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 君 说  

我仔细看了下他的头发，67岁的人，发色黝黑，没有一丝白发。

身边的人说，他喜欢动，重视健康，吃饭准时，晚上也按时入睡，尽管经营公司百事缠身，却从不会烦忧失眠。

他自己将这这种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心态归因于时间和经历的馈赠，“我们年轻的时候，受过太多的苦累和磨炼，啥我们都经历过了，所以对很多问题，可以淡然和从容。”

大浪淘沙，他是剩者，更是胜者。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和他一起赤足下海的同行者，有的事业衰败，有的淡出江湖，有的身陷囹圄，有的已经墓草久宿。唯有他，走过千山，依然微笑挺立。

从养鹌鹑开始，到养牛、养猪，做地产，进军化工，布局金融投资，30多年来他稳步前行，又适时辗转腾挪。如今，他创立的企业年营收已过千亿，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农牧企业。

位于北京的新希望品牌馆入口处，是一个常青树的造型。25年前，他第一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在人民大会堂不无忐忑地宣讲《私营企业有希望》。之后，每年的“两会”，他都会准备为民企发展鼓呼的提案或建议。

数十年来，他看着自己的事业逐渐壮大，早已超越了当年的初心与梦想。而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也在这些年飞速成长，有些成为有世界性影响的庞然大物。

万物生长，自有其时序、际遇与定数。见惯起伏生灭之后，他宠辱不惊，关于自己这个阶层的命运，他有一个真诚的愿望：中央的一系列政策要“落到细处，落到具体处”。

我们在北京“两会”闭幕之际见到了他。作为实业家，眼前的他并不以深邃的思想和华丽的表达见长，但显然，他为自己用双手在田野上描画的壮阔诗篇深感骄傲。

他是刘永好，以下是我们的对话。

访 谈：陈为、曹雨欣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26年参加两会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问：您是第26年当选“两会”代表、委员，今年这次“两会”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刘永好：我感觉今年的两会和往年有一些不同，有新的变化。

首先是换届，今年政协和人大换届，很多新面孔。

第二是国家进入了新时代。新的时代，强国、强军、强党、强企，都要加强党的领导。

第三，过去的这两年，国家出台了很多有关民营企业的政策，今年企业家待遇有很大的不一样，比方说去年的9月25号文（编者注：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包括）十九大报告再一次提出了对民营企业的肯定与保护政策，总书记去年也谈到了新型的 “亲”、“清”政商关系。

所有这些都给民营企业松绑，都对他们给予鼓励与支持。民营企业在去年一段时间里的投资增速下跌，现在有了较好的增长。近期，最高法院公开审理张文中案，这对民营企业家是很大的鼓舞。这不只是纠正冤假错案，更重要的是保护民营企业家精神、企业家财产和企业家的法律地位。

问：去年以来的“25号文”等一系列政策出来后，企业家阶层都很振奋。您之前也提到过，像“新36条”最后的落实其实是不到位的。您对近期这些政策利好的落实乐观吗？心里有底吗？

刘永好：我做了很多年的政协委员。在担任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时候，我就建议国务院按照党的精神，把非公有经济现状的调研作为一个主要的课题。

我先提出来这件事，大家觉得这是一个热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于是建议我做调研小组组长。这是经济委员会的立项项目，第二天我一想，我本来就是民营企业家，若去调研，人家会认为这不太客观。于是我建议由厉以宁老师做组长，我做副组长。但他说工作安排已经定了，最后就定了他和我两个组长。

我们共同组织了将近一年，完成了在广东、辽宁等多个省的调研，最终形成一个调查报告交给国务院。没想到，总理当天就在我们的报告上批示，给予很高的重视与肯定，认为我们的这些调查非常重要，并表示国务院应再做一个调查，厘清以前的历史政策和文件。

最后，国务院又组织专人进行了一年的调研，最终出台“非公36条”。“36条”颁布后，我记得是3月4、5号，温总理来到我们政协经济委员会，感谢政协同志的调研促成了“非公36条”文件的出台。

“非公36条”是政府对非公有经济第一个全面保护、支持的文件，它的出台对民营企业是极大的鼓舞，民营企业都认为民营经济的春天来了。这是大事，我参与其中，感觉很骄傲！

但是在细则的实施过程中，有一些不足、困难和问题，出现了“玻璃门”“旋转门”等情况。后来我又成为“非公36条”实施义务专项调查组的主要成员，联系工商联和相关的部门，最后出台了“非公36条”的实施细则和其他新政策。

