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冒进”、运动式“减碳”，应如何纠偏？| 碳中和情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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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后，提出在2020年和2025年前达峰的试点各有18个和42个。提目标其实并不难，但现在回看，有相当一部分目标是提了，没有任何落实的行动。

对于碳达峰峰值的理解，不能太过于机械。从发达国家能源消费的情况来看，碳排放存在一个长时间的高位平台期，在这一阶段增长不显著、表现出一定的波动，存在多峰凸起，而不是单一的峰值。管理部门应有科学的认知，碳排放在一定范围内的波动与起伏，是正常现象。关键要看长远态势，碳排放的潜能是否释放。

四十年的碳减排应当考虑代际的公平性问题，下一代会更富有，中国2050年人均GDP可能是2020年的2.3倍。减排任务可以留一些给未来的“富人”，而非全压给现在的“穷人”。

碳的定价与中和必然带来一定的代价，随着双碳目标逐步由顶层设计转向实际推进阶段，生态补偿、财政转移、地区经济提振、工人救助再就业等公正转型措施必须及时到位，为双碳目标的有序公正推进提供机制保障。

2021年8月17日，国家发改委在新闻发布会上点名碳中和“跑偏”的表现：有的地方、行业、企业“抢头彩”心切；有的地方对高耗能项目搞“一刀切”关停；有的金融机构骤然对煤电等项目抽贷断贷。（农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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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

南方周末实习生夏千淞黄佳钰

2020年9月，中国提出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年来，碳中和的概念不断出圈，如同一把柴火，引燃了多个行业的减碳行动，甚至出现了过热的迹象。

2021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8月17日，国家发改委在新闻发布会上点名“跑偏”的表现：有的地方、行业、企业“抢头彩”心切，提出的目标超越发展阶段；有的地方对高耗能项目搞“一刀切”关停；有的金融机构骤然对煤电等项目抽贷断贷。

矛盾的是，在碳中和“帽子”满天飞时，2021年上半年，全国9个省（区）能耗强度同比不降反升，10个省份能耗强度降低率未达到进度要求。

碳中和是四十年的长期目标，绝非短期的炒作和跃进。当下有哪些减碳的误区？如何把握好减碳的节奏？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释疑（按拼音顺序排序）。

柴麒敏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
郭伯威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助理教授
潘家华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袁家海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周大地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
邹骥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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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里喊减碳口号，背里搞高碳冲锋

◆ 南方周末：近期中央多次强调纠正“运动式减碳”，警惕“碳中和冒进”等，你观察到了哪些“跑偏”的表现？

柴麒敏：一个表现是空喊口号、没有行动。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后，从2010年起，我国先后开展了三批共计87个低碳省市试点，共有82个试点省市研究提出达峰目标，其中提出在2020年和2025年前达峰的各有18个和42个。提目标其实并不难，但现在回看，有相当一部分目标是提了，没有任何落实的行动，该批的高耗能项目还是批，该上的工业园区还是上。很多企业也觉得，“规划规划，墙上挂挂”，不一定要落地。

2030年前达峰，意味着还有10年左右的发展窗口期，让产业相对平稳转型。希望地方政府能用这个时间，作出对产业、地区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决策。我们枕戈待旦在国际谈判争取来的空间，并不希望国内的部分行业和地方轻易就错失了，要用得有价值。

潘家华：“运动式减碳”以政府居多，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盲目性，只顾其一而忘却其他，例如南方一些地方，毁掉森林搞光伏发电、未经论证就设立抽水蓄能电站等。企业中也存在，一些企业，尤其是央企，没有科学论证，对于零碳能源投资大干快上，大力投资光伏、风电等项目，对于是否能够消纳、服务于目标用户、供电稳定性等问题，缺乏整体性考虑。

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青南换流站。（新华社记者张宏祥/图）

袁家海：逐步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不意味着现在就完全关停煤矿。今年上半年，有些省份关停了一些处在壮年期的优质煤矿，这是年初开始的大面积煤炭供应紧张和煤炭价格大幅上涨的原因之一，对经济运行造成很大负面影响。

