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声音传到抗美援朝前线，她是中国第一代播音员
葛兰和夏青的名字，对于共和国同龄人来说，再熟悉不过。
那个年代，每当有重要新闻，大多由夏青、葛兰两个人播音。
渐渐地，大家知道了他们不仅是同事，还是夫妻。
2004年，夏青的病逝，让许多听众悲伤得无法自持，只能在无尽的怀念中反复体味他那洪亮而独特的声音。
如今在葛兰家里，夏青生前的照片在书柜的顶层，满满当当地摆放着……
笔者日前有幸见到了年过八旬的葛兰，再听童年时代就熟悉的声音，听葛兰讲述播音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即使毫无准备时间
葛兰也能一字不差地播出
“播音员是干吗的？那不就是念稿子广播嘛。”这是葛兰1951年在报考播音员之前的想法。
在对职业的一知半解中，18岁的葛兰凭借着洪亮的噪音和清晰的吐字，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葛兰担任了《记录新闻》节目的播音工作。
“那时正值抗美援朝，志愿军的抄收员就躲在战壕里收听我们播报，一字一句地抄写，然后再连夜油印成小报，分发到前线的战士手里。”
可以想象，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这些带着祖国和亲人们信息的小报是多么弥足珍贵。
“所以，为了不给抄收员带来困难，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千万别播错’。”葛兰说。
“战士们都说那是祖国的声音，是母亲的声音，很多人不惜用生命来保护它……也是志愿军那些动人的故事和不断而至的热情来信，让我们真正体会了播音工作的神圣。”
葛兰甚至还收到过志愿军战士从前线寄来的两个雪白的瓷缸子。那是战士们自己都舍不得用的慰问品。
在上世纪50年代初，《记录新闻》承担着向祖国各地传递各种重大消息的任务，播音员不仅语速要缓慢，吐字要清晰，在遇到易混淆或生僻字时还要进行解释……
在播音中，葛兰始终记住一句话：“不能播错。”她逐渐培养起自己高度集中的能力，播音室里，除了眼前的稿子，其他的一切都与自己无关。
葛兰在播音时很少出错，即使面对临时送来的稿件，毫无准备时间，葛兰也能够一字不差地播出。
那时，播音条件也比较简陋。
葛兰回忆说，遇到夏天，每人就给一块冰放在身旁降温；人手少，一进播音室就是七八个小时，一班下来累得头昏脑胀。但是人们的精神状态很好，从不叫苦叫累。
就这样，面对话筒一干就是40多年。
播音工作看似简单
却要求播音员一心多用
从1956年开始，葛兰担任《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播音员，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
此前，葛兰还曾经担任过少儿节目的播音员，为了让自己的播音更好地适应为小朋友和家长服务的需要，工作之余，她专门到北京师范大学旁听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
青年葛兰
后来由于“文革”，夏青被下放劳动，葛兰也受到影响，中断了正常的播音工作。
有一天，《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马上就要开播，但播音员始终不在状态，情急之下，葛兰被领导临时叫进了播音室。那天，葛兰很快进入了状态，情绪激昂地把稿件一字不差地播报下来。
从那之后，播音名单上又重新出现了葛兰的名字。
周总理与播音员在一起（与他碰杯者为葛兰）
对于成绩，葛兰不愿多说，她记忆最深的是自己闹笑话，出“事故”的情况。
有时在播音间隙，通常会放一两分钟音乐，这在当时对于播音员来说可是个技术活。
葛兰说：
现在都用数字化设备，操作非常简单，只需几秒钟就可完成。
而我们那时都是老唱片，上边红字贴一条，写着谁谁唱的。晚上报的新闻内容少一些，中间能休息几次，就找几个唱片播一下。两个大唱盘，一边一个。
最难的是给唱片翻面，要眼疾手快。
有一次，我翻唱片不小心，唱片竟然飞出去了。我赶快捡回来接上，搞得狼狈不堪。幸好没有出错。
这个工作看似简单，却要求播音员一心多用。
还有一次，葛兰播放音乐时把乐曲的名称念成了《夜月花江春》，有位老编辑顿时就纳闷了，这是一首什么曲子呢，从来没听过啊？拿过唱片一看，老编辑乐得蹲在地上——唱片上的字被葛兰读反了，应是《春江花月夜》。
“那种老版唱片，字的顺序不一样，我没注意就读出去了。幸好，后来没有听众写信过来挑错。”
为了这事，葛兰忐忑了好一段时间。
梅兰芳先生在表演《洛神》
在那个年代，在好几个频道都可以经常听到葛兰的声音。穿行于严肃和活泼之间，她的声音竟然能做到无缝切换。
“大概是因为我的声音可塑性比较强，什么节目都能驾驭。”不过，葛兰最喜欢的是文艺类节目转播，因为可以在剧场看不同剧种的大师表演。很长一段时间她经常接受晚上到剧场转播的任务，转播地点一般是在剧场的乐池或楼上一排中间。
