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隐痛，由富士康揭开了丨汽车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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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在PC时代呼吁自主系统，王在手机时代呼吁自主系统。可惜的是，时代变了、霸主变了，但我们缺少操作系统的情况却从未改变。
在电动车正呈现爆发趋势的当下，又一个“大牛”开始呼吁自主系统。只不过，它的身份有点特殊，它是在代工界驰骋了40多年的富士康。
去年10月，富士康公司公布了一款能为多种类型和尺寸的电动汽车开发的新型架构，该开放式平台被命名为MIH，富士康称该平台将适用于任何制造商或品牌汽车。
说到这里，该平台的信息还更多地停留在生产制造层面。至于汽车产业的“操作系统”如何开发，如何支持汽车，如何做生态建设，富士康还未有提及。
不过今年，富士康的脚步又开始加快了。与拜腾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后，又与吉利控股成立合资公司。关于与吉利的合作，官方说法是这样的：“合资公司将为全球汽车及出行企业提供汽车整车或零部件、智能控制系统、汽车生态系统和电动车全产业链全流程等服务。”
有趣的是，在搜索软件上搜索“汽车界的安卓”，你会发现首页就只有两家企业，一个是富士康，另一个就是吉利。
微软Windows的崛起，离不开做电脑的IBM、做芯片的Intel；谷歌安卓的崛起，离不开手机厂商的支持。这也让富士康与吉利这段合作，给人留下了更多的遐想空间。
很多人揶揄富士康“自不量力”、“缺乏战略”、“如无头苍蝇”。确实，与挟5G优势半路杀出、被万众期待的华为鸿蒙相比，富士康的技术积累肯定是“小巫见大巫”。但连以代工维生的富士康都“坐不住”了，这背后分明映射了一个让人心痛的现实——在国产应用生态里面，几乎是一片无人区。
从PC到手机，败了一城又一城
其实，关于操作系统，中国市场也并不是没有燃起过那团火。
九十年代末，还没被联想电脑解聘的倪光南奔走呼号，希望中国抓住开源系统Linux的机遇。那时，微软的反垄断案正处在风口浪尖上，开源系统Linux就是在那时成为大家的备选。开源系统的意思就是，任何人基于准则都可以免费使用修改。
利用这套全球公开的代码，国产Linux还真的如笋而立、登上舞台。
其中知名的Linux产品就有Xteam、蓝点、中软和红旗等。
不过，尽管政府从系统到应用软件都无条件支持国产Linux全面上位，但尴尬的却是，各地部门用国产系统可以向指标交账，却做不了业务没资金入账。
后来由于微软活用策略，不仅部分订单半卖半送、和各地政府建立合作技术中心，甚至还花了千万美元投资了国内软件公司，最终还是改变了政府的采购方针。
国内电脑公司对微软也是趋之若鹜。2006年，方正、清华同方等国内电脑公司到美国访问，合计向微软采购了17亿美元订单。联想虽然自己研发了Linux系统，但仅推广两年后，就将研发团队搁置。
而那些买了预装国产系统电脑的用户，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卸载Linux，安装盗版windows。
走到这里，技不如人的国产Linux公司们已经摇摇欲坠。
在PC领域，国产操作系统败了一城。在手机领域，则又是另一部耻辱史。
在苹果之前，智能手机的系统由黑莓，Symbian，WindowCE等主宰，这几个系统的思路基本是 PC 系统的延伸。2005年，谷歌也瞄向了操作系统，它直接收购了Android（安卓）公司，减少摸黑时间。
不过，直到iPhone发布，整个产业界才一下子清晰了，苦苦探索的智能手机也有了方向。
彼时彼刻，在手机操作系统上，全球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而中国也派出了选手：2007年11月，中国移动就和微软、谷歌探索合作研发。
中国移动背靠4亿用户，希望能主导开发工作。但显然微软、谷歌并不买账。于是，中国移动拉上了刚成立不久的博思通讯，独立研发开放移动系统Open Mobile System（简称OMS）。
