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爱萍：为“剩女”去污名而战 | 三明治访谈

文 | 李梓新

“‘剩女’承受的压力比同性恋群体大多了，同性恋已经抱团形成社区，并得到国外同性恋平权运动的声援，尊重同性恋正在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但“剩女”依然散落在各个角落，在大众媒体上也没有发声。”

38岁，依旧单身的罗爱萍对《非诚勿扰》等电视真人秀节目对大龄单身高知女性的“消费”非常反感。“如果真实反映单身女性群体的情感面貌，在收视率和社会责任之间找到平衡点，这类节目是挺好的。不过，《非常勿扰》、《我们约会吧》等相亲节目是一种‘恐慌营销’，以对单身女性的恫吓来提高节目收视率。”她认为《非诚勿扰》等相亲节目使“剩女”这个标签家喻户晓，加重了“剩女”的污名化，并对单身女性群体造成极大压力和困扰。

受到困扰的单身女性不少，但很少有人像她这么认真地去研究中国究竟是不是真的有“剩女”和这个群体。是不是高知单身女性真的比单身男性要多？她和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王蜂和江宇，花了4年时间写了一本《中国剩女调查》的著作，得出的答案是，从数量上讲，中国的“剩女”并不比“剩男”多，即使在本科学历以上的人群中。“剩女”有她们自己的精彩与忧虑，她们让“剩女”作为主体，讲述自己的故事。

写书的勇气来自于她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读新闻研究生的历练、眼界和积累。也是在英国，习惯了在国内背负“剩女”压力的罗爱萍，感受到彻底的自由，没有人再那么热切地过问自己的婚姻状况。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步伐生活，就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内心的幸福。巨大的反差，激发了她的反思与批判。

“我看到一篇文章，给女人的10条建议其中一条是‘不要和你不喜欢的男人约会’。我当时很震惊，这样简单自然的一条建议，却是我在国内媒体上从来都没有听过的声音。”

哪怕，出国之前，罗爱萍已经在广州从事了七年的媒体工作。她非常熟悉媒体的逻辑。

在深圳见到罗爱萍的时候，我感到一种同龄人的亲切情怀。她的状态比我想象的更好。如果只看书，你可能会觉得她是一位略有些激愤的女权主义者，但事实上，她是平和、温婉的。她对自己的生活状态也很满意，甚至不畏惧地从固定的媒体辞职出来，专心写自己关于“反逼婚”的新书，以及更全力地投入到单女群体的组织发展中。

读罗爱萍的书时，我一度怀疑她是天生的女权主义者。因为她对韩寒、周立波、六六、姚晨等名人发表过的比如“世界由男性主宰”、“女人过了24岁就打折”、“女人的天性和生理决定是从属于男人的”等言论深恶痛绝，逐一批判。有时会让人觉得会不会有点断章取义。但罗爱萍认为，名人的影响力巨大，对社会价值观和民众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尊重不同群体是公众人物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但很遗憾，中国的公众人物仍未意识到这一点，舆论和民众对他们也很纵容。

“从小到去英国之前，我在性别方面没什么意识。小时候长得胖，经常被邻居大哥哥取笑叫 ‘胖冬瓜’之类，我觉得胖女孩尤其会有这样从小被羞辱遭遇。我从小买衣服就很难，挫折特别多，经常是拿起一件衣服，售货员就来一句‘没你的码’，偏偏我妈从小就让我自己买衣服。这导致我从小到大一直都不喜欢自己的身体，以为是长得胖之错。减肥一度成为我的终身事业。。”到了英国，每一款的衣服都有罗爱萍的码，她才发现不是自己胖的原因，而是社会商品供应出了问题，没有人做适合她穿的衣服，“因果关系倒过来了。”

在中国，相貌经常决定女性的资源流转。作为一个自卑的女生，虽然家境不错，但从小从广州白云郊区成长，从村小学到区重点中学，碰到很多优秀的同学，学说广州话（之前说乡话），对罗爱萍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更不用说要和其他女孩子在打扮上争奇斗艳。大学考到了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即使在女少男多的一个理工科大学，“作为一个很胖又内向的女生，受到的挤压仍然很严重，自卑感更强烈一些。” 罗爱萍没有在大学里谈恋爱，她并不觉得大学经历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她说，那时候自己和很多女孩子一样，自我价值的判断标准是男生的眼光被很多男生喜欢、爱慕，就会有自信，不受男生欢迎，就会产生自卑感。直到写作《中国剩女调查》一书时，她才驱逐了这种价值评判标准。

△ 2011年在英国学校的酒吧和同学合照

从英国回来后，她逐渐接纳了自己的身体。“不管皮肤紧致还是下垂，不管是凹凸有致，还是有很多赘肉，我不再尝试改变自己的身体，不再嫌弃它，我无条件接纳它最原始的状态，接纳它随着时间流逝发生的变化。”罗爱萍坚持健身已经14年，健身的初始目的是减肥，从英国回来之后，目的已经变成追求健康了。

