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四个》：兼具作者表达与类型化，市场没那么复杂 | FIRST系列专访·导演久美成列、制片人王磊
FIRST影展已近尾声，各项大奖将于明晚揭晓。
一镜到底的《一匹狼在放哨》、旁白叙事的《再见，乐园》、超低成本的《钓鱼》、一个人的电影《智能手机》，以及如梦似幻的《不要再见啊，鱼花塘》、小镇青年漫游片《之后的一周》……14部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剧情长片，几乎全是独树一帜、风格化表达的作者电影，或在叙事或在视听上极具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
而《一个和四个》则是本届入围影片中“鹤立鸡群”的存在——这是一部兼具作者化表达和类型化创作的悬疑警匪片。
以悬疑、警匪、枪战、追逐等类型元素搭配“罗生门”式的叙事模式，完成了一部表达复杂人性的藏地题材类型电影，《一个和四个》改编自藏族作家江洋才让的同名短篇小说，由万玛才旦、王磊担任制片人，久美成列编剧并执导，金巴、王铮领衔主演，讲述在暴风雪即将来临的青藏高原某原始林场，护林员被卷入一起警察追击盗猎分子的案件当中的故事。
该片曾于去年入围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麒麟”奖，今年入围FIRST影展不久，又入围了香港国际电影节“火鸟大奖”。
整体来看，无论是从故事类型、制作水准，还是视听呈现、主题表达等层面，《一个和四个》都是本届FIRST影展拿奖的种子选手。而这样成熟的类型影片，却出自于一位年仅25岁的青年导演久美成列之手。为探究影片的创作过程，深入了解当下青年导演的创作状态，在影展期间，我们与导演久美成列和制片人王磊聊了聊。
“这是我的毕业作品，我大学4年可能更偏重于类型片的练习，拍了很多学生作业，有贩毒的、凶杀的，基本都是类型短片。所以毕业时就想拍一个类型故事长片，对我来说相对比较熟悉，也能控制得住。”
久美成列向骨朵说道，在最初找题材选故事的时候，读完《一个和四个》这部小说，就觉得非常适合拍摄。小说本身有警匪、悬疑的类型元素和故事框架，又有很多关于护林员的心理描写，兼具作者表达和类型化的可能。
他特别喜欢心理描写特别细腻的小说，比如茨威格的小说。所以在读到《一个和四个》中关于护林员的心理描写时，他非常感同身受，在创作过程中，他认为应该把这种心理活动给挖掘出来。
因此，在设计影片风格和基调时，久美成列希望能拍出那种沉浸式的感觉，一下子能把观众直接带入到每个人物的情绪和状态中。“所以片中设计了很多大特写，从演员脸部和剧情出发，用大特写让观众强烈感受到片中人物的心理波动和状态。”
另一个改编难度在于，原小说篇幅很短，除了护林员之外，对于其他几个人物的描写很少。“在写剧本的时候，我就需要把每一个人物都做充分，把线索拉长，这样复杂性就会更多一些。此外，拍摄时为了更加类型化，我们也添加了很多小说中没有的诸如室外枪战追逐的戏份。”
而片中最重头的那场四人对峙戏，据久美介绍，其实是拍了两次。第一次是在疫情爆发之前，他跟创作团队原本是想按照原小说写的那样把结尾处理得很戛然而止，“几个人闯进来对峙，根宝举起斧头，在阴暗的角落里，斧头闪着寒光，然后故事就结束了。”
“当时我们用了一个长镜头，机位在所有人中间，每个人说话我们就摇一下，然后摇的速度越来越快，在最快的时候啪一声枪响，然后就倒地，镜头落在护林员的脸上。”拍完之后看素材，久美发现这样的戛然而止，可能对观众不太友好，“这样处理大家就更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了。”
“此外，这样处理也可能会导致整体的节奏感比较单一，不够有层次感，所以我们就在重新开机的第二次拍摄时更换了拍摄方案。几个人闯进来之后，让大个子被打倒在地上，人物的位置关系就有一个高低层次，然后镜头分切就会带来更多可能性。”
困难与坚持
据久美透露，《一个和四个》初稿剧本写了七八个月、后面又改了一年，前后加起来有十几稿。“19年冬天第一次拍摄，中途遭遇疫情爆发被迫停机，2020年冬启动第二次拍摄，总共拍了53天，后期做了一年多。”
选角方面，写剧本的时候，久美的脑海里已经有金巴和根旦的形象了。“他们之前演过很多藏地电影。原本金巴和根旦的角色是互换的，相对而言，金巴演一个坏人可能更贴合，但后来觉得这样贴合人物形象的选角体现不出人物的复杂性，所以才让金巴这样看起来五大三粗的形象演了一个比较懦弱的护林员的角色。”
“选王铮之前，其实我们找了很多汉族演员。我在青海筹备的时候，磊哥（制片人王磊）就帮我去面见王铮还拍了一段视频，磊哥和他经纪人聊天，他就坐在旁边抽烟，一句话也不说，那种状态我觉得就是角色的状态。”
久美坦言，他之前拍的短片里，其实大场面戏份并不多，在拍《一个和四个》时一开始也没有太大把握。“所以我跟摄影指导在前期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画分镜，尽量把每一场戏画到非常细致，那我们在现场就非常清楚知道该怎么拍。当然也有一些临场发挥部分，但每一个镜头我们都拍了十几条以上。”
“其实拍摄最困难的就是寒冷，还有抢光线，不过现在来看这些都还是小问题，疫情导致拍摄中断才是最大的问题。”