总之，我的感受是国家的政策在不断地完善与到位。我做了26年的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每年都至少提交两份以上与非公经济相关的提案，呼吁比较多的是产权保护、一视同仁对待民营企业、金融支持与贷款等问题。今天回头看，当时反映、建议的问题几乎都体现在后来相关的政策文件里了。

我认为政府大格局定下来，这是主体，推动过程中还要靠宣传与贯彻。毕竟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实施过程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还有不同的执行情况。现在多数地区的干部对民营企业的态度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以前见不了到现在见得了、谈得了，并且能解决企业难题。可仍然有少数地区还有这种情况，用他们的话叫：门好进，脸好看，但事情就办得比较慢。

问：您是参与“两会”最早与最久的民营企业家之一，在参政议政的过程中，对民企在其中的角色有哪些特别的心得？

刘永好：有人说，我是从1993年到现在，参与“两会”最长的民营企业家。26年参加“两会”，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民营企业的进步与成长。记得1993年我做政协委员的时候，共有15个企业家委员，但是今天，这15个委员中现在还在的不多了，有的是企业没了，有的是不做企业了，或者是人病了，甚至走了。

有人说，民营企业各领风骚三五年。但是最近几年，做代表、委员的民营企业家在数量和格局上都发生了变化。一批年轻人、一批新经济的代表参与了进来，比如马化腾、李彦宏、雷军、刘强东。这是印象深刻的第二点。

第三，1993年时，民营企业一年的产值可能只有几千个亿，但是今天已经占到GDP总量的半壁江山，这是极大的发展。那时大学生找工作的顺序，第一是外企，第二是政府，第三是国企，最后一个选择才是民企。但是今天，很多大学生都选择民营企业，我们公司就有很多北大、清华，甚至哈佛的毕业生。

我创业的时候，有种说法是“不三不四，或者是不务正业的人才做民营”；以前，在民营企业工作的员工都不敢讲自己在什么公司工作；今天，他们可以骄傲地讲“我在新希望集团工作”。

在民营企业工作显然是受到外界极大的肯定和尊重，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变化。

是时候调整个税、提高公务员待遇了

问：您和许家印、董明珠等几位企业家一样，都关注个税起征点这一议题，为什么？

刘永好：是时候在个税起征点上做一个调整了。实际上总理的报告也谈到了，这是好事，我认为肯定要调。好几年前定的起征点是3500元，那时工资才1000—2000多块钱，3000多是很高的工资。但是现在再看，3500算是低收入。适当地按照比例进行调整，是应该的，也是正常的。我认为应该调到1万上下，这个力度很正常。

问：从企业的角度，除了员工的个人所得税，像曹德旺、宗庆后也反映过，企业经营的税负成本比较高。曹德旺当时说，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毕竟美国是没有增值税的。关于企业税负，您的感觉呢？

刘永好：总体来讲，中国的企业税负是相对比较高的。但不一样的是，因为我从事农业产业，国家对农产品施行了一些优惠政策，减免了增值税。我这方面的体会可能没有那么强。

国家提出要发展现代农产业，给农业、农民、农村一些倾斜，包括税收的支持，鼓励大家从事农产业。国家区别对待税负的政策，是有道理的。

问：税负确实有行业属性。企业家都很务实，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您觉得我们的行政体制运行还可以从哪些方面节省成本，提高效率？

刘永好：第一，这次政府报告谈到了国家机构改革，合并一些部委。以前一件事归几个部门同时管，就导致了企业几头跑，效率低，也导致政府管理不到位，总体责任不落实，这些都是问题。国家精简机构，或者说进行机构改革，我觉得总体是好的。

第二，按照标准方式配置干部，总体是有道理的。我们国家很大，区域辽阔，但是人口分布不均衡。有一些是大省、大县，一个县100多万人，但是有一些小县可能几万人。有必要根据具体的区域、人口和特色，做一些调整。

第三，国家提出了“八项规定” ，严明纪律，规范干部行为，并且提出高压反腐，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格局，反腐已经形成了压倒性的态势。

近几年很多企业家感觉春节好过一些。以前需要考虑是不是要请当地的分管官员吃饭，在哪里吃饭，怎么吃；送礼送什么，送大送小，很费心劳神。今年这些问题都没有了，有很大的变化，国家社会风清气正，对经济也好。

第四，我在几次会上，还有好多代表也谈到，政府官员、包括一些央企的领导，其实很聪明，也非常勤奋努力。他们为国家做出了不少的事，同样能力的人也同样辛勤，但是跟我们民营企业比，总体上工资待遇还是偏低。所以说，国家严格反腐，开正门、闭后门的同时，适当地提高公务员、工人的待遇，也是时候了。

