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论曼德尔施塔姆夫人（黄灿然译）

你消瘦的双肩是用来被鞭子抽红的

你消瘦的双肩是用来被鞭子抽红的，
用来被鞭子抽红，在严寒中闪烁火焰。

你小孩子的手指是用来举起镣铐的，
用来举起镣铐，和用来结绳。

你温柔的脚底是用来走在碎玻璃上的，
用来走在碎玻璃上，踏过淌血的沙。

而我是用来像一支为你点亮的黑蜡烛那样燃烧的，
用来像一支不敢祈祷的黑蜡烛那样燃烧。

1934年2月

你还活着，还不是孤身一人

你还活着，还不是孤身一人——
她还在你身边，虽然两手空空；
一阵欢乐穿过浓雾和饥饿和飞雪
跨越辽阔的平原直达你俩。

丰饶的贫乏，帝王般的穷困！
在其中平静地生活，日子安宁。
幸福的是这些白天，这些夜晚，
纯真的是那劳动者的歌唱的甜蜜。

悲惨的是那被自己的影子吓退像被狗
追赶的人，双膝遭一阵风收割，
而可怜的是那一身生命的破烂的人
乞求一个影子的施恩。

1937年1月15—16日

选自《曼德尔施塔姆诗选》，黄灿然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1899—1980）：讣文

约瑟夫•布罗茨基

黄灿然 译

在其八十一年的生命中，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有十九年时间成为本世纪俄罗斯最伟大诗人奥斯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然后有四十二年时间成为他的寡妇。其余时间是童年和青年时代。在受教育的圈子里，尤其是在文人中，成为一个伟人的寡妇就足以提供一个身份。这在俄罗斯尤然，因为那个政权在30年代和40年代制造寡妇的效率如此之高，以至到了60年代中期，她们的数目已够组织一个工会。

“娜佳是最幸运的寡妇，”安娜·阿赫玛托娃曾这样说过，因为她知道大约在那时，奥斯普·曼德尔施塔姆已获得举世承认。不用说，这句话的焦点，是她那位同行诗人，不过虽然她说得一点不错，但这却是局外人的观点。到了这种承认开始抵达的时候，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已经六十多岁了，健康岌岌可危，生活拮据。此外，尽管有了那种举世承认，但并不包括那传说中“占地球陆地面积六分之一”的土地，也即俄罗斯本身。在她身后，是已经二十载的寡妇生活、彻底的匮乏、使任何个人丧失相形失色的大战，以及作为一个人民的敌人的妻子，整天诚惶诚恐，担心随时会被国家安全局特务抓走。接下来发生的任何事情，除了死亡外，都可以说是暂时喘息。

我正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见到她。那是1962年冬天，在普斯科夫，我与两位朋友去那里参观当地教堂（在我看来，它们是那个帝国最好的教堂）。安娜·阿赫玛托娃得知我们打算去那个城市，便建议我们去探访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她在当地一家教育机构教英语。阿赫玛托娃还让我们带给她几本书。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我根本不知道她的存在。

她住在一个集体公寓小单元里，有两个房间。第一个房间住着一个女人，其名字非常有反讽意味，叫作涅茨维塔耶娃（意思是“不是茨维塔耶娃”），另一个房间则是曼德尔施塔姆夫人的。它只有八平方米大，相当于美国一个普通厕所间。大部分空间都被一张铸铁制的双人床占据了；还有两张藤椅、一个带有一面小镜的衣柜，以及一张多用途床边桌，桌上摆着碟子，碟子上有晚餐的剩菜，碟子边是一册翻开的平装本《刺猬与狐狸》，以赛亚·伯林著。在这个小间里出现这本红封面书，以及她在听到门铃时竟然不赶紧把它藏在枕头下这个事实，恰恰意味着：暂时喘息的开始。

原来，这本书是阿赫玛托娃寄给她的，后者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中一直是曼德尔施塔姆夫妇最亲密的朋友：最初是他们两人的，后来是娜杰日达一人的。阿赫玛托娃本人当过两次寡妇（第一任丈夫、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于1921年被契卡——克格勃的原名——枪杀；第二次，她的第三任丈夫、艺术史家尼古拉·普宁死在属于同一个机构的集中营里），她以每一种可能的方式帮助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在战争岁月里实际上还救了娜杰日达，一是把后者偷偷送往有一些作家在那里避难的塔什干，一是与后者分享她每日的口粮。即使两个丈夫被该政权杀害，即使儿子在集中营里受苦已有十八年，阿赫玛托娃在一定程度上依然过得比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好些，原因之一是，毕竟当局还是勉强承认她是一位作家，允许她住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而对人民的敌人的妻子，大城市根本就是禁区。

