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野猪大作战

原创杨凯奇千篇一绿

收录于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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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棚子守夜，听野猪动静是最常见的土办法。敲锣打鼓、大吼大叫，甚至还形成了社交，奏成一曲响彻山野的“交响乐”。可效果却越来越差。

截至10月31日，全国专业猎捕队伍共计猎捕野猪1982头。各地纷纷组建猎捕队，但掣肘的是持枪证。

曾经，一头被捕杀的野猪可卖数千元，并不需要多少甚至不用财政补贴。在青川县，许多人与南方周末记者交谈时都会狡黠一笑，“我过去吃过野猪肉”。“禁野令”后，“谁导致（肉）流入市场，谁吃了，都得负法律责任”。

国家林草局陆续在四川等14个省份开展野猪危害防控试点。种群调查、种群调控、主动预防、损害补偿，环环相扣的措施正被各地探索。

2021年11月，香港当地郊野公园里散步的野猪。（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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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杨凯奇 发自四川省青川县

南方周末实习生魏翠翠

关于野猪，新华村的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能讲出一段故事。

张丽蓉的二媳妇李丽曾在上山砍柴的途中，与一位“不速之客”正面相遇。她努力在脑海中搜索形容词：“诡异，恐怖。大脑一片空白，手脚冰凉。”相距不到10米，她记得那是头大野猪，长有一米五，估计重达三百多斤。毛像针一样根根倒竖，除了脊背上的毛是红棕色的，浑身灰黑，锋利獠牙露出唇外。

这种早在八千多年前就被人类祖先圈养的动物正频繁闯入人类世界。新华村坐落在四川北部广元市青川县的青竹江峡谷里，两岸的大山从秦岭一路绵延而来。冬季，山坡上层层叠叠的梯田已经种上了油菜籽，田地上孤独的稻草人，还保存着几个月前那场“大战”的痕迹。

野猪的热度亦从乡下蔓延至互联网。城里人对这群闯入者感到好奇——但南京人或已渐渐习惯。玄武湖又现野猪在湖中畅游，野猪妈妈率一串野猪娃娃觅食撞车，“双十一”野猪校园秀恩爱被麻醉带走……有媒体统计，仅2021年，南京野猪上了12次微博热搜，被戏称为“野猪之城”。

2021年似乎是人猪矛盾爆发的元年，已引起多部门重视。国家林草局陆续在四川等14个省份开展野猪危害防控试点，各省又在区县设立试点，青川县就是试点之一。

与人类恩怨纠葛数千年，猪在中国文字中分量非凡。华南农业大学学者的一篇论文写道，“家”的含义是在房屋内养猪；“事”的甲骨文形状，像是用双手举长柄网捕捉猪或者野猪；“敢”字，则形如徒手捉猪，以示勇敢。

野猪的数量经历了先降后升的过程。因不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度遭遇严重捕杀。2000年，被列为“三有动物”（有益、有重要经济、有科学研究价值）之后，种群才渐渐恢复。20年后，这种“致害范围最广、造成损失最严重的野生动物”又迎来了新的制度管辖。2021年6月，国家林草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野猪危害防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种群调查、种群调控、主动预防、损害补偿，环环相扣的措施正被各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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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效甚微的土办法

对付野猪，全国各地都采取了类似的土办法，可效果却越来越差。

2021年12月5日，74岁的张丽蓉带着孙女和南方周末记者去找野猪窝。这个季节，野猪已经返回密林深处。南方周末记者听到树丛里“沙、沙”的响声，似乎有什么大动物穿过。张丽蓉不以为奇，“经常是你没看到野猪，野猪却看见了你”。

夜晚，野猪的行踪更加诡秘。张丽蓉和野猪的交锋通常在夏季。7-9月是玉米成熟时节，她却丝毫体会不到丰收的喜悦，她必须在玉米地边搭上一个木棚，外面覆盖一层塑料布，里面摆上一张沙发。接下来，她将在这张沙发上度过数十个难眠的夜晚，战战兢兢地提防着“不速之客”。

杂食动物野猪酷爱玉米。7月，玉米刚长到齐腰高，野猪就来啃玉米秆。9月，幸存下来的玉米成熟了，野猪来啃玉米棒子。它们通常成群结队，少则三五头，多则十几头，有时候兴风作浪一晚上，一亩玉米地就可能减产一半。野猪记忆力不错，能准确记得上一次在哪片农田得手，常常几个晚上折腾同一片地。

搭棚子守夜，听野猪动静是最常见的土办法。在陕西、四川的秦巴山地农村，当地人管野兽叫“号佬”，蹲守野兽的棚子叫“号棚”。

野猪来了，号棚里的人敲锣打鼓、大吼大叫，甚至还形成了社交，远近其他号棚一起助威。陕西省宁陕县政府官网的一篇文章描绘：会唱的，放声吼几嗓子。陕南花鼓，关中道情，山歌孝歌，什么涌到嘴边就唱什么。东边锣，西边鼓，奏成一曲响彻山野的“交响乐”。

