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她们杀夫入狱，也不离婚？

谁能想到，KTV里切个歌，还搭上了性命？

7月1日，四川发生一起丈夫打死妻子的惨案，导火索是妻子在KTV频繁切歌。

民警赶到时，妻子刘某已倒在血泊中。

当晚，丈夫周某请朋友们吃饭，饭后K歌助兴，妻子随行。但是妻子刘某在KTV期间频繁切歌，丈夫非常恼怒，但当时不便发作。

回到宾馆后，两人发生争执、抓扯，一强一弱下，丈夫周某继续进行肢体攻击，在“翻旧账”得知妻子“出轨”后，将其打死。

妻子已死，来自丈夫的出轨说法，是否符合事实，无法定论，也完全不是重点。

因为显然，无论妻子是否出轨，丈夫将愤怒付诸于武力，把人殴打致死，这种过激的暴力行为，都已经百分之百超越了法律的边界。

近两年来，随着媒体报道的普及，女性（当然也包括被家暴男性）越来越多的发声，家暴已经被广泛唾弃。

本以为，对家暴大声说不，已经是现代公民的普遍的共识。

然而，这件事情上，评论区惊现的一些内容，让人发现，我们还是过于乐观了。

我打人，道歉不就行了？

抛开家暴致死本身，很多人居然在为施暴的男子正声，纷纷为其解释：

打死老婆，又不是因为她切歌，而是她出轨。

即便是在反驳“出轨”的说法，也没有强调家暴本身的违法属性，而仅仅是在申诉：出轨只是一方之词。

所以在一些人眼里，家庭暴力是一种可行性行为吗？如果一方出现过错，那么挥起自己“强大的拳头”，就是正当的了？

可悲的是，不止于普通网友，即便是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这等家喻户晓的“大教育家”，至今也执迷于自己的观念里。

时过境迁，8年前的那起甚嚣尘上的家暴事件，他并没有反省。反倒认为，一切是因为他公众人物的身份，被过度放大了。

2018年，是李阳疯狂英语创立的第30年。他仍游走于全国各地，以洗脑式演讲收服了一批批忠诚的信徒。

去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谈到曾经的家暴。

他毫不羞愧：家里打一架，正常啊。

还问道台下的学生们：你爸你妈打过架没？

“都打过嘛！”

“都打过嘛，为啥没人报道啊？你没名气嘛。”

 全场响起掌声。

东方直播室曾在一期节目中，邀请了李阳等人围绕家暴主题做探讨。不出意外的是，他仍然不认为自己的暴力行为有错。

不止李阳，更有作家在家暴这个问题上，语出雷人。

节目现场，二人双双被法学专家打脸。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的第二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因此，一次和多次，只是程度的区别。

只要形成身体侵害，就已经构成了家庭暴力。它不是家庭纠纷，不是夫妻矛盾，而是上升到违法行为。

这些作家、教育学者，所谓的成功人士，在家暴问题上，抱持着错误观念还能侃侃而谈，全然不觉得一次肢体的殴打，有多么过分，更别谈认为它触犯法律了。

名人尚且如此冠冕堂皇，我们不敢想象，有多少普通人仍然凭借“自己的老婆或丈夫，打打骂骂无所谓”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继续着将矛盾随随便便诉诸武力的人生？

李阳有句话没有说错，为什么被大肆报道？因为他有名气。

是的，被李阳家暴的妻子Kim在微博大胆发声，李阳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

但试想一下，如果家暴双方都是无名百姓呢？如果施暴者不是大名鼎鼎的李阳，妻子晒出的伤痕照，还能轻易获得声援吗？

Kim的背后，是多少无人问津的受害者？

千千万万被暴力虐待，却依然噤若寒蝉的女性，她们的声音，几乎没有人听到。

为什么不逃？为什么不离婚？

生活在家暴阴影下的人，绝非寥寥而已。

平均每天，都有1个人因家暴而死。

仅从媒体报道的案件出发，经统计，2016年3月到2017年10月，这20个月期间，我国境内家暴导致的死亡案件有533起，至少635名成人和儿童死亡。包括被殃及的邻居、路人，平均每天家暴致死超过1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