问：这次也提出一个新的与“乡村振兴”有关的概念，叫“逆城镇化”。您怎么理解？

刘永好：城市化是指大量的农村青年、中年人进城务工，促成了城市化的进展。所谓逆城镇化，就是说，现在我们城市化的比例已经超过了60%，国家又提出了乡村振兴，提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时间表。

过去的这几年，城市化使得农村的中青年人越来越少。农村劳动力空心化，一方面折射出国家城市化的进程，这是好的地方。但是要实现现代农业，振兴乡村，形成一二三产业联动，就需要一些年轻的、有创新意识的新型农民，需要一些有胆识、有开拓精神、有知识、有本领的人。这时，一些在城市里工作三五年的农民工，学到了一些知识，有了一定的资金，同时也看到了市场的需求，回乡创业，这就是逆城镇化的一种。

我提出，国家应该支持、鼓励农校毕业的大中专生从事三农产业。他们科班出身，继续从事这个产业，效率会更高。同时国家也应培养一批新型农民，包括农业技术人员。

过去大家谈到农民，印象是朴实、吃苦、正派和简单。但另一方面，往往又和穷、土、不够时尚结合起来。其实这是矛盾的，对农民是一个不够公正的评价。

由于历史原因，农村与城市在收入上还有一定差距，将近1：3。但是随着现代农业和乡村振兴的开展，将会有一批优秀的年轻人和一些返乡群体，成为新型农场主、新型电商人员和新型农村技术人员。对这部分人，我就提出给他们正正名，不要叫老农民。还是农业的范畴，从事的是绿色的产业，我称之为“绿领”。

以前绿领一族是特指喜欢爬山的，环保的这些人，我觉得远远不只这些，绿领是相对于城里面的金领、白领和蓝领而言的，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新型农民。这是一个新的概念，为什么叫绿领？

第一，这是一个有朝气、有活力、有创新意识的群体。

第二，他们收入不低，一些新型农场主也很创新，一点都不土，还很时尚。

第三，他们把一二三产业联动，把城市和农村衔接起来。他们既有城市的经验，又能把城市规模化、现代化的组织理念带到农村去。

还有一点，就是他们从事的是绿色、环保、跟人的生命和健康密切相关的产业。同时，他们生活、工作在蓝天白云之下，大地之上，跟自然结合得最深、最多。

据农业部讲，今年有2000万新型农民，那么后期可能还会更多。这些绿领一旦崛起和成长，将成为标志中国开启逆城市化进程的萌芽，也标志着中国将会涌现出一批受尊重的群体——绿领一族。

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冲锋号已经吹响。今后，这些绿领的工作有可能成为城里的金领、白领和蓝领羡慕、向往的一个职业。这样的话，我们将有一批优秀的并且是最优秀的群体汇聚到现代农业领域，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将会加快。

我已经向当时主管农业的汪洋副总理做了保证，5年培育10万农村“绿领”。

民企要取得实质性平等待遇

还需要一定时间

问：您是民营企业家里面最早做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去年又有11个企业家成为全国工商联兼职副主席。这是对民营企业家的一种激励和奖励，还是真能为民营企业做一些具体实在的事？

刘永好：以我自身的经历为例。1994年，我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担任这个职务的民营企业家。在这个职位上连做了两届十年。

最初我不太清楚工商联的定位和作用，工商联和统战部的领导跟我讲，工商联就是联系党和政府与民营企业的桥梁与纽带，要把民营企业的想法、意见以及呼声反映给党和政府，同时也要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达给企业。作为第一个副主席，我做了很多的调研，结果发现有很多的诉求：

1、法律保护问题和财产保护问题。那时候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是民营企业没有相关的保护措施。

2、准入许可问题。很多行业只准国有企业进入，不准民营企业进入。

3、贷款问题。这是最大的、也是最普遍的问题，因为国有银行不给民营企业贷款。

基于这几点，我们写了不少的提案、建议，来呼吁这几个问题的解决。

首先是关于银行贷款的问题。1993年，金融体系的改革还没有开始，银行业都是国有银行，坏账率高达百分之十几甚至二十几，按国际标准都破产了。我当时就在工商联主席会上提议，由工商联牵头、民营企业家出资，组建一个新型的民营银行。新银行可以为我们民营企业贷款，也可以做金融改革的新试点。

这个提议最后得到时任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主席经叔平先生的支持，他以工商联的名义向中央打了报告，最后得到了朱镕基同志和人民银行的批示，准许我们组建一个全国性的商业银行，这就是后来的民生银行。我既是股东又是副董事长，成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民营企业的金融高管。