大学毕业后，罗爱萍开始了她的的媒体生涯。在南方都市报跑政法新闻，深感自己对法律不了解容易导致对法律新闻把握不够准确，工作满两年之后，她辞职备考研究生，并考上了中山大学法学院，攻读了法学硕士学位，并通过了司法考试。毕业后，她又回到了媒体行业，这次她去的是广州日报。这个时候，她28岁了。先是去了广州日报江门记者站驻站一年，刚刚适应了记者站的工作和生活，她又调回了夜编中心，当一个夜班编辑。29岁时，同龄人结婚的结婚，恋爱的恋爱，而她还忙着适应编辑部的工作。

直到30岁那年，她终于放松下来，想想情感和婚姻的事情。接下来两年，朋友介绍、上婚恋网站，罗爱萍也时不时相亲。“相亲会遇到不同的男人，其实挺有趣的。那段时间，我的心情还是蛮愉快的。”不过，连最有可能结婚的一次相亲，也因误会而错过之后，罗爱萍的人生重心就从结婚转移到事业发展上了。

她说，大龄女青年通常会审视自己，思考自己大龄却未婚的原因，看看是不是自己出问题了，再环顾四周，比较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也不例外。那时候，我猛然回头一看才发现，只是因为没有结婚没有购房需要而已，我和同龄人的财富差距已经出现了。他们因为结婚刚需买了房子，刚好又碰上房价上涨，财富随之水涨船高。我当时除了没有需求外，也还没攒到首期，不想向家里要钱，所以没有考虑买房。”

意识到差距之后，罗爱萍决定在事业上进行突破。2008年6月，罗爱萍从南方都市报的旧同事陈樱那里获悉英国志奋领这个奖学金，就决定申请到英国留学。学英语、去北京参加学术会议、花了一个月参加北大人口研究所举办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培训的暑期班、写research proposal以及各种申请材料、练习面试、罗爱萍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终于如愿申请到了志奋领奖学金。2010年9月，罗爱萍到伦敦，开始在威斯敏斯特大学攻读读传播学的研究生。

英国成了罗爱萍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她在英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男人们会认真倾听她的话，大学里的教授对女权主义非常了解，谈及性别问题会小心翼翼，深怕被投诉歧视女性……一切都与中国截然相反，罗爱萍发现在性别平等的环境里，自己生活得有尊严和更幸福。这促使了罗爱萍的觉醒。

“我要做的，不是移民，而是改变中国。” 2011年9月回国后，在之前的访谈基础上，她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到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城市访谈，完成了对43名未婚女性的深度访谈。接下来的4年，罗爱萍把所有业余时间都贡献给了写作，“我上夜班嘛，工作天每天早上10点多开始，写两三个小时，晚上下班之后，有时会从凌晨1点写到3点。周末时间比较多，可以写六七个小时。”

由于涉及大量的数据和调查，写作耗时艰苦，2014年6月《中国剩女调查》出版了。这也是她和网友、美国制药博士王蜂以及大学同学江宇在网络上合作的成果。在这本书里，除了详实的数据统计，还有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它让单身女性自己来讲述，她们为什么没有结婚，她们的生活如何，她们有什么烦恼，她们有什么担忧……

“好像前进没有方向的时候，它就出来了，给我的人生和事业打开了一扇窗。”罗爱萍给这本书下了这个结论。

现在，罗爱萍已经从广州日报辞职，全身心投入到写书以及单女社群的组织中。她很享受现在的状态，自由、淡定、买得起房子了，事业发展向好、性格更成熟、更包容、更不在乎别人的目光更关键的是，她有自由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

本来，她还打算去美国读博士，但申请了三年，都没有拿到奖学金。这种失败让罗爱萍重新审视去美国读博士的目的：

“当时想去研究剩女，可书已经出版了，我的研究已经完成了呀。留在中国，我照样可以一直研究剩女。我后来自己把读博士这个决定否决掉了。另外，我觉得自己读博士的动机不对，那时有逃避中国环境不好、房价太高等现实的想法，离开骑士对我自己的的事业未必真的好，待在美国研究中国的性别问题，感受和体验是不一样的，留在中国或者会更好点我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就应该留在中国把它解决掉。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是我作为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仔细分析下来，读博士的动机就被拆解了。

罗爱萍的想法得到了北大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教授的支持，他是她去北京上培训班认识的良师益友，充当了《中国剩女调查》一书的学术顾问角色。他鼓励罗爱萍，要坚持把剩女的研究做下去。

