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科学战士，我们不用子弹战斗。”

玛丽：

“我很了解小儿子，他总是在班上说起我。上次我回到西班牙时，学校邀请我去，并且向大家介绍我说，这是奥利弗的妈妈，她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在应对埃博拉。他非常骄傲，但他也很害羞，不会直接告诉我说，妈妈，我为你感到骄傲。”

玛丽：

“我们使用直升飞机、汽车、摩托车、自行车，我们也走路。我都不记得有多少次我们不得不砍树，好让直升飞机有地方降落。因为这是在丛林地带，人们住在丛林深处，每次我们去了之后，他们都要往丛林更深处搬。有时候我们得步行三个小时到达一个村子，再走三个小时返回，有的时候我们开车去，但路况非常差。在赤道省，我们不得不用摩托车，有时一天骑160公里。”

玛丽：

“这是我们在埃博拉疫情中最令人伤心的一件事之一。这个团队在布藤博最大的一个医院之一工作，四面八方的人都来这个医院看病。我们的同事理查德·莫佐科是这所医院的团队带头人。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他正在开会，有两个男人进来，开枪打死了他。就在那一天，我正在一个抗疫工作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我们正在那里进行第一天的疫苗接种。到了医院以后，我要求看尸体，我才看见是理查德。”

玛丽：

“我还有一个小妹妹在母亲去世的同一年死去了，仅四个月之后，她那时12岁，我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因为我很快就回古巴去了，那个时候古巴没有学分制。我知道妹妹生病了，她去看了医生，她告诉我她得了癌症，但我再也没有见到她。她是7月份死的，当我回到海地的时候，葬礼已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