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央视网络春晚一曲《少年》，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为全国人民所知晓。艺术团的团长刘西拉和钢琴伴奏陈陈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明星”教授夫妻，还获评2021年度“全国最美家庭”。60年前的清华园内，丈夫刘西拉读土木工程专业，妻子陈陈读电力系统专业。两人研究生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参加大三线建设，在各自的单位工作十多年，每逢周末才能团聚。40岁时，这对同龄夫妇赶上国家改革开放的浪潮，被公派到美国留学，后成为公派留美取得博士学位后第一对归国的夫妻。回望来路，他们的人生曾面临多重选择。比如，在四川工作时，因不愿放弃各自的专业而坚持在两地工作多年。又如，他们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便毅然回国，分别在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讲台上教书育人，培养研究生。直到今天，82岁的刘西拉教授依旧没有完全告别讲台，每个新学期，他都会给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新生上一堂学科概论课。
刘教授的土木工程概论课，因为结合了世界前沿信息、基层实际情况以及自己人生经历中的很多故事，成为上海交大校园里广受不同院系学生欢迎的专业思政课。他并不是思政教师，但在他看来，在当今开放的环境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培养有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新一代，是关系国家前途的一件大事，也是大学教育的重要内容。而作为老师，应该“加强思想教育的意识，寻找思想教育的载体，减少思想教育的痕迹”。采访中，谈及音乐、专业以及人生选择，刘西拉教授的目光经常看向坐在一旁的陈陈教授，等她先说或是让她补充。在他心里，妻子一直是优秀女性的代表，是他记忆中那个以“数理化三个100分，华东六省一市理科状元”考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的优秀学生。作为一名女性，在面临工作和家庭的选择时，往往比男性更容易犯难。陈陈对自己的要求是“终身学习、学以致用”，而可贵的是，丈夫刘西拉总能在她面临选择时坚定地支持她追随内心的选择。这种发自内心的尊重，从他们现在的相处细节中也能感受到。记者电话和刘西拉教授约访，是否接受采访、采访定在什么时间和地点，电话那头的他都是和妻子商量后再定。风雨同行50多年，他们的人生选择和奋斗经历，对今天的年轻人不乏启示。正如艺术团最喜欢演唱的歌曲《祖国不会忘记》，表达了他们这一代人的心声：我把青春献给祖国，祖国不会忘记。
记者：艺术团因一曲《少年》被全国人民所认识，听说你们俩也因音乐相识？刘西拉：我从9岁起练小提琴，从那时起到高中，每个周末都去老师家学琴、回琴。到了清华大学后，发现清华大学的音乐室培养学生音乐修养，陆以循老师告诉我可以不用出钱跟他学琴，条件是让我必须参加乐队的活动，我欣然答应。陈陈从小学钢琴，清华大学学生文工团合唱、乐队甚至舞蹈都需要钢琴伴奏，她服从组织安排，经常为大家提供服务。大学期间，她还曾被选送至中央音乐学院业余部进修。1962年春，陆以循老师建议我开一场毕业独奏会，让陈陈给我伴奏。那一年每周六晚7点到10点，我们会在音乐教室练琴，一个拉小提琴，一个弹钢琴，从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到莫扎特的“第五协奏曲”，十几个曲子，练了大半年，我们俩也在音乐交流中不断熟悉起来。记者：从你们儿时练琴到现在，音乐似乎一直常伴左右？如何看待现在中小学生的“乐器学习热”？陈陈：从清华毕业后在四川工作时本没有弹琴机会。刘老师认识了一位总工程师，他家有德阳当地唯一一架钢琴，在得到主人的应允后，他约了三位清华的同学，用板车把钢琴拉到了我仅有12平方米的宿舍。那是一架年久失修的施特劳斯钢琴，刘老师当天就和我弟弟一起修整好了。从那一天起，我宿舍的地板总是拖得干干净净，每到周末，喜欢音乐的同事都来弹琴歌唱。如今想来，也是非常珍贵的记忆。在美国留学时，音乐也是跟各国师生的一种沟通方式，当他们发现我们也喜欢莫扎特、贝多芬时，也很惊喜。刘老师在学习之余被当地的拉法耶特市交响乐团录取，成为乐团里的第一声部小提琴手。1984年，该交响乐团成立35周年筹备纪念音乐会，乐团的指挥通过他邀请我演奏一首新中国的钢琴协奏曲。说实在的，我在美国读书期间，一心都是要学国内急需的新科技，即便美国随处有钢琴可弹也没花时间去练习。正好当时已获得博士学位，临时请中央音乐学院的招老师寄来了谱子，恶练了一个月才去参加演出。刘西拉：演出很成功，也很有价值。当天的乐团指挥是这样介绍表演节目的，“大家可能没有听过新中国的音乐，什么是古为今用，洋为今用？你们来听一下”。演出结束，全场热烈的掌声长达十多分钟。多年以后，我遇到刘诗昆，告诉他第一次在美国演奏《青年钢琴协奏曲》的是我太太，是学电气的女博士生。陈陈：回头看，音乐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意外的经历和收获。2008年起，清华大学校友会艺术团以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为宗旨，在工作之余参加了很多演出，从全国大舞台到家庭小舞台，音乐都让我们陶醉其中。受疫情影响，艺术团最近聚得没原来多了，但我们每天保持练琴，聆听彼此的琴声，也是一种美好的温习和体验。所以现在的家长让孩子学乐器，当作兴趣当然是值得鼓励的，只是在持久的学习中孩子肯定会觉得枯燥，如何坚持，家长要帮助孩子一起找到支点。