有人可能会觉得，准备了这么多年都放弃，很浪费时间，是很大的失败。但罗爱萍却获益良多。她选择直面逃避现实的不堪，打破名校迷思，建立自信 “接受失败，放弃，也是人生的必修课。”

她想做一个在中国能解决自身问题的人。

三明治：在英国的学习，是不是你有意识进入性别学研究领域的开始？

罗爱萍：其实不是。如果有意识，我会选择读LSE的性别学，而不是威敏的传播学。我接触性别学，只不过是为了做好剩女调查，是很无意的。从2010年4月开始，去英国前我就在广州做了十几个“剩女”的访谈，“剩女”属于性别学领域的，所以我就闯进去了。这对我以后的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回国之后我又回到了广州日报，我成了办公室有名的女权主义者、“女性代言人”，每次有歧视女性的话语出现，同事都会开玩笑式地说“罗爱萍，该你了！”。几年下来，编辑部的性别意识增强了很多，已经习惯性地用女性视觉审视稿件，有时记者把握不太好，写了涉嫌歧视女性的稿子上来，我们的编辑都会批判这样的稿件，严格把关。

三明治：未婚女性为什么突然被社会冠以“剩女”的标签？

罗爱萍：这是多种因素合力形成的崭新社会现象。首先是资本强大的逐利行为，例如婚恋网站等，通过对媒体进行“剩女”的议题设置，让“剩女”成为一个群体的代名词，并进行污名化。婚恋网站想让未婚女性购买服务，但却不是讨好顾客，而是制造逼婚的舆论，向她们施加压力。另外，媒体的相亲节目、真人秀、毒舌文化的流行，对“剩女”的污名化推波助澜。这种消费文化对高知阶层的单身女性有放大效应，从而影响整个社会对“剩女”的认知。而我们的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也是家庭，对单身人士有很多歧视，比如在对单身生育征收社会抚养费、对单身和家庭的限购政策不一样等。在职场上，没结婚的女人总是“被加班”，没结婚的男人被认为不负责任，从而影响晋升空间。

三明治：中国社会为什么对“剩女”的容忍度这么低呢？

罗爱萍：其实放眼世界其他国家都是社会逐渐变得包容的过程。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单身女性经过长期斗争才争取到了现在的相对宽容的社会环境，以前社会还是对她们是非常苛刻的，比现在的中国有过之无不及。

中国人现在还没有把不能歧视女性当作“政治正确”，来确立言论自由的边界。反倒是对“剩女”津津乐道，当作一个谈资，嘲笑的对象。经常有很迷茫的大龄未婚女性或男性找我咨询，寻求支持，我都会告诉她们你现在的状态很正常，不想结婚也很正常，鼓励她们接受自己，抵御压力。需要长久支持的，我就会邀请请单身女性进入单身Q群，抱团取暖我觉得单身人士被污名化的程度远比同性恋群体还高。因为同性恋群体有亚文化，而单身群体还没有。文化上我们能依靠的只有日本，像高桥直子《一个人住五年》那样的著作，中国还没有。日本自从二战之后，晚婚和不结婚率飙升很快，日本社会已经正视不婚群体了，电视剧的呈现也相当客观，例如《不结婚》、《女人四十》等，我自己常常从日剧中找到支持。

三明治：单身男人也同样很容易被污名化，可能会被人认为自己没本事，娶不到老婆，甚至是性取向有问题。

罗爱萍：对的。社会对“剩男”的关注总是聚焦农村比较贫穷的男性群体，城市里的单身男性是被忽略的。其实他们也受到了歧视，传宗接代的压力很大，有的则是很享受单身的轻松和自由，不想那么早结婚的，有的是想等经济基础好点再结婚。不过总的来说，单身男性享受的性别红利比较多，择偶年龄区间比较大还会被褒称为“钻石王老五”。

三明治：很多单身人士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周围的“逼婚”压力，你怎么看待？

罗爱萍：逼婚是大部分单身男女一个很大的烦恼来源。我觉得要先认识清楚这个问题的本质。中国社会还没有形成隐私的概念，你留意一下就会发现，我们人际交往的话题，基本都是围绕个人隐私展开的，“年纪这么大了，赶紧结婚啊。”、“你儿子一个月赚多少钱啊？”……，在我们的文化里，这种对话很常见，大家都没有隐私的概念，不觉得不该说。那逼婚的文化解读就是表达关心。现在，单身人士不想和别人谈论结婚的事，本质上是想要隐私权，就是你不要再谈我的隐私。今年底或者明年初，我的新书《反逼婚策略》(暂定名)将会出版，会教单身男女如何和自己、父母、亲戚、同事谈论结婚这件事，通过沟通达成和解，既坚持个人的权利，也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

