有旗帜鲜明的立场，这晚上怕是不用睡了。还是嘻皮笑脸，他回我：“我才不理这个。”吐了一口槟榔汁，说：“我剥夺公权终身啊，”拿烟吞吐一轮，盯着我又说一次：“剥夺公权终身，懂不懂。”忠哥这时从后头上了盘烤好的肉串，拍了拍那老小子的头，“少在那边吓人，”然后说，“他顶别人案子，关火烧岛出来的啦”。那老小子一乐，口舌逞快又回了句，“干，啥么关，进去深造啦。”然后那老小子谈兴又起，话锋一转，开始聊起他的监狱风云。

那天，一辆小轿旅远远地驶了过来，那是外劳仲介公司的公务车，车身上还印着行号名称与电话。车子停妥，下来的是个黝黑的小伙子，操着几句不甚标准的国语点菜，然后就转身到对面的便利商店提了一手啤酒，大大方方地，请我们喝起酒来。

虽然先前没见过，但看来是忠哥的熟客。口音难辨，自然就起好奇心。问了来处，开始只愿答是华侨，几杯黄汤下肚，说详细了，原来是泰缅边界的军人后裔，村子里生活艰难，一听到有招聘通晓泰语的职缺，便一脚踏来的台湾。

聊起老家，话里满是情感。说孩子用的中文课本，是台湾几代前的版本；说虽然上的是泰文学校，但在家只准说中文，长辈严令，说一句泰文扁一顿；说靠缅甸一带的张家军是当地坏孩子的克星，闹事打架不学好的小鬼，送进营地训练一个月，出来保准乖了几分；说那张家军也是当地的土军阀，华人在缅甸犯了罪，只要投身张家军，一入军籍，即使在缅甸杀人放火犯下滔天大罪，张家军都保你无事。

我喝着酒，听着他蹩脚的中文，遍寻脑海里电影《异域》里头还记得的人名地名。随声附和，总能激发他更深更广的应答。原只因嘴馋尝鲜点上几份烧烤，坐下来话匣子一开，一串串地加。忠哥那天生意大好，多烤了几串给我们配故事下酒，但他却始终没加入话题。

当他坐回自己的小桌台，倒是抱起吉他，然后喃喃唱了一句，“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本故事来自三明治“每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