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债权转让禁止特约的限制——对《民法典》第545条第2款的评析

作者：刘相文 曾燕斐 王涛 李伟 柴晨朝

如上所述，《合同法》第79条完全认可债权让与禁止约定的效力，且未对该等约定施加任何限制。这一方面是出于对合同自由和意思自治的尊重，即允许当事人对债权是否可以对外转让做出约定：由于合同债权债务关系是经当事人意思创设，则当事人有权对债权本身的“可转让性”进行塑造；而另一方面是出于对债务人的保护，即防止债权人任意转让债权导致债务人簿记成本、履约成本增加，以及避免履行错误的风险。在比较法上，我国《合同法》采取的路径与《德国民法典》第399条第2款的规定完全一致。[1]

在该等导向下，法院对于此种情形下的债权转让效力原则上持否定态度。在大多数判例中，法院认为，只要当事人约定了禁止转让条款，或者约定需要债务人同意方可转让的条款，而债权转让又未能获得债务人同意的，应认定债权转让无效，受让人无权向债务人进行主张。在此种情形下，受让人主张其不知原合同约定禁止转让之情形的，并不影响关于转让是否有效的审查。比如，在“鲁于翔与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2]中，北京市一中院认为，“关于鲁于翔所称其并不知晓中电公司与安基公司之间约定权利义务不得转让一事，对此本院认为，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债权，债权人不得转让。”

然而，或出于对个案公平正义的追求，或出于对交易稳定性的维护，在某些司法判决中，法院亦试图对上述的绝对化规则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这包括：

总结而言，《合同法》第79条采取的赋予禁止债权转让约定完全效力的路径在实践中基本得到了遵守，在此基础上，近期的案例对《合同法》第79条第（二）项的规定也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修正，然而，由于缺乏实体法的支持，该等“修正”的处理方式也并未成为通行做法。

本次《民法典》立法目的包括顺应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对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7]所有权空虚化和债权资本化，是晚近以来社会生活中债权与物权角色与功能互换互动、此消彼长的重要体现，而债权自由流通和融资需求逐渐显现，需要对《合同法》第79条第（二）项的规定本身进行修正，限制禁止债权转让约定的效力。具体而言：

首先，随着经济发展，债权作为一项财产性权利更多地发挥融资工具的作用，有助于改善融资环境，降低交易成本。尤其是，随着保理、让与担保等新型交易模式的发展，债权可得自由让与和处分的需求日渐突出。比如，保理业务的基础完全建立在应收账款债权的自由转让上，[8]如允许债权转让受到当事人之间并无公示效力的合同约定所限制，则保理业务很难得到开展。这也是在《民法典》公布之前，已有判例和法院意见突破了禁止债权转让约定的绝对效力原则的原因。然而，即便如此，也仅仅达到认可保理合同本身效力的效果，债权处分本身仍然属于无权处分而无效，进而保理商无法对债务人主张债权，这仍然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保理业务的开展。因此，《民法典》需要对禁止债权转让约定进行进一步限制。

其次，《合同法》第79条第（二）项意在对债务人利益进行保护，防止债务人因为债权人可得任意转让债权而发生簿记、履约成本增加，或发生双重给付风险。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债权的自由流通性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已经超过对债务人的保护利益，尤其是针对金钱债权，债权人变更对债务人造成的履约成本较低，而双重给付风险也可通过“债权转让应通知债务人”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避免。

再次，现行法在价值上存在错位。由于担保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债权（尤其是应收账款债权）已经长期被认可作为质押标的，进而至少可以通过《物权法》第106条第2款的规定而得适用善意取得规则。然而，根据《合同法》第79条第（二）项的规定，受让人却无法通过善意获得被转让的债权，这使得债权转让和债权质押两种制度出现价值错位。

最后，对比较法的考察可以看出，采取认可当事人禁止债权转让约定绝对效力的路径的国家也逐渐转变态度。比如，1994年7月修订的《德国商法典》第345a条对《德国民法典》第399条第2款进行了限制：如债权是基于双方商行为或者债务人是公共机关的，即便约定排除债权转让，该等转让仍然是有效的。PICC第9.1.9 条规定，“尽管让与人和债务人之间存在限制或禁止转让的协议，请求金钱支付权利的转让仍然具有效力。但是让与人可能因此向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此外，瑞士债法的近期学者修订稿中，也认定禁止债权转让约定规定仅在当事人之间具有债权效力，而不能影响债权转让处分本身。[9]

因此，《民法典》确有必要对《合同法》第79条所确立的规则进行更改，以便保护交易安全，营造更好的交易环境。

债权让与作为债权资本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受到立法者的密切关注，《民法典》对禁止债权让与约定的规定更是几易其稿。具体如下所示：

也即，《民法典》第545条第2款最终采取了区分原则：

债权人将约定不得转让的非金钱债权让与的，善意受让人可取得债权。有学者认为此处实际体现了债权善意取得规则。[10]如若如此，对受让人善意的判断似可参照《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十五条以下的规则，即受让人受让债权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且应由主张权利人（此处应为债务人）证明受让人非善意。

此外，我们亦认为，在债权让与中，让与人地位、交易背景、交易习惯、债权种类影响着对“善意”要件的判断。又结合债权以得让与为原则，不得让与为例外，因此债务人应就受让人之恶意负担举证责任。但让与人向受让人出示的债权证书上已显示债权不得让与的，应推定受让人为恶意。[11]这方面的规则尚需进一步案例完善。

约定禁止让与的债权被转让的，确实违背了债务人在缔约时的预期，并可能因此增加履行负担。《民法典》第五百五十条规定，让与人需负担因债权转让增加的费用。同时，根据债权让与的抵销规则，债务人可援引对让与人的抗辩，径行向受让人抵销此部分债权债务。[12]

债权附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转让债权的，从权利一并转让。《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七条第二款对此类从权利做出了特别规定，即受让人取得担保物权属于法定继受取得，无需登记或移转占有即已取得担保物权。

至于保证，《民法典》则作出了相反规定。保证以担保人的责任财产为担保，可能产生担保过度等弊端，因此立法往往对保证人（尤其是自然人保证）作出额外倾斜。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九十六条等规定，无论债权是否附有禁止让与约定，债权人移转债权的，均需要通知保证人。如果保证人提前约定不得让与债权，而债权人又为让与的，除非保证人书面同意，否则第三人无论是否善意，均不能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禁止让与约定与其他从权利。《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七条显然以担保物权为规范原型。但对于债权让与时解除权等形成权是否移转，则有争议。学界有观点认为，解除权等权利属于合同基础关系，不会当然转移给受让人，尽管如此，让与人仍不得随意行使解除权以妨害受让人之债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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