现在，留守的多是老人，没有力气唱山歌了。张丽蓉在街上买了有录音功能的喇叭——跳广场舞也会用的那种，录上“打野猪！打野猪！”的吼声或是犬吠声。

高功率的大灯和穿旧衣服的稻草人是另外的招数，可也日益失效。“它们知道人不能拿它们怎么样，赶也赶不走。”有一晚，一头野猪大摇大摆走来，张丽蓉不得不掷出一块烧红的木炭。

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新华村，用旧衣服打出来吓唬野猪的“稻草人”。（南方周末记者杨凯奇/图）

国家林草局防控野猪危害专家组成员邱英杰担心，本应在自然界觅食的野猪，发现农田里的食物如此“唾手可得”，可能会慢慢地改变食性，越来越频繁地侵入农田。

有一些好使的招数也不能再用。曾经，村民们会请人打野猪，有条件还拉上电网。但民间的枪支被收缴，电网会误伤人，也被官方禁止使用。

野猪属于“三有保护动物”，私自捕杀属违法行为。新华村村委会常常把这一提醒贴在墙上，农民从短视频也了解到相关官司：四川巴中一位老太太电死3头野猪并售卖，被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四川广元一名男子放狗驱赶野猪，却咬死了多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斑羚。

北京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晓静分析，如果野猪攻击人类，农民仅驱赶并未伤害它，可适用刑法第二十一条的紧急避险条款，“毕竟人的生命权大于野生动物生命权，农民不承担刑事责任。”而如果农民故意趁机杀死野猪或其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则涉嫌犯罪。

面对只能赶、不能杀的野猪，张丽蓉的孙女在政府网站写过投诉信。周而复始地在号棚里抵御野猪，成为张丽蓉人生中一个无穷无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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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队上场

处于食物链中端，野猪繁殖能力极强，大熊猫和羚牛每胎产一仔，而野猪一胎最多能产到九仔。退耕还林、天然林防护工程的实施，促进了野猪的种群扩大，可野猪的天敌——豺狼虎豹等没有野猪种群恢复得那么快。

野猪越来越多不仅是农民的感性认识，也符合官方判断。根据甘肃省陇南市野保站的论文数据，2016-2020年，陇南野猪致死12人。

中国林科院自然保护地所研究员金崑称，野猪与人类生产生活区域重合产生了较多冲突，破坏作物、庄稼现象多有发生，已威胁到当地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对人民生命安全构成威胁。不过，致害情况主要还是局部区域发生。

偶然闯进城市里的野猪是治安问题，由公安部门解决；但应对野猪骚扰农民，则属于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林草部门的职责。

邱英杰介绍，各个试点省需要探索包括野猪种群数量调查、制定猎捕限额、设立专业猎捕队、确定猎捕方式方法、猎获物处理、主动预防措施、给农民的损害补偿等机制建设。各地有所侧重，如在猎捕方式上，多数试点省以枪猎为主，广东深圳罗湖区则在尝试围栏捕捉。

野保法规定，猎捕野生动物，需根据保护级别，从不同级别的政府申请特许猎捕证，服从猎捕量限额管理。随《通知》一起发布的《防控野猪危害工作技术要点》（以下简称《要点》），为何种情形下可以对野猪进行种群调控提供了标准：建议在南方丘陵地带、北方地区分别按照种群密度2只和1只/平方公里标准控制。

野猪种群的调查，则通过红外相机、搜集毛发、DNA、粪便等综合评估。贵州省野生动物和森林植物管理站研究员冉景丞介绍，2020年贵州全省进行了一次野猪种群调查。邀请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的专家共同组成几十人的团队，采用了样方法、生境评估法、采样法，三者相互印证。国家林草局回复南方周末记者，通过组织资源调查，确定了致害比较严重的一些局部区域。

在致害严重区，猎捕是重头戏。据国家林草局数据，截至10月31日，全国专业猎捕队伍共计猎捕野猪1982头。

作为四川省内目前唯一一家拥有持枪证的专业猎捕队，江油市万宝捕猎救助中心负责人成涛近几个月来带着队员和猎狗四处“救火”。“我们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很多是以前的老猎人。”成涛说。

2021年11月6日，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至诚镇元山子村，野猪猎捕专业队队员根据猎狗定位器搜山。（人民视觉/图）

北京青野生态负责人刁鲲鹏曾与这类专业猎捕队打过交道，知道猎狗对野猪猎捕非常重要。捕猎时，如果猎犬足够凶悍，可以直接包围并咬死野猪；或是将其驱赶，猎手用枪完成致命一击。野猪体大皮厚，性情凶猛，往往需要连开数枪才能击毙。