“做文艺转播的时候，我早早地就得赶到剧场，往乐池中间一坐，因为那个地方录音效果最好，我比第一排的观众离舞台都近，就是老得仰着头，时间长了脖子疼。”葛兰回忆说。
葛兰至今不能忘怀的是上世纪60年代转播梅兰芳的《洛神》。
那一次，梅兰芳一出场，全场鸦雀无声，葛兰小声介绍着，因为周围太静了，还显得她的声音大得突兀，楼下的观众直向楼上看，编辑吓得一个劲儿捅她，葛兰赶紧降低了音量。
转播了那么多场演出，唯有那次至今让她记忆最深。
我跟他，我是幸福的
他跟我，我要让他幸福一辈子
葛兰的播音生涯是和一个人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人就是被称为中国播音大师的夏青，她的同事、师友，更是相伴一生的爱人。
夏青1949年由东北大学调至北京新闻学校学习，1950年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编辑、记者工作。
当时，因播音员稀缺，特别是男声更少，结果在哈尔滨出生的他被选中了。
青年时的夏青
夏青本名耿绍光，改名“夏青”，取“华夏青年”之意。不过，平时葛兰一直习惯称呼他为“老耿”。
当初，葛兰对夏青的第一印象就是“特别老成”。那时她不到20岁，根本没想过谈恋爱的事，而当时单位里就他们两个人是单身，夏青又比葛兰大5岁，像个大哥哥一样对她一直关心照顾。
如今葛兰说起夏青，仿佛还能品尝到往日的甜蜜。“以前我上夜班播音的时候，他总要去街上买一碗馄饨给我。他待人特别好，对朋友和同学也是这样，实在而单纯。”
1953年，夏青和葛兰结为连理，他们一起凌晨起身上早班，夜里播晚间节目……
一家三口合照
了解夏青、葛兰夫妻的人知道，夏青在建国初期就患过急性关节炎，后来转成了慢性，这个病从此跟随了他大半辈子。
40多年来，夏青每天是靠止痛片生活、过日子。
病痛成为了陪伴他们一起生活的“主题曲”，葛兰承担起了所有家务。
“冬天洗被单最费劲了……”葛兰说。由于常年用冷水漂洗衣服，她本来就瘦削的双手，手指骨节变得粗大而突兀。
葛兰还学会了理发，亲手给夏青剃头修脚，一做就是几十年。
1987年后，夏青腿疾越来越严重，连行走都困难。体重不足百斤的葛兰，经常拖着夏青去医院，在治疗期间夏青无法嚼东西，葛兰就一口一口把吃的嚼碎了，再送到他嘴里。
由于长年帮老伴起身用肩膀和后背使劲，葛兰后脊拉伤的程度，让医生都惊讶：“您难道背山去了，怎么伤成这样？”
1998年6月，因类风湿病住院的夏青突发癫痫，昏迷不醒，医生下了断言“就是抢救过来，将来也是植物人”。葛兰说：“植物人我也要，只要他有这口气。”
她深情而坚定地说：“我跟他，我是幸福的；他跟我，我要让他幸福一辈子。”
夏青昏迷两个多月，葛兰终日伴在他身边，给他放录音、唱歌、朗诵诗，不断地呼唤：“好了，咱们回家啊，回家啊……”
最终，夏青奇迹般地睁开眼睛，恢复了意识，手也能抬起来了……
由于被切开气管，夏青那充满磁性的著名声音在这世间永远消失了，他甚至无法对妻子说出心里话。“我到医院去，人家都说他看老伴的眼神都不一样，嘴巴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样子。我问：‘想我了吗？’他就使劲眨眼睛。”葛兰说。
在葛兰无微不至的照顾下，一度被判定为“植物人”的夏青，又延续了6年生命。
2004年，夏青病逝。遗体火化前，葛兰抚摸着夏青的头，轻轻呼唤着：“老耿……”
生活如此艰辛而劳累，而葛兰却说：“我跟他一辈子感觉很幸福。”
到了84岁，还在上班
葛兰于1998年离开工作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到中华女子学院艺术系任教，并成立了葛兰工作室，一干就是18年。
她说：“我1990年离休后，继续留在电台主持了几档节目。1998年中华女子学院请我来作报告。之后教务长问我能不能帮助学校的艺术系开办播音主持专业，我就答应了。其实当时有好几个学校都请我去，最后我选了母校，并开办了这个专业，用过去积累的经验来教学，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依然在为广播作奉献的葛兰老师
2004年，悲痛地送走老伴后不久，葛兰又站到了讲台上。
如今，84岁高龄的葛兰每天依然在为学校忙碌着。
她说，“到了冬天，由于气温低的缘故，夜里有时腿抽筋，影响睡眠。可天一亮，又精神抖擞地上班去了。只要一工作起来，就什么劳累病痛都忘了，一辈子都是这样。”
即使腿不抽筋，葛兰也会在每天凌晨三点钟准时醒来，因为多年职业生涯中，她都需要在这个点儿起床为播音做准备。如今虽然已不再播音了，定形了的生物钟却改不过来了。
葛兰通常很早就到学校准备一天的工作。
“我18岁开始上班，到84岁了还在上班，所以精神才这么好。人啊，就是不能闲着。”她说。
本文来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相关作者：孟兰英
微信编辑：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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