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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春节，歌手李谷一走下春晚舞台，紧接着面临一个难题：如何在一天之内从北京赶到深圳？1983年首届春晚上，李谷一演唱了“禁歌”《乡恋》，这被认为是文艺解禁的标志。/1983年春晚大年初一晚，在深圳剧院的演出面向港澳商界，当红歌手李谷一不上台，港澳同胞不免失望；而央视第一次直播电视春晚，李谷一不露脸，全国人民也过不好年。
刚刚成立不久的深圳特区，还要再过八年才能等来自己的机场。今天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放到三十多年前，却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了请到李谷一，中央电视台颇费了一番心思，拍着胸脯向深圳剧院保证，一定不耽误次日的演出。大年初一清晨，李谷一搭乘最早的飞机飞抵广州，在公安部的协调下，广东公安厅的专车已在老白云机场外早早等候。由于没有桥梁相通，从广州到深圳还要经过中堂、江南2个渡口。尽管一路上警车开道，边防关卡免检，等李谷一赶到深圳，距离演出开始也只剩下几个小时。那时的轮渡，是珠江水道上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图虫创意当时的广东，素有“粤道难，难在过渡口”之说。1978年，时代的大幕徐徐拉起，珠江上只有海珠桥、旧澜石大桥、中山桥等屈指可数的几座大桥。在河港纵横的珠三角，人们往来两岸主要依靠轮渡，全省国道省道上的60处渡口，将仅有的13条公路干线分割为无数小段，交通极为不便。把来自北京的歌声空运至深圳河畔尚且如此艰难，指望台下的港澳同胞北上投资，又谈何容易？致富先修路，修路先架桥，“消灭渡口，改渡为桥”，广东人下决心换一种方式渡江跨海。1952年11月20日，珠江入海的伶仃洋面上，一艘小艇穿越风波，试图突破港英当局的封锁。但刚刚冲出卡哨，就被水警轮当场撞沉。这艘名叫“黑猫号”的小艇上，载满内地急需的物资，是港商霍英东船队的主力之一。朝鲜半岛上，240万志愿军与“联合国军”激战正酣，美国联合英国等四十三个国家实施的对华“禁运”政策，成为勒在新中国身上的一道无形绳索。水道上遍布警惕的水警，严防走私船只。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漏洞，霍英东舍得花钱，对水警施以好处，终于在茫茫伶仃洋上打开缺口，建立起了从香港到内地的物资“偷运”网络。“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均不允许运往中国”，“黑猫号”上违反禁令的船员可能面临终身监禁的制裁。这段插曲不妨碍霍英东依靠偷运赚到第一桶金，更重要的是，他还通过这个机会建立起与北京之间的联系。若干年后，这份信任将变成一张通向更广大市场的通行证。对于商人，横亘的大江是机会，对于普通人，茫茫波涛却只是阻碍。过去，珠江沿岸的交通是混沌的，船只搭建起的细若游丝的联系，很容易被战乱和封锁切断；河涌两岸的生活也是混沌的，人们被河网分隔在一个个独立的地理单元，默认承受时代碾过。即便是省城广州，珠江上也只有海珠桥和人民桥，市民南来北往，还要依靠轮渡。每到早晚高峰，密密麻麻的广州人就推着自行车，挤上一艘艘小小的“铁壳仔”。建成于1933年的海珠桥，是珠江上最早的桥梁之一。/图虫创意数十年间，轮渡价格从4分钱涨到5毛钱，直到2014年，这种柴油动力的钢制渡船才宣告全部退役。如果那时候同本地人讲“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无异于天方夜谭。七十年代末，整个珠三角的城镇化水平只有16.26%，GDP仅仅97亿元，占比不到全国的3%。这样的发展水平，和其他省份比起来并不突出。弹指三十年，当年出没风波里的船王霍英东，成了香港地产大亨。1978年，他带领家人回到家乡番禺县。时隔多年，珠江上的紧张气氛早已消散，但交通依旧不便。下午五点霍英东一行就已经从香港到达番禺市桥，但由于大石和洛溪两个渡口的阻隔，直到晚上九点，他们才走完这最后三十公里，进入广州市区。对此，霍英东也只好叹息：“回乡（番禺）交通实在不方便，太误时误事了。”