数十年间，这个女人都在逃亡中，奔波于庞大帝国的穷乡僻壤，在一个新地方刚安顿下来，一见到危险信号就又立即起程。作为不存在的人的身份，逐渐成为她的第二天性。她是一个小个子女人，瘦削，随着光阴流逝，她日益枯萎，仿佛要把自己变成某种无重量的东西似的，某种可以在出逃时刻轻易装入袋子里的东西。同样地，她实际上没有财物：没有家具，没有艺术品，没有藏书。那些书，哪怕是外文书，都不会在她手中停留太久：在读完或匆匆浏览之后，它们将被传到某个人手中——这也是书籍应当被对待的方式。在她最富裕的日子里，也即60年代末70年代初，她位于莫斯科郊区那个单间寓所里最昂贵的物件，是厨房墙壁上的一个布谷鸟自鸣钟。窃贼在这里会感到失望；还有那些带着搜捕令的人也会。

在西方出版她两卷回忆录《怀一线希望》(译注：中译本《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刘文飞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和《被放弃的希望》之后的那些“富裕”日子里，那个厨房成了名副其实的朝圣之所。几乎每隔一夜，在俄罗斯后斯大林时代还幸存下来的或新生人口中的最有才智者，就会围坐在那张长木桌前，它要比普斯科夫那个床架大十倍。她几乎让人觉得，她准备补偿数十年的贱民生活。不过，我怀疑她是否有这个想法，而且不知为什么，我记忆更深的是她在普斯科夫那个小房间；或坐在阿赫玛托娃列宁格勒寓所一张长沙发的边缘，她会一次又一次从普斯科夫非法来到那寓所；或从什克洛夫斯基的莫斯科寓所走廊深处出现，她在有了自己的寓所之前曾在那里小住过。也许我对这些记忆更深，是因为她作为一个被社会遗弃者、一个逃亡者或奥斯普·曼德尔施塔姆在一首诗中所说的“乞丐朋友”显得更自然，而她在生命其余日子里也一直维持这个形象。

想到她在六十五岁的时候写那两部回忆录，不禁使人心惊。在曼德尔施塔姆家中，奥斯普才是作家，她不是。如果她在那两部回忆录之前写过任何东西，那也是给朋友写信或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她也不是像某些人那样，在退休安度晚年时回忆漫长而多变故的一生。因为，她那六十五年并非完全正常。在苏联刑事制度中有一个条款特别规定在某些集中营服刑一年等于三年，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基于同样的理由，本世纪很多俄罗斯人的生命差不多像《圣经》中的家长那么长——而她与那些《圣经》中的家长多了一个共同点：献身于正义。

然而，并非仅仅是献身于正义促使她在六十五岁时坐下来利用她暂时喘息的时间来写这些书。使这些书得以问世的，是一种重演，也即独力把曾经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如实重演一次。我想到的是19世纪下半叶伟大俄罗斯散文的崛起。那散文，仿佛从天而降，仿佛有果而没有可追踪的因，但事实上只是19世纪俄罗斯诗歌的副产品。它为所有后来的俄语写作定了调，而最好的俄罗斯小说都可被视为那个世纪头二十五年俄罗斯诗歌所展示的心理微妙性和词汇微妙性的遥远回声和精细阐述。“大多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安娜·阿赫玛托娃曾说，“都是变老了的普希金主人公、变老了的奥涅金，如此等等。”

诗歌永远先于散文，在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生命中也是如此，并且以不止一种的方式。作为一位作家，以及作为一个人，她是两位诗人的产物，她的生命与他们无可阻挡地联结在一起：奥斯普·曼德尔施塔姆和安娜·阿赫玛托娃。而且，不仅因为第一个是她丈夫，第二个是她终生的朋友。毕竟，四十年的寡妇身份可以使最快乐的回忆变得黯淡（而就这宗婚姻而言，快乐回忆可谓少之又少，原因之一是这宗婚姻刚好碰上国家的经济荒废时期，这经济荒废是由革命、内战和最早那些五年计划造成的）。同样地，有那么一些年，她完全没有跟阿赫玛托娃见面，而在信中诉说心事又是根本不可能的。一般来说，纸是危险的。加强那条婚姻纽带和友谊纽带的，是一种技术性：即必须把原本可以写在纸上的东西，也就是两位诗人的诗作，都铭刻在记忆中。