有的央企也为了“政治正确”而轻率承诺，把碳达峰、碳中和当概念炒作，但缺乏如何把双碳目标落实的基础研究论证。

有的地方政府存在“明里高调推进双碳目标、背里搞碳冲锋”的问题。例如山西省是国务院批复的能源革命排头兵，而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对山西省的反馈是，“上马‘两高’项目愿望强烈，能耗双控抓得不紧。全省计划上马的‘两高’项目大幅超出‘十四五’新增用能空间”。

◆ 南方周末：为何出现“明里高调推进双碳目标、背里搞碳冲锋”的矛盾情况？发改委近期也通报，今年上半年，青海、宁夏、广西等9个省（区）能耗强度同比不降反升，10个省份能耗强度降低率未达到进度要求。

袁家海：今年上半年，经济从疫情中恢复，出口形势特别好，加上美国超发货币，国际资本炒作大宗商品，钢铁、电解铝、铜等价格涨得特别快，拉动了新一轮高耗能行业发展。国内一方面已有应对大宗商品涨价的政策，另一方面也必须要把这些新的产能摁住。

另一个原因是，这两年气候异常，夏天特别热，出现用电“夏高峰”，比如广东和山东电网头两年都突破1亿千瓦时的最大负荷。用电负荷越来越多转向了第三产业和居民，在很多省份，夏季空调用电能占到电网最大负荷的50%-60%。但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必要为了高峰时短期的最大负荷，在电力供应侧增加煤电装机。

潘家华：面对疫情的冲击，地方政府和一些央企希望通过投资打破经济的低迷。与此同时，市场从疫情中复苏，也对原材料有较大的需求。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等领域的投资见效相对较慢，煤炭电力等基础性的原材料行业，能带来最直接的收益，但这是饮鸩止渴。背后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标是税收与政绩，而某个项目是否亏损并不在其主要考虑范围内。

不过，对于碳达峰峰值的理解，也不能太过于机械。从发达国家能源消费的情况来看，碳排放存在一个长时间的高位平台期，在这一阶段增长不显著、波动不明显，属于多峰凸起，而不是单一的峰值。出现反弹是正常现象，因为电力市场、价格、社会需求、自然条件等因素都是波动的。一出现峰值的波动就谈虎色变，说明思维陷入了误区。管理部门应有科学的认知，碳排放在一定范围内的波动与起伏，是正常现象。关键要看长远态势，碳排放的潜能是否释放。尤其在碳排放纳入环保督察的情况下，不能有波动就一刀切，而是要从深层次上，明确化石能源消费和减缓碳排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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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激进的减排政策不利于社会公平

◆ 南方周末：我国经济发展还没有与碳排放脱钩，“运动式减碳”会给国民经济造成哪些影响？

袁家海：德国和美国碳达峰时，人均GDP超过了2万甚至4万美元。2020-2035年是中国人均GDP从1万美元（小康水平）向2万美元（中等发达水平）跨越的关键阶段，发展经济学将其定义为“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必须一方面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另一方面有序推进双碳目标。在经济发展最复杂的阶段，同时要用双碳目标完成对中国经济体系的重构，其难度与复杂性可想而知。

郭伯威：现阶段过于激进的减排政策不利于社会公平，给消费者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碳中和应该尊重中国国情，有先后、有轻重、有缓急。按照库兹涅茨曲线，经济总量与碳排放存在“倒U形”关系，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碳排放量将自动达峰。

未来的技术进步、能源效率提升、产业结构调整、经济集聚和人力资本提升都将降低减排成本。四十年的碳减排应当考虑代际的公平性问题，下一代会更富有，中国2050年人均GDP可能是2020年的2.3倍。减排任务可以留一些给未来的“富人”，而非全压给现在的“穷人”。

◆ 南方周末：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具有间歇性、波动性特点，“运动式减碳”给我国能源系统带来哪些影响？

袁家海：2021年上半年中国电力消费增长强劲，全国用电负荷和日发电量突破历史峰值，华东、华中、南方3个区域电网和上海、江苏、浙江等12个省级电网用电量均创历史新高，部分地区高峰时段出现用电缺口。事实上，按照当前的趋势，“十四五”期间中国的年均电力消费增速仍可能在4.5%-5%之间，完全不增加煤电可能会造成大范围的电力短缺。