通往番禺的道路泥泞不堪，坑坑洼洼，到了村里，广东政府派去迎接的红旗轿车已是泥迹斑斑。霍震霆前妻朱玲玲问周遭村民，洗手间在哪里？有人真的端来一盆洗手水，众人哄笑。看到家乡落后如此，霍英东在不久后和其他港澳商人捐资建设了番禺宾馆。他更大的手笔是坐落在广州白鹅潭附近的白天鹅宾馆，改革开放后第一家外合作兴建的五星级宾馆。坐落于白鹅潭附近的白天鹅宾馆，一度是广州最高楼。/图虫创意修建过程困难重重，物资短缺的年代，要进口任何东西，都要跑十几个部门盖一连串公章。直到侨办主任廖承志接到一通来自北京的电话，说霍先生在封锁时支援国家，是有贡献的，要多照顾，流程上能精简的就要精简。白天鹅宾馆在1983年正式开业。头一年里，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就三顾白天鹅，并亲自题字。尤其是这里的法棍面包令他念念不忘，或许怀想起年轻时的法兰西岁月。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霍英东的白天鹅宾馆在广州都是一栋特殊的建筑。英国女王、美国总统布什和尼克松、德国总理科尔、瑞典国王都曾先后下榻于此。八十年代末，国境西南燃起战火，广州的高楼一律要在楼顶安装高射炮，以防空袭。白天鹅宾馆作为全城最高的建筑，多亏高层干预，才免于安装。在筹建白天鹅宾馆的同时，霍英东已经将目光投向“阻拦”过他的洛溪——番禺通往中山、顺德都建有桥，但偏偏通往广州，绕不开洛溪渡口。洛溪原名落马，顾名思义，古时官员到此地赴任，必须下马换船，又因为河网稠密，有了“洛溪”的名字。小小洛溪村当时只有不到四千村民，北岸是一片白茫茫的蔗林，围绕村落的是稻田和荒水凼。但这座不起眼的村庄，恰恰也是澳门、珠海、中山、佛山与广州之间客货运的必经之地，1958年，洛溪渡口建成，此后日渐繁忙，渐渐不堪重负。面对这种情况，1981年全国两会上，时任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主席、同为番禺老乡的何贤，与霍英东一拍即合：共同捐资造桥！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十年，历史进程在洛溪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每日运量爆炸式增长。尽管每航次只要20分钟，但排队上船的时间却从一开始的半小时，逐渐延长到3个小时以上。日平均渡运汽车也从原来的100辆次，一直提升到5000辆次，尤其在1988年，创下了日平均渡运机动车5588辆次的最高纪录。日后，这一纪录再也没能被打破，因为也就在1988年，被称为“洛溪飞虹”的洛溪大桥建成通车。1984年，霍英东出资1000万元港币，加上何贤、何添兄弟共同捐出的400万元港币，通过澳门大丰银行买了载重汽车，捐给番禺县。当年10月，洛溪大桥举行奠基仪式，翌年破土动工。除了去过几次工地，霍英东不再过问资金使用状况。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座合资兴建的跨江大桥，洛溪大桥几乎没有可以参考的工程先例。总设计师杨高中为此伤透脑筋，在推演了各种模型后，最终确定“连续刚构桥”方案，使得整个桥梁呈“S”形横跨在珠江主航道上，从水面到桥面有40米，相当于15层楼高，可供大型轮船通过。施工花了4年时间，建成的洛溪大桥最大跨径为180米，“在当时，这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因此，洛溪大桥有了“亚洲第一桥”的美称。只是这座亚洲第一桥带给广州人的快乐没有保持太久，随后的若干年里，围绕它的是数不尽的争论和烦恼。洛溪大桥通车当日，番禺县政府就在桥头设置了收费站，以“偿还贷款”为名向过往车辆收取过桥费，每辆车5元，作为对比，当时一名普通工人的月收入也只有200元左右。有较真的人认真算了笔账：若以大桥竣工决算投资10295万元进行测算，按当时的收费标准，到1993年底止就已能还清投资本息并开始盈利。按省政府有关规定，非经营性公路项目还清投资本息后，原则上应停止收费，撤销收费站。番禺政府随即答复：“为洛溪大桥配套了沙溪大桥、迎宾路塘西立交桥、里仁洞跨线桥等8项工程，综合统筹还贷。”甚至想收费到2028年。洛溪大桥投资不到1亿，配套工程投资却超过7亿，这令舆论十分不满。