在那个阿赫玛托娃所称的“前谷登堡时代”做这种事情的，肯定并非只有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一人。然而，日日夜夜反复背诵死去的丈夫的文字，显然不只是关系到愈来愈理解它们，而且关系到复活他本人的声音，也即他独有的语调，关系到他一种不管多么瞬息即逝的存在感，关系到明白他履行了那个“无论好坏”的协议中他应承担的部分，尤其是后半部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她背诵本人常常不在场的阿赫玛托娃的诗歌的时候，因为背诵机制一旦启动，便不想停下来。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作者、某些理念、某些伦理原则上——发生在所有那些不能以别的方式保存下来的事情上。

渐渐地，这些事情在她身上增长。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爱，那就是记忆。因此，背诵即是恢复亲密性。渐渐地，两位诗人的作品变成她的思维，变成她的身份。它们不仅为她提供了观察层面或视域角度；更重要的是，它们成为她的语言准则。因此当她着手写她的回忆录时，她必然会以他们的句子来衡量——那时已经不知不觉地、本能地衡量——她的句子。她的文字的清晰和无情，一方面反映了她的思想特点，另一方面在风格上也是塑造那思想的诗歌的必然后果。诗歌在本质上是语言的最高形式，这最高形式已因为她背诵丈夫的诗行而成为她的血肉，而她的回忆录在内容上和风格上，无非是这最高形式的附笔。

借用W. H. 奥登的话来说，伟大的诗歌把她“痛”入散文。确实是这样，因为那两位诗人的遗产只能用散文来发展或细说。在诗歌中，追随他们的，只能是模仿者。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换句话说，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的散文是语言本身唯一可以用来避免呆滞的媒介。同样地，它也是那个被两位诗人对语言的使用所塑造的心灵可利用的唯一媒介。因此，她的书并非仅仅是回忆录和两位伟大诗人的生活之指南，尽管它们非常出色地发挥了这类功能；这两本书还阐述这个民族的意识。至少，是这个民族的意识中可以抄写一份的那一部分。

因此，这种阐述导致对那个制度的控诉，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曼德尔施塔姆夫人这两部书实际上相当于在人间对她的时代及其文学进行末日审判——使这审判更有理的是，正是这个时代着手去建造人间乐园。同样一点不奇怪的是，克里姆林宫墙内墙外都不喜欢这些回忆录，尤其是第二部。我必须说，当局的反应要比知识界更诚实：当局只是把拥有这些书列为违法，违者会受处罚。至于知识界，尤其是莫斯科知识界，则因为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指控其中很多著名和不那么著名的人物事实上与当局合谋而陷入实际骚动，于是乎，她厨房里的人流立即显著地退潮。

有些人发表公开或半公开信，有些人做出不再握手的愤怒决定，友谊和婚姻因为争论她把这个或那个人视为告密者到底是对了还是错了而破裂。一位著名的异见分子抖动山羊胡子宣称：“她在我们整代人身上拉屎”；另一些人则赶紧跑去他们的乡间别墅关起门来写反回忆录。这已经是70年代初，约六年后，同一批人将因为索尔仁尼琴对犹太人的态度而发生同样严重的分歧。

文学界的意识中存在着某种东西，它难以忍受某个人的道德权威。他们默默接受存在着党第一书记或“元首”，如同默默接受存在着必要之恶，但他们会热烈地质疑一位先知。可以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被人告知你是一个奴隶，要比被人告知在道德上你是零更好消受些。毕竟，一只跌倒的狗不应被踢。然而，先知踢一只跌倒的狗，不是要干掉它，而是要使它站起来。对这些踢的抗拒，也即对一位作家的断言和指控的质疑，不是出于对真相的求知，而是出于知识界对奴役状态的沾沾自喜。因此，对文学界来说更无法忍受的是，那权威竟然不仅是道德上的，而且是文化上的——在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的例子中就是如此。

在这里，我想冒险再进一步。现实本身根本不值一提。是观念把现实提升为意义。而观念中存在着等级制（相应地，意义也存在着等级制），那些通过最精致和最敏感的棱镜获得的观念，居等级制之首。精致度和敏感度是由它们唯一的供应源传输给那个棱镜的：由文化，由文明，其主要工具是语言。因此，通过这样一个棱镜——获取它是人类的一个目标——来评估现实，是最准确的，也许甚至是最公正的。（可能随着上述说法而来的“不公平！”和“精英！”的呐喊，尤其是来自本地校园的呐喊，可以置之不理，因为文化当然是“精英”的，在知识领域奉行民主原则只会引向把智慧等同于白痴。）

