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尊敬那些发呆的人
图/Jasper James
我尊敬那些发呆的人，他们拥有生活的意境，他们可以看到风的形状、听到蚂蚁的足音、感受到草的生长、拥有花朵绽放的秘密。即使以“成功”作为标准，“文艺青年”也不比他们的同类更不堪。
文/迟宇宙（作家、果仁App出品人）
我有一个忘年交，我叫她杜老师。杜老师年轻时是个“文艺青年”，如今年纪大了，变成了“文艺中年”。
因为我理了光头，杜老师就喊我“一休”。她说：“一休，我最喜欢辛弃疾了，你什么时候写写辛弃疾吧。”她还说：“一休，你帮我看看，这篇散文写得怎么样？”
杜老师从容不迫地走过了自己的半生，丰富、饱满、精彩，虽然甘苦自知，却并未因“文艺”而变成不切实际的疯婆子，反而因之未成为那种变老的坏人或变坏的老人。
她的内心里有纯净、浪漫、柔软，有一片小小的栖息地。无论多老，她都不会变坏，因为她无法成为那种坏人。
我跟杜老师一样，也“文艺”。在“文艺”变成一个骂人词汇之前，我就是一个“文艺青年”了。确切地说，我是“文艺青年”中细分出的“文学青年”。我花掉我的整个大学时代，读书、写诗、做美和浪漫的梦，憧憬残酷的人的世界，设想一种并不存在的未来。
美梦终究是要碎裂的，未来也并不值得设想和憧憬。残酷的世界，信仰财神比信仰上帝的人更能获得尊敬；权力是比智慧更有效的通行证。
世道就是如此。
世道越是如此，内心就越需要一道微光。
不是吗？
也许一篇文章就会使你安宁，一首歌就会使你感动。朗诵一首诗、啜饮一杯咖啡、对着花语、夜半听雨打梧桐……
这样的细节，有什么不好呢？
只有“文艺”的人才会因之感动，因为它们太值得去感动了。“文艺”不是病，更不是癌。文艺是一种生活方式。
多年来我已形成一种习惯，外出的时候背包里放一本书。背得最多的，是博尔赫斯、奈保尔、安妮·普鲁。更年轻的时候，我也背过胡安·鲁尔福、马尔克斯、艾略特、里尔克。我的背包里也会放一个简易的咖啡滤杯和一小包咖啡粉，以确保自己可以随时喝上85℃的手冲咖啡。我也会带几支笔和一个牛皮封面的本子，用来记录零散的诗句……
我确切地拥有一个“文艺青年”的标准配置，是“文艺癌”的晚期患者。
我从来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我觉得把碎片时间用来阅读最好的书，享受生活片刻的静谧，在审美中完成一次精神的旅途，是最美好的事。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事吗？
多年来我没有因为“文艺”伤害过谁。我只记得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因为在单位宿舍里朗诵一首诗，而被人形容为“不合群”。除此之外，我一直生活在被包容和关爱当中。我身边的人觉得，如果一个人有纯净的内心、有一丝赤子情怀，应当被小心呵护。他们是这么对我的，我也这么对别人。
或许我过于幸福，生活在一个拥有自由空气的小环境里。但我相信，一个有“文艺范儿”的人，在其周遭，包裹着的大都是友善与宽厚，视之为“癌”的，若非处于嫉妒，就是自惭形秽。
一个不“文艺”的人是无法理解“文艺”的。“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它意味着你不与世俗生活苟且，保留着内心的锡安，努力避免心尖儿上沾惹了尘垢。它还意味着你拥有独特的审美能力，能够觉察到生命中美和有价值的细节。
我一直相信，生活中最值得珍贵的东西，是意境。生活本身是需要意境的，跟诗歌一样。我尊敬那些发呆的人，因为他们可以看到风的形状、听到蚂蚁的足音、感受到草的生长、拥有花朵绽放的秘密。他们拥有生活的意境，即或并不掌握足够的财富和权力，他们也活得自由、丰富、饱满。在通往幸福的道路上，显然他们比那些画地为牢者、提心吊胆者、行尸走肉者，走得更远、更快。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的时代，财富、权力已经不再是通行的“幸福准则”，恬淡的生活、闲适的自由，对于很多人来说，比财富与权力重要得多。
罗素说：“成功只能成为造成幸福的一分子，倘使牺牲了一切其余的分子而去赢取这一分子，代价就太高了。”“文艺”就是把生命放在不功利的目的上，不以“成功”为终极目标，不限于人、不限于物、不限于事，享受心灵的自由从容。这比成就丰功伟业更有意义。
“把更多生命注入没有边界的时间”。做更多无用的事、更多无用功，我们将会形成丰富的自我，拥有完整的人格，享受内心的自由，距我们所期待成为的那种人会越来越近。
即使以“成功”作为标准，“文艺青年”也不比他们的同类更不堪。他们大都有正常的工作，有着常规的社会属性和标签。他们不过是把别人觥筹交错的时间，用来阅读、写作、手工、旅行、冥想。他们只是收获了更多的自我，并未因之而成为社会的反动力量。他们只是“不合时宜”、“不合群”、没有成为“你们”而已。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了菲茨杰拉德、乔布斯、鲍勃·迪伦、塔伦蒂诺，也有一部分成为街头艺术家和行为艺术家，跟“你们”一样。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几个文艺青年，他们叫庄周、范蠡、张良、司马迁、孔融、嵇康、葛洪、崔颢、李白、杜甫、韦应物、苏轼、柳永、辛弃疾、李清照、元好问、王阳明、徐霞客、纳兰性德……
倘使历史中没了他们，只剩下“鸟生鱼汤”和“十八摸”，该是多么无趣的一段黑暗漫长啊。
一个容不下“文艺青年”的时代是可耻的；将“文艺青年”作为一个侮辱性的词汇，只能展示一个人人格中的卑污、行为的下作。一个没有生命态度、没有生活意境的群体嘲讽“文艺青年”、“文艺癌”，恰如圈中猪嘲笑野狗的自由、笼中鸟嫉妒苍鹰的飞翔。
没几个人知道陈子昂做过什么官，但人们都记得“念天地之悠悠”。
“文艺”，就这么点儿价值。
本文刊发于《新周刊》第446期（2015.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