更迷惑的是，大桥年收费总额在1996年已超过亿元，但在通车之后的八年时间里，洛溪大桥的管理方未曾向银行、借款单位还过一分钱。所收费用都被全额拨给番禺路桥建设指挥部，用于当地路桥建设。2016年的洛溪大桥收费站，广州市外的车辆仍需缴纳年票才能过桥。/土卫六摄直到1997年和1998年，番禺路桥总公司才还本付息38676.32万元，但到2000年底，未偿债资金仍高达42949万元。对此，珠江两岸人民想不通，为何洛溪大桥高额收费十年，仍未还清银行贷款，说好的捐资建桥，难道钱都让霍英东赚去了？霍英东也想不通，他曾经背着骂名，在本地媒体发文：“凭什么我无偿捐款建桥，你却来收买路钱？我本人从没有拿过一分钱的过桥费，以后也不会拿！”时任广东省人大代表王则楚更想不通，他决定要一个说法。从2000年开始，王则楚连续5年“死磕”洛溪大桥收费问题，“附属配套工程应该是在洛溪大桥投建前规划确定的，建成后再称配套工程有些牵强”，要求相关部门将洛溪大桥收费还贷的情况向市民公布。收费站当然不会一夜间消失，只是收费主体从番禺区变成了广州市，收费理由也改为平衡交通。按照一些人的解释，过桥费替洛溪大桥压缩了每天2万次车流，否则日通行量将达7万以上，拥堵会进一步加剧，因此，这笔过桥费收得合理，收得及时，收得恰到好处。但如此论调显然不能消灭所有牢骚，一浪接着一浪的反对声绵延数年，直到2005年6月初，洛溪大桥收费通道旁竖起了几块公示牌，“还贷余额”和“暂定收费截止日期”两栏空白。这被认为是停止收费的前兆。果不其然，洛溪大桥在当年的7月1日停止收费，并还清所有银行欠款。但“出于调节车流的现实必要”，年票制收费依然保留，外地车辆过桥还是要交费。又过了12年，到2017年，年票制取消，收费站拆除，洛溪大桥收费史才真正终结。从坚持十多年，到一朝取消，洛溪大桥上的收费站的去留，真的被民间舆论左右过吗？每天上桥下桥、与这座桥真正息息相关的普通广州人，却也无从考证。这一绵延十多年的风波结束后，霍英东提交了《粤港合作和市场规则》议案，建议地方政府向香港学习市场规则，才能搞好合作。建成之初，洛溪大桥的车流量只有8000车次/日，到1990年，虽然通行量激增至19503车次/日，也在3万车次/日的设计通行能力之内。但与之相连接的105国道和1905省道，只有9米宽双向两车道，由于配套工程滞后，经常出现塞车。为此，番禺政府把以上两条道路从9米扩宽为18米，但实在赶不上广州GDP和汽车保有量的增速。为了解决拥堵，洛溪大桥两侧各建了一座斜拉桥，由4车道升级为10车道。/图虫创意到1998年，洛溪大桥的日通行量已经达到了5.5万次，超过设计流量几乎一倍。自此，洛溪大桥便与堵车相伴至今。进入21世纪，洛溪大桥单日车流量更是可以达到10万次，一旦桥面发生交通事故，动辄拥堵3个小时以上。新世纪头一年，番禺和花都撤市建区，土地审批权上交广州市。时任番禺区委书记梁柏楠赶在时间节点之前，一口气把番禺北部两万多亩土地低价批给开发商。尽管三年后梁柏楠因违法违纪被查处，但这一大片土地上的高楼已经拔地而起，正是这两万多亩地成就了广州楼市闻名全国的“千亩大盘”“华南板块”，加速了番禺向“睡城”的转型。本来就要沟通广佛中江珠澳整个珠江西岸城市群的洛溪大桥，又要面临市内交通的庞大压力，堵车是必然结局。事实证明，解决拥堵问题，只在洛溪桥上做功夫显然不够。如今，横穿广州的珠江前后航道上，广州大桥、新光大桥、番禺大桥、猎德大桥等依次排列，洛溪桥上的拥堵才渐渐缓解。今年年底，洛溪大桥扩建双向10车道的工程将告完工，而大桥之下，农田消失，高楼林立，桑田沧海，早已换了风光。这份迟到的畅通，距离建桥梦想萌芽，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了。恐怕霍英东自己也不会想到，从1988年到1997年，仅仅9年间，他就从一座大桥的推动者变成了另一座大桥的反对者，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1991年，霍英东建起虎门渡口，生意兴旺，开通当年日汽渡量就达到了7000辆以上。祖籍花都的香港商人胡应湘琢磨着在虎门建一座跨江大桥，霍英东自然反对。见证珠江口经济崛起的虎门轮渡，已于去年把接力棒交给了虎门二桥。/图虫创意同样反对的还有李嘉诚。李家在粤港地区已经先后建起南海高栏港、珠海九州港、佛山三山港等码头，虎门建桥沟通珠江口东岸，势必削弱港口的作用。