然而，由于每个合作手机商都有定制需求，要提供专门团队支持，严重分散了研发力量。结果就是，OMS刚推出一个版本，安卓就已经更新两三代了，差距越拉越大，手机厂商、用户都颇为不满，移动的系统逐渐下场。
2010年，雷军对安卓系统进行了“美颜”，更换界面、调整插件，风格独特的MIUI大获成功，一批手机厂商也开始跟风学习。但这并不能代表多大的创新能力。
当然，也有心有不甘的。2010年，阿里巴巴王坚博士带领的团队便研发了不同于安卓的YunOS，还引来了手机厂商天宇的橄榄枝。双方相继合作发布了W700、大黄蜂等手机，但贬多过褒，最终只能遗憾分手。
至此，中国选手又从手机操作系统中谢幕。
不掌握核心技术，等于永远“代工”
作为苹果最亲密的合作伙伴，富士康想必对操作系统的好处有着无限的憧憬。
有媒体报道，2019年，中国Apple Store上的苹果抽成收入就高达200亿美元，相当于5个富士康的利润。
目前，东亚地区生产了90%以上的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台式机，还在电子元件领域也占有绝对优势。然而，这种优势，却掩盖不了整个产业“互亏式发展”的病态。
这里讲一个DRAM存储芯片产业的故事。
当年的台湾双星，其中一颗星就是指从代工起步的DRAM产业，2008年，台企的出货量达到全球1/4。韩国三星一把手李在镕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决定亲自赴台“考察学习”。
李在镕前脚考察完，后脚金融危机爆发，三星开了一个高层内部会议，提出了一个名叫“Kill Taiwan”的计划。
这个计划的具体内容就像它的名字一样野心勃勃：先灭台湾DRAM存储芯片，再灭富士康和台积电。有台湾媒体问当时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怎么看韩国人的“Kill Taiwan”计划，郭台铭义正词严地回应到：真要来了，我就用关公的大刀砍回去。
这里的“大刀”，指的就是价格。
三星趁势出手，依靠财阀的背景大肆扩产打价格战。最终台湾DRAM产业遭到重创，上万亿投资打了水漂，全台人均亏损5万新台币。
这个产业之所以脆弱，原因就是DRAM产业产品标准化程度高，用户往往是谁便宜就选谁，这就导致企业必须持续的大规模资本投入，一面抢占最新技术，一面形成规模效应摊低成本来获取价格优势。看似光鲜前沿的电子产业，赚的却是实实在在的辛苦钱。
产能的霸权，带不来价格的霸权，这是工业追赶者撇不掉的陷阱之一。
郭台铭
反过来看工业的领跑者。
有关调查显示，一台电脑5000元，其中CPU价值1000-2000元，而英特尔可以赚上一半的利润；边际成本接近0的操作系统，微软则卖到1000多元。换句话说，索尼、华硕、联想等品牌，他们杀得越狠，“英特尔+微软”就越稳。
移动时代，安卓+Arm的新组合，同样躺赚着看三星、华为等一干品牌激烈竞争。2018年一调查显示，苹果手机单台利润高达151美元，而华为手机单台利润为15美元，OPPO、vivo分别为14美元和13美元，小米手机仅为2美元。利润微薄至此，岂不是等同于给安卓系统“代工”？
好在，如今，又有一条新赛道，那便是电动车。
有人预期，在不远的将来，汽车行业将分化为三类车企：服务型车企，主动转型，拥有用户触点的服务型车企将主导终端市场；代工型车企，失去用户触点的企业，则面临淘汰或沦为代工厂；新型代工厂，行业外的第三类玩家也将积极出击，主动谋求代工厂的新角色。
富士康理应离不开新型代工厂的角色。但是，在电动车这条赛道上，富士康可能仍然面临无穷无尽的追赶者，不断拉低利润。即使通过最残酷的战斗，也不可能把所有对手都消灭。
这也就有了我们所看到，富士康立下豪言——“要做汽车中的谷歌安卓”。在电动车这条新赛道上，它想做点不一样的。
在PC和手机这两场战役中，天朝大国已经败了两次。电动车这一战，富士康作为最边缘的“代工者”，它已经没办法置身事外了。
当然，从现阶段的成绩来看，富士康在软件业务上表现还不怎么上得了台面。有人透露，工业富联的云计算业务依然以硬件代工为主，软件业务规模较小，这使得该公司云计算业务的毛利率仅维持在4.48%。意思就是，虽然顶着工业互联网、云计算的外壳，但富士康在此领域的业务仍以代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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