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谈当前上海经济形势：努力提升经济发展的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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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张军：今年4、5两个月，因为疫情管控需要，上海经济受到了较大影响。人流、物流基本处于静止状态，对经济活动和收入的创造非常不利。
其中，失去流动性对服务业影响最大，比如说餐饮业、娱乐业、旅游业，因为它们的目标消费者足不出户。即便可以通过手机终端来购物，但是物流停止也会对消费造成比较重大的影响。封控管理不久，上海就实行了特别通行证管理的模式，允许恢复部分物流，情况得到局部缓解。
相较服务业，制造业受到的影响稍小一些。因为一般来讲，制造业都有一定的库存缓冲，包括原材料、中间品。但是整体来说，制造业还是面临封控或者封闭管理导致的物流不畅问题。生产的东西运不出去，需要的中间品、零部件运不进来，出口交货的合同无法在规定的时间里装船……所以短期内经济负增长是必然的。
反过来，这启示我们，一个城市的经济，最重要的就是确保流动性和畅通，人、财、物、信息都要流动起来，这好比人的血脉。我们是市场经济，而且是开放的经济，所有影响流动性的政策，包括疫情等突发事件，短期都会对经济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记者：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和2003年“非典”有什么不一样？
张军：今天中国的经济和2003年完全不在一个量级。跟那时相比，今天的服务业更发达，整个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更高，开放程度更大，复杂程度更强，供应链更长。
从统计数据上看，“非典”对GDP的影响像一个脉冲：指标突然降下去，然后很快又起来。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广度、影响深度肯定更厉害，会在长期产生影响。现在不论是人类对病毒的认知还是疫苗，都还在起步阶段。将来不仅是中国，全球都会面临防疫常态化问题。换句话说，不要指望病毒会从我们身边突然消失。将来我们应对它的手段会很多，会有更好的疫苗出来，直至我们面对新冠像面对流感一样。
张军：不同于纽约、香港等其他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特点是制造业占比相对较高，约占GDP的四分之一。因为有制造业，上海经济受到疫情冲击的程度会相对缓和一些，如果仅有服务业，情况会更严峻。
如果说有韧性，可能制造业的存在是一个原因。首先，制造业没有那么脆弱，很多行业可以在闭环情况下运行。另外，制造业的自动化程度更高，有些产业已经可以用机器人来取代人力。这也是将来的一大趋势。
当然，韧性不仅是指面对冲击时有足够的缓冲空间，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控制住外部冲击后，有反弹的能力。除了现代服务业，上海制造业里有很多出口行业，现在恢复得都比较快。
对服务业而言，要想尽快恢复，最重要的就是改善疫情的监测能力、流调能力、核酸检测能力等。上海地方财政的状况相对较好、医疗资源丰富，这也是加快经济恢复的一个重要保障。
记者：如何确保上海城市核心功能在外部冲击下正常运转？
张军：现在上海的服务业当中，金融、贸易、航运这些核心功能，技术手段已经高度现代化，大量的交易活动都在线上进行。当病毒袭击或者封控时，只需要少量人员在现场值班就可以维持运转。
这当中有一个技术性问题：如果人不到现场，在家能不能处理这些事务？“9·11”的时候，美国也面临这个问题。当时华尔街要关闭，整个金融系统的运行就会受到影响，所以美国也在讨论。因为从数据安全考虑，法律不允许员工从家里接入金融机构的内网去执行线上任务。这些核心系统虽然可以自动运转，但依然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在现场。不过我想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这些问题应该能够解决。
这也提醒我们，上海作为金融中心，需要有完备、高效的灾备系统，包括资本市场、商品期货、基金证券等金融运作都需要有。很多机构可能也建立过一些，但以前没有机会测试，这次疫情提供了一个契机。比如上海黄金交易所的负责人曾经谈到过，交易所除了上海的交割中心，还有一个备份交易中心在深圳。这是考虑到万一上海遇到突发事件，他们可以动用外地的备份交易中心，确保黄金交割合约的履行。
张军：对经济的恢复和稳定来讲，最大的敌人就是不确定性。比如，你要出去吃饭、办事，或者想去外地旅游、出差，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被隔离，这就是不确定性。如果确定了，你就可以提前做好计划，该去哪就去哪；但是如果有不确定性，你就会推迟决策，把支出往后推。对每个人是这样，对整个经济来讲也是。
经济恢复需要一个确定的、可预测的政策环境，无论是对家庭、投资者、创业者，还是企业，可预测性都很重要。所以上海首先要创造一个科学的、透明的、可预测的政策环境。这样，做生意的会来，商务旅行的会来，旅游者也会来，本地老百姓吃喝玩乐也能做出相应的安排，即使局部再有疫情反复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消除不可预测的不确定性。
我非常期待上海有关部门梳理一下疫情以后的政策环境，把能清理掉的政策尽快清理掉，正本清源，让政策更加清楚、透明，让人们不再受各种小道消息和噪音的干扰。建议市政府重视这个问题，通过固定的政策窗口或者热线，让政策一目了然，降低人们在上海生活、投资、置业、经商的不确定性。
记者：对于推动上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您有什么建议？
张军：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各领域的创新应该走在全国的前面，应当率先借这次疫情冲击顺势推动本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质性减少政府干预，尊重市场规律，走上内涵发展的道路。说白了，内涵发展就是不再由政府从投入端去推动经济的增长，而是允许和鼓励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政府就是要把政策环境做好，致力于消除各种不确定性，并从制度上更加鼓励公平准入和公平竞争，减少政府部门的无谓干预，把更多的选择权交给市场主体并有效保护他们的权益。
这样的转变已经到来。2013年成立上海自贸试验区时，就是想借自贸区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改变政府部门对经济的管理模式，更多地放权，确保市场主体的自由，提高经济活动的综合自由度。这些制度创新应该更大规模地在全市推广，让上海经济变得更有活力。
走内涵发展的道路，必然要和全球中心城市拼人才。更多的人才到上海来，上海经济肯定会发展得更好。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那么除了硬件建设，最重要的是环境建设，包括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以确保人们在上海择业、创业，生活无后顾之忧。环境建设是一个久久为功的长期课题，在基础教育和医疗资源分配等若干方面，上海还有许多需要努力改进的地方。在我看来，上海的未来或许就在于能否解决好这些令普通人焦虑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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