李嘉诚曾同下属霍建宁聊起这座设想中的大桥：“建桥方便人的来往是一件好事，对于货运运输却要考虑一下了。”霍建宁马上心领神会，在媒体上公开批评胡应湘，认为胡家借修桥的名头赚取补贴，破坏香港营商环境。胡应湘当即反驳：“没有补贴我也照样敢修！”如果说多年来霍家、李家的生意随着珠江两岸的码头汽笛日渐兴旺，那么胡家的运数则和滚滚向前的车轮息息相关。胡应湘的父亲胡忠，在六十年代就是香港的“的士大王”，1958年，23岁的胡应湘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土木工程系学成归来，在香港做结构工程师。此后三十年，胡应湘既是建筑师，又是投资商，逐渐成为“建筑大王”。八十年代初，胡应湘成为北上投资的一员。在建设中国大酒店的过程中，胡应湘发现广州经常停电，为了保证施工，他找到广州供电局协调，却得知全市整体日供电只有1000万度，而中国大酒店工程每天就用去1.5%，供电不足在所难免。从此，胡应湘把生意的重点转向基建，“国家经济要腾飞，必须优先发展三项硬件，即通讯、能源、交通，通讯我不懂，但高速公路我懂”，胡应湘暂停手中的地产项目，把钱投向内地的电力和交通。第一个项目就是大手笔——全长122.8公里、总投资122亿元的广深高速，至今仍是国内最赚钱的高速公路路段之一。广深高速曾因没有厕所和加油站，遭到车主起诉索赔。/图虫创意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尽管遇到质疑和阻挠，胡应湘投资的虎门大桥，还是在南巡的那一年顺利开工。施工初期，为了赶工，推土机推毁了虎门炮台的几间清兵营房遗址。不久后，一纸指示从北京发往广东：“要把虎门大桥建设同保护虎门炮台旧址、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统一起来。”虎门大桥公司以及广东省财政、地方财政赶紧行动起来，共同投资近2亿元修复虎门炮台旧址，完成鸦片战争海战纪念馆的建设。香港回归的同一年，虎门大桥建成通车。几年前的洛溪大桥将珠江口西岸城市与广州连成一线，虎门大桥则成为珠江口东岸的潇洒一笔。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这座大桥几乎是珠三角司机眼中最熟悉的风景。通车之初，由于建设成本高、还贷压力大，虎门大桥通行价格是轮渡的两倍多。为争夺客源，大桥和桥下的虎门轮渡同时宣布半价通行，大打价格战，轮渡还推出随行赠送快餐的服务，吸引过往司机。这样粗暴的竞争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虎门轮渡公司被迫裁员减薪，总经理月薪也从万元降至6000元，虎门大桥受影响更大，以饱和通行能力算，30年经营周期内根本无法还清贷款。最终双方和谈，划分主营市场、区分调整价格后，才各自偃旗息鼓。此后，虎门大桥通行量逐年上升。世纪末的最后三年，累计通行汽车2320万辆次，到2016年，这一数字又翻了数番，增至3.94亿车次，平均单日汽车通行量约14.19万辆次，是设计车流量的1.77倍，最高日均17万标准车次，饱和度达2.1，繁忙程度可见一斑。在堵车这件事上，虎门大桥有着和洛溪大桥相似的命运，被司机们戏称“苦闷大桥”（粤语中，虎门和苦闷同音）。作为莞佛高速公路东莞段的一部分，虎门大桥是粤东与粤西地区联系的咽喉通道。一肩挑两担，很多年里，从惠州到番禺，从珠海到深圳，虎门大桥是必经之路。由此，虎门大桥也创造了两项纪录——全国最堵大桥和最赚钱大桥，半年路费就超过了7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修建虎门新桥的声音越来越高，直到去年，虎门二桥（南沙大桥）建成通车，虎门大桥身上的压力才得到缓解。如果将南粤大地视作一幅画卷，那么继洛溪大桥和虎门大桥在东西两侧，各写下气势雄浑的一撇一捺之后，愈来愈多的笔墨正落在这片土地上——四十年后，桥梁横亘，渡口消失，广东全省桥梁数量已达4.89万座，是改革开放之初的5倍多。与交通一起腾飞的是经济，2019年，广东城镇化率提高到80%以上，GDP高达81048亿元，占到了全国的9%。与洛溪大桥、虎门大桥相关的那些名字，也在日后的若干年里，将心血倾注于这片土地的不同角落。1978年，时任国家旅游局的卢绪章借了一艘海军炮艇，带着霍英东去伶仃洋考察旅游开发。两人乘船转一圈，一片荒滩的南沙，连可供登陆的海岸都找不到。而站在船头的霍英东凭栏而望，已是心潮起伏。