试点工作开始后，四川青川县、北川县、广东始兴县等试点县纷纷筹备成立自己的专业猎捕队。作为专家组成员，邱英杰给几个试点省的猎捕人员做过培训。他介绍，过去猎捕方式五花八门，现在野保法已禁止使用陷阱、投毒、烟熏等方式，合法使用的目前只有枪猎、围栏捕、笼捕等三种。其中，枪猎比较安全、高效，围栏捕和笼捕要等野猪自投罗网，成本较高，时间较长。除了目前使用的猎捕方法外，各试点省也在探索使用其他既合法又管用的方法。

枪捕还可能有持久效果。安徽休宁县也成立了四十多人组成的专业猎捕队，该县林业局林政部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比如在一片山上打到了野猪，有血迹和火药味，那么（其他）野猪就不会到这一片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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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枪支管理制度

前不久，四川通江县两万头野猪泛滥的消息上了热搜。《通江县野猪危害防控点工作方案》计划到2021年底捕杀750头野猪，他们邀请了成涛的猎捕队进行猎捕。11月初，该猎捕队花了两天半，猎杀8头野猪。在接受华西都市报采访时，通江县野生动物保护中心主任李斌坦言，猎杀目标很难完成。

四川省共有183个行政县，有野猪分布的多达103个县。仅通江县林业局就申请组建6支本地猎捕队，但掣肘的是持枪证。

目前，审批持枪证的公安机关，需要考虑枪支弹药流出、社会治安等种种风险，所以即便是地方政府组建的专业猎捕队，想办持枪证也殊为不易。

成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的猎捕队办理持枪证，首先要由江油市林业局向江油市公安局递交申请文件，再由四川省林草局、省公安厅审批。江油林业局一名负责野生动物保护的官员以枪支管理敏感为由，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邱英杰表示，目前国家林草局和公安部、各省林草局和公安厅正在协商解决这一问题。“对枪支弹具的配置、使用、保存、运输等都要制定严格的制度，并且执行力要强，公安和林草两家都要进行监督管理。”

野猪在泥泞中留下的脚印。（采访对象供图/图）

按照现行枪支管理制度，一家专业猎捕队平时身边并不配枪，而是由公安部门的枪械库保管。每支猎枪都有编号，可对应1-2名队员，如果枪支丢失可直接追责到人。猎捕队领到任务后，公安部门会登记发放枪支弹药的时间和预计归还时间，子弹的数量也记录在案，捕猎任务完成后，队员们需要捡回所有弹壳以供查验。在广东、福建、江西等已经开展枪猎的地区，还会有一些限制枪支适用范围的规定，如只能在所在县或所在乡镇猎捕等。

现实中，也并非放任猎捕野猪，而是限额、限用途。邱英杰介绍，在试点地区，每头猎获物都会留有影像和文字档案，由地方林草部门管理，省级林草部门和国家林草局在当地的派驻机构负责监督。最后在评估验收试点成果时，还会进行一次详细核查，避免出现猎获物流入市场或超限额猎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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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食用野猪肉是原则”

猎捕野猪需要猎捕队付出往返成本、人工和可能“牺牲”猎犬等代价，并不是无偿地进行猎捕。因此，试点省的政府如何给猎捕队补贴，也是此次试点的探索内容之一。如有的地区按猎获物数量，有的则按重量支付一定数额的资金给猎捕队。

据华西都市报，通江县被猎获的8头野猪最终以2000元/头的补贴支付给了猎捕队，但猎捕队行动中痛失一条价值3万元的猎犬，加上往返费用，注定是赔了；提高补贴也难，按2000元/头的标准，通江县猎杀750头野猪的目标就需要150万元，而该县2020年刚刚脱贫。

有野猪的地方大都是山区，基本都不富裕，补贴的难题也是近年才出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禁野令”，规定不可食用陆生野生动物，野猪自然在列。

曾经，一头被捕杀的野猪可卖数千元，并不需要多少甚至不用财政补贴。在青川县，许多人与南方周末记者交谈时都会狡黠一笑，“我过去吃过野猪肉”。

“禁野令”后，邱英杰在培训猎捕人员时，除了强调人身安全外，强调最多的就是坚决不能让猎获的野猪流入市场，“谁导致（肉）流入市场，谁吃了，都得负法律责任”。

“不能食用野猪肉是原则”，国家林草局野猪防控专家组成员、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兼种群调控委员会主任王洪杰表示，中央在给各地进行转移支付时，已经包含了野生动物保护的经费。“就看地方怎么花这笔钱了”。