记者：从清华毕业选择到四川参加大三线建设，你们夫妻相隔71公里，分居了13年，当时有机会调到一个城市工作，但你们舍弃了；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你们立即选择回国发展。当时是怎么考虑的？陈陈：可能是因为时代的原因，每个选择在我们看来都很自然。我们接受的教育，是一生要做一点事情，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刘老师学土木工程，我学电力，从清华毕业后，肯定是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去哪里。我们到四川后，两地分居，加上我要出差，没法照顾孩子，当时确实有机会可以调动工作，但需要有一方放弃自己的专业所学，对此，我们觉得不舍。至于学成回国，是因为出国前在国内工作了很多年，已经非常清楚国家需要什么，自己回国能干什么，这个具体的动力，让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国。刘西拉：出国留学前，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蒋南翔曾找我们谈话，他跟我们说，你们是清华毕业的研究生，到了美国不要只去听课，而要去考试，要拿学位，从而了解新中国教育在世界上的实际水平。在美国将近5年，我们俩一直想着蒋校长的嘱托，除了本专业的课程，计算机也学得很主动，也都收获颇丰（注：刘西拉、陈陈两人在美国双双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之外，陈陈获得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国际奖学金，刘西拉获得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的结构科研奖——雷曼瑞斯科学研究奖）。等到回国了，我们向清华大学校长汇报：中国大学的教育基础不差，中国的研究生到美国拿一个博士学位并非高不可攀。记者：你们为了工作和求学，有好几年都把孩子交给老一辈养育，现在的家长会认为这是陪伴缺席。陈陈：我的工作是制造发电机的控制系统，经常要出差祖国各地，有时工作需要白天黑夜连班倒。孩子跟着我在四川时，有时让同事帮忙看，有时送到刘老师那里。考虑到孩子6岁后上学不能离人，就把孩子轮流送在爷爷外公家养育。作为一个妈妈，不能陪伴孩子成长，心里也会着急。我和刘老师在美国念完研究生决定念博士的时候，我是有些犹豫的，所以我要求自己尽快学习专业必要的现代控制理论和计算机计算等内容，每晚工作到凌晨，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读完博士课程，发表科研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后考虑到若回原来的工厂面临52岁退休，来不及发挥，在综合考虑专业和孩子后决定到上海交通大学任教，孩子也从南京借读的中学转校到上海交大附中。当时孩子憋了一股劲，学习成绩有很大的进步。一年后刘老师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为了增加孩子和父亲的接触机会，又让他转学去了清华附中。当时我也借调去北京，一家三口共度了孩子剩余的两年高中学习时光。那两年，我负责帮孩子改错卷，告诉他考试时“会做的认真校对，不会做的先放弃”，刘老师则是负责信心培养。孩子最终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自动控制系，对他而言也很不容易。刘西拉：我一直认为，小孩子自信最重要，要让他感觉到自己行。我家孩子在南京读书时，有位老师批评他“你比你爸的水平差远了”，他就一直记着这件事。对于孩子而言，很容易在失败中吸取负面的东西，所以我要做的是让他感觉到自己行。儿子在四川德阳时，我看到混凝土的料堆，会让他去爬，他往下滑，我就鼓励，他做成了，会有成就感；我回国后还是这个观点，要让他在周围竞争的过程中觉得自己行。我会出一些智力测验题，让他感觉到自己可以。因为没和我们在一起，孩子没有培养音乐方面的技能，但他也有打乒乓的爱好。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在某方面有了长处，享受到竞争中的胜利，他的状态就会变好。陈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想法和做法，我们没有过多参与孙辈的教育。刘老师常说，现在的孩子压力更大，要理解他们的想法。现在的家长非常看重学历，对教育抓得很紧，但到国外会发现，欧洲的孩子想做火车司机，家长也觉得挺好，国内家长一般很难有这样的淡定，认为入读名校才是最好的选择。对大多数孩子来说，这样的目标并不现实。所以在教育上，可能更重要的是让孩子意识到要对社会有贡献，那就会树立长远的目标，不用在意一次两次的得失。在具体行动上，家长要鼓励孩子，多说你行，少说你不行。记者：中年人也不光在面对孩子教育时不淡定。你们年过四十后到美国学习，怎么看待如今的中年人超过35岁就面临的职场危机感？
刘西拉：陈陈得到公派出国机会的时候，曾问我的意见，我立即支持。事实也证明，虽然我们俩当时都已年过四十，但只要心中有目标在，就会调动起热情。在美国的日子，我们每天学到凌晨一两点，第二天一早接着上课，人并不觉得累。每个时代的年轻人有各自的不容易，现在的年轻人在城市里打拼，有更强的经济压力、竞争压力，我们那代人的经验并不一定适合现在的年轻人，但有一点应该是相通的：那就是人需要有理想有目标，只有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才会活得充实。陈陈：每个人都要“终身学习，与时俱进”，才能赶上时代的步伐。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原创稿件，未经允许严禁转载
作者：谢飞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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