三明治：单身女性还面临生育的压力，你对大龄单女的生育问题怎么看？

罗爱萍：有相当一部分女性的确很想生育自己的孩子，即使不结婚，很可惜我们国家大部分省市对单身生育征收社会抚养费，大大增加了单身生育的成本，社会对单亲家庭仍然有偏见。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单身女性中，选择单身生育的女性仍然是少数。

疏解单身女性的生育焦虑问题，我的主要方法是向她提供和主流不太一样的信息及视角。比如男性高龄生育的弊端，这是我们大众媒体一直忽略的，女性高龄生育有弊端也有好的地方，现在医学很昌明了，女性的生育年龄也不断延长，高龄女性生出健康的宝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另外，我还会提醒她们可以先做好经济上的准备，将来不管是单身生育还是结婚后再生，也能给宝宝提供良好的物质环境。

女性的生育压力还有一部分是来源于担心不生孩子，老了生病没人照顾，那我就会向她解释提供数据，解释这是个小概率事件。

究竟是为了生个孩子将就结婚，还是单身生育，还是不生育，需要每个单身女性自己衡量抉择。

三明治：你一直很强调单身女性的理财。一个有房子的单女在婚恋市场会估值更高么？

罗爱萍：我强调单身女性理财，是希望女性可以独自解决生存问题，并有能力提升生活品质，这是女性独立的基础。当女人在经济上不再依赖男人时，她就拥有了不结婚的自由，没必要为了糊口委身不爱的男人。

女人有自己的房子，客观上，我认为，也是增加了她在婚恋市场上的竞争力。虽然主流舆论总是宣扬有房的女人嫁不出去，实际上这是误导，更符合事实的说法是有房的女人没必要随便就嫁了。现在房价很高，家庭运转的成本比过去提高了很多，很多男性很势利，其实也是精明，很看重女方的收入、职业、家境等等。

三明治：可以问，你有没有谈过恋爱？你的恋爱经历会不会对你的价值观造成影响？

罗爱萍：我谈过两次恋爱。第一次对方经济条件一般，我从经济上照顾他比较多，那时我觉得很自由，但一想到结婚就很有压力，不想就没压力了。。我不介意多承担恋爱费用，而且为自己有这个经济实力而自豪。谁说男人就要多出钱的呢。第二个男朋友比我小12岁，我们是因为有共同的目标而走到一起的。这是我觉醒之后谈的恋爱，第一个是正在觉醒中谈的。我明显感受到自己在坚持自我方面做得很好，比如朋友劝我打扮时尚一些，显得年轻一点，让外表和男朋友相配点。我就会思考，我为什么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呢。我对他说，我不会因为和你谈恋爱就额外打扮自己，改变自己，我还是会做原来的我，他说没问题关于我们的年龄差距，我也跟他说，哪天你不能接受了就告诉我，可以立即分手，如果你用我的年龄来伤害我，我对你的评价会降到最低，与渣男无异。他也没有异议。我认为，觉醒和成长，找到自我，会帮助女性更好地享受亲密关系。

三明治：在38岁这个年龄单身，又辞去稳定的事业单位的工作，出来做自由职业，家人支持么？

罗爱萍: 我听到内心的召唤，内心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欲望，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一般的父母可能都会劝阻，但我的父母和弟弟妹妹都很支持，让我特别感动。一个朋友还说，大胆去做，万一混得不行，来我这里，至少可以让你有口粥喝，太感动了。

三明治：你是想作为一个“斗士”，去改变社会对“剩女”的印象么？

罗爱萍：我觉得这是我的社会责任，我希望能通过实际行动去消除社会对“剩女”的偏见和歧视性的政策，或者至少是加速这个去污名化的过程。我们的社会需要有有这样的声音存在，且有助于社会的多元化，每个人的个性和选择都应该得到尊重。“剩女”的声音不能被媒体和名人的声音掩盖了。

三明治：你孤独么？

罗爱萍：有时候孤独感很强。有事业心的女性很少，同龄女性的精力大多都放在家庭上了，很难找到同道中人，我很希望得到同性的支持，正在努力地建立事业型女性的朋友圈。当然，我也有一些很好的男性朋友，互相鼓励支持。

三明治：如果你以后结婚了，你的想法会改变么，事业还会继续么？

罗爱萍：我偶尔也会假设，自己结婚了会变得怎么样。但转念一想，我的事业还没做完，还没有时间去考虑结婚的事情。不过，我不希望我对单身的关注约束我的生活选择，虽然我倾向于同居，可能单身太久了，就不想从众了。但人的想法会不断改变。如果我有一天改变了身份，我也不想大家就觉得我不能继续做“剩女”的调查和事业了。中国的法律并不保护同居关系，哪天我同居了，估计我又会为争取同居人群的权益而战了。不断开辟新的生活方式，一直处于战斗中，其实也蛮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