正是拥有这个由20世纪俄罗斯最出色的诗歌提供的棱镜，而不是她的悲伤规模的独一无二性，使得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就她那一块现实作出的声明如此无可置疑。认为受苦能创造伟大艺术，这乃是一种可恶的谬误。受苦使人盲目，使人耳聋，使人毁灭，且常常使人死亡。奥斯普·曼德尔施塔姆在革命之前就是一位伟大诗人。还有安娜·阿赫玛托娃，还有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即使本世纪发生在俄罗斯的历史事件没有发生过，他们也会成为他们所成为的：因为他们有天赋。基本上，才能并不需要历史。

如果没有革命和接下去发生的其他一切，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会不会成为她所成为的？可能不会，因为她是在1919年认识她未来的丈夫的。但这个问题本身无关紧要；它使我们陷入可能性法则和历史决定论法则的阴暗领域。毕竟，她并不是因为本世纪俄罗斯发生的事情，才成为她所成为的人，反而是她不顾发生这些事情，而成为她所成为的。诡辩家的手指肯定会指出，从历史决定论观点看，“不顾”与“因为”乃是同义。那么关于历史决定论就此暂且打住吧，如果它如此在意人类某个“不顾”的语义学的话。

不过，却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也即，一个弱不禁风的六十五岁女人，竟然有能力放慢，如果不是在长远意义上阻挠，整个民族的文化解体。她的回忆录已不只是她的时代的证词；它们是在良心和文化之光下观照历史。在这光照下，历史畏缩，个人则意识到自己的选择：要么寻找那光源，要么对他本人犯下人类学罪。

她并没有想到要如此堂皇，也不是仅仅要报复那个制度。对她来说，这是一件私事，一件涉及她的性情、她的身份和塑造这个身份的东西的事。实际上，她的身份是由文化、由文化最好的产物塑造的：她丈夫的诗作。她试图保存的，并不是关于他的记忆，而是这些诗作。她在四十二年间成为的，并不是他的寡妇，而是这些诗的寡妇。当然，她爱他，但爱本身就是最精英的激情。它只有在文化脉络中才获得其立体感，因为它在心灵中所占的空间，远远多于在床上所占的空间。在那个脉络之外，它便平淡如单向度的小说。她是文化的寡妇，而我想，她最后爱她丈夫远甚于她最初嫁给他。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她这两本书的读者觉得它们如此难以忘怀。因为这个，也因为现代世界与文明面对面时的地位亦可以称为守寡。

如果她缺少任何东西，那是谦虚。在这方面，她跟她那两位诗人可谓大不相同。但话说回来，他们有他们的艺术，而他们的成就的品质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满意，使他们谦虚，或假装谦虚。她极其可怕地固执己见、绝对、躁动、乖戾、孤僻；她很多想法是半生不熟或只是在道听途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简言之，她有很多取胜方法，这，如果我们考虑到她在现实中和后来在想象中要应付的人物之规模，是一点也不令人吃惊的。最后，她的不宽容把很多人吓跑了，但这对她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她已厌倦于奉承，厌倦于被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罗伯特·麦克纳马拉（1916—2009）：曾任美国国防部长和世界银行行长。]和威利·费希尔[威利·费希尔（1903—1971）：苏联情报官员。]（鲁道夫·阿贝尔上校的真名）喜欢。她只想死在床上，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她期待死，因为“到那里我又可以跟奥斯普在一起了”。“不，”阿赫玛托娃听到这句话之后说,“你大错特错了。到那里现在是轮到我跟奥斯普在一起了。”

她的愿望成真了，她死在她的床上。这对她那一代俄罗斯人来说不是一件小事。无疑，将有些人冒出来高呼她误解她的时代，说她落在那列奔向未来的历史火车背后。嗯，就像她那一代几乎所有的俄罗斯人一样，她太清楚那列奔向未来的火车会停在集中营或毒气室。她很幸运，她错过了它；我们很幸运，她把路线告诉了我们。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1972年5月30日在莫斯科，在她那个厨房里。那是下午晚段，她坐着，抽烟，在角落，在由那个高橱柜投向墙上的深浓阴影里。那阴影是如此深浓，你只能看到她的香烟的微燃和那双穿透性的眼睛。其余——方形披巾下她那细小皱缩的身子，她的双手，她那张苍白的椭圆形脸，她那灰烬似的白发——全都被黑暗吞没。她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篝火的残余，像一小撮余烬，如果你摸一摸它，就会被灼伤。

1981年

‍《小于一》，约瑟夫·布罗茨基著，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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