在新时期，工商联还应继续发挥连接民营企业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帮助、支持、推动民营企业的发展。

问：几年前，我们面向上千民营企业家做过一个调查，问题是，你预期民企什么时候能够取得跟国企完全同等的地位和待遇？很多人答案都挺悲观。在您看来，民企什么时候能在实质上与国企有同等待遇？

刘永好：现在从党和政府的政策文件或者法律层面看的话，应该说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是一视同仁的，这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实际上在实施过程中，有的地方是严格执行，少部分地方确实存在着执行不到位的情况。

第一，从业人员的心态问题。或多或少在操作过程中会有一些不够平衡的心态，例如银行贷款、投资管理的审批，很多人会觉得相比批给民营企业，给国有企业的风险会小一些。

第二，还有一个强大的惯性。

第三，国有企业现在总体都比较大。就是说，他们在资金链或者是大的项目方面，还是有一些优势。某些地方政府，在考虑投资机会的时候，往往愿意跟这些国有企业合作，这种情况还是存在的。

所以说，要真正完全做到一视同仁的话，还需要时间。

总书记一次会议两次提到我

是对民企的肯定和鼓励

问：今年营商环境是一个很热的词，大家都很关注。从企业家的感受来讲，您觉得改善营商环境核心应该从哪方面来下手？

刘永好：把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包括25号文、十九大精神、总书记治国理政新思想和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真正的贯彻到位，这就是最好的。

问：您是民企长青树，是得到官方的各种荣誉褒奖最多的民营企业家之一。很多企业家都想了解，在处理政商关系方面，您有什么秘诀或经验？

刘永好：好多企业也跟我交流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这几条很重要：

第一，守法。就是说，国家的条例、法律规定了很多东西，我们把它弄明白、看清楚。法律不允许的，原则上就不做，这样叫守法。

第二，按照党和政府的要求去做，不做党和政府不希望我们做的事，也是最重要的。

第三，不要试图绕过自己的努力和市场的观念而走捷径。之所以是捷径，不是大道，是因为往往捷径上有一些陷阱。少走捷径，按照规则去做。

第四，跟政府的官员，在进行积极的反映、沟通的时候，靠的是健康的方式，而不是请客送礼这些。保持一个“亲” “清”的关系非常重要。

问：您提到过，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得快；但是从政策的角度来说，太快了就有可能成为先烈，所以只需要快半步。但政策经常也不可预测，怎么权衡快半步？

刘永好：快半步就是说，我们希望在投资、发展等很多问题上，思路快一些。市场竞争那么激烈，你慢了之后没机会了。但是在你搞不清楚前面状况的时候，太快了，往往插虚脚，全部重心都过去了，就收不回来。

快半步，既可以跨过去；但当发现不对的时候，要收回来也容易。

积极地对待，把握机会，按照规则、守法去做，这是基本点。同时我们保持一个适度的快半步，这是比较合理的。

问：您在正和岛沙龙上提到，去年“两会”上，习总书记到四川团组中，跟大家有一个互动，还专门提到您。当时是什么样一个场景？您有什么感受？

刘永好：总书记来参加四川团审议，谈了四点：农业发展、创新创造、脱贫攻坚和政治生态。

他特别关心四川的农业企业，在讲话过程中，两次点到我的名，我感到很激动。

一次“点名”是总书记讲到现代农业发展时，鼓励四川的农业继续发展，为四川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农业的转型升级做贡献。

另一次“点名”是在谈及成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时。“总书记问，刘永好，你就在成都投资了吧？我说’是的，我就在成都’。”

总书记希望四川发挥好农业大省的作用，在农业现代化方面走在前面，希望四川做农业现代化的先行兵。我是从事农业产业的，我们在农业领域耕耘了36个年头。我觉得总书记的讲话给我们鼓舞、鼓励。

会议结束的时候，总书记跟大家握手，到我的时候，我跟他讲新希望积极地参与精准扶贫，同时还想通过银行做一些投资。总书记非常高兴，点头肯定。我感觉到总书记是非常亲民的。

问：今年也是改革开放40年，中央透露，后期会有一系列新的改革措施。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您最希望推进哪个领域的改革？

刘永好：非常希望国家将既定的有关民营企业的大政策落到细处、落到具体处。

第一，更加完善具体的配套措施。

第二，希望各级的政府官员贯彻执行国家的各项政策，不走样。其实我们民营企业不需要特别的优惠政策，只要跟社会其他主体一样地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即可。

第三，国家应该表彰一些对国家、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物，像表扬劳动模范、科学家等人一样。而这批人，可以包含我们的民营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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