2010年的妇联调查显示，每年受理家暴案件高达5万起。24.7%的已婚女性，不同程度地遭受家暴，平均每7秒钟，就有一位女性被家暴。

受害人平均遭受35次家暴后，才会报警。

这并非中国独有的情况。

即便法律非常健全的美国，平均每年有500万女性遭受家暴；

在南非，有40%的男性对配偶实施过家暴；

中东地区，被家暴的妇女高达八成。

先天性的体力悬殊，夫妻密闭相处时难以避免的矛盾，数千年父权男权崇拜下遗留的封建观念，都是这些数据高居不下的原因。

然而，比数字更恐怖的是，是家暴甚至无法摆脱。对于一些受害者们，它如同黑暗的无底洞，每一次奋起反抗，都再一次被现实打倒。

最后的最后，甚至只能通过“杀夫”式的同归于尽，解除了暴力，自己沦入监狱。

为什么不说出来？为什么不逃出去？为什么不离婚？

让那些女犯们，告诉我们答案。

2005年，央视《新闻调查》曾做过一期《女子监区调查》。

河北省石家庄监狱的女子监区，十几个女犯，都因为杀死丈夫入狱。同时，她们全都遭受过长期的家庭暴力。

安瑞花的一只眼睛是鱼白色，是出事前几年被丈夫用酒瓶砸的。

血直接从眼球里喷出来，脸上全是玻璃渣，感觉眼睛要掉出来一样。

在安瑞花及其女儿、婆婆的口中，那个男人，经常喝醉，成宿成宿地闹。

家里的每个人，都被他打过。小女儿脸上，还有一块被铁器砸伤的疤痕。

在丈夫酒醉后，扬言要杀死全家人的夜晚，安瑞花拿起菜刀，砍下了20余刀，现场血肉模糊。

被捕后，她的儿女写了呼唤书，村民集体请愿，婆婆也为她求情。

豆晓花，嫁给丈夫时只有15岁，丈夫比自己大11岁。至今，她还无法相信丈夫已死的事实，被威胁的心魔，仍然在折磨她。

婚后，丈夫不允许她和任何人说话，男女都不行，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允许。他担心有人挑唆，豆晓花不和他过日子。

为了让丈夫相信自己，她自我封闭，不和任何人接触。但依然打消不了丈夫的猜忌，他的疑心病越来越重。

皮带、鞋底，刀，他随时在逼她去死。

动不动就给一根绳子：你上吊吧

或者突然递给自己一瓶毒药：喝吧

晚上睡着睡着，她脖子一冰，突然发现丈夫把刀架在她脖子上。

揪着她的头发往后拉，把整个脖子暴露出来，她只能盯着屋顶，叫不出来，咽着口水，等着他会不会割下来。

随着年龄渐长，这种威胁更是步步逼近。

“因为你长大了，你死吧”

最后一次施暴，豆晓花回忆说，那天他特别不正常，眼睛血红，一直在看表，好像不把她杀死决不罢休。

口中说着：快到五点了，是你自己动手，还是我动手？

试图逃跑到娘家，还是被丈夫用刀抵着后背，押了回来。

她说：是不是我死了，就算完了？

丈夫说：你姐姐，你父母，都一块炸了。

当晚，她顺手抄起铁棍，把丈夫打倒在地上。那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反抗。

性虐待，也普遍存在于这些杀夫女囚身上。“别问我这个，我心痛”无一例外，十几个受访女犯，全部是这个答案。

然而，她们为什么不离开？除了极端杀人，没有其他出路了吗？

这些家暴中的受害者，她们经历的轨迹非常相似。而施暴的一方，往往有一个暴力周期，在施暴和下一次暴力之间，有一个平稳期。

这种暴力周期，使她们患上 “受虐妇女综合症”，强烈打击下的无助感背后，她们甚至心存幻想，不忍心离开施暴人。

豆晓花说，丈夫打她之后，都会后悔：“看看这儿，摸摸那儿，疼吗？”其他受访者也表示，丈夫每次都说，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于是，她们依然心存幻想，丈夫有一天也许会被感化。

但下一次，会打得更狠。

受虐妇女常年生活在殴打凌辱中，觉得自己非常无能。每天提心吊胆，看到人就躲。

暴力，也是随着时间，越来越重，越来越频繁，她们如同温水中的青蛙，想要跳出时，已经无能为力了。

离婚？

这些女囚们，都想过。但没有人敢。

安瑞花曾也对丈夫提出离婚。

他说，你要是敢离婚，不宰了你一家人才怪。

安瑞花曾经求助过村书记，村里的解决方式是，把他丈夫捆在树上打了一顿，但回家之后，他会更加变本加厉。

采访中，法学专家也指出，脱离这种家庭处境，对受害妇女非常艰难。

不仅会受到丈夫的威胁，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法院也不一定会判处离婚。

找大队、找村长、去派出所、县里的妇联组织，都无疾而终。

这些机构，统统只做调解，而调解，正好符合了施暴者的意愿。

离婚又如何呢？判决又如何呢？

释放的那一天，就再一次开启了噩梦。

上世纪80年代初，“受虐妇女综合症”在北美已经成为法律概念。暴力周期、后天的无助感是这个概念的两大必要因素。

而这种模式可以解释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为什么不离开施暴人；第二，她们杀夫具备合理性。