目前，各地猎获的野猪大多采取无害化处理，也即焚烧后掩埋。根据前述《通知》，检疫合格后的猎获物，可用作人工繁育种源、动物饲料等非食用用途。野猪和家猪仍可交配，可与家猪杂交产生肉质更好的猪种；野猪肉还可供应给动物园里的猛兽。

2021年11月6日，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至诚镇元山子村，捕杀后的野猪被无害化处理。（人民视觉/图）

野猪防控专家组和各个试点地也在苦思猎获野猪的去处。邱英杰称，福建沙县一家农机厂研发出了一套设备，可以将野猪无害化处理后生成肥料。有媒体报道，湖北十堰一位养殖户在山上捡拾小野猪驯化后，促成家猪野猪谈恋爱，“混血”猪肉供不应求。不过，这些方式究竟能产生多大的经济效益，尚待探索。

一些阻隔措施也被《要点》推荐，如“脉冲电子围栏装置”，王洪杰称这种电围栏与可致命的电网不同，不会一直保持高电压，只是会释放较强的瞬时电流，让野猪受到惊吓而不至被电死。“动物有记忆，吃了一次亏，下次就不敢碰这东西了。”

电子围栏成本高，每米的价格约为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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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的意义不仅是减少农民的损失

遇到野猪入侵，农民们以前只能自认倒霉。但像张丽蓉孙女这样读过书、脑筋活络的人知道，受损农民得有合理补偿。按照《通知》，这也是试点探索方向之一。

最近，青川县流行搭建黑色大棚种羊肚菌，既可防御野猪，又能增加收入，但李丽缺乏技术和启动资金。2021年，李丽种了六亩玉米，因野猪祸害，只有三亩收成，按平时每亩800元的收益，等于少赚了2400元。

有的地方直接用财政补偿农户，有的则购买野生动物损害保险。青川县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的黄姓主任表示，被野猪糟蹋过的农田，会根据作物种类、受损情形等因素定损，玉米的赔付标准大概为200元/亩。

购买保险是试点地区拓宽补偿资金来源的一种尝试。王洪杰举例，福建将野猪致害损失纳入农业保险，广东推动将野生动物危害补偿纳入林业、农业政策保险制度，陕西则将野生动物伤人医疗纳入居民合作医疗报销范围，并建立了民政救助措施，将野生动物致伤、致害导致居民生活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的群众实施民政救助。

“各地财政状况不同，有的地方确实在筹措补偿资金方面困难一些。”邱英杰认为，中央财政可适当予以一些补助，同时还得压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总讲困难，试点工作就很难推进。”

国家林草局回复南方周末记者，已经会同财政、银保监、保险公司召开座谈会，商议推进建立野生动物危害保险机制具体举措步骤。福建省全省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补偿已到位，广东省惠东县古田自然保护区全部补偿到位。

刁鲲鹏所在的北京青野正在和唐家河保护区合作开发一些自然教育项目，他们创造了另一种补偿模式。参加北京青野的自然教育团员，能比普通游客更深入保护区，有机会看到更多野生动物。团员在野猪活跃的7-9月住进农民的看野猪的号棚里，观察农民晚上如何对付野猪。每一晚这个项目能给村里增加200元收入，一部分归号棚所在的农户，一部分归村集体。

北京青野和唐家河保护区搭建的新式“号棚”，供生态旅游的游客观察野猪。（南方周末记者杨凯奇/图）

这种号棚由保护区和北京青野出资建设，因此不像村民搭建的原始，而是类似于一幢小屋子。号棚放得下一张折叠床、一张板凳，即便条件简陋，仍令团员趋之若鹜，旺季时夜夜爆满。“我们希望农民通过项目分成，能获得比种地还高的收入。”刁鲲鹏称。

刁鲲鹏觉得，补偿的意义不仅是减少农民的损失，更是缓和人和野猪的冲突。即使是种群调控，目的也并不是为了消灭野猪，而是控制野猪的种群密度，使其和农民能尽量共存。

通过一系列措施，国家林草局称，目前野猪致害防控已初见成效。比如福建省福安市、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部分乡镇的受损程度较上年度明显下降。

一般情况下，野猪不会主动袭击人。李丽和那头红背野猪对峙的几分钟里，双方似乎都不知该如何应对，野猪呼哧呼哧喘气以示警告。但那一次，可能由于狭路相逢，野猪发出了类似家猪的嚎叫，“野猪应该也害怕，但要装腔作势”。李丽迫使自己从极度紧张中平静下来，弯腰捡起一块石头砸向野猪。野猪跑了。

李丽至今仍有些后怕。“再怕也得雄起，是不是？”

（张丽蓉和李丽为化名）

编辑视觉 |汪韬

记得加小千为星标，不遗失彼此。本文首发于2021年12月9日《南方周末》，原创作品欢迎转载，转载请与后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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