据王磊介绍，当时在青海省的祁连县原始森林拍摄，片中的木屋所在地名字就叫冰沟，极度寒冷。“这还是小问题，后来疫情爆发，投资出现了问题，拍摄也就暂停了一年。这不光导致成本增加，而且对于年轻导演来说，中断拍摄也是十分危险的，我经常跟年轻导演说，电影千万不要中断，不然之前付出的心血就全部归零了。”
王磊透露，爱奇艺是影片第二次启动拍摄很关键的投资方，“在还没有成片的情况下，爱奇艺就预购了，我们就靠着爱奇艺的这部分预付款，以及其他一些投资解决了资金问题。在后期阶段我们跟猫眼接触，他们看到成片的质量很不错也参与了进来。陆陆续续，其实整个融资跨度延续了三年。”
尽管王磊非常清楚目前整个电影市场并不稳定，全球市场也遭受了疫情的严重打击，但他表示，还是应该抱有很大信心的。“市场比你想象的要简单但也复杂。如果组合拳打得好，反而会有很多可能性，比如《隐入尘烟》目前票房已突破了1700万。”
在王磊看来，无论是艺术片还是商业片，都要求效率。效率实际上就是把成本控制好。“一方面是成本控制，一方面也是综合回收的效用，如网络发行、海外发行等。所以我老说小片有小片的玩法，还是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核算问题，实际上大部分的商业片反而只有一个院线渠道，相反，小片的发行灵活度更高。”
据王磊透露，《一个和四个》目前已经拿到了龙标，预计今年年内发行。此外，也谈好了一家国际发行，“正在努力地积极推进。”
一位95后导演的审慎魅力
近几年随着西藏电影及西藏电影人的崛起，万玛才旦、松太加、拉华加以及久美成列等藏地导演接连推出众多优秀的电影作品，有些媒体会将他们统一归类为“藏地新浪潮导演”，但对于久美成列而言，“实际上这是一个评论家和媒体界的概称，对于具体的创作者来说，并没有太多意义，因为创作还是非常个体化的。”
正因如此，当许多人问及，片名《一个和四个》具体指什么？久美回答，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就像有观众总是问我到底谁是盗猎分子，谁是警察，这个结果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中间那种博弈和人的复杂性。”
而作为著名藏地导演万玛才旦的儿子，久美也时常被外界标签为“子承父业”“受父亲提携和影响”等。对此，他表现的很坦然，“实际上父亲的影响在我心里并没有太多负担。在创作上，我跟父亲是一种师父和徒弟的关系。我很喜欢他的作品，虽然可能我现在片子的风格跟他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他之前所有的片子不管在表达什么，他都找到了一种和他的表达非常恰当、贴合的表达方式和影像风格，这是我从他身上学到的。”
所以在拍摄《一个和四个》之时，久美也并不会感到来自于父亲的任何压力。“他在给我提出一些意见的时候，也是从故事本身出发，从我想要寻找的影像风格的角度出发，并不会存在任何的别扭和纠结。我跟他是创作者与创作者之间互相尊重的关系。”
“我12岁去北京，那时候父亲也在北京做电影的工作，他基本每天都会拎一大袋子的电影碟片回来，我就会看很多片子，他也会带我去电影资料馆看伯格曼，我还挺喜欢的。”久美说道，虽然那时很小，伯格曼的电影有些看不太懂，比如《处女泉》《假面》，但后来初中时看了《秋日奏鸣曲》，对他影响很深。
“《秋日奏鸣曲》讲一个钢琴家妈妈和自己女儿的关系，这种母女关系让我联想到了我跟父亲的关系，那时候第一次感觉到电影跟我的生命是有非常强的连接的。”
因此，原本小时候一直在学绘画的久美，到了高中想考央美，但后来一些原因没能去成，就学了电影。“电影跟我连接很深，我又非常喜欢这种创作性的职业。”
在对电影的认识还不够的时候，他喜欢冲击力非常强的电影，比如昆汀、冈萨雷斯。后来学了电影，自己也拍了很多片子后，久美表示，现在更喜欢那种看不到痕迹的、非常自然细致的电影，比如洪常秀。
实际上，在本届FIRST影展中，无论是业内创作者还是媒体观众，在看完《一个和四个》之后，无不被如此年轻的导演就能拍出这样细腻、自然，又在类型化工业化上很成熟的影片所赞叹。这不仅与久美从小在“电影世家”中长大的环境有关，更与他自身敏锐、稳中、成熟的性格魅力相关。
久美成列出生于1997年，刚刚25岁的他，让人很难想象到他能拍出《一个和四个》这样成熟的类型电影，但与之交谈过后，的确会发现他有许多同龄人所不具有的成熟与审慎。无论是在回答时条理清晰，观点鲜明，还是对于自己能力与兴趣点的讲述，都让人感到这位年轻导演非常之稳。
他在与骨朵的交谈中表示，他对佛教哲学非常感兴趣，“在我的理解下，佛教是一种哲学，会让自我意识变得更淡一点，让我跟任何人相处的时候，会更在乎当下，把握住当下的瞬间，然后去真诚的交流。”
“虽然在生活中我也经常会焦虑，会愤怒，但最近最大的感受就是要活在当下，人要真实地去面对你现在面对的任何人，真诚地跟他交流，珍惜跟他人在一起的时间。”
在对话最后，久美也表达了自己对于这部处女作的一点遗憾：“可能因为我是第一次拍，还是不太松弛。下一部我希望能够玩得更开一些，能把表演调的更极致一些，更加拥抱现场，更多勇气去迎接更大的挑战。”
“目前我最感兴趣的主题和内容，是探讨个体和当下社会环境的关系。这几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很多人很片面，也有一些人变得不包容，这种感觉对我的刺激特别深，所以我希望我能拍一些电影，让大家能够变得更友好一些，看待事情的维度再丰富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