高比例间歇性能源接入将对电网安全性造成巨大冲击，因此新能源的装机容量和发电量之间有很大差距。而且在“十四五”时期，新能源的供应增量可能尚无法完全保障新增的用电量增长。

周大地：过去电力系统的运行和发电都是化石能源为主、以大电厂为核心。在此基础上，所有安全发电运行规则都是针对大型化、集中化的电厂设计的。转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中心的能源系统意味着电厂发电方式、用电系统会有重大变化。电价构成、上网规则、上网条件、储能成本等问题都需要一步一步做好设计，改变过去不适应新型电力系统的运行规则、基础设施、供需关系。

华电福清海坛海峡，海上风电项目。（新华社记者姜克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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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碳“立”什么、“破”什么？

◆ 南方周末：市场手段是减碳的重要途径，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已过去一个多月了，对减排的贡献如何？

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市场启动。（新华社记者肖艺/图）

邹骥：全国碳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顶层设计依然存在着缺陷，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一方面，碳市场事实上还是有价无市，交易量很低，目前全国碳市场覆盖的电力行业加起来40亿吨排放量以上，但日交易量也就一二十万吨数量级。另一方面，当交易量增加后，能不能维持目前的碳价也是一个挑战，这主要取决于国家分配的配额是否有足够的约束力，是否和减排目标直接挂钩；还受碳市场的资金流量影响，这就要求碳市场和金融市场后续能有效连接，有足够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把现金流引进碳市场。

柴麒敏：从设计的初衷来看，市场机制相比行政手段的成本更低、方式更灵活，能为市场提供关于投融资的长期信号。大部分国家都是在进入绝对量减排的阶段后，才开始运用市场机制的。比如全球大概有24个碳市场，绝大部分都是碳达峰后，并在平台期后开始出现下降的阶段启动，碳排放总量目标比较明确。

但是中国不太一样，碳排放总量还会增长，所以总量目标怎么设定，其实非常有学问，目标定高了，可能市场就没有什么交易了；定低了，可能会对产业发展带来比较大的限制。所以尺度把握起来有一定难度，有些方面也没有什么先例可循，需要我们自己摸索。

之前有些媒体宣传时，称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实际上前面要加一个限定词，它是覆盖排放量最大的市场，但是它的交易额并不高。我们的交易额现在全球占比还不到1%，而欧盟碳市场的交易额占到了全球70%多。

欧盟碳市场从2005年启动，实际立法进程启动更早，走过了十几年才真正相对比较成熟。我国也一样，过去的地方试点可以看作是起步期和培育期，现阶段刚刚启动全国碳市场，可能还会有一个过渡期，需要逐渐发展成熟，要给它一定时间。

◆ 南方周末：如何理解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的“先立后破”？怎么样把握好减碳的节奏？

柴麒敏：我们处在一个内外部环境非常复杂的阶段，“十四五”发展不是只有应对气候变化这一个目标，还有经济、社会、民生、文化等各领域。所以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减碳与产业发展、供应链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顶层设计要立好保障措施，还要有托底政策、纠偏机制等。碳中和要干40年，一定要把基础打扎实，才能够行稳致远。

袁家海：需要一个先自上而下、再自下而上的过程。首先要有顶层设计作为遵循，即全国层面的碳达峰和碳中和规划及行动方案，以及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建筑、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和领域的实施方案，谋划科技创新、碳汇能力提升、绿色金融等保障方案。然后再指导与督促地方及重点领域、行业、企业科学设置目标、制定行动方案。

需要强调的是，碳的定价与中和必然带来一定的代价，而中国巨大的区域不平衡性意味着，在此进程中不同的地区和群体会受到不均衡的影响。既不能让一个地区因落实双碳而经济凋敝，也不能让受冲击较大的化石能源行业特别是煤炭和煤电行业，因去碳而导致大批企业破产，大量工人失业。因此，随着双碳目标逐步由顶层设计转向实际推进阶段，生态补偿、财政转移、地区经济提振、工人救助再就业等公正转型措施必须及时到位，为双碳目标的有序公正推进提供机制保障。

编辑视觉|汪韬

记得加小千为星标，不遗失彼此。本文首发于2021年9月2日《南方周末》，原创作品欢迎转载，转载请与后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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