它充分说明，轻而易举的一句“你怎么不离开”，是如此不近人情。

“受虐妇女综合症“最早用于司法实践，曾应用于1987年的加拿大，成为了可采证据。琳·拉娃莉在暴力恐吓下杀夫，最终被无罪释放。

但其过程，却艰难波折。

一审宣布无罪、公诉人不服上诉，二审撤销原判，最终闹到加拿大最高法院，维持了一审的宣判。

而将视角转向我国，法律对家暴逼迫下杀夫妇女们的宽恕，一样经历着辗转的漫漫长路。

甚至可以说，每一个苦痛中的她们，凭借着一己之力的挣扎与呐喊，甚至用自己永久丧失的自由，一点点铺起了反家暴法不断推进的道路。

这一路，艰难跋涉

安瑞花、豆晓花等等，那些杀夫入狱的女性们，在法庭陈述时，对于家庭暴力，她们只字未提。

在2005年以前，在这种以暴制暴的夫妻致死案件中，司法量刑，还更看重犯罪结果，家暴作为犯罪诱因，不被重视。

判决结果，很大程度上，和法官个人对“家暴”的认识有关。

在受访的女囚中，几乎全部遭到重判。

最低判刑是，十二年有期徒刑，半数是无期徒刑、死缓。

研究表明，在2009年到2013年，判决的48个关于家暴受虐妇女以暴制暴案件中，近60%的妇女被认定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死刑或者重刑。

几年之后，曾震惊国内外媒体的“李彦杀夫案”，让人在这一黑暗压抑的空间里，看到了一丝转机的微光。

这一刑事案件，曾引发中外媒体的讨论，甚至引起联合国机构的关注，在推进家暴立法上，占有一席之地。

2010年，李彦杀夫分尸。

婚后，李彦常常被毒打，血像屋檐滴水一样。

殴打后，常常在脸上还滴血的时候，谭勇就强迫和她发生性关系。

谭勇严控她的人身，但自己却拈花惹草。一次与别的女人在茶楼约会，李彦生气前往，被谭勇带回家。

谭勇：刚才是用哪只手指的那个女人？

李彦：左手

谭勇：哪个指头？

李彦指了中指。

谭勇拿起菜刀把她的中指剁掉了一截。

并警告，跟别人说是砍猪脚时砍掉的。

李彦和母亲也曾寻求帮助，从社区到妇联，从妇联到派出所，派出所再到妇联，皮球被踢来踢去，没有解决。

谭勇曾说：如果再提离婚，就让你家破人亡。

在一次争执中，李彦把谭勇砸倒，为了怕他站起来，自己遭到毒打，她继续敲打了几棒，谭勇抽搐了几下，再不动弹。

谭勇死后，她打算把尸体掩埋，由于弄不动，她把尸体分成了几部分。

图：案卷里的分尸现场照片（来自界面新闻）

一审，故意杀人罪成立，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二审，维持原判。

因为证据不足，李彦受到的伤害，只能证明遭受暴力，但无法证明与谭勇有关。

在李彦进入死刑复核的阶段，她的弟弟拿着材料去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求命。

同时，弟弟多方打听，求助妇女维权领域赫赫有名的律师，不愿意放弃最后的希望。

律师们见到了李彦，鼓励她说出婚姻中，难以启齿的，最受折磨的性虐待。

“我们都是女律师，请你把婚姻中受到的伤痛，如实告诉我们，我们不是猎奇，只做记录，不下定论”。

她说了出来，甚至刮宫手术的当晚，她也被强迫发生性关系。并且她的阴部有伤。

最终，性暴力的内容，作为关键性的新证据，改变了李彦的命运。

最高法没有核准死刑，发回了二审法院重审。

家暴作为犯罪事实，得到认定。但专家证人想通过“受虐妇女综合症”解释李彦的行为，没有得到批准。

从2010年杀夫，到2015年终审判决，整整五年的时间。这五年，恰是《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时间。