十年后，他再到南沙考察，反复观看地图，直到看见另一个南沙：地处珠三角核心位置，水路距香港38海里、距澳门41海里，方圆100公里内有深圳、东莞、珠海、中山、江门等14个大中城市。拥有25公里海岸线，是珠江口上的天然良港。心中蓝图画定，之后的几十年，霍家投资南沙的脚步不曾停止。“山水里现南沙，南沙中见山水。”霍英东的设想是，把这个面积三倍于澳门的地方建成广州的尖沙咀。从1992年开始，他开始与广东番禺县政府合作开发南沙，并先后投资了22平方公里土地，几乎占南沙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一半。最初几年，投资并不顺利，不少阻力来自老熟人梁柏楠——他已从番禺调任南沙开发区。霍英东常说，南沙是他的一场梦。但是他却没想到，从1993年至2003年的十年间，他却总是“梦里不知身是客”。多年后，霍英东基金会顾问何铭思感慨，如果不是梁柏楠因涉嫌受贿案发被捕，恐怕霍英东还要忍。所谓“强龙难压地头蛇”，这看上去是一场发生在商人和官员之间的博弈，实质上则是国家转型期，各种社会关系激烈动荡的表现。即便是带着400亿而来的霍英东，在遥远的南沙，依然处处被掣肘。据何铭思披露，梁柏楠对霍英东的“敲诈勒索、盘剥刁难”花样繁多，令人难以招架——霍英东在南沙开了直航香港的高速飞船码头，当地便在莲花山港口照搞一个同样的码头；梁柏楠派到港口的主管人利用南沙港口走私，违反外汇管理条例，但被处罚的却是霍英东……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霍英东无奈之下，在后来的某次两会上表态：“我参与内地改革开放事业是义无反顾的，也是不走回头路的。我已年近80，还有何求？我只是想借此机会再次提醒一句：市场运作靠法律保障，法律靠信誉支持。”事实证明，以更长远的历史维度来审视，霍英东的眼光没有出错。今时今日，国家对南沙的定位不断提升——国家级新区、自贸区、广州副中心。虎门大桥、莞佛高速、南沙大桥、南沙港快速、广澳高速等重要交通干线，都在这里汇合。昔日的滩涂之地，不仅是珠江东西两岸的交通交汇点，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几何中心。与霍英东不一样，胡应湘的梦想还是建桥，这一次，他要建一座回望历史前所未有、放眼世界独一无二的大桥。从虎门背转身，胡应湘的目光落在霍英东发家的地方——苍茫的伶仃洋。在珠江入海的喇叭口上画一条线，连接起东西两岸，进而让粤东粤西更广大的地区联系起来，胡应湘的设想不可谓不宏大。但由于技术、资金等等因素，他魂牵梦萦的伶仃洋大桥一直停留在纸面上，不曾开建。直到2018年元旦，初步完工的港珠澳大桥全线亮灯迎接新年，站在珠海、澳门、香港三地，都能看到这座长达55公里的巨龙跃入海波，胡应湘的梦想，终于以一种更宏伟的方式实现。而与此同时，另一条与港珠澳大桥几乎并行的深中通道，也在深圳的谋划下稳步推进。桥梁和水道交错，连接大湾区的地理肌体，也拼凑起珠三角的百年历史。一代又一代人之间，珠江两岸关于桥的故事一直在继续，只是它们的讲述方式，愈加温柔、清晰而笃定。为了保护珠江口海域素有“海上大熊猫”之称的白海豚，港珠澳大桥在施工时采取针对性保护措施。开工之初，稀有白海豚仅有1400头，而到了主体工程完工，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1800头了。钢铁和混凝土组成的长虹跨过海面，轻巧地一转身，不忘给海洋留下生命通道。时代手中勾勒桥梁的巨笔，已经变得更加从容。改革开放30年珠江三角洲的回顾与展望.中山大学.2009老广州疍民群体：或为古越族后裔 生活在水上.广州日报.2014大海航行靠舵手，湾区建设靠核心.老道消息.2018广州这家五星酒店楼顶被要求架高射炮.边城码头青年.2019“亚洲第一桥”洛溪大桥走过30年风风雨雨.广州日报.2018广州地铁3号线为何成为全国最挤地铁.南方都市报.2019番禺区、霍英东谁有理？洛溪大桥争议有疑点.羊城晚报.2001广州洛溪大桥收费政策改革过程研究.华南理工大学.2010洛溪桥收费事件：我要给政府一个教训.中国青年报.2005霍英东与原广州番禺区委书记梁柏楠恩怨再调查.南方都市报.2004原广州番禺区委书记被判12年 刁难霍英东达10年.法制晚报.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