终审判决中，李彦被改判死缓。

2016年3月，《反家暴法》正式生效，其中数个条文体现了李彦的立法建议。

从一审、二审时，家暴无法当做证据，到终审时，法庭认定了部分家暴事实。

这中间的曲折坎坷，这五年的漫长等待，不止是李彦的发声，更是社会的注视，是家暴领域研究者们发起的一次次公共讨论，是他们在法庭上每一次掷地有声的呼吁。

正义，也许很晚才会到来，但如果放弃追求，我们将永远等不到它。

或男或女，没有商量的余地

在一桩桩案件，一次次司法实践中，希望，慢慢释放了出来。

2012年起，“专家证人制度”开始应用于家暴的刑事案件。由家庭暴力方面的法学专家出庭，协助法庭厘清责任、公正量刑。

2015年，这类案件寻求轻判，也开始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最高法等联合出台了《意见》：

图：《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第20条

2015年，温州中院公开审理“姚某杀夫”一案，此案引入了专家证人出庭制度，家庭暴力问题研究专家的意见被采纳。最终判处有期徒刑5年。

这个案子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首例应用了上述《意见》的刑事案件。

2017年，杨某遭受家暴后持刀刺向丈夫胸部，致其死亡。案发后，丈夫的母亲对杨某出具谅解书，村民集体请愿。最终杨某获得从轻判处，有期徒刑7年。

2018年，章丘法院审理的故意杀人案件，因丈夫家暴，在案件过错中存在严重过错，妻子主动投案自首，法院予以轻判，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

与曾经动辄十年以上，甚至无期死刑相比，她们的处境，逐渐被法律看到；她们的立场，逐渐被法庭声张。

配图：《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剧照

当然，法律的轻判和宽容，并不意味着这是可行的。

以暴制暴下，丈夫被杀、妻子入狱，每个人都是输家，没有人愿意看到这种结果。

因此，宽恕之外，更加实际的是：怎么保护这些家暴中的受害者？她们怎么获得安全的生存空间？

除了收集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人身安全保护令，已被写入《反家暴法》。

根据2016年施行的《反家暴法》，受害方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被申请人如果违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比如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和其亲属，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等。

2016年至2017年间，北京市高级法院共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145份。虽然这与背后庞大的受害者相比，微乎其微，但是希望已经出现了，不是吗？

今年，已是《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的第三年。

我们在为女性大声疾呼时，还有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

男性遭遇家暴，同样不是罕事。根据2018年妇联和全国统计局的数据，22.9%的女性和19.9%的男性曾遭受家暴，数字甚至开始趋于持平。

今年的4月，庐江县就曾发生一个案例。一个男人因为忘记给妻子买鸡腿，两人争执后，被妻子捅死。

当然，无论从媒体报道的案例，还是千古以来百姓意识里传承的“男强女弱”的固化思维，我们往往倾向于认为，男性是家暴的恶魔，而女性都是受害者。

男性被打，被辱骂，甚至引来一阵“出恶气”的痛快叫好，再善意点的，是“怕老婆”的揶揄。

而调教了丈夫，令他乖乖顺服的女性，反倒成了大义凛然的“女中豪杰”，这种心理现象，在张雨绮对前夫袁巴元动刀事件的舆情里，已经反映得淋漓尽致。

一口一个“虎妞”、“被圈粉”、“社会我张姐”，全然忽视了家暴不分男女，都是被法律严令禁止的行为。

这些为张雨绮拍手叫好的人们，倘若面对女性作为受害者的情况，扪心自问，你们真好意思义正言辞吗？

双标，不可取也。

实际上，男性被家暴，往往意味着家庭结构中，父亲角色的受损甚至崩塌，孩子更易缺乏安全感，造成心理缺陷。

对于每一位阅读文章的人，我们希望，无论男女，无论何时，面对家暴，都不要心存侥幸。

拒绝家庭暴力，应该成为根植于每一个人心中的不可动摇的认知。

除了毅然决然的离开，还应当学会收集证据，每一处伤痕，每一声恐吓，每一句辱骂，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每一个潜在和既定的受害者，或许就是你我。

我们期待，法律作为武器，给予我们更多务实的保护和安全感。而同样渴望解决的是，作为家暴的敌人——那些残酷的施暴者，司法、公安系统以及更多的社会力量能够参与进来，通过心理干预，扭转他们顽固的暴力潜意识。

今天，我们的法律还不完美，但是反对家暴，它给予了我们底气。这不是最好的时代，但无可否认，这一定是个越来越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